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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更多自由和弹性的渴求改变了我们的职场生活。戴姆勒公司的一个大型实验项目清楚地展示出，这对员工和公司意味着什么。
德国斯图加特市的一家餐厅，阳光刺眼，索伦·浦西眯起眼睛。30岁的他坐在高脚凳上，他面前狭窄的早餐桌上放着笔记本电脑。他背部弯曲，双腿交叉，敲打着键盘。从人体工学角度来看，可谓一场灾难。
平时，汽车制造商戴姆勒人事部助理索伦·浦西在一个三人间办公室中工作，坐在一把保护背部的椅子上，在一张可调节高度的写字桌前和至少500流明的光照下工作。这一切都符合德国对工作环境的规定，但是他对工会和职业病医生努力多年争取到的权益并不感兴趣。
今天，他穿着慢跑裤在家准备PPT，这期间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浓咖啡，有时停下来休息，还打开健身软件“Freeletics”，按健身计划锻炼了一个小时。接下来，他懒洋洋地坐在一个沙发椅中，将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上，继续打字。不需要数小时堵在路上，不需要在办公室中开会。“感觉非常放松。”浦西说。自由，自主，灵活——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工作，就是完美的工作日。
众望所归的弹性工作制？
安娜特·拉克罗伊克斯的办公室宽敞明亮，但她每周会在家办公一天。
戴姆勒公司的这名员工参与了一个独特的项目。自去年夏天起，这个跨国汽车公司就开始改造员工们的日常了。首先是进行了一项关于“未来企业内部互联网”主题的大型在线调查，共有33400名员工参加。我们想如何工作？他们在问卷上画钩，阐述自己的想法。我的工作和生活要如何才能协调起来？什么让我烦恼？我需要什么？一共130个问题，生成了一张长长的愿望单。
公司董事会主席迪特尔·蔡澈允诺他的员工们：“我倾听你们的声音。我想让你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美好。”此外，为了争取最优秀的人才，他还想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企业哲学。“等级结构、会议文化、效率评估——这一切都将受到检验。”他宣布，“唯一的规定就是：没有规定。”对于这个传统上独裁而等级分明的公司来说，这可谓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索伦·浦西喜欢在咖啡馆办公，平时他一般坐在一个三人间办公室里工作。
最后，老板想和员工签订一项协议。“它将对接下来好几十年都适用。”人事经理威尔弗里德·珀尔斯说。这个项目的科学性由弗劳恩霍夫劳动经济和组织研究所实时跟进监督，这在历史上也具有首创性。而且，德国最大的工会IG Metall也支持这一计划。“对我们来说，戴姆勒公司在构筑数字化职业生活方面起着灯塔式作用。”工会主席约尔格·霍夫曼说。这里取得的成果，不管是法律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都可以在其他所有地方实现。
乌尔苏拉·施瓦茨巴特在戴姆勒负责“劳动文化”。她的办公室位于下图尔克海姆的工厂里，处于废弃的董事会塔楼的阴影中。据施瓦茨巴特介绍，这里有来自150个国家的员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愿望，但是几乎已经没人想按照整齐划一、朝九晚五的节奏工作了。
在被问到的同事中，有约80%称，他们想更加灵活机动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不管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单亲妈妈，还是这位55岁的部门经理。“有人想上午去税务局报个税，晚上再加班。”施瓦茨巴特说，“有人则想带着家里的狗去看兽医，到了周末再将缺失的几个小时补起来。”
这样的愿望乍一听似乎微不足道：一周有半天的自由，听起来并不像一场革命。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并能将之实现，那么整个公司都必须对例行安排和会议进行调整。慕尼黑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安德里亚斯·波尔斯称之为经济界的“历史性重大事件”，并表示“我们将迎来一种全新的职场文化”。
丹尼尔·施拉梅尔中午会去田间慢跑，之后再回到办公桌前工作。
毕竟，戴姆勒员工的这一渴望已经在越来越多人心中生根发芽。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大部分德国雇员都希望能在家办公，来自未来工作研究所的威尔纳·艾希霍斯特预测：“在接下来5-10年，弹性工作制将成为德国经济界的主题。”
目前就已经有无数公司试着为员工引入更多弹性了，但是迄今为止，大部分公司都还没有加深这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在所有员工中只有12%有时会在家办公，“尽管理论上40%的员工都有在家办公的可能性。”DIW研究员卡尔·布伦克说。目前几乎所有在家办公的员工都还依赖于公司老总的善意，因为对此并没有可靠的规定。
当然，并不是所有工作都适合采用弹性工作制，在德国有着约17万员工的戴姆勒公司也不例外。在组装线上工作的员工就不像在行政和研发岗位上工作的82500位员工那样容易请假。所以能够适用新模式的，首先是办公室工作。将来，全体职员都能共享自由。
在家办公变为自我剥削？
安娜特·拉克罗伊克斯穿着灰领衬衣和西装裤。16年前她开始在戴姆勒工作。“那时没有人有‘在家办公’的概念，我也从未想过向公司要求在家办公。”拉克罗伊克斯说。如今求职者在参加面试时就会问她：在贵公司工作，可以早走吗？ 这是80后出生的一代人提出的典型问题。这些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自信年轻人感觉到，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正在如何向对他们利好的方向发生着变化。他们可以更加仔细地挑选工作，实现自己的想法。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自主权。独立已经取代昂贵的单位公车，成为新型地位象征。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据云等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使得这代人对独立自主的追求觉醒了。
卡塔利娜·布勒克和卡特琳·霍贝尔共同担任一个全职领导职位。
现在，在戴姆勒公司已经鲜见台式机了，大部分员工都配备了笔记本电脑。他们可以在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通过任何无线局域网接入企业内网。这就是戴姆勒项目中的“永远在线”版块。
拉克罗伊克斯一般每周提前离开办公室一次。她住在约100公里外的施图滕塞市，如果路况良好，车程为一个小时。站在家里的餐厅，她可以透过一道玻璃看到她的孩子们在高半层的地方玩耍。她享受着这样的下午，教孩子们做家庭作业，准备晚餐，晚上8点孩子上床睡觉后她又会再次打开她的笔记本电脑。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双赢局面吗？还是一种终将以精疲力竭收场的没有了“下班状态”的生活？
弹性工作的优点很快就显露出来：通勤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都降低了，很多人在独处时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私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矛盾冲突减少了，工作积极性提升了。“但是所有这些只有在能够清晰区分工作和私生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来自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约瑟芬·霍夫曼说。全程跟进了戴姆勒项目的她表示，这对很多人而言，都很难做到。
和有些上级担心的不同，在家办公的人在工作上并不是更懒散，而是更拼命——据DIW数据，平均周工时约为46小时。他们想表达感激，也想证明，在家办公的他们也确实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早上，在吃鸡蛋和果酱面包的间隙，他们就开始思考工作方案;中午老板打来电话，于是他们的面条煮糊了;晚上为了“快速查一下”邮件，他们错过了《罪案现场》播放时间。如果不能足够自律，在家办公很容易演变成自我剥削。
长期以来，工会一直要求职员们拥有“无法联系状态”的权利。他们忧心忡忡地观察到，曾经如此神圣的下班后时光正越来越多地被侵占。但是这次，攻击却来自己方阵营——员工们想在晚上和周末工作。到底要怎么协调这种矛盾呢？而这正是戴姆勒公司几个月来探究的核心问题。“我们试着找到一条出路，既能保护员工，又不会让他们失去自决权。”戴姆勒工会委员会主席米夏尔·布莱希特说，“这并不是小事。”
新式自由带来的新风险
在这个美好的全新职场中，高效率的员工日益成为他们自己的老板，为自己赢得了自由。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未受到法律保护。之前由公司承担的风险，如今转移到了他们身上。很多人并不清楚要如何应对这种新式自由。当压力和健康负担加重时，他们只能自己面对。“因此不该有人被强迫采取这种工作方式。”戴姆勒工会委员会主席布莱希特说。
如果安娜特·拉克罗伊克斯40人团队中的某人某天想在家办公，只需和她说一声，并在Outlook日历中填上自己的缺席情况，以使团队中的所有人都对此一目了然。拉克罗伊克斯通过电话或视频完成约95%的会议和会谈。到目前为止，这位经理都还没有什么糟糕的经历。她表示，在家办公的员工都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同时她也看到了界限：一周在家办公一两天是OK的，但是如果更频繁，就会让情况变得棘手，难以控制。
控制——这是第二个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如果员工不再每天坐在办公室里8小时，要怎样有效领导他们呢？
答案是，必须引入新的控制参数。更大的空间和时间独立性使得更加精确地衡量工作成果成为必然选择。“最后我们找到的解决方案肯定是，更看重工作成果，而不是为此所花费的工作时间。”首席人力资源官珀尔特说。出勤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成果。
将来，戴姆勒会和员工协商个人目标。可能是量级目标，例如处理的文件数量，也可能是质级目标，例如一次做得很好的PPT展示，或是开发出一个新的雨刮。目标工作成果由领队准确定义，和实际完成情况进行比对，并以Excel表格和SAP程序的形式公布偏差。和员工的谈话不再是一年进行一次，而是根据职位和部门的不同以每周或每月的频率进行。
对于领队和经理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彻底调整自己的领导行为。对于员工则意味着：职场中的保护状态消失了。对于员工的状态低迷期和小错误，不再存在容忍的空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套完全的工作成果控制体系，从而产生了一种现代形式的计件工作模式。
霍尔格·艾克为戴姆勒的内部交流提出IT策略，他个人也对工作和放松的正确平衡做了很多思考。下班后，人们常常能在斯图加特的瑜伽工作室Yoga-Ma中见到他。艾克摊开他的蓝色瑜伽垫，毫不费力地倒立起来，做出“骆驼”和“士兵”动作。4年前，为了参加成为一名瑜伽教师的培训，他休假了一年。
他说，他想为自己创造一个和总是理智的梅赛德斯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
休假归来后，他又开始了全职工作。但后来他一再减少周工作时间——最后减至只有30小时，因为他想在上班的同时就“注意力实践”领域进行深造。他现在挣得更少了，但这并未对他的职场生活造成负面影响。2014年有600名戴姆勒员工享受到最长一年的休假。将来，这将作为公司新文化的一部分，成为理所当然的员工福利。艾克认为这很好。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雇主不再承担这样的任务。
法律没有跟上时代发展
当然，戴姆勒也已经实行兼职模式多年。和大部分其他德国公司一样，对于在家办公，这个汽车制造公司多年来一直在一片不透明的丛林中摸索前进。目前可以有上百种模式，大部分均是和直接领导私下商定，因此很是随意。公司改革的一个大目标就是，对所有问题进行规整，为所有人规定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我可以在晚上8点后接一个重要的工作电话吗？到目前为止的官方答案都是：不可以。目前通用的企业协议规定核心工作时间为6-20点。想在这个时间段之外工作的人，必须给出书面申请和详尽的理由。但是谁真正这样做了？
晚上10点还在查看邮件，早上7点又坐在了办公桌边？对所有德国职员来说，这都是非法的。《劳动法》规定下班时间至少要有11小时。周日在咖啡馆补上两个小时的工时，因为在工作日不想错过女儿的戏剧表演，或是必须把汽车拿去修理？在德国，这样做在两方面触犯了法律。一方面，周日和假日工作必须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日的工资，因此必须得到许可。另一方面，在咖啡馆中工作并不符合在德国适用的工作场合规定，其对于办公室工位的样子有非常详尽的规定，而这正是工会为了保护员工而争取下来的权利。
人事经理珀尔特说：“数字新时代遇到了古老的陈腐规定和过度的官僚主义。”现有法律立足于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工作观。“如今很多规定都已变得荒谬无比，无法再起到保护员工的作用了。”珀尔特说。
共同担任一个全职领导职位的两位兼职妈妈
戴姆勒公司员工卡塔利娜·布勒克和卡特琳·霍贝尔分别是两个孩子和一个孩子的妈妈。在食堂吃通心粉的同时，她们为自己的工作二人小组做计划。她们一起申请了审计部的部门主管一职，写了两份一致的职位申请信，并把它们同时寄了出去。“从技术上来说，还没有一起完成网络求职的可能性。”布勒克说。
她们分享一份工作。这种模式使得兼职人员担任必须全职工作的领导职位成为可能。这样，不能或不想全职工作的员工也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就。一周的前一半时间是霍贝尔上班，后一半时间是布勒克上班。周三她们在共同的办公室中会面，完成工作交接，谈论正在进行的项目，为她们小组的每一位成员确定具体任务。“我们部门实行的这种模式，真可谓创新性的破冰之举。”霍贝尔说。
两人表示，这有点像一段美满的婚姻，必须完全信任彼此，公开坦诚交流，否则对协调性的高度要求会侵蚀掉双方很多时间。两人对外时总是意见一致，在人事部的文件中得到的是共同的评价。只有当一人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另一人却还想获得更大的职场成功时，这个二人小组才会分开。对于布勒克和霍贝尔而言，目前这还不成问题。不久，她们还想在她们的团队中建立起另一个像她们一样的二人小组。
适合未来的工作方式
在整个公司，员工们都在为未来做准备。目前，133个研习会中的董事、员工和工会都在系统化分析和阐释大调查的结果，就权利和义务进行辩论和协商，包括技术细节、工作成果监控参数和法律问题，最后会产生一个新的公司协议。
公司将会出现新的奖励和激励机制。除了年终奖，将来员工还可以选择其他福利，甚至可以考虑去看F1比赛。将来，在戴姆勒工厂还会设有私人包裹收件处和清洁、洗衣服务。每个部门都可以设立自己的“休闲厅”，里面摆放的沙发和桌子可以从宜家产品目录中选择一种类型。而且，员工的着装风格也会更加随意，美国不使用敬称的文化将成为常态。
最重要的革新是：将来，员工们不必总是在办公室里工作了，就连组装车间的员工们也不例外。一些组装车间已经开始采用灵活的模式，对僵化的换班时间重新进行规划，在流水线边为员工争取到更多自由。“虽然目前还没有对此进行成熟的思考，但是可以想象，将来我们可能会在员工的私人车库里组装我们的发动机。”戴姆勒劳工政策主管奥斯卡·赫尔说。
[译自德国《明星》]
德国斯图加特市的一家餐厅，阳光刺眼，索伦·浦西眯起眼睛。30岁的他坐在高脚凳上，他面前狭窄的早餐桌上放着笔记本电脑。他背部弯曲，双腿交叉，敲打着键盘。从人体工学角度来看，可谓一场灾难。
平时，汽车制造商戴姆勒人事部助理索伦·浦西在一个三人间办公室中工作，坐在一把保护背部的椅子上，在一张可调节高度的写字桌前和至少500流明的光照下工作。这一切都符合德国对工作环境的规定，但是他对工会和职业病医生努力多年争取到的权益并不感兴趣。
今天，他穿着慢跑裤在家准备PPT，这期间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浓咖啡，有时停下来休息，还打开健身软件“Freeletics”，按健身计划锻炼了一个小时。接下来，他懒洋洋地坐在一个沙发椅中，将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上，继续打字。不需要数小时堵在路上，不需要在办公室中开会。“感觉非常放松。”浦西说。自由，自主，灵活——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工作，就是完美的工作日。
众望所归的弹性工作制？
戴姆勒公司的这名员工参与了一个独特的项目。自去年夏天起，这个跨国汽车公司就开始改造员工们的日常了。首先是进行了一项关于“未来企业内部互联网”主题的大型在线调查，共有33400名员工参加。我们想如何工作？他们在问卷上画钩，阐述自己的想法。我的工作和生活要如何才能协调起来？什么让我烦恼？我需要什么？一共130个问题，生成了一张长长的愿望单。
公司董事会主席迪特尔·蔡澈允诺他的员工们：“我倾听你们的声音。我想让你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美好。”此外，为了争取最优秀的人才，他还想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企业哲学。“等级结构、会议文化、效率评估——这一切都将受到检验。”他宣布，“唯一的规定就是：没有规定。”对于这个传统上独裁而等级分明的公司来说，这可谓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最后，老板想和员工签订一项协议。“它将对接下来好几十年都适用。”人事经理威尔弗里德·珀尔斯说。这个项目的科学性由弗劳恩霍夫劳动经济和组织研究所实时跟进监督，这在历史上也具有首创性。而且，德国最大的工会IG Metall也支持这一计划。“对我们来说，戴姆勒公司在构筑数字化职业生活方面起着灯塔式作用。”工会主席约尔格·霍夫曼说。这里取得的成果，不管是法律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都可以在其他所有地方实现。
乌尔苏拉·施瓦茨巴特在戴姆勒负责“劳动文化”。她的办公室位于下图尔克海姆的工厂里，处于废弃的董事会塔楼的阴影中。据施瓦茨巴特介绍，这里有来自150个国家的员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愿望，但是几乎已经没人想按照整齐划一、朝九晚五的节奏工作了。
在被问到的同事中，有约80%称，他们想更加灵活机动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不管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单亲妈妈，还是这位55岁的部门经理。“有人想上午去税务局报个税，晚上再加班。”施瓦茨巴特说，“有人则想带着家里的狗去看兽医，到了周末再将缺失的几个小时补起来。”
这样的愿望乍一听似乎微不足道：一周有半天的自由，听起来并不像一场革命。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并能将之实现，那么整个公司都必须对例行安排和会议进行调整。慕尼黑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安德里亚斯·波尔斯称之为经济界的“历史性重大事件”，并表示“我们将迎来一种全新的职场文化”。
毕竟，戴姆勒员工的这一渴望已经在越来越多人心中生根发芽。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大部分德国雇员都希望能在家办公，来自未来工作研究所的威尔纳·艾希霍斯特预测：“在接下来5-10年，弹性工作制将成为德国经济界的主题。”
目前就已经有无数公司试着为员工引入更多弹性了，但是迄今为止，大部分公司都还没有加深这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在所有员工中只有12%有时会在家办公，“尽管理论上40%的员工都有在家办公的可能性。”DIW研究员卡尔·布伦克说。目前几乎所有在家办公的员工都还依赖于公司老总的善意，因为对此并没有可靠的规定。
当然，并不是所有工作都适合采用弹性工作制，在德国有着约17万员工的戴姆勒公司也不例外。在组装线上工作的员工就不像在行政和研发岗位上工作的82500位员工那样容易请假。所以能够适用新模式的，首先是办公室工作。将来，全体职员都能共享自由。
在家办公变为自我剥削？
安娜特·拉克罗伊克斯穿着灰领衬衣和西装裤。16年前她开始在戴姆勒工作。“那时没有人有‘在家办公’的概念，我也从未想过向公司要求在家办公。”拉克罗伊克斯说。如今求职者在参加面试时就会问她：在贵公司工作，可以早走吗？ 这是80后出生的一代人提出的典型问题。这些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自信年轻人感觉到，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正在如何向对他们利好的方向发生着变化。他们可以更加仔细地挑选工作，实现自己的想法。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自主权。独立已经取代昂贵的单位公车，成为新型地位象征。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据云等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使得这代人对独立自主的追求觉醒了。
现在，在戴姆勒公司已经鲜见台式机了，大部分员工都配备了笔记本电脑。他们可以在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通过任何无线局域网接入企业内网。这就是戴姆勒项目中的“永远在线”版块。
拉克罗伊克斯一般每周提前离开办公室一次。她住在约100公里外的施图滕塞市，如果路况良好，车程为一个小时。站在家里的餐厅，她可以透过一道玻璃看到她的孩子们在高半层的地方玩耍。她享受着这样的下午，教孩子们做家庭作业，准备晚餐，晚上8点孩子上床睡觉后她又会再次打开她的笔记本电脑。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双赢局面吗？还是一种终将以精疲力竭收场的没有了“下班状态”的生活？
弹性工作的优点很快就显露出来：通勤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都降低了，很多人在独处时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私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矛盾冲突减少了，工作积极性提升了。“但是所有这些只有在能够清晰区分工作和私生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来自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约瑟芬·霍夫曼说。全程跟进了戴姆勒项目的她表示，这对很多人而言，都很难做到。
和有些上级担心的不同，在家办公的人在工作上并不是更懒散，而是更拼命——据DIW数据，平均周工时约为46小时。他们想表达感激，也想证明，在家办公的他们也确实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早上，在吃鸡蛋和果酱面包的间隙，他们就开始思考工作方案;中午老板打来电话，于是他们的面条煮糊了;晚上为了“快速查一下”邮件，他们错过了《罪案现场》播放时间。如果不能足够自律，在家办公很容易演变成自我剥削。
长期以来，工会一直要求职员们拥有“无法联系状态”的权利。他们忧心忡忡地观察到，曾经如此神圣的下班后时光正越来越多地被侵占。但是这次，攻击却来自己方阵营——员工们想在晚上和周末工作。到底要怎么协调这种矛盾呢？而这正是戴姆勒公司几个月来探究的核心问题。“我们试着找到一条出路，既能保护员工，又不会让他们失去自决权。”戴姆勒工会委员会主席米夏尔·布莱希特说，“这并不是小事。”
新式自由带来的新风险
在这个美好的全新职场中，高效率的员工日益成为他们自己的老板，为自己赢得了自由。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未受到法律保护。之前由公司承担的风险，如今转移到了他们身上。很多人并不清楚要如何应对这种新式自由。当压力和健康负担加重时，他们只能自己面对。“因此不该有人被强迫采取这种工作方式。”戴姆勒工会委员会主席布莱希特说。
如果安娜特·拉克罗伊克斯40人团队中的某人某天想在家办公，只需和她说一声，并在Outlook日历中填上自己的缺席情况，以使团队中的所有人都对此一目了然。拉克罗伊克斯通过电话或视频完成约95%的会议和会谈。到目前为止，这位经理都还没有什么糟糕的经历。她表示，在家办公的员工都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同时她也看到了界限：一周在家办公一两天是OK的，但是如果更频繁，就会让情况变得棘手，难以控制。
控制——这是第二个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如果员工不再每天坐在办公室里8小时，要怎样有效领导他们呢？
答案是，必须引入新的控制参数。更大的空间和时间独立性使得更加精确地衡量工作成果成为必然选择。“最后我们找到的解决方案肯定是，更看重工作成果，而不是为此所花费的工作时间。”首席人力资源官珀尔特说。出勤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成果。
将来，戴姆勒会和员工协商个人目标。可能是量级目标，例如处理的文件数量，也可能是质级目标，例如一次做得很好的PPT展示，或是开发出一个新的雨刮。目标工作成果由领队准确定义，和实际完成情况进行比对，并以Excel表格和SAP程序的形式公布偏差。和员工的谈话不再是一年进行一次，而是根据职位和部门的不同以每周或每月的频率进行。
对于领队和经理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彻底调整自己的领导行为。对于员工则意味着：职场中的保护状态消失了。对于员工的状态低迷期和小错误，不再存在容忍的空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套完全的工作成果控制体系，从而产生了一种现代形式的计件工作模式。
霍尔格·艾克为戴姆勒的内部交流提出IT策略，他个人也对工作和放松的正确平衡做了很多思考。下班后，人们常常能在斯图加特的瑜伽工作室Yoga-Ma中见到他。艾克摊开他的蓝色瑜伽垫，毫不费力地倒立起来，做出“骆驼”和“士兵”动作。4年前，为了参加成为一名瑜伽教师的培训，他休假了一年。
他说，他想为自己创造一个和总是理智的梅赛德斯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
休假归来后，他又开始了全职工作。但后来他一再减少周工作时间——最后减至只有30小时，因为他想在上班的同时就“注意力实践”领域进行深造。他现在挣得更少了，但这并未对他的职场生活造成负面影响。2014年有600名戴姆勒员工享受到最长一年的休假。将来，这将作为公司新文化的一部分，成为理所当然的员工福利。艾克认为这很好。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雇主不再承担这样的任务。
法律没有跟上时代发展
当然，戴姆勒也已经实行兼职模式多年。和大部分其他德国公司一样，对于在家办公，这个汽车制造公司多年来一直在一片不透明的丛林中摸索前进。目前可以有上百种模式，大部分均是和直接领导私下商定，因此很是随意。公司改革的一个大目标就是，对所有问题进行规整，为所有人规定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我可以在晚上8点后接一个重要的工作电话吗？到目前为止的官方答案都是：不可以。目前通用的企业协议规定核心工作时间为6-20点。想在这个时间段之外工作的人，必须给出书面申请和详尽的理由。但是谁真正这样做了？
晚上10点还在查看邮件，早上7点又坐在了办公桌边？对所有德国职员来说，这都是非法的。《劳动法》规定下班时间至少要有11小时。周日在咖啡馆补上两个小时的工时，因为在工作日不想错过女儿的戏剧表演，或是必须把汽车拿去修理？在德国，这样做在两方面触犯了法律。一方面，周日和假日工作必须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日的工资，因此必须得到许可。另一方面，在咖啡馆中工作并不符合在德国适用的工作场合规定，其对于办公室工位的样子有非常详尽的规定，而这正是工会为了保护员工而争取下来的权利。
人事经理珀尔特说：“数字新时代遇到了古老的陈腐规定和过度的官僚主义。”现有法律立足于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工作观。“如今很多规定都已变得荒谬无比，无法再起到保护员工的作用了。”珀尔特说。
共同担任一个全职领导职位的两位兼职妈妈
戴姆勒公司员工卡塔利娜·布勒克和卡特琳·霍贝尔分别是两个孩子和一个孩子的妈妈。在食堂吃通心粉的同时，她们为自己的工作二人小组做计划。她们一起申请了审计部的部门主管一职，写了两份一致的职位申请信，并把它们同时寄了出去。“从技术上来说，还没有一起完成网络求职的可能性。”布勒克说。
她们分享一份工作。这种模式使得兼职人员担任必须全职工作的领导职位成为可能。这样，不能或不想全职工作的员工也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就。一周的前一半时间是霍贝尔上班，后一半时间是布勒克上班。周三她们在共同的办公室中会面，完成工作交接，谈论正在进行的项目，为她们小组的每一位成员确定具体任务。“我们部门实行的这种模式，真可谓创新性的破冰之举。”霍贝尔说。
两人表示，这有点像一段美满的婚姻，必须完全信任彼此，公开坦诚交流，否则对协调性的高度要求会侵蚀掉双方很多时间。两人对外时总是意见一致，在人事部的文件中得到的是共同的评价。只有当一人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另一人却还想获得更大的职场成功时，这个二人小组才会分开。对于布勒克和霍贝尔而言，目前这还不成问题。不久，她们还想在她们的团队中建立起另一个像她们一样的二人小组。
适合未来的工作方式
在整个公司，员工们都在为未来做准备。目前，133个研习会中的董事、员工和工会都在系统化分析和阐释大调查的结果，就权利和义务进行辩论和协商，包括技术细节、工作成果监控参数和法律问题，最后会产生一个新的公司协议。
公司将会出现新的奖励和激励机制。除了年终奖，将来员工还可以选择其他福利，甚至可以考虑去看F1比赛。将来，在戴姆勒工厂还会设有私人包裹收件处和清洁、洗衣服务。每个部门都可以设立自己的“休闲厅”，里面摆放的沙发和桌子可以从宜家产品目录中选择一种类型。而且，员工的着装风格也会更加随意，美国不使用敬称的文化将成为常态。
最重要的革新是：将来，员工们不必总是在办公室里工作了，就连组装车间的员工们也不例外。一些组装车间已经开始采用灵活的模式，对僵化的换班时间重新进行规划，在流水线边为员工争取到更多自由。“虽然目前还没有对此进行成熟的思考，但是可以想象，将来我们可能会在员工的私人车库里组装我们的发动机。”戴姆勒劳工政策主管奥斯卡·赫尔说。
[译自德国《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