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恰逢计划生育严查期，于是，极度不安的母亲为了让我顺利出生，驾起驴车赶了六十里路，把我藏在了我大姨家。
　　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就与那一座院子和三间房子联系起来，很难分割。
　　记得院子里有猪圈，还有一片糖萝卜地。房后是玉米地，冬天的时候，那些熟透的玉米会被掰下来，留下的杆子立在寒风里，或者被砍下来填进灶台，点燃后散发温热。
　　在玉米地与老房子连接的地陇上，有过一个很深的兔子洞，老兔子被家里的黑狗咬死后，我和母亲就将洞里的几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兔子抱回家。厨房里有一个破旧的风箱，我把那几只兔子放进风箱，安全而且暖和。
　　或许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养护经验，不久它们夭折得只剩下一只，纯白色。于是我对它格外珍惜，爱护得很。
　　春天到来，土地开始松软，我和母亲在老房子的墙角挖了一个深坑，母亲说兔子的打洞能力很强，于是又在坑里铺了一层红砖。挑了最柔软的的干草，铺在地砖上，
　　陕北的春天风沙很大，还没有完全长全的树叶被风吹得零落。戴着防风纱巾的母亲一手叉着腰，另一只手里握着铁锹对我说，兔子长大了会生很多小兔子，她要留下几只亲手养育。兔子有些慌乱地在它的新家里嗅着，熟悉着环境。
　　后来每次放骡子的时候，我都不忘给白兔拔一些鲜绿的草。等到菜园里的油菜和白菜长得稍大一些，我瞒着母亲拔下草来给兔子改善伙食。
　　我偶尔会把它从窝里抱出来晒晒太阳，或者抱到晒粮食的大场上向同龄的孩子炫耀。邻居明明年纪最大，个子也高，所有小孩子都听他的号令。他不喜欢我这个外来的小孩，就像他父母不喜欢我母亲一样。
　　那个时候的陕北农村还很贫困，吃鲜肉的次数少，只有赶集或者节令时才能解馋。谁家买了鲜肉，都会给附近的邻居送一小碗。明明家离我们最近，没给我们送过一次鲜肉。反倒是母亲，每次吃肉的时候，都会用很大的洋瓷碗装一碗让我给他送去。肉块都很大，连着骨头。这是讨好的表示。无依无靠的单亲外来户受到排挤是再寻常不过的。
　　夏天，我的白兔子已经长大，到了可以交配的时候。明明到我家的兔窝“视察”一番，说要借兔子给他们家的母兔配种。我和母亲让他把兔子带回了家，说好过几日便还回来。
　　夏季的农村很忙，每天放学回家帮大姐干完地里的活之后，我就会拿着手电筒跑到明明家看我家的兔子，他们家的兔窝也在墙角。我不跟他们打招呼，只是看一眼就离开。他家的狗察觉到我的存在，但不会叫得太大声，也许它知道我才是这兔子的主人。秋天的时候，母兔下了一窝小兔子。
　　兔子在他们家待得太久，早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决定去要回我的兔子。母亲告诉我，她打算从姥爷家要一只母兔，到第二年春天，我们家的兔子也会和明明家的一样多。
　　我翻过低矮的围墙，来到兔子窝旁边。小兔子已经很大，兔窝有些拥挤了。我告诉明明要把兔子抱回家，還向他炫耀了母亲的打算。他拿着一个苹果从屋子里走出来，没说话，只示意让我回去。我知道了他的意图，他是要霸占我家的兔子，就像他父母把我们两家公用的地陇铲平种菜一样。
　　忘记和他争执了多久，能够回忆起来的，是我被打得流了鼻血，又眼睁睁看着他抢过兔子，用一根粗木棒在兔头上敲了好几下，声音清脆。兔子在空中蹬了几下，身子舒展开来，被丢在地上，再没动弹。
　　母亲闻讯而来，只是客气地回复了明明母亲的道歉，一手拉着我，一手提着被打死的兔子，离开了。回到家后，母亲给兔子剥皮，姐姐忙着拾捡柴火。我坐在院子里，直到天黑。回过头看向那三间房子，只有厨房透出轻微的光亮，母亲戴着围裙忙碌着，灶火已经亮堂了起来。
　　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这微亮的房子、冷清的院子就是我的家，这发生的一切就是我的生活。
　　我端着满满当当的一碗兔子肉送去明明家。黑狗闻到了兔肉的香味，开始对着我狂吠。我把母亲交代的话一字不差地说给明明母亲，她回屋子给我端来一盘苹果，让我拿回去吃。
　　我端着苹果回到院子里，看着月光照在三间房屋上，偷偷地哭了。
　　二
　　那三间房子已经有些年头，夏天每逢下雨，大房就会漏水，炕上和地上也会摆满大大小小接水的盆子。屋里没了下脚的地儿，母亲干脆带着我们仨去厨房炒瓜子——每到下雨天，我们家都会炒瓜子。
　　姐姐在烧火，她一手往灶膛里喂柴火，一手拉着风箱，动作很小。我看着灶火把姐姐的衣服和头发都照得变了颜色，很温暖。母亲也很温暖的样子，她套上黑色的围裙，没有用铲子，而是抓着一把筷子，翻炒着锅里的瓜子，声音密密麻麻地响，很热闹，她又回过头来对我和姐姐说，等庄稼收拾停当，卖了钱，把这个老屋子收拾收拾。
　　玉米掰了好些日子才收回到院子里，糖萝卜也是，向日葵已经收拾好了，还没晾干就有城里来的人收走了，价钱不错。于母亲就真的开始盘算着修房子，她说要从房顶开始，油毡太贵，铺几层塑料布，再往塑料布上盖上一层胶土，和油毡的防漏效果就差不离了。
　　那是冬天的第一场雪，不算大，薄薄地落在地上，温度已经很低，没能消融，留住了。村子的南头是一个镇子，有几座二层小楼，每次的集市都在那里。那天母亲坐着邻居的拖拉机到集市上买塑料布，还有过冬的用品。
　　很晚，母亲被人送回了家，右脚肿得很厉害，颜色乌青。她从拖拉机上摔了下来，也不知道骨折与否，被抬回家来。
　　母亲和姐姐很伤感，房子修不了了，但塑料布已经买回来了，如果不好好防护，很可能被风化，浪费了钱。
　　房子还是要修的。我说。
　　我和姐姐们接手了修房子的事。把胶土运回家再铺上房顶，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中途还出了一次意外。
　　大姐在厨房给母亲做饭的时候，被漏电的电线击中。等我赶到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地上，没什么意识了。大姐头发毛糙，手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绝望和恐惧瞬间淹没了我。我疯狂地摇晃着大姐，身子颤抖起来，直到她苏醒过来，我才放肆地嚎啕大哭。 　　家里的主力都卧床休养，剩下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母亲说，修房的事以后再说。
　　房子是一定要修的。我说。
　　在胶土还没有被冻实之前，我和二姐驾着骡车到村子西头的水塘边。无论村里谁家盖房子、修房子，都会到塘边取胶土，这儿的胶土黏性很好。舅舅赶来帮我们把胶土搬到房顶上，铺好塑料布。弄停当后从房顶上下来。我心里有了很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来年下再大的雨也不用拿盆子接水了。
　　母亲没有评价工程的好坏，只是说了句：呀，我们蓉蓉和辉娃长大了！
　　三
　　村子里陆续有人外出打工，留下一片又一片土地。母亲把那些空留的土地包了下来，每一亩地的租金是两袋玉米或是别的。母亲又和我们在院子的北边开了一小片地，翻好几遍，撒上粪，再翻回去。我们在那一小片地上种了第一拨儿西瓜。
　　突然就觉着日子红火了起来。
　　同样这样想的，还有很多父亲的债主。
　　我似乎已经忘记了父亲的存在。他欠下许多赌债。母亲当年带我们离开，也是不想与他和债务有牵扯。可在我们家收成最好的时候，那些债主就结伙来向母亲收父亲的旧账了。
　　一群穿着黑色衣服的人围着院里的玉米和糖萝卜晃悠着，我明白他们的盘算。
　　母亲把柜子里的茶叶给他们泡着喝了，还放了白糖，不知道他们和母亲说了什么，只记得没有发生争吵。
　　等到那群人离开，天已经暗了。“他們要把咱们的庄稼拿走卖了，顶你爸的旧账。”母亲心情不好，不过我分不清她的不高兴是因为旧账还是因为再一次地想到了父亲。
　　我和姐姐看得很开，觉得没什么值得愤恨的，他们拿走就拿走，来年还是会有收成，我们需要的是平静的生活。
　　“打籽装袋太费人了，他们自己想办法弄走就行了，你们现在把糖萝卜装几袋子放进地窖，我还打算给你们熬点糖吃。”
　　第二天，我和姐姐站在院子里，看着那群人把我们的庄稼装车。完事后，一个男人走到我跟前，问娃娃你几岁了，我说，属猴的。
　　那群人走后，姐姐把地上的残渣清理干净，院子一下子显得很宽阔、空洞。
　　四
　　我从一个儿童长成一个少年。我明白了生命中最应该学会的事情不是斗争，而是宽容。
　　母亲决定带着我和姐姐离开那座院子和房子，到城市里打工生活。屋里能带走的东西不多，只有脚边立着的几个包袱。母亲把窗帘拉好，用布将那些无法搬走的东西都盖起来。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塑料袋子，把门上的锁包起来，不然会生锈。
　　我们站在院子门口，望着房子，没有矫情地哭或者感伤。我朝着兔子窝的方向看去，它在我的视线盲区，被骡圈和猪圈挡着，那里摆了许多杂物。它早已被掩盖，不存在了。
　　离开后，我们再也没回去过。
　　前段时间，表哥回去后，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画面里有一排杨树，西边是一排残墙和矮小的三间无窗房子，房后能看到平坦的土地，油绿的庄稼在上面舒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