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有好几段文章是关于他去北大上班经过的道路的，如《往来的路》《道路的记忆一》《道路的记忆二》。
　　在《往来的路》中他说到1917年刚来北大时从绍兴会馆去北大上班的路。
　　周作人是1917年4月1日到的北京，当天晚上在会馆和长兄鲁迅畅谈到了深夜。第二天鲁迅请假一天，陪二弟到教育部附近的益昌饭店吃饭。这些事情在鲁迅和周作人的日记中都有记载。第三天，周作人坐洋车到北京大学访问校长蔡元培，折腾了半天但没有找着人。这是周作人第一次从绍兴会馆去北大。路上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4月16号以后，周作人开始每天到北京大学上班。绍兴会馆在北京南城的菜市口，从绍兴会馆到北京大学是很远的，需要从外城进到内城然后向东向北穿过整个内城。周作人在《往来的路》中回忆了他当年到北大的两条路线：
　　我从绍兴县馆往北京大学，经常往来有东西两条路线。其一是由菜市口往东，走骡马市大街到虎坊桥北折，进五道庙经由观音寺街，出至前门，再经南池子北池子走到北头，便是景山前街了。其二是一直往北走进宣武门，由教育部街东折经绒线胡同和六部口，走出西长安街，再前进时是天安门广场，过去便是南池子，以后的路和前边一样，但不到天安门也可向北进南长街北长街，这一条直街是和南池子并行的，北头直通北海的三座门大街，往东去经过景山前街。这里是故宫的后门神武门所在，宣统在退位之后还保留皇帝称号，他便在这里边设立小朝廷，依旧每天上朝，不过悉由后门出入罢了，我午前往校经过此处，就常见有红顶花翎的官员，坐了马车进宫，也有徒步走着的，这事在复辟败后尚未停止，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还看见有一辆驴子拉的水车，车上盖着黄布，这乃是每天往玉泉山取水，来供给“御用”的，但是这似乎不久停止，因为清宫里随后也装了自来水了。
　　周作人在北京上下班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洋车也就是人力车。洋车有洋车的限制，主要来说就是需要尽量避开上坡的地方。比如，从绍兴会馆到北京大学，从菜市口往北，本来走到西四南边的丁字路口右拐沿西安门大街往东直接就能到，但那时候人力车夫一般都避开这条路线，就是为了躲开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的北海大桥。周作人在《道路的记忆一》里说到了这座桥：
　　因为中间有一个北海和中南海梗塞着，西城和中城的交通很是不方便，笼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由西单牌楼拐弯，顺着西长安街至天安门，一条则是由西四牌楼略南拐弯，顺着西安门大街过北海桥，至北上门，这是故宫的后门，北边便是景山，中间也可以通过。虽说这两条路一样的可以走得，但是拉车的因为怕北海桥稍高，（解放后重修，这才改低了，）所以不大喜欢走这条路，往往走到西单牌楼，便取道西长安街，在不到天安门的时候就向北折行，进南长街去了。
　　从周作人住的菜市口到北大，就只有从宣武门和正阳门进城，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后来的和平门，和平门是1924年才开通的。从宣武门进城后就要走周作人说的第二条路线，也即走长安街往东。因为如果不走长安街而是从西单继续往北走的话，就必然要过西安门大街和两海之间的北海大桥也就是周作人说的北海桥。其实，从宣武门往北到西长安街的一段路，坡度也很不小。过去，下雨的时候宣武门下面的积水总是很深。
　　不走宣武门，从菜市口往东走正阳门进城，也许能够避免宣武门里面的缓坡。要从正阳门进城，最便捷的道路就是虎坊桥到前门之间的一系列斜街，杨梅竹斜街、铁拐李斜街、樱桃斜街。这些斜街就是虎坊桥和前门这两个点之间的捷径。北京的外城有不少这样的斜街。这些斜街都是从城外两广路上的重要地点到各个城门如宣武门、正阳门之间的捷径。除了从虎坊桥到前门的一系列斜街，长椿街口到宣武门之间也有上斜街、下斜街。可以想象，这些斜街本来是没有的，是走路的人们为了抄近路从野地里走出来的小路。
　　现在的人无论是坐公交车还是开汽车、骑自行车去当年的北大现在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都没人再走当年周作人走过的第一条路线了。北京的城墙拆除后，现在有很多条更好走的大道往东往北走。開车和骑车的话可以从菜市口沿周作人走的骡马市大街往东到虎坊桥北折走南新华街、北新华街，也可以从菜市口向北到宣武门沿宣武门东大街往东到和平门北折走北新华街，这两种走法最后都可以穿过长安街北接府右街；也可以一直向北到西单路口东拐沿长安街到府右街；还可以从西单再往北的灵境胡同东折到府右街。当然，现在人们最经常走的路线就是当年的洋车夫们总是避开的路线，即从西单一直向北到西四南的西安门大街往东，过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北海大桥。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当天上午，我骑自行车到北大红楼去值班。我有意走周作人在这里所说的两条路线中的第一条路线。从虎坊桥往北一点，路东就是五道街，五道街就是周作人说的五道庙。五道街总共也就二三百米。沿五道街走到北头是个五条道路交汇的路口，这五条路分别是樱桃斜街、铁树斜街、韩家胡同、堂子街和五道街。堂子街和五道街都是很短的一截，通往西边的大道南新华街。其他三条街樱桃斜街、铁树斜街、韩家胡同是往东往北去前门方向的。在樱桃斜街和铁树斜街之间的一片房屋就是曾经的五道庙。清《京师坊巷志稿》中有：“正阳门西，由臧家桥至宣武门乃龙脉交通车马辐辏之地，旧有五道庙镇焉。”
　　从铁树斜街过去就是周作人说的观音寺街。观音寺街过去是这一带商业最繁华的地方。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经常在周末从绍兴会馆去逛琉璃厂，逛完琉璃厂就接着到观音寺街购物喝茶。周作人平时从绍兴会馆过前门一带去北大上班，也有顺便购物喝茶的考虑。周作人在《道路的记忆一》中说：
　　从外城到北大去，随便在外边叫一辆洋车，走路由车夫自愿，无论怎样走都好，但是平均算来总有一半是走前门的，所以购买东西很是方便，不必特别上街去，那时买日用杂货的店铺差不多集中前门一带，只有上等文具则在琉璃厂，新书也以观音寺街的青云阁最为齐备，楼上也有茶点可吃，住在会馆里的时候几乎每星期日必到那里。
　　有关道路的记忆不免和交通工具的特征密切相关。洋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敞开性，也就是说坐车的人是暴露在外的。这种特征有时候会给坐车的人带来一点危险或惊吓。如鲁迅在《一件小事》中所描述的交通事故是大家最熟悉的。在实际生活中，鲁迅的确曾经在翻车事故中受过伤。当然，洋车的这种敞开性和舒缓的运动节奏也方便坐车的人看见各种出乎意料的街头风景。1919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上发表了周作人的一组白话诗，这组诗歌中的几首就都和在上班道路上的所见所闻有关，如《两个扫雪的人》《路上所见》《北风》。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抄录了《两个扫雪的人》，以说明“街上的有些景象也改变了”，如过去的“泼水夫”和“扫雪人”就都不见了。而《路上所见》写的是从运动的洋车上看到的一幅同样早已消失的“风俗画”——一个在街边挑担卖豆汁的老人和他四五岁的女儿：
　　《路上所见》
　　北长街的马路边，
　　歇着一副卖豆汁的担；
　　挑担的老人坐在中间，
　　拿着小刀慢慢的切萝卜片。
　　一个大眼睛，红面颊，双丫髻的。
　　四五岁的女儿，坐在他侧面；
　　面前放着半碗豆汁，
　　小手里捏着一双竹筷，
　　张眼看着老人的脸，
　　向他问些什么话。
　　可惜我的车子过的快，
　　听不到他们的话。
　　但这景象在我眼前，
　　宛然一幅拉斐尔画的天使与圣徒的古画。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