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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新中国第七次特赦，把所有在押战犯全部释放。这其中就有蒋经国的得力干将蔡省三。他在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之际，主动请缨到江西建立反共基地，但很快就被解放军所俘，1956年被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如今，96岁高龄的蔡省三是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里尚且健在的。他向我们回忆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
蔡省三近照
我们坐火车到抚顺。那个时候冷呀，零下30多摄氏度。我们是南方人，虽然换上棉衣，但还像是进了冰窖，就想这可糟了，不要说改造，恐怕没改造好就被冻死啦。停车后，车厢里进来一个干部，一手提着开水壶，一手拿着盒大饼，对我们说：“你们先喝点开水，吃些大饼，暖和暖和。”这是抚顺给我的第一印象：温暖。这位干部是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科科长金源。
初到抚顺，管理所为我们做了3件事。第一，特意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第二，专为招待我们放了一场电影。那天我们一进俱乐部，就看到许多熟人，也都是国民党战犯。等我们坐好之后，进来一批人，我们不熟，后来知道是伪满战犯。然后又进来第三批人，进门就45度鞠躬，原来是日本战犯。
第三件事，就是听了一场震撼心灵的报告。报告是由时任所长孙明斋做的。孙所长说：“我们对你们的改造，就是要使你们重新做人。为了使你们更好地接受改造，我们要为你们创造良好的条件。在你们改造的过程中，我们要贯彻三个保障：保障你们的人格，保障你们的生活，保障你们的健康。”要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特别又是在监狱里，能提供这3个保障是很不容易的。况且，那是个国共双方誓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年代呀！
管理所的生活条件很好。我们吃饭没有定量，厨房还有烤箱，可以自己做面包。那个时候粮食很紧张，但管理所千方百计给我们改善伙食，还专门派警卫连的战士到长白山去打野猪，运回来冻上，或者腌成咸肉，给我们吃。我们住的也很好。管理所有锅炉房，供暖时间比社会上还长;还有澡堂，每周可以洗一次澡。
那时人们还没有美化环境的意识，管理所的环境就非常美了。管理所组织我们去浑河边捡了很多鹅卵石，铺在各条通道上，两边种上花，一到春天，五颜六色。管理所还有果树，每年秋天都可以吃到自己栽下的葡萄和其他一些水果。
对于战犯，管教干部从来不打、不骂、不侮辱。我和金源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特赦后，我经常从香港回内地，每次到北京基本都住在他家。金源离休后，我也邀请他来香港，请他住在我家。金源对我的生活特别关心，我现在的夫人就是他介绍的。
管理所改造我们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组织学习。《人民日报》《辽宁日报》等报纸每天都会准时送到。图书也很多。除了《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西方学者写的经济理论书也有，像《比较经济制度》。没人强迫你必须看马列的书，你可以自由阅读西方著作，连《飘》我们都可以看到。总之，管理所并不强迫你改造，而是让你在对各种理论、各种思想的比较中，自己改造自己。
管理所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成员都是我们自己选举推荐的。学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战犯学习，再把学习的经过和结果向管理所汇报。学委会里有总务组、文娱组、体育组、学习组，我是学委会的主任委员。我经常组织大家办墙报，把每个人的优点、缺点、爱好等都写上去。
有时，管理所请一些领导、专家，还有已经被释放的战犯给我们做报告。已经被释放的人讲的都是他们在社会上的真实感受，很有说服力，他们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好多还在工作中成为劳动模范。
管理所还组织战犯外出参观。我们国民党战犯先后到过上海、沈阳、吉林、哈尔滨、大连等地，平时还有小的参观，如到附近农场、工厂。参观的重点是新旧历史事实对比。我们经历过战争，当年到处是被破坏的景象，社会建设根本谈不上。现在一看，工业从无到有，变化非常大。通过这种对比，我们的认识变化很大。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次参观，是到大港油田和第一汽车制造厂。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没有石油，生产的汽车是万国牌，整台车的零件都是国外产的，中国就是组装一下。所以我在汽车制造厂看到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汽车，特别激动。当时我还写了一首歌，组织大家一起唱。歌词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放声歌唱第一汽车制造厂，你的光辉名字到处传扬，解放牌的汽车奔驰在祖国原野上，交通发展的前途无量。”
管理所还组织我们演文艺节目。我们的演出很正规，有各种专业服装，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做的，做不了的，管理所就派人去买。演京剧时，我演青衣。我的服装、头面都是管理所派人到专业商店买的。记得一种头面当时在沈阳的专业商店也没有，后来管理所专门派人到北京，把我需要的头面买了回来。管理所还有许多西洋乐器，大提琴、小提琴都有。有一个日本战犯腰鼓打得特别好，后来被释放时，就把他打的那个腰鼓带回日本了，说要留做纪念。
我们自编自演的戏剧形式很多，有话剧、多幕剧、京韵大鼓、快板等。我曾经根据个人经历写过一个三幕话剧《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第一幕是我在解放战争前期向蒋经国汇报战局，第二幕是我追随蒋经国反共，第三幕是我被俘，接受改造。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我们编了个多幕剧《苏伊士运河风暴》。剧编得很好，并没有描写危机整个过程，而是集中于英国议会讨论英国是否要出兵埃及这件事。
那时溥仪很自卑，谁要是迎着他走来，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也要规规矩矩地给对方让路。大家在排這出戏时，就希望让溥仪也表现一下。溥仪不愿意，结果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坐在最后一排的议员角色，台词很简单。演到议会讨论时，议长要求议员发言，指着溥仪说：“请这位议员发言。”可是溥仪半天也没说话，最后憋得没办法，干脆说：“我不干了，我走了！”说着就真的离场而去。议长很机灵，紧接着溥仪的话说了一句：“既然议员都不干了，我们就休会！”结果这次演出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原来编得还好。演出后，大家都说溥仪演得好，有表演天赋。可溥仪很诚实：“不是我演得好，是我忘记台词啦！”
我在管理所待了近20年，时间很长。有人会抱怨，而我在这儿学会了做人的道理，我是真正愉快了。我们全部特赦后，除了段克文一人对改造生活不满外，其他所有战犯都发自内心地说好，说感激。
温暖
我们坐火车到抚顺。那个时候冷呀，零下30多摄氏度。我们是南方人，虽然换上棉衣，但还像是进了冰窖，就想这可糟了，不要说改造，恐怕没改造好就被冻死啦。停车后，车厢里进来一个干部，一手提着开水壶，一手拿着盒大饼，对我们说：“你们先喝点开水，吃些大饼，暖和暖和。”这是抚顺给我的第一印象：温暖。这位干部是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科科长金源。
初到抚顺，管理所为我们做了3件事。第一，特意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第二，专为招待我们放了一场电影。那天我们一进俱乐部，就看到许多熟人，也都是国民党战犯。等我们坐好之后，进来一批人，我们不熟，后来知道是伪满战犯。然后又进来第三批人，进门就45度鞠躬，原来是日本战犯。
第三件事，就是听了一场震撼心灵的报告。报告是由时任所长孙明斋做的。孙所长说：“我们对你们的改造，就是要使你们重新做人。为了使你们更好地接受改造，我们要为你们创造良好的条件。在你们改造的过程中，我们要贯彻三个保障：保障你们的人格，保障你们的生活，保障你们的健康。”要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特别又是在监狱里，能提供这3个保障是很不容易的。况且，那是个国共双方誓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年代呀！
管理所的生活条件很好。我们吃饭没有定量，厨房还有烤箱，可以自己做面包。那个时候粮食很紧张，但管理所千方百计给我们改善伙食，还专门派警卫连的战士到长白山去打野猪，运回来冻上，或者腌成咸肉，给我们吃。我们住的也很好。管理所有锅炉房，供暖时间比社会上还长;还有澡堂，每周可以洗一次澡。
那时人们还没有美化环境的意识，管理所的环境就非常美了。管理所组织我们去浑河边捡了很多鹅卵石，铺在各条通道上，两边种上花，一到春天，五颜六色。管理所还有果树，每年秋天都可以吃到自己栽下的葡萄和其他一些水果。
对于战犯，管教干部从来不打、不骂、不侮辱。我和金源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特赦后，我经常从香港回内地，每次到北京基本都住在他家。金源离休后，我也邀请他来香港，请他住在我家。金源对我的生活特别关心，我现在的夫人就是他介绍的。
自由
管理所改造我们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组织学习。《人民日报》《辽宁日报》等报纸每天都会准时送到。图书也很多。除了《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西方学者写的经济理论书也有，像《比较经济制度》。没人强迫你必须看马列的书，你可以自由阅读西方著作，连《飘》我们都可以看到。总之，管理所并不强迫你改造，而是让你在对各种理论、各种思想的比较中，自己改造自己。
管理所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成员都是我们自己选举推荐的。学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战犯学习，再把学习的经过和结果向管理所汇报。学委会里有总务组、文娱组、体育组、学习组，我是学委会的主任委员。我经常组织大家办墙报，把每个人的优点、缺点、爱好等都写上去。
有时，管理所请一些领导、专家，还有已经被释放的战犯给我们做报告。已经被释放的人讲的都是他们在社会上的真实感受，很有说服力，他们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好多还在工作中成为劳动模范。
管理所还组织战犯外出参观。我们国民党战犯先后到过上海、沈阳、吉林、哈尔滨、大连等地，平时还有小的参观，如到附近农场、工厂。参观的重点是新旧历史事实对比。我们经历过战争，当年到处是被破坏的景象，社会建设根本谈不上。现在一看，工业从无到有，变化非常大。通过这种对比，我们的认识变化很大。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次参观，是到大港油田和第一汽车制造厂。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没有石油，生产的汽车是万国牌，整台车的零件都是国外产的，中国就是组装一下。所以我在汽车制造厂看到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汽车，特别激动。当时我还写了一首歌，组织大家一起唱。歌词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放声歌唱第一汽车制造厂，你的光辉名字到处传扬，解放牌的汽车奔驰在祖国原野上，交通发展的前途无量。”
快乐
管理所还组织我们演文艺节目。我们的演出很正规，有各种专业服装，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做的，做不了的，管理所就派人去买。演京剧时，我演青衣。我的服装、头面都是管理所派人到专业商店买的。记得一种头面当时在沈阳的专业商店也没有，后来管理所专门派人到北京，把我需要的头面买了回来。管理所还有许多西洋乐器，大提琴、小提琴都有。有一个日本战犯腰鼓打得特别好，后来被释放时，就把他打的那个腰鼓带回日本了，说要留做纪念。
我们自编自演的戏剧形式很多，有话剧、多幕剧、京韵大鼓、快板等。我曾经根据个人经历写过一个三幕话剧《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第一幕是我在解放战争前期向蒋经国汇报战局，第二幕是我追随蒋经国反共，第三幕是我被俘，接受改造。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我们编了个多幕剧《苏伊士运河风暴》。剧编得很好，并没有描写危机整个过程，而是集中于英国议会讨论英国是否要出兵埃及这件事。
那时溥仪很自卑，谁要是迎着他走来，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也要规规矩矩地给对方让路。大家在排這出戏时，就希望让溥仪也表现一下。溥仪不愿意，结果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坐在最后一排的议员角色，台词很简单。演到议会讨论时，议长要求议员发言，指着溥仪说：“请这位议员发言。”可是溥仪半天也没说话，最后憋得没办法，干脆说：“我不干了，我走了！”说着就真的离场而去。议长很机灵，紧接着溥仪的话说了一句：“既然议员都不干了，我们就休会！”结果这次演出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原来编得还好。演出后，大家都说溥仪演得好，有表演天赋。可溥仪很诚实：“不是我演得好，是我忘记台词啦！”
我在管理所待了近20年，时间很长。有人会抱怨，而我在这儿学会了做人的道理，我是真正愉快了。我们全部特赦后，除了段克文一人对改造生活不满外，其他所有战犯都发自内心地说好，说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