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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们说3000万元以下是给自己打工，3000万元以上是给政府打工。而在这一说法背后，显然是深刻的人生价值取向的问题。
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以后，人们发现居然是浙江拖了全国的后腿。中国新闻网把浙江和新疆、甘肃等放在一起，直言其“暂拖后腿”。
改革开放30年，浙江人均GDP增长速度列全国第一，现在居然被网络指为“拖后腿”，笔者作为一名浙江人，确实十分难受。
浙江究竟怎么了？
观察数据可以发现，如果用今年1－2月份工业数据分析，浙江拖后腿问题更加严重。今年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3.8％，浙江负增长8.2％，低于全国12.0个百分点，使得全国工业增长速度降低了1个多百分点，占全国工业增长速度的近三分之一。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由于浙江出口大幅下降导致的，但这应该只是其中的部分原因。出口对于浙江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不考虑乘数效应，直接计算的话，出口降2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大致下降4个多百分点，而今年浙江工业和GDP增长的回落幅度，显然已大大高于这一水平。这也在一个方面直接表明，浙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出口并不是其全部原因。由此可以进一步做出一个重要判断，浙江经济“拖后腿”并不完全是金融危机导致的。
投资到哪里去了？
浙江工业的颓势，早在2004年就显示出来，至于浙江GDP增长的颓势，则始于2001年，这里仅以工业进行分析。2004年6月，浙江当月工业销售产值增长速度达到36.6％，自此以后，工业增长速度逐月回落，一路走低。历来位于中国增长前列的浙江工业，至今居然已持续近60个月落在全国第16位以下，并且终于在2009年初跌入负增长。
浙江投资增长速度也从2004年开始降低。自2005年至今年上半年，浙江投资增长速度只有全国的一半甚至更低。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3.6％，浙江只有13.1％，居然只有全国的三分之一强。
制造业是浙江投资低增长的“重灾区”。今年上半年，全国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0％多，浙江则只有2.8％。我曾经按全国状况测算浙江制造业的固定资产增加状况，自2001年以来，浙江工业固定资产增加与全国相比，起码少增长2000多亿元，大致占浙江工业当前固定资产的四分之一左右。
十分明显，浙江“拖后腿”，固然有金融危机因素，但其一个直接的原因，恐怕是持续近6年的投资低增长。在制造业投入持续不足情况下，新技术的应用、新产品的开发、新产业的成长、新理念的扩展，乃至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受到了严重影响，终于出现了竞争力严重弱化的问题。
浙江人的钱到哪儿去了呢？有多个流向。如炒股、炒期货，投资房地产、向省外投资，以及其他非理性去向，如赌博等。而向省外投资，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去向。
关于浙江对省外投资，网上的一些资料说是总额高达六七千亿元以上，但都缺
少确切的、具有统计支持的数据。对此，我请同事利用浙江上市公司发布的年报进行统计分析，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统计结论。
2007年，浙江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企业，累计对省外投资总额为153亿元。2008年，浙江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企业，累计对省外投资总额达到189亿元，比上年增长24.3％，这一增长速度已比浙江投资增长速度高出10个多百分点。同时，省外投资占这些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比重，已高达约20％。
上个月我在安徽参加一个课题评审，安徽学者指出，来自于浙江的投资，大致占安徽吸引的长三角投资的一半。安徽学者强调，在所有的省份中，浙江是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
由此可以看出，浙江投资低增长实际仅仅是一个对省内投资低增长的问题。所谓浙江经济低增长，实际也仅仅是省内经济的低增长而已。如果我们采用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把省外的浙江企业也包括进来，则可以认为，浙江经济整体仍有相对较快的增长。
浙江为何留不住钱？
浙江企业投资为何舍近求远？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几年工业用地的量少、价高，导致项目难以落地。中央政府自2003年开始清理开发区园区，自此以后至今5年半多，浙江100余家省级开发区规划用地的增加，几乎均处于被冻结状态。同时从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紧缩“地根”，建设用地增加大大减少。
更严重的是，中央有关部门严格控制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因此即使有了土地指标，也仍难以增加建设用地，出现了“活人被尿憋死”的状况。按照土地法规定，基本农田占耕地的最低比重是80％，但浙江一些地区基本农田比重远远高于80％。再加上浙江城市化进程很快，原本的远郊地区早已成为城乡接合部。由此再加上浙江城镇密集因素，因此在浙江，那些处于城市和企业边上的耕地，基本都属于基本农田，成了不能碰的“高压线”，也成了压制浙江发展的“阻碍线”。
当然，浙江人自有浙江人的办法。这就是把那些基本农田转向山上、海涂等处，同时把原先少报的耕地数也清理出来。但这些都是有限的，因此当这些空间一个个被占满以后，基本农田的调整，在浙江就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耕地“农转非”，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乐清柳市有一家列当地纳税前10位的变压器厂，位于104国道一侧。企业门口和104国道之间，有一块80来亩的水稻田，征了近10年，还是不能征到手。2000年前，这家企业经当地政府同意，与农民办妥了征地手续，支付了全部款项，但因这块地属基本农田，一直未能“农转非”，市长也无可奈何。现在，农民早已不种这块田了，企业也不能用，就这么一直荒着。这家变压器厂长期只能在相隔数公里的两个狭小厂区内，“螺蛳壳里做道场”，严重影响发展。前几年，他们在福建和淮北买了两块地，把一部分生产放到省外去了。
再如海宁马桥的经编园区，实际面积约3平方公里，单位土地产值列全省开发区前茅，但大概在5年前，就没有规划土地可用了。3年前听海宁的朋友讲，园区领导为了用地，与相关规定有了出入，差点被严肃处理。
3000万门槛
浙江省内当然也有较多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则是关于政府的问题。大概4年多前，我在安吉一个很偏僻的乡镇调研，一位从台州地区来的企业家告诉我，像他们这样的中型企业，在当地的处境很尴尬。一方面得不到政府对于大企业的优惠，另一方面又得按照大企业的标准应付政府要求，如纳税、消防、环保、安全等。这位企业家说，考虑再三，觉得还是离开台州的好。
由于浙江经济高度活跃，政府部门自然而然开始滋生娇、骄二气。这样尽管浙江各级政府也进行了较多努力，但仍存在较多问题，影响了当地发展环境的优化。
这样再加上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较高，以及企业对于成本敏感性的增强等因素，促使一大批浙江企业减少在省内的投资，不得不离开浙江这块“福地”，而去省外开发新的空间。
其间还有一个浙江企业家价值取向的问题。在浙江有一个“3000万元门槛”的问题。意思是指一些企业的产值，在达到3000万元之后，往往就不愿意再继续发展。老板们说3000万元以下是给自己打工，3000万元以上是给政府打工。而在这一说法背后，显然是深刻的人生价值取向的问题。
我碰到的一些干部和老板对我说，企业家如今是一个“高危”职业。他们是有一些钱了，在农民工面前很风光；但在政府工作人员、电力、金融等面前，则很渺小，具有严重的双重人格。采购、销售、资金、用工、安全，无一不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在他们身上。去年下半年，就我所知，浙江至少有3位企业家自杀，其中一位是我见过的兰溪的郑亚津。10多年前，郑亚津给我的印象，是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他肯定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压力，才以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
政治风险也是一些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国内经常有“左派”人士公开反对改革开放，而发生于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1956年的对资工商业改造，以及1957年的反右，至今未见全面正式否定，媒体又不断地说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这说明民企地位，实际仍低于国企，而且也是不稳固的，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再来一个对资改造。
这就难怪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有一种很迷惘的人生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究竟在何处，他们也不知道這么拼死拼活地发展企业，除了赚几个钱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意义。有些企业家还算不错，将企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就开始努力给自己的资产寻找“安全套”。一位银行工作人员告诉我，他的一个客户是工厂老板，有一个理财宗旨，就是一有余钱就买楼，因为做企业太难，把钱放在房子上就好多了。
当然也不应责怪一些企业家玩世不恭。一些企业家有了几个小钱之后，就开始“享受人生”。大概在10多年前，我就看到一家中型企业老总的办公室，足足有三四百平方米大。这位企业家其实不仅仅是显示他的暴富，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其内心的空虚。就在金融海啸肆虐的今年4月份，上海举行国际车展，19辆保时捷在30分钟内被沪浙采购团订购，估计有一半左右是浙江人。浙江显然形成了典型的未富先奢。
“拖后腿”的影响
经济低增长对于浙江的最大损失，主要可能还是“面子”上的损失。即经济指标出现下降，并被说成是“拖后腿”。然而中近期对浙江的实际影响，很可能并不大。这是因为浙江企业仍将有较好表现，省内现金流和城乡居民个人收入都不至于有较大减少。所减少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省外农民工雇用的减少，二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而因浙江基础设施建设已告一段落，因此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中近期内尚不至于较大地影响当地发展。
损失较大的倒是中央政府层面的利益，首先是财政上缴减少。我去年作过计算，加上海关收入，来自于长三角两省一市的资金，大致占中央财政本级收入的43％。换言之，江苏、上海和浙江，包括关税在内的政府收入每减少1个百分点，中央政府就要少收入0.43个百分点。所以浙江一带经济增长减缓，短期内对于中央政府有较大不利。
其次是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导致的效率损失。从表面看，似乎浙江企业大举向省外投资，有利于“熨平”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个好事。但深入看，如果这些钱不走向省外，留在省内，由于浙江在产业配套、物流体系、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条件均较好，总体交易成本较低，因此可以具有更高的效率。这就十分有利于提高全国的要素效率，且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可以更好地带动全国发展。因此算总账，如果浙江有较多的钱留在省内，通过大量雇用中西部地区农民工、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通过缓慢、坚实而理性的向省外投资，可能更有利于区域均衡发展。
第三是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方面的严峻问题。浙江是一个资源高度集约利用的省份，如果这些资金留在省内，就可以在少量资源消耗前提下，有较大产出。同时浙江位于沿海地区，污染治理成本相对较低；省内70％是不宜作为建设用地的山区，降雨充沛，生态支撑之坚实，是绝大多数中西部省份难以比拟的。综合这两方面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浙江密集投资，是有利于全国更好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强化生态保护的。(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以后，人们发现居然是浙江拖了全国的后腿。中国新闻网把浙江和新疆、甘肃等放在一起，直言其“暂拖后腿”。
改革开放30年，浙江人均GDP增长速度列全国第一，现在居然被网络指为“拖后腿”，笔者作为一名浙江人，确实十分难受。
浙江究竟怎么了？
观察数据可以发现，如果用今年1－2月份工业数据分析，浙江拖后腿问题更加严重。今年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3.8％，浙江负增长8.2％，低于全国12.0个百分点，使得全国工业增长速度降低了1个多百分点，占全国工业增长速度的近三分之一。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由于浙江出口大幅下降导致的，但这应该只是其中的部分原因。出口对于浙江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不考虑乘数效应，直接计算的话，出口降2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大致下降4个多百分点，而今年浙江工业和GDP增长的回落幅度，显然已大大高于这一水平。这也在一个方面直接表明，浙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出口并不是其全部原因。由此可以进一步做出一个重要判断，浙江经济“拖后腿”并不完全是金融危机导致的。
投资到哪里去了？
浙江工业的颓势，早在2004年就显示出来，至于浙江GDP增长的颓势，则始于2001年，这里仅以工业进行分析。2004年6月，浙江当月工业销售产值增长速度达到36.6％，自此以后，工业增长速度逐月回落，一路走低。历来位于中国增长前列的浙江工业，至今居然已持续近60个月落在全国第16位以下，并且终于在2009年初跌入负增长。
浙江投资增长速度也从2004年开始降低。自2005年至今年上半年，浙江投资增长速度只有全国的一半甚至更低。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3.6％，浙江只有13.1％，居然只有全国的三分之一强。
制造业是浙江投资低增长的“重灾区”。今年上半年，全国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0％多，浙江则只有2.8％。我曾经按全国状况测算浙江制造业的固定资产增加状况，自2001年以来，浙江工业固定资产增加与全国相比，起码少增长2000多亿元，大致占浙江工业当前固定资产的四分之一左右。
十分明显，浙江“拖后腿”，固然有金融危机因素，但其一个直接的原因，恐怕是持续近6年的投资低增长。在制造业投入持续不足情况下，新技术的应用、新产品的开发、新产业的成长、新理念的扩展，乃至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受到了严重影响，终于出现了竞争力严重弱化的问题。
浙江人的钱到哪儿去了呢？有多个流向。如炒股、炒期货，投资房地产、向省外投资，以及其他非理性去向，如赌博等。而向省外投资，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去向。
关于浙江对省外投资，网上的一些资料说是总额高达六七千亿元以上，但都缺
少确切的、具有统计支持的数据。对此，我请同事利用浙江上市公司发布的年报进行统计分析，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统计结论。
2007年，浙江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企业，累计对省外投资总额为153亿元。2008年，浙江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企业，累计对省外投资总额达到189亿元，比上年增长24.3％，这一增长速度已比浙江投资增长速度高出10个多百分点。同时，省外投资占这些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比重，已高达约20％。
上个月我在安徽参加一个课题评审，安徽学者指出，来自于浙江的投资，大致占安徽吸引的长三角投资的一半。安徽学者强调，在所有的省份中，浙江是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
由此可以看出，浙江投资低增长实际仅仅是一个对省内投资低增长的问题。所谓浙江经济低增长，实际也仅仅是省内经济的低增长而已。如果我们采用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把省外的浙江企业也包括进来，则可以认为，浙江经济整体仍有相对较快的增长。
浙江为何留不住钱？
浙江企业投资为何舍近求远？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几年工业用地的量少、价高，导致项目难以落地。中央政府自2003年开始清理开发区园区，自此以后至今5年半多，浙江100余家省级开发区规划用地的增加，几乎均处于被冻结状态。同时从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紧缩“地根”，建设用地增加大大减少。
更严重的是，中央有关部门严格控制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因此即使有了土地指标，也仍难以增加建设用地，出现了“活人被尿憋死”的状况。按照土地法规定，基本农田占耕地的最低比重是80％，但浙江一些地区基本农田比重远远高于80％。再加上浙江城市化进程很快，原本的远郊地区早已成为城乡接合部。由此再加上浙江城镇密集因素，因此在浙江，那些处于城市和企业边上的耕地，基本都属于基本农田，成了不能碰的“高压线”，也成了压制浙江发展的“阻碍线”。
当然，浙江人自有浙江人的办法。这就是把那些基本农田转向山上、海涂等处，同时把原先少报的耕地数也清理出来。但这些都是有限的，因此当这些空间一个个被占满以后，基本农田的调整，在浙江就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耕地“农转非”，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乐清柳市有一家列当地纳税前10位的变压器厂，位于104国道一侧。企业门口和104国道之间，有一块80来亩的水稻田，征了近10年，还是不能征到手。2000年前，这家企业经当地政府同意，与农民办妥了征地手续，支付了全部款项，但因这块地属基本农田，一直未能“农转非”，市长也无可奈何。现在，农民早已不种这块田了，企业也不能用，就这么一直荒着。这家变压器厂长期只能在相隔数公里的两个狭小厂区内，“螺蛳壳里做道场”，严重影响发展。前几年，他们在福建和淮北买了两块地，把一部分生产放到省外去了。
再如海宁马桥的经编园区，实际面积约3平方公里，单位土地产值列全省开发区前茅，但大概在5年前，就没有规划土地可用了。3年前听海宁的朋友讲，园区领导为了用地，与相关规定有了出入，差点被严肃处理。
3000万门槛
浙江省内当然也有较多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则是关于政府的问题。大概4年多前，我在安吉一个很偏僻的乡镇调研，一位从台州地区来的企业家告诉我，像他们这样的中型企业，在当地的处境很尴尬。一方面得不到政府对于大企业的优惠，另一方面又得按照大企业的标准应付政府要求，如纳税、消防、环保、安全等。这位企业家说，考虑再三，觉得还是离开台州的好。
由于浙江经济高度活跃，政府部门自然而然开始滋生娇、骄二气。这样尽管浙江各级政府也进行了较多努力，但仍存在较多问题，影响了当地发展环境的优化。
这样再加上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较高，以及企业对于成本敏感性的增强等因素，促使一大批浙江企业减少在省内的投资，不得不离开浙江这块“福地”，而去省外开发新的空间。
其间还有一个浙江企业家价值取向的问题。在浙江有一个“3000万元门槛”的问题。意思是指一些企业的产值，在达到3000万元之后，往往就不愿意再继续发展。老板们说3000万元以下是给自己打工，3000万元以上是给政府打工。而在这一说法背后，显然是深刻的人生价值取向的问题。
我碰到的一些干部和老板对我说，企业家如今是一个“高危”职业。他们是有一些钱了，在农民工面前很风光；但在政府工作人员、电力、金融等面前，则很渺小，具有严重的双重人格。采购、销售、资金、用工、安全，无一不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在他们身上。去年下半年，就我所知，浙江至少有3位企业家自杀，其中一位是我见过的兰溪的郑亚津。10多年前，郑亚津给我的印象，是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他肯定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压力，才以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
政治风险也是一些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国内经常有“左派”人士公开反对改革开放，而发生于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1956年的对资工商业改造，以及1957年的反右，至今未见全面正式否定，媒体又不断地说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这说明民企地位，实际仍低于国企，而且也是不稳固的，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再来一个对资改造。
这就难怪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有一种很迷惘的人生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究竟在何处，他们也不知道這么拼死拼活地发展企业，除了赚几个钱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意义。有些企业家还算不错，将企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就开始努力给自己的资产寻找“安全套”。一位银行工作人员告诉我，他的一个客户是工厂老板，有一个理财宗旨，就是一有余钱就买楼，因为做企业太难，把钱放在房子上就好多了。
当然也不应责怪一些企业家玩世不恭。一些企业家有了几个小钱之后，就开始“享受人生”。大概在10多年前，我就看到一家中型企业老总的办公室，足足有三四百平方米大。这位企业家其实不仅仅是显示他的暴富，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其内心的空虚。就在金融海啸肆虐的今年4月份，上海举行国际车展，19辆保时捷在30分钟内被沪浙采购团订购，估计有一半左右是浙江人。浙江显然形成了典型的未富先奢。
“拖后腿”的影响
经济低增长对于浙江的最大损失，主要可能还是“面子”上的损失。即经济指标出现下降，并被说成是“拖后腿”。然而中近期对浙江的实际影响，很可能并不大。这是因为浙江企业仍将有较好表现，省内现金流和城乡居民个人收入都不至于有较大减少。所减少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省外农民工雇用的减少，二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而因浙江基础设施建设已告一段落，因此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中近期内尚不至于较大地影响当地发展。
损失较大的倒是中央政府层面的利益，首先是财政上缴减少。我去年作过计算，加上海关收入，来自于长三角两省一市的资金，大致占中央财政本级收入的43％。换言之，江苏、上海和浙江，包括关税在内的政府收入每减少1个百分点，中央政府就要少收入0.43个百分点。所以浙江一带经济增长减缓，短期内对于中央政府有较大不利。
其次是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导致的效率损失。从表面看，似乎浙江企业大举向省外投资，有利于“熨平”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个好事。但深入看，如果这些钱不走向省外，留在省内，由于浙江在产业配套、物流体系、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条件均较好，总体交易成本较低，因此可以具有更高的效率。这就十分有利于提高全国的要素效率，且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可以更好地带动全国发展。因此算总账，如果浙江有较多的钱留在省内，通过大量雇用中西部地区农民工、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通过缓慢、坚实而理性的向省外投资，可能更有利于区域均衡发展。
第三是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方面的严峻问题。浙江是一个资源高度集约利用的省份，如果这些资金留在省内，就可以在少量资源消耗前提下，有较大产出。同时浙江位于沿海地区，污染治理成本相对较低；省内70％是不宜作为建设用地的山区，降雨充沛，生态支撑之坚实，是绝大多数中西部省份难以比拟的。综合这两方面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浙江密集投资，是有利于全国更好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强化生态保护的。(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