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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我从未见到过的节目模式，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对英国、印度、美国等需要回看历史的国家而言，会有很强的吸引力。”2018年4月8日，法国戛纳电视节中国原创节目模式推介会上，国际著名模式公司以色列Keshet公司的首席运营官Alon这样评价中国的一档电视节目。
导播车里，朱军和导演宁博芳、导播胡京春在一起讨论节目
这档节目就是目前正在央视热播的《信·中国》，这也是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首次担任总导演的转型之作。朱军的另一个身份，是这档节目的制作人。
该节目以“信”为载体，传递“信仰、信念、信守、自信”的内核，每季选择一个书信主题，每期精选若干封“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的信件”，展现从1921年建党至今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书信。写信人是有爱有恨的仁人志士，念信者则是深情献声的明星。
2018年3月9日首播当晚，节目迅速在社交媒体引起强烈反响。有网友评价：“每一封信都是那个时代的声音，无论社会怎么变，有些东西总要印在心上，铭记历史，永不敢忘。”
《信·中国》为什么能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动？节目进行了怎样的模式创新？
“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泪流满面”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选择《信·中国》作为你的首次转型之作？
朱军：这个节目在我的心里已经很久了。《艺术人生》推出之后，好多年一直处于风头浪尖，几乎拿遍了各种电视奖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节目样态开始老化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我到底要做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哪一年开始有这样的思考？
朱军：至少是从2010年开始。在这之前，娱乐节目风头刚起，我也想作一些改变，不想让大家觉得你只会主持《艺术人生》，只会所谓煽情。我当时策划了一档节目《异军突起》，节目后来被人们评价为步子迈得有点大，不太像央视的节目。
《异军突起》无疾而终后，我想人们可能对朱军有一个固化的印象，你自己想突破就很難，比如后来我主持《星光大道》人们也并不太认可。于是我开始思考，是做娱乐节目，还是做一些有深度的、能够引发人们思考的、体现主流价值的节目？
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当鲜花和掌声成为常态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泪流满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这个节目就是在这种长期的思考下应运而生的。我想，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国家平台上，应该有国家担当、家国情怀。
“这不是一种传承吗”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家都很少写信了，节目为什么会选择以“信”为载体？
朱军：20多年来，几乎每天我都会收到大量观众来信，一笔一画间的真诚，让我对书信充满了感情。在新时代的中国，有一些信值得被更多的人关注。通过那些书信，我们想带着大家一起去看这97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路。
我们找到的都是他们的家信。从一开始我们就定了一个基调，就是绝不唱高调，绝不喊口号。我们想挖掘人性层面最让人感动、最闪光的东西，用人性的光辉去映照党性光芒。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0多封共产党员书信中选出60多封，如何甄选？
朱军：他们中有创党的元老，有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牺牲的先烈，有大国工匠，还有普通的士兵，他们构成了我党的中流砥柱。
选择的标准，首先是能够打动我们。字里行间充满真诚，最能够表达或者代表信件当时所处的那个历史阶段。
60多封信中，有伟人名人的信，也有普通共产党员的信，有亲情、爱情，也有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由这么一群具有人性光辉的人所组成，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从这些人的家信当中，你能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瞭望东方周刊》：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朱军：比如“90后”武警战士张钊，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了当兵，是因为3岁时为洪水所困，被武警战士相救。他在2017年抗洪期间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1998年大洪水他们帮助了我们，今天我们来帮助你们。”
懂得感恩，这不是一种传承吗？
《瞭望东方周刊》：每封信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怎么收集这些故事呢？
朱军：我们的团队去了档案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查找资料，甚至到北师大的家书博物馆查找各地的红色博物馆信息，只要有跟这个人相关的文字记录，就要去查。
把资料全部拿回来之后，还得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要做取舍，工作量特别大。
比如说在每一封信里面，如果有一个疑点我们解释不通，或者说我们找不到一个特别合理的证据，我们就会去找，通过各种手段去找。
“她不是生下来就是钢铁造就”
《瞭望东方周刊》：第5期节目中，一封杨开慧写给丈夫毛泽东的信令人印象深刻，是写完后几十年才从墙缝中被意外发现，收信人直到去世也没有看到过它。
朱军：杨开慧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位女党员，她有革命的意志、革命的理想，但从人性层面上来讲，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也是害怕的。
你在那封信中听不到一句口号，只是告诉润之“我爱你，我想你，我害怕，你回来吧”，我觉得这更让人觉得亲近。
这封信写完之后，她塞到墙缝里，毛泽东一生没有看到，毛岸英一生也没有看到。上世纪80年代末修缮杨开慧故居，才被人从墙缝里抠出来，字迹已经不太完整了。这封信被发现之后才还原了那段历史，我们觉得特别感人。
《瞭望东方周刊》：这封信还引发了激烈讨论。有网友认为，这是对英雄烈士隐私的侵犯。对此，你怎么看？ 朱军：其实我能理解网友的这些想法。我们节目的出发点是要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共产党人，她是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人，她有爱有恨，也有恐惧和胆怯，但所有的一切都战胜不了她内心坚强的信仰。
这个形象是立体的、完整的、真实的，而不是生下来就是钢铁造就。
《瞭望东方周刊》：类似这样的信还有不少吧？
朱军：比如瞿秋白六天里给妻子写了三封情书，每封信的开头都是“亲爱爱，乖爱爱”，你再看他就义的时候提出“不能打我的头”，就不难理解了。说得通俗一点，这其实是一种“头可断、发型不可乱”的倔强浪漫。
面对敌人的枪口，瞿秋白在草地上盘膝坐下，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此地甚好，开枪吧。”那一年，他36岁。你说这个男人怎么能够有如此的壮举，又有那么缠绵的情感？当你把他的信和这些情景联系起来，就看到了一个丰满的人。
“能不能再来一遍”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档唤起人们坚定信仰的节目，有很多革命先烈的家信请的是当红艺人来朗读，是否有基于吸引年轻观众的考量？
朱军：当然有这方面的考量。有人问我，为什么都要选择明星来读信？我回答说，《信·中国》节目中没有明星，只有信使，这个概念必须强调。
别人会说，你请的明明是明星，非得说他不是明星，这不是矫情吗？一点都不是矫情，因为我们选择这些人是有标准的，首先他跟这封信要契合，比如性别、年龄，另外也要考虑这个信使的影响力。
我们希望这档节目老少都能喜欢。实际上，现在播出五期之后，从各项指标来看，很大一批受众是包括“00后”在内的年轻人。
《瞭望东方周刊》：第一期节目中有一封黄继光写给母亲的家书，由杨洋担任信使，他一出场，现场就响起了一片尖叫声。
朱军：在录制现场感受更为明显，我说我的耳朵都受不了。但是当杨洋打开信件开始念的时候，观众就从刚开始的那种亢奋，变得慢慢沉静下来，进入信的情境中，到最后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对于信使和观众而言都是如此。杨洋一开始时说：“现在还用念信吗？”但是当他进入以后，慢慢内心有了敬畏。第二遍录完，楊洋到我跟前说，能不能再来一遍？这一遍录制时，当他说完“不立功，不下战场！”，心潮澎湃地挥手重复了一遍，而现场所有的观众也一起跟着说“不立功，不下战场！”
其实，你给年轻人一个平台，让他站在那儿，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年轻人既有开放的眼光，也明白血脉的传承。
“我也没跟你说要劳务”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这些年轻的艺人，我们还在信使中看见了很多知名老艺术家的身影，表现如何？
朱军：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就是张少华老师来朗读的。张少华老师刚做完手术，还没有痊愈，是坐着轮椅来的。好多人还以为轮椅是道具。
张少华老师把信重新抄了一遍，在上面画了好多记号，有横线，有三角符号，还有圆圈。她说，“我不能有丝毫马虎，要不然的话我对不起黄继光的妈妈。”她确实非常投入。
还有李幼斌老师，最初我请他来的时候，他说自己从来不参加综艺节目，我把彭雪枫司令在战场上写给妻子的信发给他，说：你看完之后依然觉得这事不能干，那我绝不勉强。资料发过去没几天，他就答复了：什么时候录像。
这让我感到特别开心，说明节目有吸引力，人们愿意在这样正能量的文化节目当中有所表现。
《瞭望东方周刊》：谈到这次嘉宾阵容，你在开播发布会上说：“这些人加起来，《信·中国》的‘票房’价值超过500个亿”。
朱军：那是一句玩笑，但这次的确来了60多位明星。
《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多明星，怎么支付报酬呢？
朱军：他们都是友情出演的，要不然节目根本就做不了。李幼斌老师同意参加节目后，我赶紧说明：栏目经费非常紧张，可能没有什么劳务，你就权当奉献了。他说：“我也没跟你说要劳务。”
他们知道这个节目不是商业演出，知道这个节目是为新时代服务，是为人的情感服务的，所以都愿意友情出演。
“不惜成本”
《瞭望东方周刊》：读信类电视节目早已有之，你将读信和解信这两个环节融为一体，这种创新的叙事策略，是出于哪些考量？
朱军：从艺术角度出发，我们想在节奏上作一些突破，如果信使念完信后我们再解读，节奏过于单一。
更重要的一个考量是，信使念了一段后，我去交代背景，这不光是对信件内在情感的推动，也会让观众对下一段的理解更加深刻。
比如清明节期间播出的陈觉、赵云霄烈士写的信，如果不交代背景的话，你就会不理解信使胡可最后为什么哭得稀里哗啦。
《瞭望东方周刊》：《信·中国》的舞台视觉效果十分逼真，节目在这方面作了哪些创新？
朱军：我们运用了一种先进的舞台美术技术，叫做潘多拉魔盒立体投影技术。整个现场有20台投影仪，可以360度全景立体呈现，还可以随着情绪变幻场景，瞬间就能让人身临其境，回到信件写就的年代。
比如说念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信时，当我说到“这封信是邓颖超大姐在周恩来去世之后坐在海棠树下写成的”，现场马上会呈现一棵非常漂亮的海棠树和树下的一把摇椅。这种技术在全国甚至全亚洲都是第一次使用，投入很高。这种舞台技术也让我们对节目有了更多的信心。
《瞭望东方周刊》：可谓不惜成本。
朱军：说到“不惜”，在这档节目中，我们所有人可以说是不惜情感投入，不惜时间成本投入，也不惜经济成本投入。其实，我们就是想做一个能够表达内心，能够符合当今主流价值观，能够唤起人们坚定信仰的节目。
这档节目就是目前正在央视热播的《信·中国》，这也是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首次担任总导演的转型之作。朱军的另一个身份，是这档节目的制作人。
该节目以“信”为载体，传递“信仰、信念、信守、自信”的内核，每季选择一个书信主题，每期精选若干封“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的信件”，展现从1921年建党至今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书信。写信人是有爱有恨的仁人志士，念信者则是深情献声的明星。
2018年3月9日首播当晚，节目迅速在社交媒体引起强烈反响。有网友评价：“每一封信都是那个时代的声音，无论社会怎么变，有些东西总要印在心上，铭记历史，永不敢忘。”
《信·中国》为什么能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动？节目进行了怎样的模式创新？
“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泪流满面”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选择《信·中国》作为你的首次转型之作？
朱军：这个节目在我的心里已经很久了。《艺术人生》推出之后，好多年一直处于风头浪尖，几乎拿遍了各种电视奖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节目样态开始老化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我到底要做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哪一年开始有这样的思考？
朱军：至少是从2010年开始。在这之前，娱乐节目风头刚起，我也想作一些改变，不想让大家觉得你只会主持《艺术人生》，只会所谓煽情。我当时策划了一档节目《异军突起》，节目后来被人们评价为步子迈得有点大，不太像央视的节目。
《异军突起》无疾而终后，我想人们可能对朱军有一个固化的印象，你自己想突破就很難，比如后来我主持《星光大道》人们也并不太认可。于是我开始思考，是做娱乐节目，还是做一些有深度的、能够引发人们思考的、体现主流价值的节目？
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当鲜花和掌声成为常态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泪流满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这个节目就是在这种长期的思考下应运而生的。我想，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国家平台上，应该有国家担当、家国情怀。
“这不是一种传承吗”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家都很少写信了，节目为什么会选择以“信”为载体？
朱军：20多年来，几乎每天我都会收到大量观众来信，一笔一画间的真诚，让我对书信充满了感情。在新时代的中国，有一些信值得被更多的人关注。通过那些书信，我们想带着大家一起去看这97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路。
我们找到的都是他们的家信。从一开始我们就定了一个基调，就是绝不唱高调，绝不喊口号。我们想挖掘人性层面最让人感动、最闪光的东西，用人性的光辉去映照党性光芒。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0多封共产党员书信中选出60多封，如何甄选？
朱军：他们中有创党的元老，有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牺牲的先烈，有大国工匠，还有普通的士兵，他们构成了我党的中流砥柱。
选择的标准，首先是能够打动我们。字里行间充满真诚，最能够表达或者代表信件当时所处的那个历史阶段。
60多封信中，有伟人名人的信，也有普通共产党员的信，有亲情、爱情，也有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由这么一群具有人性光辉的人所组成，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从这些人的家信当中，你能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瞭望东方周刊》：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朱军：比如“90后”武警战士张钊，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了当兵，是因为3岁时为洪水所困，被武警战士相救。他在2017年抗洪期间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1998年大洪水他们帮助了我们，今天我们来帮助你们。”
懂得感恩，这不是一种传承吗？
《瞭望东方周刊》：每封信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怎么收集这些故事呢？
朱军：我们的团队去了档案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查找资料，甚至到北师大的家书博物馆查找各地的红色博物馆信息，只要有跟这个人相关的文字记录，就要去查。
把资料全部拿回来之后，还得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要做取舍，工作量特别大。
比如说在每一封信里面，如果有一个疑点我们解释不通，或者说我们找不到一个特别合理的证据，我们就会去找，通过各种手段去找。
“她不是生下来就是钢铁造就”
《瞭望东方周刊》：第5期节目中，一封杨开慧写给丈夫毛泽东的信令人印象深刻，是写完后几十年才从墙缝中被意外发现，收信人直到去世也没有看到过它。
朱军：杨开慧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位女党员，她有革命的意志、革命的理想，但从人性层面上来讲，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也是害怕的。
你在那封信中听不到一句口号，只是告诉润之“我爱你，我想你，我害怕，你回来吧”，我觉得这更让人觉得亲近。
这封信写完之后，她塞到墙缝里，毛泽东一生没有看到，毛岸英一生也没有看到。上世纪80年代末修缮杨开慧故居，才被人从墙缝里抠出来，字迹已经不太完整了。这封信被发现之后才还原了那段历史，我们觉得特别感人。
《瞭望东方周刊》：这封信还引发了激烈讨论。有网友认为，这是对英雄烈士隐私的侵犯。对此，你怎么看？ 朱军：其实我能理解网友的这些想法。我们节目的出发点是要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共产党人，她是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人，她有爱有恨，也有恐惧和胆怯，但所有的一切都战胜不了她内心坚强的信仰。
这个形象是立体的、完整的、真实的，而不是生下来就是钢铁造就。
《瞭望东方周刊》：类似这样的信还有不少吧？
朱军：比如瞿秋白六天里给妻子写了三封情书，每封信的开头都是“亲爱爱，乖爱爱”，你再看他就义的时候提出“不能打我的头”，就不难理解了。说得通俗一点，这其实是一种“头可断、发型不可乱”的倔强浪漫。
面对敌人的枪口，瞿秋白在草地上盘膝坐下，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此地甚好，开枪吧。”那一年，他36岁。你说这个男人怎么能够有如此的壮举，又有那么缠绵的情感？当你把他的信和这些情景联系起来，就看到了一个丰满的人。
“能不能再来一遍”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档唤起人们坚定信仰的节目，有很多革命先烈的家信请的是当红艺人来朗读，是否有基于吸引年轻观众的考量？
朱军：当然有这方面的考量。有人问我，为什么都要选择明星来读信？我回答说，《信·中国》节目中没有明星，只有信使，这个概念必须强调。
别人会说，你请的明明是明星，非得说他不是明星，这不是矫情吗？一点都不是矫情，因为我们选择这些人是有标准的，首先他跟这封信要契合，比如性别、年龄，另外也要考虑这个信使的影响力。
我们希望这档节目老少都能喜欢。实际上，现在播出五期之后，从各项指标来看，很大一批受众是包括“00后”在内的年轻人。
《瞭望东方周刊》：第一期节目中有一封黄继光写给母亲的家书，由杨洋担任信使，他一出场，现场就响起了一片尖叫声。
朱军：在录制现场感受更为明显，我说我的耳朵都受不了。但是当杨洋打开信件开始念的时候，观众就从刚开始的那种亢奋，变得慢慢沉静下来，进入信的情境中，到最后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对于信使和观众而言都是如此。杨洋一开始时说：“现在还用念信吗？”但是当他进入以后，慢慢内心有了敬畏。第二遍录完，楊洋到我跟前说，能不能再来一遍？这一遍录制时，当他说完“不立功，不下战场！”，心潮澎湃地挥手重复了一遍，而现场所有的观众也一起跟着说“不立功，不下战场！”
其实，你给年轻人一个平台，让他站在那儿，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年轻人既有开放的眼光，也明白血脉的传承。
“我也没跟你说要劳务”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这些年轻的艺人，我们还在信使中看见了很多知名老艺术家的身影，表现如何？
朱军：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就是张少华老师来朗读的。张少华老师刚做完手术，还没有痊愈，是坐着轮椅来的。好多人还以为轮椅是道具。
张少华老师把信重新抄了一遍，在上面画了好多记号，有横线，有三角符号，还有圆圈。她说，“我不能有丝毫马虎，要不然的话我对不起黄继光的妈妈。”她确实非常投入。
还有李幼斌老师，最初我请他来的时候，他说自己从来不参加综艺节目，我把彭雪枫司令在战场上写给妻子的信发给他，说：你看完之后依然觉得这事不能干，那我绝不勉强。资料发过去没几天，他就答复了：什么时候录像。
这让我感到特别开心，说明节目有吸引力，人们愿意在这样正能量的文化节目当中有所表现。
《瞭望东方周刊》：谈到这次嘉宾阵容，你在开播发布会上说：“这些人加起来，《信·中国》的‘票房’价值超过500个亿”。
朱军：那是一句玩笑，但这次的确来了60多位明星。
《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多明星，怎么支付报酬呢？
朱军：他们都是友情出演的，要不然节目根本就做不了。李幼斌老师同意参加节目后，我赶紧说明：栏目经费非常紧张，可能没有什么劳务，你就权当奉献了。他说：“我也没跟你说要劳务。”
他们知道这个节目不是商业演出，知道这个节目是为新时代服务，是为人的情感服务的，所以都愿意友情出演。
“不惜成本”
《瞭望东方周刊》：读信类电视节目早已有之，你将读信和解信这两个环节融为一体，这种创新的叙事策略，是出于哪些考量？
朱军：从艺术角度出发，我们想在节奏上作一些突破，如果信使念完信后我们再解读，节奏过于单一。
更重要的一个考量是，信使念了一段后，我去交代背景，这不光是对信件内在情感的推动，也会让观众对下一段的理解更加深刻。
比如清明节期间播出的陈觉、赵云霄烈士写的信，如果不交代背景的话，你就会不理解信使胡可最后为什么哭得稀里哗啦。
《瞭望东方周刊》：《信·中国》的舞台视觉效果十分逼真，节目在这方面作了哪些创新？
朱军：我们运用了一种先进的舞台美术技术，叫做潘多拉魔盒立体投影技术。整个现场有20台投影仪，可以360度全景立体呈现，还可以随着情绪变幻场景，瞬间就能让人身临其境，回到信件写就的年代。
比如说念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信时，当我说到“这封信是邓颖超大姐在周恩来去世之后坐在海棠树下写成的”，现场马上会呈现一棵非常漂亮的海棠树和树下的一把摇椅。这种技术在全国甚至全亚洲都是第一次使用，投入很高。这种舞台技术也让我们对节目有了更多的信心。
《瞭望东方周刊》：可谓不惜成本。
朱军：说到“不惜”，在这档节目中，我们所有人可以说是不惜情感投入，不惜时间成本投入，也不惜经济成本投入。其实，我们就是想做一个能够表达内心，能够符合当今主流价值观，能够唤起人们坚定信仰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