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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张抗抗的作品——《作女》，描写了一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时期女子，她们特立独行，永不安分。或为摆脱出身的束缚，远走他乡，历经磨难，只为嫁的更好；或为摆脱各种社会规则的束缚，四处奔走，挑战社会。她们是“出走”的一代，属于新时期的“娜拉”。本文主要就文本中的陶桃这一人物进行形象分析。
关键词：新时期 “娜拉” 陶桃
《作女》中的陶桃，是来自北国嫩江边上的一位小镇女子，为了不使自己未来的孩子“日后在这百里地见不着人影的江窟窿里刨鱼，一开口说话就带一股子大渣子味儿……”[1]，陶桃选择在那年夏末趁冰河没有冻结之前踏上了理想的客船，开始了为摆脱出身束缚而独自奔走的旅途。
陶桃“出走”后，先后当过保姆、服务员、情人，然后是北京某大学金融专业的自费生，从而实现了从嫩江到深圳到北京的三级跳，文本中最后定格的陶桃的身份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某银行的部门经理。此时的陶桃美丽妩媚，工资丰厚，生活小资，但唯一遗憾的就是“陶桃至今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她曾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嫁，但她没有，因为她想把自己嫁的更好些”[2]。
为了使自己嫁的更好些，进而使自己未来的孩子在安宁的日子里一天天成长，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受到最好的教育和培养，陶桃自从“踏上嫩江那条木船的跳板开始，就再也不会做任何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了”[3]，一切生活的重心便是武装好自己，找到一位最理想的男人嫁了。文本的开头就有对陶桃这样的介绍“她是一位渴望结婚，并正在竭尽全力往结婚方向努力的女人……”[4]。陶桃為什么执意要把自己的未来绑在一个男人身上呢？她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本也可以拥高质量的生活。也许我们可以在陶桃与文本中的女主角卓尔的一次对话中找到答案，“我已经颠簸的太久了，一个女人是经不起几年折腾的，……，一个女人首先要有安全感”[5]，陶桃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这是一个漂泊的女人无法自我给予的，所以她就想寻得一个坚实的依靠，带给自己所需的安全感。这个坚实的依靠只能来自男人，因为陶桃懂得女人自身的弱点。所以陶桃努力让自己嫁的更好些，其实她所寻找的难道不就是一种现实的安稳吗？
这不禁使我们想到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一位东北女子——萧红。萧红作为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为了反抗家庭为自己包办的婚姻，选择离家出走，随后一生漂泊，和《作女》中的陶桃.一样，经历了无数的屈辱和磨难，但作为新时期“知女”的陶桃和现代作家萧红的人生有本质的区别，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男人的选择上。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当然跟时代大环境的改变密切相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人物的人生追求所决定。
萧红离家出走只为摆脱封建婚姻，而出走之后的生活目标是不明确的。她在萧军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从此开始了追求属于自己的的文学之路。她的小说追求散文化的句式和松散的结构。但这种创作在抗战背景下，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被一些男性作家批评甚至否定，更可悲的是否定她的男作家甚至包括自己的恋人——萧军，这使萧红在事业上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尽管后来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与支持下，萧红出版了自己的成名作《生死场》，但创作半部《红楼》的梦想，至死也没能实现。萧红所追求的文学人生，可谓举步维艰，每一步都是在风雨中跋涉，最终她只能将自己的文学世界转换成对故乡的梦魇，而陶桃在离家之时，不但清楚自己“出走”的原因，更有明确的“出走”的目标。
陶桃离家家乡，在尝试了保姆、服务员、情人等角色后，她懂得要改变自己打工仔的命运，让自己未来的孩子过上等生活，首先必须上大学。于是陶桃说服广东老板供自己读书，快大学毕业时，陶桃逐渐摆脱家乡那位因她而离婚的中年男人和广东的那位老板的纠缠，毕业时，不知通过什么关系，顺利进入了银行，成为了某部门的经理，从此生活稳定。正如陶桃对卓尔所说“……我可不想把我这份好工作折腾没了，女人的幸福跟男人是不一样的，女人首先要有安全感”[6]，安稳的工作，稳定的经济来源，是女人追求属于自己幸福生活的基本，陶桃对此深信不疑。可见陶桃所追求的就是一种现实的人生。
在对待身边的男人上，萧红对他们的不断选择，让她受尽苦楚：两次身怀六甲被离弃，战乱中孩子或送人，或夭折。身在异乡疾病缠身的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呻吟，她被感情的火焰灼烧的遍体鳞伤，最后在孤寂中死去。萧红何尝不是想得到一种现实的安稳，结束孤苦漂泊的人生，可叹的是，她所遇到的男人没有一个能给得起她要的这种现实的安稳。而陶桃呢？她先是毅然决然的离开家乡那位因他而离婚的乡镇公务员，然后一脚踢开供他上学的广州老板，还有其他不知道名字的男人，对陶桃来说他们只是自己的一个个跳板而已，与感情无关。“在多次更换过一个个有钱但没文化，有文化但没地位，有地位但没钱的男朋友之后，陶桃如愿迎来了三项指标均高于合格线之上好大一截，有钱有文化也有点地位的中年男人郑达磊”[7]。在感情上，陶桃是否又能稳操胜券呢？
陶桃和郑达磊是在银行业务上相识的。郑达磊是一家珠宝公司的老板，离婚单身，有一女儿出国留学，“郑达磊的学历、经历以及专业还有家庭背景，都决定了他在事业和种种生活细节上，都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正由于他对自己各方面的严格自律，所以他对别人……都带着一种挑剔的目光”[8]，而陶桃能吸引郑达磊这样挑剔的人，除了其具备了一个女人的基本资质（智商、文化、能力等）之外，还具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容貌姣好，让人赏心悦目。陶桃在遇到郑达磊之前是一个把自己爱到骨头里的女人，然而“郑达磊的出现是陶桃生命中一个巨大的转折，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了她，把她变成一个爱男人胜过爱自己的女人，变成了一个乖顺忍让温情驯服的女人。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他所希望的样子”。[9]至此，陶桃将自己生活的目标全都拴在了郑达磊的身上，“和郑达磊相处几个月来，陶桃一直努力扮演着温柔可人的淑女形象，她太了解郑达磊身上那种被人服从惯了的习性，凡事都是尽量顺着郑达磊的意愿去做”[10]，而陶桃唯一一次选择“背逆”郑达磊是因为房展，郑达磊本是执意要去看车展的。陶桃是漂泊太久的女人，她只希望有一所漂亮的房子，给她最可靠最真实的安全感而已，但郑达磊从不理解这些。正是这次房展事件，动摇了郑达磊对陶桃一直以来的美好印象。尽管陶桃作为未来的妻子，似乎从哪个方面说都是无可挑剔，但不幸的是她遇到了郑达磊这样一个很“作”的人。 “如果说作为女人的陶桃还有什么缺陷，唯一的不足是陶桃不够年轻……，对于郑达磊这样的成功人士来说，显然缺乏明显的优势了，所以陶桃才处处小心，手掌里就像捧着一粒随时会滚落的小珠子”[11]。陶桃为了想通过郑达磊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高质量的体面安稳的生活，不惜选择怀上郑达磊的孩子作为赌注，然而孩子的流产，使陶桃彻底断绝了对郑达磊所抱的一切希望。“这些年来陶桃经历的每一个男人都像嫩江上那宽宽的河滩上连接着夏季最后一艘帆船的跳板，将她一步步托往那个理想之境。”[12]然而，到郑达磊这儿，陶桃却遭受了无情的一击，最后以与一位不知何人的男子“闪婚”而告终。
陶桃只是想追求一种现实的安稳的归宿而已，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文中曾说陶桃的不幸在于她遇到了郑达磊，与其这样说，不如说陶桃的不幸在于她将自己的归宿栓在了男人身上，最终成为了男人的附属物而迷失了自我。作者在文本中并没有介绍她究竟为自己找到了怎样的归宿，这其实已经无所谓了，人在他乡，何处是归宿？陶桃在失去与郑达磊的孩子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又梦到了家乡的冰裂和那位面目狰狞的男人。每当陶桃感到孤独和极度不安时，家乡便会出现在陶桃的脑际，或窜入陶桃的梦里。嫩江边上固然有陶桃留下的创伤，但那小镇和童年依偎的奶奶，也许才是陶桃最终的心灵归宿吧。
参考文献
【1】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36页。
【2】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72页。
【3】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263页。
【4】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8页。
【5】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34页。
【6】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34页。
【7】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37页。
【8】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16页。
【9】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248页。
【10】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38页。
【11】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218页。
【12】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270页。
关键词：新时期 “娜拉” 陶桃
《作女》中的陶桃，是来自北国嫩江边上的一位小镇女子，为了不使自己未来的孩子“日后在这百里地见不着人影的江窟窿里刨鱼，一开口说话就带一股子大渣子味儿……”[1]，陶桃选择在那年夏末趁冰河没有冻结之前踏上了理想的客船，开始了为摆脱出身束缚而独自奔走的旅途。
陶桃“出走”后，先后当过保姆、服务员、情人，然后是北京某大学金融专业的自费生，从而实现了从嫩江到深圳到北京的三级跳，文本中最后定格的陶桃的身份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某银行的部门经理。此时的陶桃美丽妩媚，工资丰厚，生活小资，但唯一遗憾的就是“陶桃至今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她曾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嫁，但她没有，因为她想把自己嫁的更好些”[2]。
为了使自己嫁的更好些，进而使自己未来的孩子在安宁的日子里一天天成长，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受到最好的教育和培养，陶桃自从“踏上嫩江那条木船的跳板开始，就再也不会做任何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了”[3]，一切生活的重心便是武装好自己，找到一位最理想的男人嫁了。文本的开头就有对陶桃这样的介绍“她是一位渴望结婚，并正在竭尽全力往结婚方向努力的女人……”[4]。陶桃為什么执意要把自己的未来绑在一个男人身上呢？她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本也可以拥高质量的生活。也许我们可以在陶桃与文本中的女主角卓尔的一次对话中找到答案，“我已经颠簸的太久了，一个女人是经不起几年折腾的，……，一个女人首先要有安全感”[5]，陶桃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这是一个漂泊的女人无法自我给予的，所以她就想寻得一个坚实的依靠，带给自己所需的安全感。这个坚实的依靠只能来自男人，因为陶桃懂得女人自身的弱点。所以陶桃努力让自己嫁的更好些，其实她所寻找的难道不就是一种现实的安稳吗？
这不禁使我们想到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一位东北女子——萧红。萧红作为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为了反抗家庭为自己包办的婚姻，选择离家出走，随后一生漂泊，和《作女》中的陶桃.一样，经历了无数的屈辱和磨难，但作为新时期“知女”的陶桃和现代作家萧红的人生有本质的区别，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男人的选择上。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当然跟时代大环境的改变密切相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人物的人生追求所决定。
萧红离家出走只为摆脱封建婚姻，而出走之后的生活目标是不明确的。她在萧军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从此开始了追求属于自己的的文学之路。她的小说追求散文化的句式和松散的结构。但这种创作在抗战背景下，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被一些男性作家批评甚至否定，更可悲的是否定她的男作家甚至包括自己的恋人——萧军，这使萧红在事业上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尽管后来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与支持下，萧红出版了自己的成名作《生死场》，但创作半部《红楼》的梦想，至死也没能实现。萧红所追求的文学人生，可谓举步维艰，每一步都是在风雨中跋涉，最终她只能将自己的文学世界转换成对故乡的梦魇，而陶桃在离家之时，不但清楚自己“出走”的原因，更有明确的“出走”的目标。
陶桃离家家乡，在尝试了保姆、服务员、情人等角色后，她懂得要改变自己打工仔的命运，让自己未来的孩子过上等生活，首先必须上大学。于是陶桃说服广东老板供自己读书，快大学毕业时，陶桃逐渐摆脱家乡那位因她而离婚的中年男人和广东的那位老板的纠缠，毕业时，不知通过什么关系，顺利进入了银行，成为了某部门的经理，从此生活稳定。正如陶桃对卓尔所说“……我可不想把我这份好工作折腾没了，女人的幸福跟男人是不一样的，女人首先要有安全感”[6]，安稳的工作，稳定的经济来源，是女人追求属于自己幸福生活的基本，陶桃对此深信不疑。可见陶桃所追求的就是一种现实的人生。
在对待身边的男人上，萧红对他们的不断选择，让她受尽苦楚：两次身怀六甲被离弃，战乱中孩子或送人，或夭折。身在异乡疾病缠身的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呻吟，她被感情的火焰灼烧的遍体鳞伤，最后在孤寂中死去。萧红何尝不是想得到一种现实的安稳，结束孤苦漂泊的人生，可叹的是，她所遇到的男人没有一个能给得起她要的这种现实的安稳。而陶桃呢？她先是毅然决然的离开家乡那位因他而离婚的乡镇公务员，然后一脚踢开供他上学的广州老板，还有其他不知道名字的男人，对陶桃来说他们只是自己的一个个跳板而已，与感情无关。“在多次更换过一个个有钱但没文化，有文化但没地位，有地位但没钱的男朋友之后，陶桃如愿迎来了三项指标均高于合格线之上好大一截，有钱有文化也有点地位的中年男人郑达磊”[7]。在感情上，陶桃是否又能稳操胜券呢？
陶桃和郑达磊是在银行业务上相识的。郑达磊是一家珠宝公司的老板，离婚单身，有一女儿出国留学，“郑达磊的学历、经历以及专业还有家庭背景，都决定了他在事业和种种生活细节上，都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正由于他对自己各方面的严格自律，所以他对别人……都带着一种挑剔的目光”[8]，而陶桃能吸引郑达磊这样挑剔的人，除了其具备了一个女人的基本资质（智商、文化、能力等）之外，还具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容貌姣好，让人赏心悦目。陶桃在遇到郑达磊之前是一个把自己爱到骨头里的女人，然而“郑达磊的出现是陶桃生命中一个巨大的转折，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了她，把她变成一个爱男人胜过爱自己的女人，变成了一个乖顺忍让温情驯服的女人。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他所希望的样子”。[9]至此，陶桃将自己生活的目标全都拴在了郑达磊的身上，“和郑达磊相处几个月来，陶桃一直努力扮演着温柔可人的淑女形象，她太了解郑达磊身上那种被人服从惯了的习性，凡事都是尽量顺着郑达磊的意愿去做”[10]，而陶桃唯一一次选择“背逆”郑达磊是因为房展，郑达磊本是执意要去看车展的。陶桃是漂泊太久的女人，她只希望有一所漂亮的房子，给她最可靠最真实的安全感而已，但郑达磊从不理解这些。正是这次房展事件，动摇了郑达磊对陶桃一直以来的美好印象。尽管陶桃作为未来的妻子，似乎从哪个方面说都是无可挑剔，但不幸的是她遇到了郑达磊这样一个很“作”的人。 “如果说作为女人的陶桃还有什么缺陷，唯一的不足是陶桃不够年轻……，对于郑达磊这样的成功人士来说，显然缺乏明显的优势了，所以陶桃才处处小心，手掌里就像捧着一粒随时会滚落的小珠子”[11]。陶桃为了想通过郑达磊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高质量的体面安稳的生活，不惜选择怀上郑达磊的孩子作为赌注，然而孩子的流产，使陶桃彻底断绝了对郑达磊所抱的一切希望。“这些年来陶桃经历的每一个男人都像嫩江上那宽宽的河滩上连接着夏季最后一艘帆船的跳板，将她一步步托往那个理想之境。”[12]然而，到郑达磊这儿，陶桃却遭受了无情的一击，最后以与一位不知何人的男子“闪婚”而告终。
陶桃只是想追求一种现实的安稳的归宿而已，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文中曾说陶桃的不幸在于她遇到了郑达磊，与其这样说，不如说陶桃的不幸在于她将自己的归宿栓在了男人身上，最终成为了男人的附属物而迷失了自我。作者在文本中并没有介绍她究竟为自己找到了怎样的归宿，这其实已经无所谓了，人在他乡，何处是归宿？陶桃在失去与郑达磊的孩子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又梦到了家乡的冰裂和那位面目狰狞的男人。每当陶桃感到孤独和极度不安时，家乡便会出现在陶桃的脑际，或窜入陶桃的梦里。嫩江边上固然有陶桃留下的创伤，但那小镇和童年依偎的奶奶，也许才是陶桃最终的心灵归宿吧。
参考文献
【1】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36页。
【2】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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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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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16页。
【9】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248页。
【10】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38页。
【11】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218页。
【12】张抗抗《作女》[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