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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份的一天，记者在沈阳某监狱采访时，偶然从管教民警那看到一本叫《逃到天涯也是囚》的书稿，这是一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正在服刑的罪犯写的，他以自己经历告诫那些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人——越逃刑期越长，越逃日子越短，越逃罪孽越重，越逃离亲人越远……
负案在逃，他为自己整容变脸
1994年，李浩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丹东市某银行当职员。一开始，他对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还是兢兢业业的，可是，他成天和钱打交道，看着刷刷的票子进进出出，很快的，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多么想自己也拥有一笔巨款啊，在他的眼里，钱就是一切，钱就是幸福。于是，他暗暗留心，给自己寻找机会。
1996年5月10日，“机会”终于来了，李浩祥终于将所管的帐户资金44.4万人民币从银行取出装进自己的皮包里。几天后，李浩祥一路逃到广州，他迫不及待地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是父亲接的。“你……你在哪……”老人抑制不住悲伤问。接着，母亲接过电话哭求：“儿啊，你只有自首才是出路，快回来吧!你不能在外躲一生呀……”
听了电话里哭泣的父母，李浩祥声音哽咽：“妈，儿子会利用手上的钱在外面捞世界，等到赚到大钱后，一定风风光光把你们二老接出来好好孝敬……”他怕被人发现，匆匆挂断了电话。从此，他便开始了逃亡生涯。
但逃亡的生活不单是体力上的消耗，更要命的是心灵上的折磨。
因负案在逃，他几乎每一分钟都警惕着，精神随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看到警车就心慌；听到警笛就害怕；有时在街上迎面走来警察，也会把自己吓得脸黄心跳……
他还经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梦见被警察抓住了，醒来时,冒一身冷汗,就再也睡不着了,往往就这样坐到天亮。
李浩祥毕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试图从里到外地调整自己。他想，犯事的人都是自己吓自己，认为自己是坏人，所以见了警察就躲，那还不让人看出可疑来？于是，他再遇到警察设卡检查，竟一反常态地主动上前和警察打招呼，以此打消警方的疑虑。
但没过多久，他又开始提心吊胆，他对着镜子看自己，心想：只有将这张脸变了，才会有安全感。
于是，他找到了一家整容医院，以“美容”的名义将自己脸上带有标志性的黑痣去掉，又将向外凸的牙齿进行了矫正。出院后，对着镜子和以前的照片反复比较后，他又强忍着面部手术后的巨痛，先后到医院做了两次整容，才对自己的“变脸”效果勉强满意。
他强迫自己学会忘记，忘记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忘记自己干了些什么。日子久了，他似乎真的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姓名。但是，在做这一切的过程中，他的心理压力和心灵的扭曲程度都是人所难以承受的，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问自己：我是不是还活着？现在还活着的这个人是谁？在后来，他回丹东自首后，别人喊他的名字，他竟半天没反应过来。
2001年他开始尝试着做小食品生意，并雇来一个当地的伙计。生意刚做的有几分起色时，就被那个伙计勾结当地的几个小流氓把挣来的钱给抢了。因为负案在身，他也没敢声张，只好哑巴吃黄连。最后，他与人合伙做电器生意，又是血本无归。几经折腾，他对自己在这种处境下做生意彻底失去信心。
他明白了，一个人如果脱离了法律的保护，就只能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是那么的无助和悲凉。
见义勇为，他壮举后逃之夭夭
在几年的逃亡生涯中，李浩祥也不停地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进行反思和忏悔。但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勇敢的站出来向政府投案自首。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在逃亡途中做一点好事，以求得心灵的慰籍。
2002年12月的一天，他在海口市的一家医院，看见湖南一贫困农民带着媳妇要看病，因为交不齐住院押金，便坐在医院的走廊凳子上嚎啕大哭。他看着那个孤立无助的男人，竟像婴儿般哭泣着，便想，人啊，都会遇到自己难以战胜的苦难啊，接着他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竟产生了一种与哭泣者同病相怜的感觉，一时鼻子酸酸的，他掏出1000元钱，送给了那个哭泣的男人。
围观的人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还有人为他的义举鼓起掌来。那一瞬间，李浩祥体会到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好人的感受和尊严。
围观者中还有人打电话通知了报社记者，要报社记者写文章表扬他。他在激动之余，突然感到事情不妙：自己是个见不得阳光的人啊，万一记者要核实他的身份，岂不是要自投罗网吗？于是，他借口上厕所，恋恋不舍地离开那些围着他问长问短的人们，落荒而逃。
200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李浩祥一个人在江边散步。突然，远处传来了一个女人惊恐、嘶哑的呼救声。他判断出是歹徒在胁迫一个女孩儿，欲行强暴之事。
李浩祥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一种男人的血性使他冲动起来，心想，与其苟且的活着还不如拼个你死我活，死了也是解脱。想罢，他拾起地上的一块石头，冲了上去，劈头盖脸地朝歹徒砸去。
那个歹徒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蒙了，捂着脑袋就跑。直到歹徒被无边夜色吞没了，他才回过头来蹲在那里喘着气。
被救的女孩儿很漂亮，她告诉李浩祥，自己是一个某大学的在校学生，名字叫晓颖，父亲是本市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总,她恳切的致辞感谢李浩祥的相救之恩，还说他是她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人，她要李浩祥告诉她他的住处，改天一定登门感谢，并要他和她一块儿去公安局报警。
面对晓颖的恳求，他心存一丝侥幸的对女孩说：“不必感谢,你也不要……不要报案吧。”
女孩深情望着他，却不容质疑地说：“当然要报案了，不能白白地便宜了那个色狼。”
此时他害怕了，当女孩拽他一块儿去派出所报案时，他又退缩了，他转身一口气顺着马路跑了5里地，直到回头看不见了女孩的身影后才停下来，他蹲在地上，心里感到了深深的失落：明明是见义勇为，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却又不得不逃之夭夭。
此时，他感到女孩儿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是无法在一起沐浴阳光的。他站起来时，眼角流下了悲怆的泪水。
面对爱情，他不得不选择放弃
然而，第二天女孩还是找到了他的住处。之后，美丽的女孩仍固执地隔三差五地来看他，他从女孩爱慕的眼神中知道，如果跟女孩再交往下去，或许真会得到纯洁美好的爱情，可是，事情过去了，那种舍生忘死的冲动也平复了，自己毕竟还活着，活着就要面对现实。他扪心自问：自己能承受得了落入法网的生命之重吗？
尽管他的内心深处也憧憬着美丽的爱情，但是，他不得不放弃了他心灵的向往，连夜收拾好行囊，怅然地消失在无际的茫茫人海里。
这次情感经历后，李浩祥更加思念家乡年迈的父母和亲人。平常，他跟周围的人在一起时，如果突然有人提到家乡和老人，他的心情瞬间就会变得糟糕透顶。
元旦和春节，是他最伤心最痛苦的时刻，常常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再想起以往过年时合家团圆的情景，心情坏到极点的他恨不得找谁打一架，更恨不得马上就赶回家去。可是一清醒，自己又不得不给自己泼凉水：你不能回去呀，因为你是一个在逃犯啊！想到这，他会到小卖部买来白酒，一杯接一杯地喝，将自己灌醉，然后倒在出租屋里任泪水汩汩地流……
2002年5月,李浩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年轻的寡妇袁丽。她那年三十四岁，体形丰满，眉眼儿相当漂亮，皮肤白晰。但她爱慕虚荣，为人放荡。此时的李浩祥已顾不得许多了，他需要用“爱情”或者是情欲来麻醉自己……
毕竟不是同一类型的人，两个人的矛盾渐渐显露出来了。
一次，李浩祥在袁丽的包里发现了几张她与一个男人的合影。他火冒三丈问袁丽：“照片上的男人是谁？”
袁丽说：“告诉你，你也不认识。再说我们又没结婚，你算是哪根葱！”
女友的话无疑是一把尖刀直刺李浩祥的胸膛，李浩祥用金钱经营的情感大厦顷刻间坍塌，灰飞烟灭。
绝望之余，李浩祥决定用一种极端方式对付女友。可他转念一想，又终于忍住了。想想自己是一个在逃犯的身份,凭什么要求人家对自己一心一意?长叹一声后，他终于离开了那个女人，结束了那一段地狱式的“爱情”。
生命垂危，死也要回家投案自首
李浩祥先前就患有胃出血、先天性心脏病，常年的颠簸流浪、精神紧张导致这些疾病反复反作、加重，他那原来瘦弱的身体愈加弱不禁风了。
患病期间，他几次想一死了之。然而，是割舍不断的骨肉亲情和挥之不去的恋乡情结最终打消了他的轻生念头。
因为想家心切，李浩祥也曾有过自首的念头。2004年末一天傍晚，有一辆警车鸣着警笛开向李浩祥。躲在人群中的他反而有一种狂热的惊喜，心中念着逃亡的日子终于可以结束了，自己可以解脱了。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双手伸出，就像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束手就擒的犯罪嫌疑人那样，等待着手铐卡上手腕时的咔嚓声。
可谁知道，警察从他的身边疾步冲过，将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摁倒在地上。他胆战心惊地看着被摁在地上的小偷，畏缩着把手放了下来……
2004年初秋，李浩祥被人在酒里下了蒙药。苏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被孤零零扔在火车站附近，身上带的九万元钱也不翼而飞。
由于蒙药导致的后遗症，使他的脑袋像炸了似的，一会儿胸闷气短，一会儿冷汗涔涔……身处绝境的李浩祥那时惟一的一个念头就是回家，就是死也要死在家乡！
他从地上爬起来，拖着沉重的身子跌跌撞撞地来到了火车站售票口，好在他藏在裤带里的三千元钱还没被骗子搜走，便用这仅剩的救命钱买了返回家乡的火车票。
上车后，李浩祥在列车员验过票后又昏迷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了过来，一睁眼已经到达沈阳火车站了，李浩祥知道要到家了，心情一激动又昏迷了过去。
当列车进入丹东时，看到曾熟悉的的一切，李浩祥不自觉地深深地出了一口气：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
但他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多年前，他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银行职员；多年后，他却成了一名奄奄一息要投案自首的逃犯！当他见到亲人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快，打电话告诉我爸妈，带我去投案自首！”说完他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检察院的同志赶到医院拘捕他时，这个逃亡了多年的病弱之人依然不省人事。鉴于李浩祥的转氨酶极度增高、肝脾肿大、中毒性肝昏迷等原因，检察院的同志给了他充足的就医时间。
2004年12月1日，振兴区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李浩祥有期徒刑十年。2005年3月13日早，李浩祥被送往沈阳大北监狱，开始了他的劳动改造生涯。
2006年11月份，记者在丹东警方和沈阳某监狱的帮助下采访了李浩祥，因逃亡多年而历经生死跌宕的他坦然地说，现在他虽然是身陷囹圄，但那是人间的生活，与逃亡时的生活与天壤之别。他还说：我真心希望在此借助媒体感谢司法机关的人性化执法，感谢他们在我生命告急时，给了我充裕的治疗时间，让我有了能够重新选择，重新做人的机会。
(责编/小马 ma-ch-ch@163.com)
(本文中主人公为化名)本文严禁上网、转载
负案在逃，他为自己整容变脸
1994年，李浩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丹东市某银行当职员。一开始，他对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还是兢兢业业的，可是，他成天和钱打交道，看着刷刷的票子进进出出，很快的，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多么想自己也拥有一笔巨款啊，在他的眼里，钱就是一切，钱就是幸福。于是，他暗暗留心，给自己寻找机会。
1996年5月10日，“机会”终于来了，李浩祥终于将所管的帐户资金44.4万人民币从银行取出装进自己的皮包里。几天后，李浩祥一路逃到广州，他迫不及待地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是父亲接的。“你……你在哪……”老人抑制不住悲伤问。接着，母亲接过电话哭求：“儿啊，你只有自首才是出路，快回来吧!你不能在外躲一生呀……”
听了电话里哭泣的父母，李浩祥声音哽咽：“妈，儿子会利用手上的钱在外面捞世界，等到赚到大钱后，一定风风光光把你们二老接出来好好孝敬……”他怕被人发现，匆匆挂断了电话。从此，他便开始了逃亡生涯。
但逃亡的生活不单是体力上的消耗，更要命的是心灵上的折磨。
因负案在逃，他几乎每一分钟都警惕着，精神随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看到警车就心慌；听到警笛就害怕；有时在街上迎面走来警察，也会把自己吓得脸黄心跳……
他还经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梦见被警察抓住了，醒来时,冒一身冷汗,就再也睡不着了,往往就这样坐到天亮。
李浩祥毕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试图从里到外地调整自己。他想，犯事的人都是自己吓自己，认为自己是坏人，所以见了警察就躲，那还不让人看出可疑来？于是，他再遇到警察设卡检查，竟一反常态地主动上前和警察打招呼，以此打消警方的疑虑。
但没过多久，他又开始提心吊胆，他对着镜子看自己，心想：只有将这张脸变了，才会有安全感。
于是，他找到了一家整容医院，以“美容”的名义将自己脸上带有标志性的黑痣去掉，又将向外凸的牙齿进行了矫正。出院后，对着镜子和以前的照片反复比较后，他又强忍着面部手术后的巨痛，先后到医院做了两次整容，才对自己的“变脸”效果勉强满意。
他强迫自己学会忘记，忘记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忘记自己干了些什么。日子久了，他似乎真的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姓名。但是，在做这一切的过程中，他的心理压力和心灵的扭曲程度都是人所难以承受的，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问自己：我是不是还活着？现在还活着的这个人是谁？在后来，他回丹东自首后，别人喊他的名字，他竟半天没反应过来。
2001年他开始尝试着做小食品生意，并雇来一个当地的伙计。生意刚做的有几分起色时，就被那个伙计勾结当地的几个小流氓把挣来的钱给抢了。因为负案在身，他也没敢声张，只好哑巴吃黄连。最后，他与人合伙做电器生意，又是血本无归。几经折腾，他对自己在这种处境下做生意彻底失去信心。
他明白了，一个人如果脱离了法律的保护，就只能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是那么的无助和悲凉。
见义勇为，他壮举后逃之夭夭
在几年的逃亡生涯中，李浩祥也不停地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进行反思和忏悔。但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勇敢的站出来向政府投案自首。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在逃亡途中做一点好事，以求得心灵的慰籍。
2002年12月的一天，他在海口市的一家医院，看见湖南一贫困农民带着媳妇要看病，因为交不齐住院押金，便坐在医院的走廊凳子上嚎啕大哭。他看着那个孤立无助的男人，竟像婴儿般哭泣着，便想，人啊，都会遇到自己难以战胜的苦难啊，接着他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竟产生了一种与哭泣者同病相怜的感觉，一时鼻子酸酸的，他掏出1000元钱，送给了那个哭泣的男人。
围观的人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还有人为他的义举鼓起掌来。那一瞬间，李浩祥体会到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好人的感受和尊严。
围观者中还有人打电话通知了报社记者，要报社记者写文章表扬他。他在激动之余，突然感到事情不妙：自己是个见不得阳光的人啊，万一记者要核实他的身份，岂不是要自投罗网吗？于是，他借口上厕所，恋恋不舍地离开那些围着他问长问短的人们，落荒而逃。
200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李浩祥一个人在江边散步。突然，远处传来了一个女人惊恐、嘶哑的呼救声。他判断出是歹徒在胁迫一个女孩儿，欲行强暴之事。
李浩祥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一种男人的血性使他冲动起来，心想，与其苟且的活着还不如拼个你死我活，死了也是解脱。想罢，他拾起地上的一块石头，冲了上去，劈头盖脸地朝歹徒砸去。
那个歹徒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蒙了，捂着脑袋就跑。直到歹徒被无边夜色吞没了，他才回过头来蹲在那里喘着气。
被救的女孩儿很漂亮，她告诉李浩祥，自己是一个某大学的在校学生，名字叫晓颖，父亲是本市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总,她恳切的致辞感谢李浩祥的相救之恩，还说他是她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人，她要李浩祥告诉她他的住处，改天一定登门感谢，并要他和她一块儿去公安局报警。
面对晓颖的恳求，他心存一丝侥幸的对女孩说：“不必感谢,你也不要……不要报案吧。”
女孩深情望着他，却不容质疑地说：“当然要报案了，不能白白地便宜了那个色狼。”
此时他害怕了，当女孩拽他一块儿去派出所报案时，他又退缩了，他转身一口气顺着马路跑了5里地，直到回头看不见了女孩的身影后才停下来，他蹲在地上，心里感到了深深的失落：明明是见义勇为，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却又不得不逃之夭夭。
此时，他感到女孩儿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是无法在一起沐浴阳光的。他站起来时，眼角流下了悲怆的泪水。
面对爱情，他不得不选择放弃
然而，第二天女孩还是找到了他的住处。之后，美丽的女孩仍固执地隔三差五地来看他，他从女孩爱慕的眼神中知道，如果跟女孩再交往下去，或许真会得到纯洁美好的爱情，可是，事情过去了，那种舍生忘死的冲动也平复了，自己毕竟还活着，活着就要面对现实。他扪心自问：自己能承受得了落入法网的生命之重吗？
尽管他的内心深处也憧憬着美丽的爱情，但是，他不得不放弃了他心灵的向往，连夜收拾好行囊，怅然地消失在无际的茫茫人海里。
这次情感经历后，李浩祥更加思念家乡年迈的父母和亲人。平常，他跟周围的人在一起时，如果突然有人提到家乡和老人，他的心情瞬间就会变得糟糕透顶。
元旦和春节，是他最伤心最痛苦的时刻，常常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再想起以往过年时合家团圆的情景，心情坏到极点的他恨不得找谁打一架，更恨不得马上就赶回家去。可是一清醒，自己又不得不给自己泼凉水：你不能回去呀，因为你是一个在逃犯啊！想到这，他会到小卖部买来白酒，一杯接一杯地喝，将自己灌醉，然后倒在出租屋里任泪水汩汩地流……
2002年5月,李浩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年轻的寡妇袁丽。她那年三十四岁，体形丰满，眉眼儿相当漂亮，皮肤白晰。但她爱慕虚荣，为人放荡。此时的李浩祥已顾不得许多了，他需要用“爱情”或者是情欲来麻醉自己……
毕竟不是同一类型的人，两个人的矛盾渐渐显露出来了。
一次，李浩祥在袁丽的包里发现了几张她与一个男人的合影。他火冒三丈问袁丽：“照片上的男人是谁？”
袁丽说：“告诉你，你也不认识。再说我们又没结婚，你算是哪根葱！”
女友的话无疑是一把尖刀直刺李浩祥的胸膛，李浩祥用金钱经营的情感大厦顷刻间坍塌，灰飞烟灭。
绝望之余，李浩祥决定用一种极端方式对付女友。可他转念一想，又终于忍住了。想想自己是一个在逃犯的身份,凭什么要求人家对自己一心一意?长叹一声后，他终于离开了那个女人，结束了那一段地狱式的“爱情”。
生命垂危，死也要回家投案自首
李浩祥先前就患有胃出血、先天性心脏病，常年的颠簸流浪、精神紧张导致这些疾病反复反作、加重，他那原来瘦弱的身体愈加弱不禁风了。
患病期间，他几次想一死了之。然而，是割舍不断的骨肉亲情和挥之不去的恋乡情结最终打消了他的轻生念头。
因为想家心切，李浩祥也曾有过自首的念头。2004年末一天傍晚，有一辆警车鸣着警笛开向李浩祥。躲在人群中的他反而有一种狂热的惊喜，心中念着逃亡的日子终于可以结束了，自己可以解脱了。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双手伸出，就像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束手就擒的犯罪嫌疑人那样，等待着手铐卡上手腕时的咔嚓声。
可谁知道，警察从他的身边疾步冲过，将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摁倒在地上。他胆战心惊地看着被摁在地上的小偷，畏缩着把手放了下来……
2004年初秋，李浩祥被人在酒里下了蒙药。苏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被孤零零扔在火车站附近，身上带的九万元钱也不翼而飞。
由于蒙药导致的后遗症，使他的脑袋像炸了似的，一会儿胸闷气短，一会儿冷汗涔涔……身处绝境的李浩祥那时惟一的一个念头就是回家，就是死也要死在家乡！
他从地上爬起来，拖着沉重的身子跌跌撞撞地来到了火车站售票口，好在他藏在裤带里的三千元钱还没被骗子搜走，便用这仅剩的救命钱买了返回家乡的火车票。
上车后，李浩祥在列车员验过票后又昏迷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了过来，一睁眼已经到达沈阳火车站了，李浩祥知道要到家了，心情一激动又昏迷了过去。
当列车进入丹东时，看到曾熟悉的的一切，李浩祥不自觉地深深地出了一口气：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
但他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多年前，他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银行职员；多年后，他却成了一名奄奄一息要投案自首的逃犯！当他见到亲人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快，打电话告诉我爸妈，带我去投案自首！”说完他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检察院的同志赶到医院拘捕他时，这个逃亡了多年的病弱之人依然不省人事。鉴于李浩祥的转氨酶极度增高、肝脾肿大、中毒性肝昏迷等原因，检察院的同志给了他充足的就医时间。
2004年12月1日，振兴区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李浩祥有期徒刑十年。2005年3月13日早，李浩祥被送往沈阳大北监狱，开始了他的劳动改造生涯。
2006年11月份，记者在丹东警方和沈阳某监狱的帮助下采访了李浩祥，因逃亡多年而历经生死跌宕的他坦然地说，现在他虽然是身陷囹圄，但那是人间的生活，与逃亡时的生活与天壤之别。他还说：我真心希望在此借助媒体感谢司法机关的人性化执法，感谢他们在我生命告急时，给了我充裕的治疗时间，让我有了能够重新选择，重新做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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