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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新公共管理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而产生时期较早一些的新公共行政，强调社会公平、代表性、回应性、参与及社会责任感。两者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新公共行政的一些思想，可以弥补新公共管理的部分缺陷。我国应该结合国情，更好的借鉴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和管理模式。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管理模式；+0
1、新公共管理的主要思想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管理理论及运动。为了应付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 政府的管理运作纷纷转向市场导向、积极应变的弹性管理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主要有以下思想：
（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注重于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这样可以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掌舵的人应该看到一切问题和可能性的全貌，并且能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加以平衡。划桨的人聚精会神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件事做好。”①
（2）政府应在公共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竞争可以提高效率，即少投入多产出；竞争迫使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要作出反应；竞争鼓励革新，而垄断则扼杀革新；竞争提高公共组织雇员的士气和自尊心。
（3）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传统的官僚主义政府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由于不衡量效果，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效果越差，得到的投入反而越多。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因此，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管理的资源配置应该与管理人员的业绩和效果联系起来，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来拨款的预算制度。
（4）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如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引入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等。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讲求投入和产出、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仍然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
（5）政府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政府组织是典型的等级分明的集权结构，跨组织层次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使政府机构难以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各种新情况作出及时反应。政府应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参与或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会的基本单元，包括社区、家庭、志愿者组织等，让他们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新公共管理认为，与集权的机构相比，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有许多优点：比集权的机构有更大的灵活性，对于新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作出反应；比集权的机构更有效率；比集权的机构更具创新精神；比集权的机构产生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生產率等。
（6）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斗争，不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等。新公共管理则认为，行政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公务员与政务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正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政治功能，不仅能使公务员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还能使他们以更主动的精神设计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2、新公共管理存在的局限性
新公共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和广大公民对有效率的政府服务的合理期待，新公共管理的许多政策主张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1）对人性的假设存在偏颇之处。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公共管理基本承继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认为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和善于利用他人的；由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新公共管理忽视了道德和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当人们完全接受了人性自私的理论假定时，就会逐渐接受利己的生活态度，忽略道德的重要性，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
（2）新公共管理可能导致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产生偏差。在新公共管理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主要在于经济、效率与效能，强调效率价值的优先性。而事实上公共行政本质上应该是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社会公平、公共利益、人性尊严、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将使新公共管理成为执行和管理的工具，不但无法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也无法提升公民道德。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会引导人们只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注；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公共行政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只是斤斤计较于减少行政成本。
（3）过于依赖市场和民营化。新公共管理以自利与理性为假定，主张公共物品与服务应交给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的职能。对市场的过分崇拜忽略了市场的缺陷。在公共部门中引入竞争机制，是存在一定限制的，这就是市场机能本身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将一些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共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交回给市场来完成。从实践来看，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是民营化和签约外包，其效果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共部门市场化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如公益的丧失、寻租、特权与贪污等。 （4）将公民当作顾客有不恰当之处。新公共管理将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比喻为顾客与企业间的关系，这是不完全恰当的。公民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从这个角度要求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也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或参与者，其行为对公共服务的绩效产生影响；公民也是公共服务的监督者，有责任监督政府的运作；同时公民还是纳税义务的承担者。将政府服务的对象比作顾客，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健全，角色发生一定的偏差。
3、新公共行政可对新公共管理形成一定的补充
产生时期较早一些的新公共行政，为回应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社会连续出现的一系列危机和此起彼伏的政府改革呼声，试图从本源上思考政府追求的价值。新公共行政重视社会公平、代表性、回应性、参与及社会责任感。尽管新公共行政产生在前，而且并没有成为后续政府改革的主要理论支持，但它的不少基本观点却可以弥补新公共管理的一些缺陷。
（1）新公共行政强调公共管理者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可以修正新公共管理的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务员应当以公众利益为准绳，理解公众的需求并为实现这些需求有道德地工作。公共管理者应该以“公正和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具有爱国主义、公民精神和乐善好施的品质。人并非时时处处都是自利的，道德对人的影响十分明显，对于公共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2）新公共行政强调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核心，对新公共管理以经济、效率与效能为基本价值形成有益的补充。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认为：“社会公平包含着对组织设计和管理形态在内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的选择。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性； 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社会公平强调公共行政管理的变革；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以追求行政组织自身满足需求为目的；社会公平还强调在公共行政的教学与研究中更注重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以实现对对解决相关问题的期待。总之，提倡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及社会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②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长期看来也是实现效率的必要保证。
（3）新公共行政认识到民营化的局限性。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指出，民营化运动的前景不可能一片光明。他提醒道，我们总是在“为贿赂与欺诈创造一个诱人的环境”，“越来越多持私营化观念的人被任命到政府职位上，从而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采取企业模式，我们又将面对可恶的腐败与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新公共行政认识到民营化运动形成了对公共管理者的新的道德挑战。弗雷德里克森指出，“政府正沿着私营化方向前进，对此我们无须心存芥蒂，但对政府伦理的关注应同时提升。”
（4）新公共行政强调的“代表性”可以弥补新公共管理中将公民当作顾客的不当之处。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提出了“代表性公民”的概念和理论，来强调公共管理者对社会公正的承诺，强调“代表性”。他认为：“公共管理者首先是公民，公共管理者受雇于公民，代表公民的利益，执行和管理公民的事务。作为我们其中的一部分，公共管理者是公民和公共组织之间联系的主要桥梁。”③“代表性公民”的理论强调公共管理者对公民的关注，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对社会公正的承诺。的确，政府与公民间的互动关系，不应该是单方操纵或过度消极，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民主对话的机制，使其各自既享有权利又履行义务。
4、我国应如何更好的借鉴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
（1）借鉴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我国政府的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我国的政府机构长期以来存在效率低下的现象。通过将企业管理的讲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到我国政府的公共管理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借鉴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可以打破了我国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可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營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电信、电力、自来水和燃气供给等基础设施产业中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3）在当前各类矛盾趋向激化的社会转型期，新公共行政强调的社会公平的核心价值应摆在突出位置。我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公共卫生覆盖面较低。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事业发展缓慢、政府债务风险与财政风险加大等现象。城乡、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我国进入了社会风险加剧的时期。努力维护社会公平，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显得尤为重要。
（4）应重视政治对行政、对公务员的影响。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都不主张政治与行政的完全分离。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在一个缺乏政治权威和政治责任的体制里，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质量是难以得到制度保证的。因此，尽管政府机构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改善行政绩效，但也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要让行政人员意识到肩负的政治责任，增强对政治的敏感性，忠实的履行行政职责。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说，“不是公务员应当被动地服从政治权威，而是身居公职、具有公民精神的代表，真正充当正义和公平的监护人”。
总之，我们在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的某些有价值的思想和做法时，应该注重结合我国的国情。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选择、有针对性的借鉴和吸收。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管理模式；+0
1、新公共管理的主要思想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管理理论及运动。为了应付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 政府的管理运作纷纷转向市场导向、积极应变的弹性管理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主要有以下思想：
（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注重于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这样可以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掌舵的人应该看到一切问题和可能性的全貌，并且能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加以平衡。划桨的人聚精会神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件事做好。”①
（2）政府应在公共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竞争可以提高效率，即少投入多产出；竞争迫使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要作出反应；竞争鼓励革新，而垄断则扼杀革新；竞争提高公共组织雇员的士气和自尊心。
（3）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传统的官僚主义政府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由于不衡量效果，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效果越差，得到的投入反而越多。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因此，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管理的资源配置应该与管理人员的业绩和效果联系起来，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来拨款的预算制度。
（4）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如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引入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等。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讲求投入和产出、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仍然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
（5）政府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政府组织是典型的等级分明的集权结构，跨组织层次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使政府机构难以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各种新情况作出及时反应。政府应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参与或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会的基本单元，包括社区、家庭、志愿者组织等，让他们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新公共管理认为，与集权的机构相比，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有许多优点：比集权的机构有更大的灵活性，对于新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作出反应；比集权的机构更有效率；比集权的机构更具创新精神；比集权的机构产生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生產率等。
（6）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斗争，不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等。新公共管理则认为，行政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公务员与政务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正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政治功能，不仅能使公务员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还能使他们以更主动的精神设计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2、新公共管理存在的局限性
新公共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和广大公民对有效率的政府服务的合理期待，新公共管理的许多政策主张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1）对人性的假设存在偏颇之处。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公共管理基本承继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认为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和善于利用他人的；由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新公共管理忽视了道德和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当人们完全接受了人性自私的理论假定时，就会逐渐接受利己的生活态度，忽略道德的重要性，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
（2）新公共管理可能导致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产生偏差。在新公共管理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主要在于经济、效率与效能，强调效率价值的优先性。而事实上公共行政本质上应该是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社会公平、公共利益、人性尊严、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将使新公共管理成为执行和管理的工具，不但无法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也无法提升公民道德。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会引导人们只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注；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公共行政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只是斤斤计较于减少行政成本。
（3）过于依赖市场和民营化。新公共管理以自利与理性为假定，主张公共物品与服务应交给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的职能。对市场的过分崇拜忽略了市场的缺陷。在公共部门中引入竞争机制，是存在一定限制的，这就是市场机能本身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将一些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共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交回给市场来完成。从实践来看，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是民营化和签约外包，其效果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共部门市场化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如公益的丧失、寻租、特权与贪污等。 （4）将公民当作顾客有不恰当之处。新公共管理将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比喻为顾客与企业间的关系，这是不完全恰当的。公民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从这个角度要求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也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或参与者，其行为对公共服务的绩效产生影响；公民也是公共服务的监督者，有责任监督政府的运作；同时公民还是纳税义务的承担者。将政府服务的对象比作顾客，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健全，角色发生一定的偏差。
3、新公共行政可对新公共管理形成一定的补充
产生时期较早一些的新公共行政，为回应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社会连续出现的一系列危机和此起彼伏的政府改革呼声，试图从本源上思考政府追求的价值。新公共行政重视社会公平、代表性、回应性、参与及社会责任感。尽管新公共行政产生在前，而且并没有成为后续政府改革的主要理论支持，但它的不少基本观点却可以弥补新公共管理的一些缺陷。
（1）新公共行政强调公共管理者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可以修正新公共管理的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务员应当以公众利益为准绳，理解公众的需求并为实现这些需求有道德地工作。公共管理者应该以“公正和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具有爱国主义、公民精神和乐善好施的品质。人并非时时处处都是自利的，道德对人的影响十分明显，对于公共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2）新公共行政强调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核心，对新公共管理以经济、效率与效能为基本价值形成有益的补充。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认为：“社会公平包含着对组织设计和管理形态在内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的选择。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性； 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社会公平强调公共行政管理的变革；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以追求行政组织自身满足需求为目的；社会公平还强调在公共行政的教学与研究中更注重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以实现对对解决相关问题的期待。总之，提倡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及社会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②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长期看来也是实现效率的必要保证。
（3）新公共行政认识到民营化的局限性。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指出，民营化运动的前景不可能一片光明。他提醒道，我们总是在“为贿赂与欺诈创造一个诱人的环境”，“越来越多持私营化观念的人被任命到政府职位上，从而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采取企业模式，我们又将面对可恶的腐败与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新公共行政认识到民营化运动形成了对公共管理者的新的道德挑战。弗雷德里克森指出，“政府正沿着私营化方向前进，对此我们无须心存芥蒂，但对政府伦理的关注应同时提升。”
（4）新公共行政强调的“代表性”可以弥补新公共管理中将公民当作顾客的不当之处。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提出了“代表性公民”的概念和理论，来强调公共管理者对社会公正的承诺，强调“代表性”。他认为：“公共管理者首先是公民，公共管理者受雇于公民，代表公民的利益，执行和管理公民的事务。作为我们其中的一部分，公共管理者是公民和公共组织之间联系的主要桥梁。”③“代表性公民”的理论强调公共管理者对公民的关注，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对社会公正的承诺。的确，政府与公民间的互动关系，不应该是单方操纵或过度消极，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民主对话的机制，使其各自既享有权利又履行义务。
4、我国应如何更好的借鉴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
（1）借鉴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我国政府的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我国的政府机构长期以来存在效率低下的现象。通过将企业管理的讲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到我国政府的公共管理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借鉴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可以打破了我国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可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營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电信、电力、自来水和燃气供给等基础设施产业中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3）在当前各类矛盾趋向激化的社会转型期，新公共行政强调的社会公平的核心价值应摆在突出位置。我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公共卫生覆盖面较低。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事业发展缓慢、政府债务风险与财政风险加大等现象。城乡、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我国进入了社会风险加剧的时期。努力维护社会公平，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显得尤为重要。
（4）应重视政治对行政、对公务员的影响。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都不主张政治与行政的完全分离。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在一个缺乏政治权威和政治责任的体制里，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质量是难以得到制度保证的。因此，尽管政府机构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改善行政绩效，但也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要让行政人员意识到肩负的政治责任，增强对政治的敏感性，忠实的履行行政职责。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说，“不是公务员应当被动地服从政治权威，而是身居公职、具有公民精神的代表，真正充当正义和公平的监护人”。
总之，我们在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的某些有价值的思想和做法时，应该注重结合我国的国情。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选择、有针对性的借鉴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