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长期致力于制度建党、制度监督、制度反腐等领域的研究。从军队纪委到地方纪委，从县纪委、市纪委到中纪委，再到出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数十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历，使他熟稔我国反腐败形势。
　　近期，网络反腐风生水起，缘于中央对腐败态势的高度清醒，最高层的重视也超过以往。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在他任总书记的十年，这是对于腐败形势，说得最重的一句话。细读这句话会发现，前面没有“如果”，后面也不是“将会”，而是“就会”。已经超过我们过去对反腐败形势的评价。
　　而到了习近平，说得更重。他就任总书记之后，多次谈“警醒”！而且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他还提到“大量的事实证明”，可见这个判断不是凭空的。
　　“腐败越演越烈”，此言不虚。十八大刚刚结束，中央候补委员李春城就被“双规”，这些都让人不得不警醒。
　　2012年元月，十七届中纪委七次全会公报首次要求重视互联网反腐的作用，由此，网络反腐不断给力！网络反腐，激起民众反腐热情的同时，也要看到，网络反腐主要是各自为战的个体反腐，还不是一种有序的社会政治参与的反腐。所以，网络爆料、网络检举、网络披露都是个人行为。希望下一步能进入“群”自为战。现在是个体反腐或者个人反腐风生水起，而社会组织的有序政治参与还没有形成气候。个体反腐力量较小且分散，如果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力量就比较大了，个体反腐是沙状的，反腐的交易成本高，同时胜率又很低，这样它就要开始组织了。也就是说，如果社会进一步放开，可能这些社会组织就会参与并支持反腐，就会积极同纪委配合，积极给纪委提供信息，这样促使民众的权利反腐和体制内的权力反腐的有机结合。将个人反腐变成社会组织参与，就由人自为战的单打独斗，聚成齐心协力的千军万马的民众反腐和有序的社会政治参与。
　　关于大范围进行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首先应该承认，某些技术条件确实还不完全具备，这是事实。比如说，金融實名制的问题，这方面应该说完全具备的条件确实还不够。但是不要忘记，改革本身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之所以摸着石头过河，言下之意就是很多条件并不具备。因此，邓小平说要杀开一条血路。
　　其次，还不便大范围公示官员财产，是一种现实。为什么呢？1982年，邓小平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这股风来势很猛，不到一两年的时间就有一大批干部卷了进去。卷进去的腐败分子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超过了‘三反’、‘五反’时期”，说这个话已经30多年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股风就更猛了，卷进去的人就更多了，更超过“三反”、“五反”了。
　　这种情况下，大范围的公示财产肯定做不到。如果这么查下去的话？第一有那么大的力量没有？第二能把30年的问题查完吗？第三他们会不会拼死反抗，局面会不会乱？这个就是鱼死网破的问题了。
　　目前，全国有27个市县正在进行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如何有效推进？我以为，第一是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给政改上保险。过去试点没有保险，它走不远，给它上了保险就好办了。第二是从两新干部（新提拔、新后备干部）起步，用新增量来改变或改善旧增量，用清水逐步把旧的浊水给排出去。一定要想办法，不要盲干一气。谁不想一个夜晚把腐败分子都反掉？可能吗？不可能，那仗就得一仗一仗打，饭就得一口一口吃。第三是用公开保持对腐败的一个强大的压力。初期，先把两新干部公示了，看你其他干部怎么办。先在特区公示了，非特区的该怎么办？我这个成功了，你总不能说条件不具备了吧。新干部都公示了，老干部总不能装疯卖傻吧。所以方向对头了，采用走小步不停步的策略，就能逐步解决问题，达到目的。
　　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民众绝不赦免的心态我是这样看的，群众绝不赦免的心态表现得越是强烈，支持绝不赦免的占相当大的比重，我认为是好事。因为它是反腐败的动力而不是阻力。正是有群众不同意赦免的压力，坚决的、决绝的和腐败做斗争，才有可能形成迫使贪官如数退赃的态势。如果绝大多数民众都同意赦免贪污，我反而不高兴，反而很担心。因为这样一来，有条件赦免就会变成无条件赦免，反而并非好事。
　　从政治伦理上来讲，有条件赦免其实并不违背政治伦理。首先，是承认现在的事实，还是只认过去的历史。政治伦理既要承认过去的历史，也要承认现在的事实，这是第一个。第二，是承认实践是标准，还是有别的标准可以代替实践这个唯一标准？至今，凡是腐败呆账或者腐败存量比较大的国家和地区，都通过赦免才能解决以前的呆账，有的是无条件赦免，有的是有条件赦免，有的是先赦免后提条件，有的先提条件后赦免都有，但是没有一起不赦免或绝不赦免的成功案例。凡是腐败比较严重的，或者存量比较大的国家地区，至今没有一个绝不赦免的先例，这是从实践标准来看。
　　所以说，有条件赦免恰恰是既尊重政治伦理，也尊重客观事实，还尊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不少民众对腐败的绝不赦免和反腐改革的现实性之间，如何寻找平衡点，如何使公众与改革推动者相互妥协？研究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又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的全过程，我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过程中，尊重民意并不等于事事必须征得民众的同意。因为人治向法治转型，必须要有一批勇于牺牲、敢于务实、尊重真理的人来引导人治向法治转型。必须维护中央的权威，必须从宏观战略进行顶层设计。但是这并不是不尊重民意。
　　因为我所寻求的是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有条件地赦免贪官，迫使他交出来的赃款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防止他把钱带到国外去，有利于避免他做困兽之斗，这实际上是一举几得。这是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谋划，而不仅仅是从战术角度考虑，把每一个贪官都丢进监狱或枪毙。因为，如果这样，所有贪官肯定都要想方设法跑出去，肯定都要千方百计顽抗到底，判刑、枪毙解决不了现实的腐败问题。所以说，长期平衡点的共识，优于短暂的统一认识。“有条件赦免”，是策略而非战略，其实只是整个战略构想当中很小的一个策略部分。 　　只要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划出特区来搞就行了。可以搞一个绝不赦免的县，让它搞，成功了我们就复制这个绝不赦免。搞一个有条件赦免的，还可以搞一个无条件赦免的，多种的方式都可以搞，就看效果，效果决定嘛，用实践来证明不就解决了嘛。
　　这些年，我一直在认真研究苏联亡党、亡国的问题，马上要出版《苏共亡党之谜》。我找到了苏共亡党东欧剧变的两个根本性的原因。第一个是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于一体的权力结构；第二个是用封建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的选人用人体制。这是苏共亡党的两个根本性原因，也是他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做法。所以，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及我们执政后各种错误的一个“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
　　研究这两个根本性原因，我得出了三大定律：第一大定律叫做“武大郎定律”。高我者莫来。比我高的伙计，不要到我这个店里来。为什么呢？你个子高，显得老板个子矮了。第二个定律叫做“赵高定律”，不依附我者休提。赵高用指鹿为马来判断是否自己人！要想提拔嗎？就得依附我，就得装孙子，就得当奴才。第三个定律叫“买路钱定律”，不给我好处者无望。正是由于你能力比我低或装得比我低，正是由于你削尖脑袋紧跟我或拼命依附我，你就得给我好处，或给经济好处、或给情色好处。这就叫官场交易！其实，这两大根本性原因，从严重失衡的权力结构和落后的用人体制的纵横两个方向上，决定了三大定律，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层层矮化，那就是代代弱化，那就是必然腐败！
　　所以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是党内权力结构的改革，第一党内要分权，决策、执行、监督，三个权力机关要分开。这样的话，党内民主就能存在，党内监督就能发展，党员的主体地位就能实现。党内分权是起这个作用的，还权于党员，让党的三个权力能够相互制衡。有了这一步就可以搞第二步了，党政就可以分工了，党委把政府的一部分权力还给政府行使。通过党政分工，还权于政府，党委就不要过多地去包揽政府的事了。有了这第二步，党政就可以真正分开了，党就可以实现政治领导、组织领导，而避免直接成为一线的焦点和矛盾的集中点。
　　在这个基础上，运动员和裁判员就会有明确的分工，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就开始得以恢复，制度建党、制度反腐也会有好的进展。所以说，单纯用办案去解决腐败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当前，反腐败也已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学习十八大报告，并重温邓小平30多年前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可以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蓝图有更深刻的理解，对当前的反腐败的路径走向有更明确的认识。
　　所以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争论归争论，但要坚定不移地“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不要一有争论就停滞不前，更不能一有争论就往后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采写：张天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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