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魏巍的一生都活在意识形态的敌我斗争中。他不是一个诗人，只是一个战士。
魏巍走得并不平静。8月24日上午，在北京，301医院对他进行抢救时，一旁的家人都感受到他的痛苦。那一天是北京奥运会闭幕的日子，中国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显露出日渐清晰的大国形象，而魏巍则怀抱着他对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疑虑撒手而去。
魏巍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年（1920），原名魏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他出身贫民，受左翼思想影响，17岁即投身八路军，历任学员、干事、科长、团政委、副部长、部长等职，逝世时为北京军区政治部正军职顾问。
在外界赋予的多个称号中，魏巍最喜欢的是“诗人”和“战士”。可见他对自己的诗作非常自珍。不过，他的革命诗篇在社会上并无太大影响，流行于世的反倒是散文、小说和杂文。散文以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且被毛主席批示“印发全军”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小说则以获茅盾文学奖的《东方》为最著名。两者同以讴歌抗美援朝为基调，其中《谁是最可爱的人》更因雄踞中学语文教科书多年（2007年被撤出），而影响了几代人。对《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理解因人而异，不结合魏巍的其他作品来共同解读，造成误读恐怕是难免的。
相对而言，魏巍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撰写的杂文，如批判胡风的《同志们，加强我们的思想战线！》、反右时期的《一个人抗拒改造会发生怎样的事》……并不为更多当代人所知。这些带有鲜明时代印痕的杂文，大半未纳入魏巍晚年出版的《魏巍文集》中。
当年在朝鲜战场，新华社随军记者戴煌撰写的《罗盛教》，亦曾传唱一时，入选教科书。但戴煌和魏巍的交集此后越来越少，终在一个十字路口选择了不同的走向。戴煌1956年因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惊觉个人崇拜的恐怖，而发生思想上的彻底转变。魏巍则仍继续追随革命领袖的脚步，至死不悔。
“文革”初期，魏巍亦受到批判，但处境很快得到缓解。魏巍在文革时期的表现，外人知道的不多。他晚年的著述中，亦鲜见对文革的评价。毛泽东在他心中仍是“慧眼胆略谁能堪比，巍巍昆仑第一峰。”（魏巍《毛泽东颂》）他曾写过一本《话说毛泽东》的书，其中有一段话确是他的肺腑之言：“我从许多事实中觉察到，敌对营垒中的人，有时比我们自己的人看得还清楚……毛泽东思想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对于革命人民是何等值得珍贵的。”
《话说毛泽东》出版于1992年，此时，魏巍念兹在兹的仍是“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他的这种焦虑变得更为强烈。魏巍担任主编的《中流》杂志，在1990年创刊以后，也开始成为中国左翼文人的重要阵地。
“腐败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党的肌体上两个孪生的毒瘤，如果说有什么足以威胁党的生存，就是这两个东西。”1991年元宵节，魏巍在中南海文艺座谈会上的这个发言，代表了他行动的集中方向：一手反腐，一手反自由化。1998年，在《中流》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他呼吁警惕“西化、分化、腐化和私化”“四化”的危险，认为“这是在鲜花美酒、欢声笑语掩盖下的深刻的危机，是正在侵蚀我们党和国家肌体的四害，威胁着我们的生存。”所谓的“新四化”，其实仍是“腐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另一种表述。其实，在他的逻辑世界中，腐败的根源亦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战士的魏巍，一生最后三十年的战斗即围绕此而展开。
魏巍对国资流失、两极分化、腐败等社会乱象的批判，在社会中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共鸣。而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围剿，亦使他引起一定争议，并终在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中陷入边缘化的窘境。他的地位因此愈发尴尬，直至《中流》停刊。在他生命的后期，能发出的声音的渠道已愈发稀少。
回到魏巍的代表作《谁是最可爱的人》。在2004年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回顾中，魏巍总结道：“朝鲜战争结束至今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再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改变了吗？一丝一毫也没有。应该说反而变本加厉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一直强调“放弃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重要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再来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方能品出更多的况味。
概言之，魏巍的一生都活在意识形态的敌我斗争中。他不是一个诗人，他只是一个战士。这个在改革开放中陷入彷徨的老兵，不想投机，坚持战斗，自固在半个世纪前封闭成型的价值世界中，拒绝新信息和新理念的颠覆与修正。当他临终前让孙子三呼“继续革命，永不投降”并为此留下热泪时，时代宣告了一种奠基在斗争上的理想主义的幻灭。
魏巍走得并不平静。8月24日上午，在北京，301医院对他进行抢救时，一旁的家人都感受到他的痛苦。那一天是北京奥运会闭幕的日子，中国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显露出日渐清晰的大国形象，而魏巍则怀抱着他对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疑虑撒手而去。
魏巍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年（1920），原名魏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他出身贫民，受左翼思想影响，17岁即投身八路军，历任学员、干事、科长、团政委、副部长、部长等职，逝世时为北京军区政治部正军职顾问。
在外界赋予的多个称号中，魏巍最喜欢的是“诗人”和“战士”。可见他对自己的诗作非常自珍。不过，他的革命诗篇在社会上并无太大影响，流行于世的反倒是散文、小说和杂文。散文以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且被毛主席批示“印发全军”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小说则以获茅盾文学奖的《东方》为最著名。两者同以讴歌抗美援朝为基调，其中《谁是最可爱的人》更因雄踞中学语文教科书多年（2007年被撤出），而影响了几代人。对《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理解因人而异，不结合魏巍的其他作品来共同解读，造成误读恐怕是难免的。
相对而言，魏巍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撰写的杂文，如批判胡风的《同志们，加强我们的思想战线！》、反右时期的《一个人抗拒改造会发生怎样的事》……并不为更多当代人所知。这些带有鲜明时代印痕的杂文，大半未纳入魏巍晚年出版的《魏巍文集》中。
当年在朝鲜战场，新华社随军记者戴煌撰写的《罗盛教》，亦曾传唱一时，入选教科书。但戴煌和魏巍的交集此后越来越少，终在一个十字路口选择了不同的走向。戴煌1956年因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惊觉个人崇拜的恐怖，而发生思想上的彻底转变。魏巍则仍继续追随革命领袖的脚步，至死不悔。
“文革”初期，魏巍亦受到批判，但处境很快得到缓解。魏巍在文革时期的表现，外人知道的不多。他晚年的著述中，亦鲜见对文革的评价。毛泽东在他心中仍是“慧眼胆略谁能堪比，巍巍昆仑第一峰。”（魏巍《毛泽东颂》）他曾写过一本《话说毛泽东》的书，其中有一段话确是他的肺腑之言：“我从许多事实中觉察到，敌对营垒中的人，有时比我们自己的人看得还清楚……毛泽东思想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对于革命人民是何等值得珍贵的。”
《话说毛泽东》出版于1992年，此时，魏巍念兹在兹的仍是“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他的这种焦虑变得更为强烈。魏巍担任主编的《中流》杂志，在1990年创刊以后，也开始成为中国左翼文人的重要阵地。
“腐败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党的肌体上两个孪生的毒瘤，如果说有什么足以威胁党的生存，就是这两个东西。”1991年元宵节，魏巍在中南海文艺座谈会上的这个发言，代表了他行动的集中方向：一手反腐，一手反自由化。1998年，在《中流》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他呼吁警惕“西化、分化、腐化和私化”“四化”的危险，认为“这是在鲜花美酒、欢声笑语掩盖下的深刻的危机，是正在侵蚀我们党和国家肌体的四害，威胁着我们的生存。”所谓的“新四化”，其实仍是“腐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另一种表述。其实，在他的逻辑世界中，腐败的根源亦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战士的魏巍，一生最后三十年的战斗即围绕此而展开。
魏巍对国资流失、两极分化、腐败等社会乱象的批判，在社会中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共鸣。而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围剿，亦使他引起一定争议，并终在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中陷入边缘化的窘境。他的地位因此愈发尴尬，直至《中流》停刊。在他生命的后期，能发出的声音的渠道已愈发稀少。
回到魏巍的代表作《谁是最可爱的人》。在2004年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回顾中，魏巍总结道：“朝鲜战争结束至今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再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改变了吗？一丝一毫也没有。应该说反而变本加厉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一直强调“放弃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重要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再来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方能品出更多的况味。
概言之，魏巍的一生都活在意识形态的敌我斗争中。他不是一个诗人，他只是一个战士。这个在改革开放中陷入彷徨的老兵，不想投机，坚持战斗，自固在半个世纪前封闭成型的价值世界中，拒绝新信息和新理念的颠覆与修正。当他临终前让孙子三呼“继续革命，永不投降”并为此留下热泪时，时代宣告了一种奠基在斗争上的理想主义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