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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忠、王士斌、黄琳、王海珍、袁明等，都曾经在邓小平身边工作过多年。在他们眼中，邓小平既是一位伟人，更是一位普通、可亲的长者，他的生活与普通人一样简单、朴实。
“首长心里始终装着群众。”“一看就知道这个家庭很幸福。”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一家搬到了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这是一条非常普通的胡同。胡同的尽头种着几棵老榆树。靠墙根的地方，顺溜儿停放着一些私家的轿车。街上偶尔有些行人走过。邓小平的家是胡同尽头右边的一个院子。这是一个两进的院落，灰砖灰瓦，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邓小平和家人住在里边的院子里，外面的院子是秘书们办公的地方，同时还住着警卫员、司机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
１９７７年，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曾说，他还要干２０年。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这个院子里辛勤地耕耘着，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他用２０年的生命，给近１３亿中国人带来了一个舒心的日子。
整整２０年后，他离开了这里，留下了这个院子，也给人们留下了不尽的思念。
站在邓家的院子里，就可以听到墙外传来的市井的声音。院墙的外面，紧贴着就是一些普通的民房。
自从搬到米粮库胡同那天起，邓小平就多次提醒秘书和警卫人员：不要干扰周围的老百姓。
邓小平生前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曾回忆说：
首长心里始终装着群众。首长还有一个常说的话题就是周围的群众。有几次老人家都说：张宝忠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不能妨碍群众。群众修房子啊，上房啊，不要妨碍他们。还有，对门口来往的人都不许妨碍。
首长第三次复出后，开始的时候，中央规定要另外给他配两部车子。首长一看两部车子，就问：这是干什么？我们说这是警卫车。首长说：搞这么多车干什么？这脱离群众。我赶快将首长的意见报告了孙（勇）局长，报告了王（瑞林）主任。最后大家争不过他，只好说，在北京的时候，后边只跟一辆随车。每次我们出去的时候，首长都要说：不许马路上禁止交通。所以，我们每次从住地外出时，只是拦一拦向南行驶的车辆 ，向北行驶的车辆该怎么走还怎么走，丝毫不受影响。
首长的心中始终装着群众，他非常关心群众的生活。首长外出视察工作，一般都是坐火车。火车中途到站时，他都要下车走一走，走到站台的售货亭前，看一看货亭里有什么商品呀，问一问价钱呀。
邓小平非常喜欢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人住在一起。与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的开心。
张宝忠回忆说：首长和卓琳同志非常喜欢小孩。除了自己家的５个孩子外，他们还把邓小平两个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老战友的孩子接到家中抚养。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每个礼拜六首长要到中南海去看一次电影。这时候，首长会带上全家人。那一辆车上要坐十几个人呢！反正那时候孩子们也还小，只要有缝儿，就这儿塞一个，那儿塞一个。一看就知道这个家庭很幸福。看到这个情景，我也觉得幸福，感到这个幸福也有我一份。
晚年邓小平的生活，孙儿孙女绕膝，其乐融融。
护士王海珍回忆说：小弟（邓小平的孙子）自己在那儿装一箱模型，自己玩一些东西。尽管首长也不会和小弟聊天，但是小弟每次过来都亲他一下。我们都叫他：小弟过来，亲爷爷一下。每次都是那样。然后首长就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弟在那里玩，就那么看着，一直那么看着。
邓小平的生活非常简朴。
护士袁明回忆说：平常首长在家都是穿着咔叽布的衣服，夏天就是的确凉的，特别简单。自从我来了以后，也就只有一次看到首长做新衣服。那是因为首长有一阵子胖了一点，衣服瘦了，做件新衣服。我印象中他好像就没做过别的新衣服。首长穿的白衬衣，有时候穿的时间长了，领子坏了，就只换那个领子。
邓小平生前办公室秘书王士斌回忆说：首长去世以后，首长的那些衣物是我去处理的，都被烧了。那天，我带着另外一个同志在锅炉房里把内衣、外衣、鞋子、袜子全都烧了，什么都没有保留。我们两个一边烧一边掉眼泪。平时虽然知道首长很随和，很朴素，但是当我们亲眼看见那些内衣上的窟窿时，我们两个一边烧一边掉着眼泪。还在那里说：这也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确确实实是穿着破了的衣服的。
“看体操比赛的时候，爱给运动员打分。”“我才不会游半个小时就上来呢！”
看足球比赛，是邓小平毕生的爱好。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第一次与公众见面，选择的就是足球比赛的看台。
张宝忠回忆说：他喜欢足球是出了名的，而且一向都喜欢。足球，还有其他体育项目他都喜欢。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５２场还是５３场比赛我记不清了，他一场没落，全都看了。白天能看的比赛他就看，晚上看不了的比赛，他让我给他录下来。而且录下来以后，还不让我告诉他结果。他和我们看足球不一样。人家不愧是个伟人，有个正确的观点。平时我们看比赛，输了就想骂街，他不这样。他说：这个看球呀，不一定进球多就是有水平，不进球也好看。我们虽然输了，但是咱们队员都努力了，都踢得不错，但是水平跟人家不是在一个阶梯上，踢得还是不错嘛！
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是赢了哪个国家的球队，好像那个国家的足球水平还挺有名的，赢了大家都挺高兴。首长不那么看。他说，人家的主力都没来，人家来的都不是一流选手。
首长对咱们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是非常关心、非常支持的，而且从不以输赢为标准，从不责备我们的球员。
不仅是足球，在可能的情况下，邓小平还关注其他体育赛事。
护士黄琳回忆说：奥运会、亚运会的体操比赛，首长看的时候，有时候爱给运动员打分，就像个裁判似的。一般是裁判还没亮分之前，他就要打分了。但是他打分呢，给我们国家的小运动员打的分都偏高，因为他很喜欢这些年轻的体操运动员。你能从他打的分数中体会到他喜欢他们、希望他们出成绩那种感觉。我们从他看体操比赛时发现，他特别爱看我们国家那些十几岁的小姑娘的比赛。有时都挺晚了，他还要看。即便她们有的时候没站稳，首长还是会说：挺稳的，挺稳的。
邓小平酷爱大海。到大海里去游泳，是他最惬意的事情。每年的夏天，他都要带上全家人到海边去。
１９９２年，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去北戴河。
黄琳回忆说：开始，我们的医疗组因为怕他咳嗽，另外海水也比较凉，不想让他游泳。所以医疗组就规定：只是去北戴河，不游泳。但是，每天我们那里一报水温，一报风力，我觉得首长好像心里痒痒的，特别想去。虽然规定不游泳，但他老是问我们：今天水温多少啊？有没有浪啊？看他特想去游泳的样子，我们心里也特别想让他游。最后，医疗组就说，要不就让他游吧。
我那会儿还曾经跟首长开玩笑。我说：你看我们大家做这么多工作，医疗组才同意让你下去游泳，你第一次下去游泳一定要表现好一点。就是说，游半个小时你就上来。这样的话，专家才可能第二次让你去。首长却说：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才不会游半个小时就上来呢。结果那年他游了８次，而且最长的一次游了将近一个小时。
那一年在北戴河，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是坐在房前，默默不语地望着苍苍茫茫的大海。
听到纪录片里对自己的评价，他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身患帕金森综合症的邓小平，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住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的邓小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依然是那么坚强。
黄琳回忆说：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我们在医院也见过很多最后被疾病折磨得比较痛苦的病人，一般人肯定会有些呻吟，有些叫喊，或者跟医生、护士反映说怎么难受，而且有的时候脾气也会比较暴躁。还有的病人不同医生合作，对治疗有抵触情绪。这样的病人我们原来都曾经见过。可是这些现象在这位首长身上没有。他一方面跟医生特别配合，另外就是一声不吭。到最后，我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即使这样，他表现得也很平静。我觉得他心里非常明白。我们有时候也问：你想说点什么吗？他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开始，重病卧床的邓小平，在电视机前观看了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的１２集大型纪录片《邓小平》。
黄琳回忆说：因为首长耳朵不太好，与电视机的距离又比较远，我们要在旁边给他讲，就是电视里讲什么我们重复什么。包括原来看新闻也是这样，新闻里讲一句，我们就跟他讲一句。他一边看着画面，一边听我们解说。《邓小平》是从１月１日开始放的第一集，每天放的时候我们就给他讲，１２集全都看了。有的时候镜头比较远、比较模糊的时候，他会问，那边走过来的那个是谁呀？我说，那个是你呀，你看清楚了？后来，走近了，或者镜头拉近后，他看到了，自己在那里笑一笑。
有时，片子里有一些对他的评价，我们就重复给他听。讲的时候我就注意看着首长的表情，有时候感觉首长——我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从那以后邓小平的病情越来越重了。
张宝忠回忆说：那年春节，有好多同志都没回家，在医院过的春节。我们把人组织到一块儿，搞了一个聚会，大家聚一聚嘛。大家互相祝贺新年快乐，但是话很少说。大家心里最想说的是：希望咱们医学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酒杯举起来，眼泪都流下来了。
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２１时０８分，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邓家的院子里，再见不到老人健朗的身影了，再听不到老人爽朗的声音了。在邓小平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沉沉的哀痛、绵绵的哀思在这里延续。
王士斌回忆说：说实在的，首长就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所以首长去世以后，总不相信这个现实。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首长的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
黄琳回忆说：首长去世的时候，他的眼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献出来用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等于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现在，我特别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首长，我们永远爱您。
“首长心里始终装着群众。”“一看就知道这个家庭很幸福。”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一家搬到了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这是一条非常普通的胡同。胡同的尽头种着几棵老榆树。靠墙根的地方，顺溜儿停放着一些私家的轿车。街上偶尔有些行人走过。邓小平的家是胡同尽头右边的一个院子。这是一个两进的院落，灰砖灰瓦，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邓小平和家人住在里边的院子里，外面的院子是秘书们办公的地方，同时还住着警卫员、司机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
１９７７年，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曾说，他还要干２０年。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这个院子里辛勤地耕耘着，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他用２０年的生命，给近１３亿中国人带来了一个舒心的日子。
整整２０年后，他离开了这里，留下了这个院子，也给人们留下了不尽的思念。
站在邓家的院子里，就可以听到墙外传来的市井的声音。院墙的外面，紧贴着就是一些普通的民房。
自从搬到米粮库胡同那天起，邓小平就多次提醒秘书和警卫人员：不要干扰周围的老百姓。
邓小平生前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曾回忆说：
首长心里始终装着群众。首长还有一个常说的话题就是周围的群众。有几次老人家都说：张宝忠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不能妨碍群众。群众修房子啊，上房啊，不要妨碍他们。还有，对门口来往的人都不许妨碍。
首长第三次复出后，开始的时候，中央规定要另外给他配两部车子。首长一看两部车子，就问：这是干什么？我们说这是警卫车。首长说：搞这么多车干什么？这脱离群众。我赶快将首长的意见报告了孙（勇）局长，报告了王（瑞林）主任。最后大家争不过他，只好说，在北京的时候，后边只跟一辆随车。每次我们出去的时候，首长都要说：不许马路上禁止交通。所以，我们每次从住地外出时，只是拦一拦向南行驶的车辆 ，向北行驶的车辆该怎么走还怎么走，丝毫不受影响。
首长的心中始终装着群众，他非常关心群众的生活。首长外出视察工作，一般都是坐火车。火车中途到站时，他都要下车走一走，走到站台的售货亭前，看一看货亭里有什么商品呀，问一问价钱呀。
邓小平非常喜欢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人住在一起。与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的开心。
张宝忠回忆说：首长和卓琳同志非常喜欢小孩。除了自己家的５个孩子外，他们还把邓小平两个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老战友的孩子接到家中抚养。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每个礼拜六首长要到中南海去看一次电影。这时候，首长会带上全家人。那一辆车上要坐十几个人呢！反正那时候孩子们也还小，只要有缝儿，就这儿塞一个，那儿塞一个。一看就知道这个家庭很幸福。看到这个情景，我也觉得幸福，感到这个幸福也有我一份。
晚年邓小平的生活，孙儿孙女绕膝，其乐融融。
护士王海珍回忆说：小弟（邓小平的孙子）自己在那儿装一箱模型，自己玩一些东西。尽管首长也不会和小弟聊天，但是小弟每次过来都亲他一下。我们都叫他：小弟过来，亲爷爷一下。每次都是那样。然后首长就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弟在那里玩，就那么看着，一直那么看着。
邓小平的生活非常简朴。
护士袁明回忆说：平常首长在家都是穿着咔叽布的衣服，夏天就是的确凉的，特别简单。自从我来了以后，也就只有一次看到首长做新衣服。那是因为首长有一阵子胖了一点，衣服瘦了，做件新衣服。我印象中他好像就没做过别的新衣服。首长穿的白衬衣，有时候穿的时间长了，领子坏了，就只换那个领子。
邓小平生前办公室秘书王士斌回忆说：首长去世以后，首长的那些衣物是我去处理的，都被烧了。那天，我带着另外一个同志在锅炉房里把内衣、外衣、鞋子、袜子全都烧了，什么都没有保留。我们两个一边烧一边掉眼泪。平时虽然知道首长很随和，很朴素，但是当我们亲眼看见那些内衣上的窟窿时，我们两个一边烧一边掉着眼泪。还在那里说：这也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确确实实是穿着破了的衣服的。
“看体操比赛的时候，爱给运动员打分。”“我才不会游半个小时就上来呢！”
看足球比赛，是邓小平毕生的爱好。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第一次与公众见面，选择的就是足球比赛的看台。
张宝忠回忆说：他喜欢足球是出了名的，而且一向都喜欢。足球，还有其他体育项目他都喜欢。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５２场还是５３场比赛我记不清了，他一场没落，全都看了。白天能看的比赛他就看，晚上看不了的比赛，他让我给他录下来。而且录下来以后，还不让我告诉他结果。他和我们看足球不一样。人家不愧是个伟人，有个正确的观点。平时我们看比赛，输了就想骂街，他不这样。他说：这个看球呀，不一定进球多就是有水平，不进球也好看。我们虽然输了，但是咱们队员都努力了，都踢得不错，但是水平跟人家不是在一个阶梯上，踢得还是不错嘛！
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是赢了哪个国家的球队，好像那个国家的足球水平还挺有名的，赢了大家都挺高兴。首长不那么看。他说，人家的主力都没来，人家来的都不是一流选手。
首长对咱们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是非常关心、非常支持的，而且从不以输赢为标准，从不责备我们的球员。
不仅是足球，在可能的情况下，邓小平还关注其他体育赛事。
护士黄琳回忆说：奥运会、亚运会的体操比赛，首长看的时候，有时候爱给运动员打分，就像个裁判似的。一般是裁判还没亮分之前，他就要打分了。但是他打分呢，给我们国家的小运动员打的分都偏高，因为他很喜欢这些年轻的体操运动员。你能从他打的分数中体会到他喜欢他们、希望他们出成绩那种感觉。我们从他看体操比赛时发现，他特别爱看我们国家那些十几岁的小姑娘的比赛。有时都挺晚了，他还要看。即便她们有的时候没站稳，首长还是会说：挺稳的，挺稳的。
邓小平酷爱大海。到大海里去游泳，是他最惬意的事情。每年的夏天，他都要带上全家人到海边去。
１９９２年，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去北戴河。
黄琳回忆说：开始，我们的医疗组因为怕他咳嗽，另外海水也比较凉，不想让他游泳。所以医疗组就规定：只是去北戴河，不游泳。但是，每天我们那里一报水温，一报风力，我觉得首长好像心里痒痒的，特别想去。虽然规定不游泳，但他老是问我们：今天水温多少啊？有没有浪啊？看他特想去游泳的样子，我们心里也特别想让他游。最后，医疗组就说，要不就让他游吧。
我那会儿还曾经跟首长开玩笑。我说：你看我们大家做这么多工作，医疗组才同意让你下去游泳，你第一次下去游泳一定要表现好一点。就是说，游半个小时你就上来。这样的话，专家才可能第二次让你去。首长却说：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才不会游半个小时就上来呢。结果那年他游了８次，而且最长的一次游了将近一个小时。
那一年在北戴河，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是坐在房前，默默不语地望着苍苍茫茫的大海。
听到纪录片里对自己的评价，他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身患帕金森综合症的邓小平，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住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的邓小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依然是那么坚强。
黄琳回忆说：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我们在医院也见过很多最后被疾病折磨得比较痛苦的病人，一般人肯定会有些呻吟，有些叫喊，或者跟医生、护士反映说怎么难受，而且有的时候脾气也会比较暴躁。还有的病人不同医生合作，对治疗有抵触情绪。这样的病人我们原来都曾经见过。可是这些现象在这位首长身上没有。他一方面跟医生特别配合，另外就是一声不吭。到最后，我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即使这样，他表现得也很平静。我觉得他心里非常明白。我们有时候也问：你想说点什么吗？他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开始，重病卧床的邓小平，在电视机前观看了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的１２集大型纪录片《邓小平》。
黄琳回忆说：因为首长耳朵不太好，与电视机的距离又比较远，我们要在旁边给他讲，就是电视里讲什么我们重复什么。包括原来看新闻也是这样，新闻里讲一句，我们就跟他讲一句。他一边看着画面，一边听我们解说。《邓小平》是从１月１日开始放的第一集，每天放的时候我们就给他讲，１２集全都看了。有的时候镜头比较远、比较模糊的时候，他会问，那边走过来的那个是谁呀？我说，那个是你呀，你看清楚了？后来，走近了，或者镜头拉近后，他看到了，自己在那里笑一笑。
有时，片子里有一些对他的评价，我们就重复给他听。讲的时候我就注意看着首长的表情，有时候感觉首长——我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从那以后邓小平的病情越来越重了。
张宝忠回忆说：那年春节，有好多同志都没回家，在医院过的春节。我们把人组织到一块儿，搞了一个聚会，大家聚一聚嘛。大家互相祝贺新年快乐，但是话很少说。大家心里最想说的是：希望咱们医学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酒杯举起来，眼泪都流下来了。
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２１时０８分，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邓家的院子里，再见不到老人健朗的身影了，再听不到老人爽朗的声音了。在邓小平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沉沉的哀痛、绵绵的哀思在这里延续。
王士斌回忆说：说实在的，首长就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所以首长去世以后，总不相信这个现实。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首长的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
黄琳回忆说：首长去世的时候，他的眼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献出来用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等于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现在，我特别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首长，我们永远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