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与共情:迈向更为友善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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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之复杂多元,很难用一种笼统的说法来予以概括。认为当下中国已然是一个互害型社会,肯定是一种不准确也有争议的说法。但在目前社会中,确实存在着这个方面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其他方面的加害者的情形,而且,这种情形似乎越是在社会底层,就表现得越是明显,以至于“底层互害”的说法不胫而走。这种论调,尤其容易得到既得利益者的由衷认可,这样他们可以将底层人的不幸视为咎由自取,自己就心安理得地享受华贵的生活,而不用反思这种生活可能是以他人的不幸为代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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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度中,经济快速增长持续几十年,史无前例;7000万人口脱贫,举世罕见;西方的发展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经济现象。我们要用自己的理论解释自己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在探索中逐步形成。
中国人民在天道酬勤中迎来了改革开放40年,就人而言,40岁为中年。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1])在20世纪70、80年代,东亚有所谓"四小龙"经济起飞,我们可谓"一穷二白"。穷则思变,变则通,变通而改革开放,开放而有志于学习各国、各民族优秀的知识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经济有了飞速发展,推动政治、文化、军事、制度的改革,到2008年三十而能自立。
"祖赋人权"这一命题提出后引起一些不同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是思维方法的差异。政治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维方法,一是规范,一是实证。实证思维注重从事实出发,事实先于价值。作为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的事实,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事实现象。实证思维主张理解先于评价,注重解释。首先强调"是什么",存在先于合理;接下来还需要追问"为什么",即存在的"合理性"。如果第一步是经验实证的话,那么第二步就是逻辑实证。在实证思维看来,历史是一个过程。作为事实对象的"他我"先于作为研究者的"自我"。实证思维注重对历史事实的概
生产能力快速形成与劳动力规模庞大是我国两大基本国情,它们使西方传统经济理论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及人民币汇率问题解释的能力。作者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基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规模的解释。一方面,我国经济景气与生产能力的形成过程是重合的,因此经济过热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最大;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限定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边界,人民币不满足大幅升值的条件。最后,本文提出了在人民币汇率稳定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实现平衡的可能的方法,即小幅调整的汇率政策与微调式的利率政策的搭配。
本文基于我国流动性过剩和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背景。研究货币政策在协调经济内外均衡方面的矛盾。分析在国外利率不断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问题.并得出以下结论:提高基准利率水平、改变负利率状况以抑制通货膨胀;适度加大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以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状况。
高奇琦,1981年生,山西长治人,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编译局政治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现任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联盟副理事长,上海市大数据社会科学应用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与建设研究”首席专家。围绕比较政治的学科建设、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指数构建与制度性话语权等内容.
陈忠,1968年生,湖南慈利人。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城市哲学、发展伦理、发展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规则论》、《发展伦理研究》、《在历史与解释之间》、《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人文城市学第一卷》。
潘祥辉,1977年生,江西黎川人,浙江大学传播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学术兴趣广泛,致力于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一近年来主要从事华夏本土传播学、跨文化比较传播学及“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学”研究.
21世纪,当我们面对一个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同在的世界,以及越来越多的文明冲突和调适,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当今世界的发展形态和转型危机。人类学作为一个发源自近代欧洲的学科,本身面对着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绝对王权等欧洲内生的亦是全球共同的困境。那么人类学如何在本学科的反思中去解读社会的重组、文化的自新?又如何在跨学科的交融中去参与当代世界危机之化解?借著名人类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英国学术院院士大卫·帕金(David Parkin)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学的契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国际合作部大学
法律边缘地带的脆弱近年来媒体曝光增多的各种失德现象的背后,是一些人游移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行为。对于这类行为,法律上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有非常具体明确的规定。若有规定,一般也是指导性或志向性的规范,不可能规定切实可行的制裁。甚至由于社会变化太快,当年规定的有效制裁今天对一些人实际已不构成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