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誉为“民间古籍收藏第一人”，新作勾画藏书家群像
　　韦力：1964年生人，喜收藏古书，被称为“民间古籍收藏第一人”。著有《书楼觅宗》《书魂寻踪》《古书之美》等。
　　韦力从咖啡馆正门走进来。他个子很高，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像一个风尘仆仆的赶路人。等到坐下，话匣子打开，又迅速切换为一位气定神闲的讲述者，将那些书事、人事、世事娓娓道来。
　　“动”与“静”，正是韦力身上两种并存的状态。就像他的新书《上书房行走》，一面是埋首典籍、冥思静想的书斋日月，一面是跋山涉水、寻书觅友的漫漫长旅。
　　“芷兰”与“烂纸”
　　长久以来，韦力有个夙愿——写一部当代藏书家列传。“晚清叶昌炽写过一部《藏书纪事诗》，搜集各代、各地藏书家故事，写成绝句一首。100多年来，这类著作层出不穷，但大多是讲旧人旧事。”韦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想以当代史的形式，到藏书家的书房走一遭。”
　　《上书房行走》中，韦力奔走各地，拜访众书房主人，一窥书斋内景。创办《万象》 《上海书评》的陆灏，人称“沪上陆公子”。他的“听水书屋”在上海闹市区中，而所谓“听水”，并不是“面水而居”的浪漫，而是管道漏水的叮咚之声。
　　陈子善的“梅川书舍”也是别有洞天。作为现代文学研究大家，他的家更像是“书谷”。客厅墙壁全是书架，当中的空地也堆起了一人多高的书堆；书房的两面墙都是到顶的书架；餐厅也变成了书房，餐橱里塞满了书……更有趣的是，在高高的书堆上，有时竟站着一只猫——作为著名“猫奴”，陈子善的猫已成为书房另一道风景。
　　姜德明的“无名书斋”、黄永年的“心太平盦（音同安）”、扬之水的“之水堂”、止庵的“止庵”……在《上书房行走》中，韦力走进了42位藏书家的书房，勾画出一幅缤纷的当代文人群像。
　　韦力的书房叫“芷兰斋”，取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惊……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书房的得名还有一段故事。有一次，一位客人看到家中一屋子古书，脱口而出：“你哪儿找来这么多烂纸？”韦力心有所感，将“烂纸”二字倒过来，“芷兰斋”的名字由此而来。
　　在一些人看来，收藏古籍，就是用一沓沓的钱，换取一摞摞的烂纸，简直是无可救药的怪癖。韦力书中所写的人物，无一不是这种“烂纸控”：有的人特别关注那些残破的稿钞本，尤其是没名没姓的；有的人是从“烂纸”中“捡漏儿”的高手，站在抢书的人群后，等着他们从胳肢窝往后扔出不要的书，再捡起来一本本选，找出那些“沧海遗珠”；有的人为保住这些“烂纸”，不得不使出些小伎俩，向老婆报书价时，适当地“减个零”“打个折”……
　　有好几次，就因为他在文章中多写了一句，书友们苦苦隐瞒的书价、偷偷进行的买卖就这样暴露了。韦力笑着说，几乎每个藏书家都有一套自己的“花招”。
　　“人有所好，必为所累。不论你是工薪阶层还是大款巨富，最烦恼的事就是缺钱，所以藏书家都是穷人。但是，如果你肯下功夫，能在浩瀚如海的书堆里披沙拣金，藏书就是一种快乐，不论你是什么阶层，有钱还是没钱。”
　　三分狡黠，七分淡然，在藏书圈，韦力已是30多年的“老江湖”了。
　　从书店到拍场
　　1981年，韦力读高一，在一家书店发现了一套80元的《古文源鉴》。他每天省下5毛饭钱，攒了快半年终于买到，自此一头扎进古书的世界。
　　那时，他常往琉璃厂跑，线装书5毛、1块钱一本，十分便宜。书市的买卖也做得“豪放”：“整卡车的线装残本，一股脑地倒在空场的地上，看上去像堆起了一座小书山，爱书人就围在门口等着，一到开门时间，众人蜂拥而上，像抢财宝那样一捆一捆地先占上，然后再慢慢挑选中意的。”
　　韦力也在疯抢的人群中，但那时他完全不懂行，以为“只要是线装书，就是难得的好书”，“装到篮子里面的都是菜”。直到10年后，在天津遇到一位老先生，韦力说自己才算“入了门”。
　　“老先生叫胡玉璞，以前是琉璃厂藻玉堂的伙计，专收善本书。他就告诉我，我买的这些书都没用，古书也分三六九等。”胡老先生把韦力领进里屋，拿出一些古书让他看。“外面那些书，一函4本，卖80到100块；里面的书，少则一两千。他说买东西不能图便宜，好东西才有价值。”
　　老先生的一席话，让韦力茅塞顿开。他开始四处去找目录学、版本学的参考书。“那个年代，参考书特别少，各地的旧书商会有意地把这些书收罗起来，不外卖。后来我从一个故去的老先生那里，一次性买了一大堆，花了4000块钱。”
　　通过看书，韦力渐渐摸到了藏书的门径。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外资航运公司担任高管，月薪3800美元。凭着这个“天文数字般的收入”，韦力开始“肆无忌惮”地买书，一开口就是“这10架书我都买了，你们打包送来，我开支票”，一架书大约五六百本，那架势让书店里所有人都愣了。
　　那时，他是各大古籍书店的常客，能够捷足先登，占点小便宜。遇到新年展销会，“狼多肉少”，他就到书店做义工，趁机踩点儿，记住心仪之书的位置。等到开卖，人群蜂拥而上，他却能从从容容地走到架前。
　　1994年，古籍进入拍卖场，价格节节攀升，翻了100至500倍。韦力知道，廉价购买古书的黄金时代已然结束，他只能走入拍场，与其他爱书者竞逐、厮杀，有春风得意，也有怅然若失。
　　30多年过去，如今的韦力坐拥八千典籍、十万书山，成了古籍收藏领域的标杆和旗帜。2015年，他写下《失书记·得书记》，道出了30年藏书界江湖的风起云涌。他写了“斗智斗勇的买书者和卖书者”，也写了“像龙卷风一样席卷拍场的人”；写了黄裳、田涛等大家学者，也写了富有的书商大鳄和隐于民间的各色藏家……在韦力看来，“得书之乐与失书之痛，就像汪峰所唱的那样，‘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这首歌好像叫《北京北京》，我觉得可以把它改名为《古书古书》。” 　　从书本走向实地
　　见证了一批爱书人因经济拮据而消失，也见证了一批新贵在拍卖场上的崛起，如今的韦力，渐渐地从一个藏书家变成了研究者。十几年来，他走遍大江南北，访问了历史上百余位藏书家的书楼、故居与墓茔，从沈括、钱谦益到梁启超、顾颉刚，从班固、黄宗羲到羅振玉、傅增湘……
　　寻访之旅困难重重。史籍中记载的藏书楼地址，九成都语焉不详，更不用说那些散落在某山某坡的墓地。有时，为进去看一眼，照几张照片，韦力费尽心机，或冒充记者采访，或爬门翻墙而过。
　　对韦力来说，寻访之旅有收获，但更多的却是遗憾和失望。乾嘉时期大藏书家黄丕烈的书楼，被划在苏州丝绸厂内；吴兴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密韵楼，原址上开了一家按摩院；罗振玉的墓在“文革”中被挖开，唯一剩下的就是一条棺材板做成的板凳；几经周折找到了理学家王柏的墓，到了才发现，一个月前这里已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古墓的石柱，东倒西歪地竖在那里……
　　2013年4月24日，韦力独自到河南安阳拜谒灵泉寺，一块大石碑倒塌，砸中了他的左脚。从山里送到医院时，他的骨头已坏死，“只能一次次地做手术，腿每次切短一点，总算保住一命”。
　　截肢以后，韦力用了3个月重新练习走路。“当时是夏天，假肢不透气，里面的汗泡着伤口，特别受罪”。在这个过程中，韦力有过彷徨，“跋山涉水不可能了，寻访之旅只能终结”，但又心有不甘，“不进行下去，这条腿不是白失去了？”
　　于是一年后，韦力重启征程。如今，他已完成了释迦之旅、古诗之旅和经学之旅，现在正进行四库全书之旅和古书店之旅。“我喜欢用行走的方式，总结历史上的遗迹，这就是我独特的写法，至少在当下，没有一个人是这么干的。”
　　受伤之后，韦力感觉到人生的无常。他列了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光目录就有十几万字”。他说自己现在就像柳宗元笔下的“蹺（音同复）譓（音同板）”，“这种奇怪的小虫，在路上看见任何东西，都想要背在身上，弄得自己越来越累。”
　　“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种好大喜功的不自量力。但我觉得，这是一种使命感，我想靠自己的能力，和时间赛跑、和现代化与城市化赛跑，为这些不为人知的、即将荡然无存的历史，留下一段剪影。”韦力说。
　　就此而言，韦力甘愿做一只“好大喜功”、负重前行的小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