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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是一个忌讳谈论死亡的民族。但是，人生一世，谁能逃得过死亡？
最近，琼瑶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公开信》：“你们不论多么不舍，不论面对什么压力，都不能勉强留住我的躯壳，让我变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卧床老人！那样，你们才是‘大不孝’！……人生最无奈的事，是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死！时代在不停进步，是开始改变观念的时候了！”
这封交代身后事的公开信，再一次把“死亡”这件事带入了公众的视野。在人类用了如此多的精力和金钱研究如何“优生”之后，我们是否也需要好好研究“优逝”的课题，尊严地死去，能否不再是一个不可能的期盼？
“生命教育”的文化无能
我们的民间文化中，似乎一直以来都忌讳谈论死亡。
小时候，每到逢年过节，大人们便会叮嘱，不能说“鬼”和“死”，不小心说了之后，要用力“呸呸呸”三声，以免晦气上了身。不小心打碎了碗，要赶快说一声“岁岁平安”，大概因为“碎”便意味着一种生命的终结。
可越是忌讳，它越是如同幽灵挥之不去。
我有一个曾经性情活泼的大舅母，在六十多岁的时候瘫痪了，过年回老家，看到她一脸迷茫，不能说话也无法动弹，被儿女们喂饭的时候，口水从脸上流下来，挂成了一条晶亮亮的丝线。她后来发展到全身僵硬，如果不进行气管插管，最终就会死于呼吸衰竭。“连动都不能动，眼睛只能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小块地方。”她的儿女们如此描述她的生活状态。
也许，他们谁都知道她不想这样活着，却谁都假装不知道，竭尽所能地让她活下去。
作家巴金晚年最后的6年时光，也是在医院度过的，导致巴金去世的病是恶性间皮细胞瘤，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琼瑶写给儿子儿媳的信里写到的“亲人的不舍，会变成联合医生来凌迟我”并非多虑。2016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与复旦大学克卿书院发布《生命教育、优生优死现状与观念调查报告》，面对“当面对家属处于弥留之际的情况时”如何选择这个问题，超过三成受访者表示选择“积极治疗（如同意插管、呼吸机等）”。“无法眼睁睁看着爱的人离开”，是决不放弃的理由之一。
浙大医学院的毒理专家、医学博士陈作兵则做出了另一个选择。他当年尊重患肿瘤的父亲，放弃放化疗，让老人回家安享最后时光的举动曾引起全国媒体关注。
很多人发现，原来每个人都可能是“陈作兵或者陈作兵的父亲”，这可能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 面对癌症，很多经此遭遇的人都知道，曾经对治疗投入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
也不乏谩骂、质疑，但陈作兵坚持，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他还会这么做。因为父亲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在医院做不了的很多事——和亲友告别，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他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这个有公费医疗却放弃治疗的老人平静地走了。正如他生前说的：“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小溪里面，最后汇进东海，无声无息的，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
《淮南子》中的“大禹治水”讲，龙王来翻大禹的船，威胁他，大禹站在船头大喊：“生寄死归。”这和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是一个概念。
但我们现在的文化基因里，似乎已经没有了死这个概念。“未知生、焉知死”，一个人的死亡观其实就是他（她）的生命观。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曾说：“医疗观要调整，要把痛苦的接纳和对生死的豁达包含进来。”
在今天的医改格局中，医生往往会用理性的、教科书式的语言谈论死亡，不会和病人探讨文化语境的死亡，我们的教育也缺乏这样的语境。
“尊严死”与人文关怀
琼瑶在《今周刊》读到的一篇名为《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的文章为她提供了一条重要讯息：《病人自主权利法》在台湾立法通过。自2019年1月6日开始，发生永久植物人、极重度失智等五种状况的患者，经医疗评估确认病情无法恢复，医师可依病人预立意愿，终止、撤除、不进行维持生命的治疗或灌食。
早在2005年5月，台湾地区就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允许患者在疾病终末期拒绝心肺复苏术。
所谓安宁疗护或缓和医疗，是上世纪中叶才诞生的概念，为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倡。它包括三条原则：重视生命并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经从医多年。起初，她与几个医生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谈起人生最后的路，一致认为，“死得要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病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工业化”地死去。
2013年，罗点点和她的朋友发起成立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會，提倡“尊严死”，希望人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它的原型是美国非营利组织Aging with Dignity提供的《五个愿望》。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
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是发起人之一，父亲病重痛苦，他询问是否能停止抢救。得到的两句回复让他印象深刻，一句是“你说了算吗”，另一句是“我们敢吗”。自此之后，他一直后悔没能帮父亲有尊严的离开。
他们是“尊严死”理念的坚定贯彻者。但生前预嘱不是带有强制意味和道德评判的文本。如果生命末期的病人和家属愿意倾尽全力去抢救和治疗，也是一种值得尊重的选择。“这份预嘱随时都可以更改。”
医生也是人，也会面临绝症、死亡。席修明是北京复兴医院的院长，在他看来，应该走出技术万能的魔咒，因为机器意志永远无法取代人性的甘泉。“如果有一天要走了，我希望平静地逝去。”PLOSOne杂志上的一篇研究称88%的医生都做出了这个选择。事实上，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甚至还有医生把这句话文在了身上。
虽然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和熟人，但仍然选择“不”。“不”的意思，并不是说放弃生命，而是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知道临终前的“抢救”基本没有意义。
死亡在这些医生眼里，就是油尽灯灭，再自然不过。正如《阿甘正传》中阿甘的妈妈对阿甘悄悄说的：“别害怕，死是我们注定要去做的一件事。”
最近，琼瑶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公开信》：“你们不论多么不舍，不论面对什么压力，都不能勉强留住我的躯壳，让我变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卧床老人！那样，你们才是‘大不孝’！……人生最无奈的事，是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死！时代在不停进步，是开始改变观念的时候了！”
这封交代身后事的公开信，再一次把“死亡”这件事带入了公众的视野。在人类用了如此多的精力和金钱研究如何“优生”之后，我们是否也需要好好研究“优逝”的课题，尊严地死去，能否不再是一个不可能的期盼？
“生命教育”的文化无能
我们的民间文化中，似乎一直以来都忌讳谈论死亡。
小时候，每到逢年过节，大人们便会叮嘱，不能说“鬼”和“死”，不小心说了之后，要用力“呸呸呸”三声，以免晦气上了身。不小心打碎了碗，要赶快说一声“岁岁平安”，大概因为“碎”便意味着一种生命的终结。
可越是忌讳，它越是如同幽灵挥之不去。
我有一个曾经性情活泼的大舅母，在六十多岁的时候瘫痪了，过年回老家，看到她一脸迷茫，不能说话也无法动弹，被儿女们喂饭的时候，口水从脸上流下来，挂成了一条晶亮亮的丝线。她后来发展到全身僵硬，如果不进行气管插管，最终就会死于呼吸衰竭。“连动都不能动，眼睛只能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小块地方。”她的儿女们如此描述她的生活状态。
也许，他们谁都知道她不想这样活着，却谁都假装不知道，竭尽所能地让她活下去。
作家巴金晚年最后的6年时光，也是在医院度过的，导致巴金去世的病是恶性间皮细胞瘤，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琼瑶写给儿子儿媳的信里写到的“亲人的不舍，会变成联合医生来凌迟我”并非多虑。2016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与复旦大学克卿书院发布《生命教育、优生优死现状与观念调查报告》，面对“当面对家属处于弥留之际的情况时”如何选择这个问题，超过三成受访者表示选择“积极治疗（如同意插管、呼吸机等）”。“无法眼睁睁看着爱的人离开”，是决不放弃的理由之一。
浙大医学院的毒理专家、医学博士陈作兵则做出了另一个选择。他当年尊重患肿瘤的父亲，放弃放化疗，让老人回家安享最后时光的举动曾引起全国媒体关注。
很多人发现，原来每个人都可能是“陈作兵或者陈作兵的父亲”，这可能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 面对癌症，很多经此遭遇的人都知道，曾经对治疗投入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
也不乏谩骂、质疑，但陈作兵坚持，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他还会这么做。因为父亲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在医院做不了的很多事——和亲友告别，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他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这个有公费医疗却放弃治疗的老人平静地走了。正如他生前说的：“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小溪里面，最后汇进东海，无声无息的，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
《淮南子》中的“大禹治水”讲，龙王来翻大禹的船，威胁他，大禹站在船头大喊：“生寄死归。”这和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是一个概念。
但我们现在的文化基因里，似乎已经没有了死这个概念。“未知生、焉知死”，一个人的死亡观其实就是他（她）的生命观。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曾说：“医疗观要调整，要把痛苦的接纳和对生死的豁达包含进来。”
在今天的医改格局中，医生往往会用理性的、教科书式的语言谈论死亡，不会和病人探讨文化语境的死亡，我们的教育也缺乏这样的语境。
“尊严死”与人文关怀
琼瑶在《今周刊》读到的一篇名为《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的文章为她提供了一条重要讯息：《病人自主权利法》在台湾立法通过。自2019年1月6日开始，发生永久植物人、极重度失智等五种状况的患者，经医疗评估确认病情无法恢复，医师可依病人预立意愿，终止、撤除、不进行维持生命的治疗或灌食。
早在2005年5月，台湾地区就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允许患者在疾病终末期拒绝心肺复苏术。
所谓安宁疗护或缓和医疗，是上世纪中叶才诞生的概念，为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倡。它包括三条原则：重视生命并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经从医多年。起初，她与几个医生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谈起人生最后的路，一致认为，“死得要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病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工业化”地死去。
2013年，罗点点和她的朋友发起成立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會，提倡“尊严死”，希望人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它的原型是美国非营利组织Aging with Dignity提供的《五个愿望》。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
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是发起人之一，父亲病重痛苦，他询问是否能停止抢救。得到的两句回复让他印象深刻，一句是“你说了算吗”，另一句是“我们敢吗”。自此之后，他一直后悔没能帮父亲有尊严的离开。
他们是“尊严死”理念的坚定贯彻者。但生前预嘱不是带有强制意味和道德评判的文本。如果生命末期的病人和家属愿意倾尽全力去抢救和治疗，也是一种值得尊重的选择。“这份预嘱随时都可以更改。”
医生也是人，也会面临绝症、死亡。席修明是北京复兴医院的院长，在他看来，应该走出技术万能的魔咒，因为机器意志永远无法取代人性的甘泉。“如果有一天要走了，我希望平静地逝去。”PLOSOne杂志上的一篇研究称88%的医生都做出了这个选择。事实上，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甚至还有医生把这句话文在了身上。
虽然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和熟人，但仍然选择“不”。“不”的意思，并不是说放弃生命，而是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知道临终前的“抢救”基本没有意义。
死亡在这些医生眼里，就是油尽灯灭，再自然不过。正如《阿甘正传》中阿甘的妈妈对阿甘悄悄说的：“别害怕，死是我们注定要去做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