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日本根津美术馆在经历过一年维修后重新开放。据悉，用于此次馆内维修的基金费用全部来自拍卖清朝中国宫廷的御用钟表。此次拍卖的15件清宫御用钟表大多于乾隆末年在广州制造，然而，它们的源头则要追溯到明末清初来中国的一批传教士。
　　
　　2008年5月27日，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了“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藏清宫御藏钟表”拍卖会。整整一天，大厅里一直回荡着昔日清宫御藏钟表发出的迷人钟声，成千上万的访客争相参观这200年来难得一见的钟表收藏。
　　此次拍卖共有15座钟表，预计拍卖金额在350万至500万美元。参加了拍卖会的马未都说，他本想为自己的博物馆添一座御钟，可拍卖价格一路飙升，自己根本没有举手的机会。这15座钟表最终拍出了2亿4千9百万人民币的总成交额，成为了有史以来成交额最高的一场钟表拍卖。
　　
　　日本的中国钟
　　
　　日本根津美术馆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由根津嘉一郎创立于昭和15年(1940年)。根津嘉一郎是东武企业集团的创建者，甲州财阀的巨头。在那个积极向西洋看齐的年代，根津嘉一郎欣赏东洋艺术的价值，所以在自己有了足够财富积累后，开始搜购收藏东方的书画古董，并创立了根津美术馆。
　　根津美术馆收藏的这些钟表，是根津嘉一郎1910年左右从日本著名的山中商会掌门山中定次郎处购得。据山中定次郎记述，这批钟表是他从恭亲王溥伟手中买到。据悉，辛亥革命不久后，恭王府的古董几乎全部卖给了山中商会。虽然具体购买规模仍不清楚，但《山中定次郎传》中这样记载道：“数额不同于十万或二十万”，“无论哪个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由此可知，山中商会的这次收购肯定是一次巨额交易，无论是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古董品年输出额相比，还是与民国13年清朝皇室以古董为抵押、在北京盐业银行借下的最高借款额相比，其数额都毫不逊色。
　　


　　这批清宫的御藏钟表，就在这次的收购名单中。收购之后被迅速运回日本整理，同时分为三批出售：一批运往美国拍卖，一批运往英国拍卖，一批则留下用于山中商会设在日本和美国的古董店中零售。根津嘉一郎就是从山中商会在日本的古董店处购得这批珍贵的清宫御用钟表的。
　　
　　传教士的“贿赂”
　　
　　此次拍卖的15座清宫御用钟表大多于乾隆末年在广州制造，然而，它们的源头则要追溯到明末清初来中国的一批传教士。
　　明代中叶，传教士最早将西洋自鸣钟带进广州。而明末西来的第一批传教士之所以得以登陆中国，就是靠用“自鸣钟”贿赂广东的地方官员。
　　在明末的“广州交易会”上，西洋自鸣钟是中葡贸易的商品之一。1580年，为能留居中国，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向两广总督陈文峰献上许多包括自鸣钟在内的贵重礼物。陈文峰贪图这些西洋礼物，所以不顾当时正在海禁，同意了罗明坚在暹罗驿馆居住3个月。随后，为了投中国人所好，罗明坚还亲自调试“自鸣钟”，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把欧洲一日24小时改为中国独有的一日12个时辰，同时把阿拉伯数字改成中文。
　　而对于利玛窦，西洋钟表也是重要的进贡礼物。1601年，利玛窦获准进京觐见皇帝，他通过太监马堂送给了万历皇帝一份有两只铁制自鸣钟在内的重礼。
　　结果凭借这些西来的奇器，利玛窦获准留居于宣武门内，为传教布道打下了基础。而皇帝为了便于管理利玛窦送来的这两只钟，钦天监找来4个学员向利玛窦学习制钟、使用和保养的方法。
　　从此，在西方人每次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中，制造精巧的“自鸣钟”几乎成为必备的礼物，最典型的要属马戛尔尼使团。据参加使团的英方人员回忆，英国方面在选择礼品上相当谨慎，礼品中“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就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
　　
　　


　　奢华“八音盒”
　　
　　康熙、乾隆二帝都雅好收藏钟表。乾隆初期，耶稣会教士沙如玉估计清庭已有自鸣钟4000 座以上。当时自鸣钟之声在紫禁城内终日随处可闻，作为举行各种宫廷仪式的时间依据，时钟俨然已成为宫廷生活必需品。
　　但是如此多的钟表，仅日常维护就是一件很繁重的任务，何况每逢冬至、元旦、万寿前夕，这些钟表还要集中修理并重新陈设起来，而且每年皇帝出巡、围猎时，做钟处还要选择上好的钟表供皇帝沿途御用。所以在不断制造精美新钟的同时，乾隆还常命令拆毁构造简单、造型普通的钟表。
　　据记载，从乾隆51年到53年，仅仅3年时间，拆毁的旧钟达115件。而乾隆的好大喜功，也成就了一个钟表制作的繁华期。这一时期钟表的质量和数量均达到了清代钟表制造的顶峰。
　　乾隆喜欢西洋钟表，还常常亲自对设计的钟表指手画脚。在历史文档中，除了冷冰冰的政令和谕旨，还可以看到乾隆如何设计钟表的记载：乾隆八年，12月，乾隆传旨“要做钟处西洋人做一件玩意钟。”一个月后，做钟处上报：“西洋人画得八仙庆寿、海屋添筹山子、楼台纸样一张。”乾隆览后，发御旨：“外面楼做杉木彩漆，栏杆做木头扫金，再里面山子、树木、楼台……再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相比于康熙帝重视时钟的科技内涵，乾隆帝则更加注意时钟观赏性。所以，乾隆时期的御制钟表极尽奢华之能事。这段时间，为中国帝皇订制的时钟越来越多，以精巧的自动机械与八音盒功能为主要特色，报时功能反位于其次。
　　嘉庆以后，西洋钟表逐渐式微，主要原因是嘉庆皇帝对西洋器物的反感。嘉庆4年（1799年）11月他在一条上谕中表明了这一看法：“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
　　
　　


　　西式钟“国货潮”
　　
　　最初西洋钟都来自欧洲，最受欢迎的是英国与瑞士两国制造的时钟，两者现均见于根津美术馆藏品中。当时随着各级大臣，甚至民间雅士也逐一开始玩“西洋钟”，西式钟开始出现“中国造”。
　　中国仿制西洋钟表始于上海。万历年间李绍文著《云间杂识》载：“西僧利玛窦作自鸣钟……余于金陵王太稳处亲见。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第彼所制高广不过寸许，上海则大于斗矣。”
　　自康熙后期至清末，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形成了“御制钟”、“广造钟”和“苏造钟”三足鼎立的状况。当时的“广造钟”制造技艺已接近当时欧洲制钟的水平。
　　“广造钟”能成为皇家御藏的奢侈品绝非偶然，在清代的多次海禁中，广州一直是唯一的海外贸易地，因此广州工匠所受影响也最大。“广造钟”中还有一种特别创意——水法，也就是在钟表上制造出小喷泉，因水法装置及旋转方式不同，会出现上喷水、下喷水、平流水等效果。
　　当时进口欧洲钟表的造型，多以反映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题材为主，如牧羊、郊游和跳舞场面，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神化故事等。在御用“广造钟”中，则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佛塔、宝葫芦、蝙蝠，仙鹿、大象等等。
　　
　　官办“做钟处”诞生
　　
　　康熙不仅热衷于搜集各种西洋钟表和科学仪器，还在内务府造办处内建立了一个“做钟处”，专门负责仿制欧洲机械钟。康熙47年（1708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向康熙进贡了一件“西洋大日表”。康熙朱批：“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以后不必进。”这说明康熙后期，清宫自鸣钟处生产的自鸣钟质量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甚至超过当时的欧洲进口钟表。
　　做钟处的职能是按照皇帝要求制造、修理御用钟表。根据任务大小、繁难程度建立限期，遵行严格的赏罚制度。所需物料由查核房核定数目，持印有“造办处”字样的红票，开列名目分别向工部、户部及内务府六库领取。每一件钟表制造完成后，钟上的主要部件如发条、钟架、钟底、表盘等都需署名，以备查核。
　　做钟处内，广匠和西洋匠手艺最精。他们不仅会制作钟表，而且通晓数学、音乐、绘画等技艺。广匠一般由广东督抚选送入京，往往是民间钟表制作的佼佼者，极个别手艺出众的广匠甚至可携带家眷入京。他们每月得到钱粮四、五两，饭银二、三两，这些钱由广东督抚负责发放。
　　相比国内的一般匠役，西洋钟表匠的待遇就优厚多了。据中西文挡案，从康熙40年(1701年)起到其去世的20年间，先后有陆伯嘉、杜德美、林济各、严嘉乐等6位西洋钟表匠进入清廷制造自鸣钟，另一位著名的瑞士钟表大师林济各进入清宫主持自鸣钟的制造，使清宫的自鸣钟制造的水准大大提高。
　　
　　衰落帝国、衰落的钟
　　
　　中国十八世纪清宫御用钟表的奢华其实只是昙花一现，与大帝国的颓相渐露相应，模仿西方的钟表制造技术也已逐渐落后了。
　　 十八世纪，欧洲的机械钟已成功应用“摆”的等时性，用“摆”作为调整器，不仅简化了齿轮结构还提高了准确度。而同期冶金技术的进步，使得发条得以应用，为钟表体积的微缩开拓了道路。
　　与此同时，清朝国势日益衰微，使得宫廷无法顾及各处。到了晚清，圆明园渐渐萧条了，做钟处这样的小角落也冷清下来。
　　严格的纪律已成一纸空文，西洋钟表匠早就相继离去，广东的匠役也假借事病、省亲等名目纷纷逃跑。道光31年，做钟处匠役有两个人3个月“未见当差，屡传不到”。同治12年8月20日，做钟处太监韩得安出去剃头，从此杳如黄鹤。
　　清代的衰亡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这些清宫鼎盛时期的钟表杰作也无法复制往日的繁华，只得留下落寞却又璀璨的光辉，供时人赏玩、回忆。
　　此次拍品中还有一对珍贵的怀表。据说此表是马戛尔尼使团出使清廷时，为乾隆皇帝准备的礼物。尽管使团黯然离去，乾隆也堂而皇之地表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但这对小巧的怀表其实很得乾隆欢心。一个世纪之后，末代皇帝溥仪也对它珍爱万分，以至于1924年逃离紫禁城时，仍对这双美轮美奂的怀表不忍舍弃。也或许他是知道，这一走，一切奢华都将落幕，还是留下一个珍爱之物当作念想吧。
　　
　　文/邸利会《先锋国家历史》独家提供
　　编辑/拜湃樊夏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