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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8日，在华东师大档案馆里静静存放了近80年之后，杜星垣的大夏大学毕业证书，终于被他的儿媳金小莉一行领走了。杜星垣是第19位领取这份毕业证书的校友，而此时他已离世4年了。
迟到一生的毕业证
79年前，“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奋起抗战，古城延安成为领导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设在清凉山下的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更是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
当时杜星垣刚从大夏大学毕业，就与4位霞浦的同学相约徒步北上延安。他风风火火离开上海，匆忙之间，尚来不及取走他的毕业证书。在前往延安的路上，他们通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关卡，一路坎坷艰辛，风餐露宿，终于如愿以偿进了抗大。
这段征程，让杜星垣仿佛回到了在霞浦一中学习的岁月：那时他与同学每半月回家一次，山道路程有30公里，中间要翻过5座大山。每次天还没亮，他们就起床赶路，走6个多小时的山路，赶到家已经到了午饭时间。虽路途遥远，山路崎岖难行，但他们一路上边谈边走，谈学习、谈理想、谈志向，也不觉得累，倒是不知不觉磨炼出了过人的毅力。
中学期间，除了在课业上格外用心，杜星垣也显露出了心怀家国的热血。五卅运动后，学校老师向他们传讲福州、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爱国行为，这极大地触动了杜星垣。他开始在校内自发宣传进步思想，组织同学上街贴标语、演讲。
由于自小喜欢英雄故事又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他的宣传与带动极富感染力，久而久之，他在同学中有了不小的号召力。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继而波及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引发了历时近三年的全国性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抗日救亡活动，这就是被毛泽东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的“一二·九”运动。
为响应北平学生运动，杜星垣组织大夏大学学生，共同投身救亡工作，并在上海大学生救国联合会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之后，他又参加了上海抗日救国青年团，先后任上海学生界救国会常委、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委及宣传部部长、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宣传部部长等职，成为颇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之一，在政治舞台上也开始崭露头角。
在大半辈子南征北战的同时，杜星垣没有想到，那张他本该在1937年夏天领走的大夏大学毕业证书，也在日军的漫天炮火中幸存了下来，历经数载飘零辗转，于抗战结束后回到了上海。
“（2014年）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83周年，校方让我们寻找抗战时期大夏和光华两所学校的旧文档。没想到，发现了这些毕业证书。”华东师大档案馆副馆长汤涛说。
华东师大档案馆很快通过《中国青年报》、新浪、网易、人民网等众多媒体，公布了这一发现，并为这些未被领走的毕业证书寻找主人。
这批毕业证书共有500份，被妥善地保存在华东师大档案馆内。其中有5张毕业证书的主人因为已经成名，最早被确认身份，一查就查到了，其中一人就是杜星垣。
写写写，从戎不投笔
抗战期间，杜星垣一度对记者这个行当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先后在武汉的《全民抗战》、恩施的《救中国》、上海的《生活周刊》等报刊工作，又是记者、又是编辑，既要刻板、又要给读者复信……事务繁琐，但他乐此不疲。
“父亲多次谈到中国杰出的新闻出版界前辈、思想家和教育家邹韬奋对他的深刻影响，”杜星垣的女儿杜小真说，“邹韬奋当年曾称赞20出头的父亲是‘有为的青年’，令父亲备受鼓舞。”
在《生活周刊》做编辑期间，杜星垣写了一篇题为《想起了修道院》的新闻评论，得到了主编邹韬奋的肯定。邹韬奋还特别为这篇文章写了评论，后来被收入《邹韬奋全集》。
革命方面，杜星垣也将邹韬奋奉为精神领袖。他在《可贵的心胸，高尚的境界——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43周年》一文中指出，正是邹韬奋对当时众多青年心中存在的“世界大势”和“中华民族出路”这两大问题切中要害的解答，启迪和教育了包括他在内的许多青年，让他们走向进步，走向革命。
从政后，杜星垣留下的署名文章就不多了，尽管如此，他的好文笔是有目共睹的，后来他调任经济管理部门，还被同事们戏称为“秀才”。
事实上，在闽地重学的风气熏染下，杜星垣幼时文笔就极为出色。据他的同学回忆，杜星垣自小就喜欢上国语课，把《三字经》《千字文》等背得滾瓜烂熟，作文更是经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张贴在教室里。
杜星垣没有广泛交际的习惯，他晚年离任后还多有来往的，除了老战友萧洪达、老搭档田纪云等，就是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以及《光明日报》原总编辑姚锡华等老朋友。
“星垣是个默默工作的人。除了与老朋友交往，他从不参加公众场合的活动，也从不给国务院添麻烦。甚至老朋友在一起要聚餐，他也不参加。”杜导正说。
田纪云对杜星垣的印象则是“工作细致，特别是对文字工作抠得很细，一丝不苟”。杜导正对此也十分认同。直至晚年，杜星垣对文字较真的态度和对文字工作的热忱依然没变，还在坚持给杜导正创办的《炎黄春秋》投稿。
2009年春节，杜导正到杜星垣家去看他，俩人如往常一样聊了许多。“还有他在《炎黄春秋》的稿费，他说要捐给《炎黄春秋》，我坚决不收，费了很大的劲才塞回给他。”杜导正说，“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长谈。”
大夏大学成立于1924年，是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部分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即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抗战期间，该校曾西迁贵阳，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联合大学，光复后迁回上海。1951年10月，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后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
迟到一生的毕业证
79年前，“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奋起抗战，古城延安成为领导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设在清凉山下的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更是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
当时杜星垣刚从大夏大学毕业，就与4位霞浦的同学相约徒步北上延安。他风风火火离开上海，匆忙之间，尚来不及取走他的毕业证书。在前往延安的路上，他们通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关卡，一路坎坷艰辛，风餐露宿，终于如愿以偿进了抗大。
这段征程，让杜星垣仿佛回到了在霞浦一中学习的岁月：那时他与同学每半月回家一次，山道路程有30公里，中间要翻过5座大山。每次天还没亮，他们就起床赶路，走6个多小时的山路，赶到家已经到了午饭时间。虽路途遥远，山路崎岖难行，但他们一路上边谈边走，谈学习、谈理想、谈志向，也不觉得累，倒是不知不觉磨炼出了过人的毅力。
中学期间，除了在课业上格外用心，杜星垣也显露出了心怀家国的热血。五卅运动后，学校老师向他们传讲福州、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爱国行为，这极大地触动了杜星垣。他开始在校内自发宣传进步思想，组织同学上街贴标语、演讲。
由于自小喜欢英雄故事又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他的宣传与带动极富感染力，久而久之，他在同学中有了不小的号召力。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继而波及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引发了历时近三年的全国性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抗日救亡活动，这就是被毛泽东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的“一二·九”运动。
为响应北平学生运动，杜星垣组织大夏大学学生，共同投身救亡工作，并在上海大学生救国联合会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之后，他又参加了上海抗日救国青年团，先后任上海学生界救国会常委、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委及宣传部部长、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宣传部部长等职，成为颇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之一，在政治舞台上也开始崭露头角。
在大半辈子南征北战的同时，杜星垣没有想到，那张他本该在1937年夏天领走的大夏大学毕业证书，也在日军的漫天炮火中幸存了下来，历经数载飘零辗转，于抗战结束后回到了上海。
“（2014年）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83周年，校方让我们寻找抗战时期大夏和光华两所学校的旧文档。没想到，发现了这些毕业证书。”华东师大档案馆副馆长汤涛说。
华东师大档案馆很快通过《中国青年报》、新浪、网易、人民网等众多媒体，公布了这一发现，并为这些未被领走的毕业证书寻找主人。
这批毕业证书共有500份，被妥善地保存在华东师大档案馆内。其中有5张毕业证书的主人因为已经成名，最早被确认身份，一查就查到了，其中一人就是杜星垣。
写写写，从戎不投笔
抗战期间，杜星垣一度对记者这个行当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先后在武汉的《全民抗战》、恩施的《救中国》、上海的《生活周刊》等报刊工作，又是记者、又是编辑，既要刻板、又要给读者复信……事务繁琐，但他乐此不疲。
“父亲多次谈到中国杰出的新闻出版界前辈、思想家和教育家邹韬奋对他的深刻影响，”杜星垣的女儿杜小真说，“邹韬奋当年曾称赞20出头的父亲是‘有为的青年’，令父亲备受鼓舞。”
在《生活周刊》做编辑期间，杜星垣写了一篇题为《想起了修道院》的新闻评论，得到了主编邹韬奋的肯定。邹韬奋还特别为这篇文章写了评论，后来被收入《邹韬奋全集》。
革命方面，杜星垣也将邹韬奋奉为精神领袖。他在《可贵的心胸，高尚的境界——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43周年》一文中指出，正是邹韬奋对当时众多青年心中存在的“世界大势”和“中华民族出路”这两大问题切中要害的解答，启迪和教育了包括他在内的许多青年，让他们走向进步，走向革命。
从政后，杜星垣留下的署名文章就不多了，尽管如此，他的好文笔是有目共睹的，后来他调任经济管理部门，还被同事们戏称为“秀才”。
事实上，在闽地重学的风气熏染下，杜星垣幼时文笔就极为出色。据他的同学回忆，杜星垣自小就喜欢上国语课，把《三字经》《千字文》等背得滾瓜烂熟，作文更是经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张贴在教室里。
杜星垣没有广泛交际的习惯，他晚年离任后还多有来往的，除了老战友萧洪达、老搭档田纪云等，就是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以及《光明日报》原总编辑姚锡华等老朋友。
“星垣是个默默工作的人。除了与老朋友交往，他从不参加公众场合的活动，也从不给国务院添麻烦。甚至老朋友在一起要聚餐，他也不参加。”杜导正说。
田纪云对杜星垣的印象则是“工作细致，特别是对文字工作抠得很细，一丝不苟”。杜导正对此也十分认同。直至晚年，杜星垣对文字较真的态度和对文字工作的热忱依然没变，还在坚持给杜导正创办的《炎黄春秋》投稿。
2009年春节，杜导正到杜星垣家去看他，俩人如往常一样聊了许多。“还有他在《炎黄春秋》的稿费，他说要捐给《炎黄春秋》，我坚决不收，费了很大的劲才塞回给他。”杜导正说，“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长谈。”
大夏大学成立于1924年，是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部分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即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抗战期间，该校曾西迁贵阳，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联合大学，光复后迁回上海。1951年10月，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后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