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五年前曾有“台湾五人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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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式订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等地给日本,并赔款二万万两白银。
  消息传到台湾海峡两岸,群情激愤。四月二十八日,在京台湾省籍人士叶题雁、李清琦、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等五人联合上书都察院,由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代转奏呈文,激烈表达“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等坚决反对割台的决心和勇气。史称“台湾五举子公车上书”或曰“台湾五人上书”。
  上书的台湾五人开言直抒“闻诸道路有割弃全台予倭之说,不胜悲愤!”,愤而泣言 “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他们坚决反对割台的义举,康有为以诗为记:“抗章优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联轸五里塞巷过。台人号泣拳检歌,九城谣谍遍网罗。”并在《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如是说:“台湾举子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他道出了在京台湾举子的爱国热情。也看到了“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竹庵会议,以一昼二夜草为万言书,请拒和、变法、迁都三者”,史称“公车上书”。
   “台湾五人上书”是最早代表四百万台湾同胞发出心声的。这五人后来何去何从?笔者近日收集海峡两岸相关资料,粗略了解到他们的去向大致如下:
  叶题雁(?-1905)——时任户部主事(官名,正六品,相当于如今副厅职),台湾台北籍进士。字映都,号梅珊,出身于晚清泉州乡绅望族。出生年代不详,一八八〇年,以“台湾台北县籍三甲第六十名中庚辰科进士,官郎中、御史”。因其一生主要活动除在京城任职外多在泉州,近有学者疑其“冒籍”。抵制割台后,继续留做京官,曾寓居晋江邑馆。学者汪毅夫在《台湾历史文化名人与北京的会馆》一文中提及叶题雁与晋江邑馆的联系。据其所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当时,叶题雁以“户部郎中”之身寓于晋江邑馆。他亲见八国联军之暴行,愤而作《外侮痛史》,其中写道:“庚子七月廿一日,洋兵破都城,焚毁劫掠,惨无天日。至廿五日,各国会议分段管辖,出示安民。御史某被洋兵捉去,勒令扫地;内阁某被洋兵捉去,勒令由彰仪门外拉炮车赴琉璃厂。西兵每日巳刻到处捉人,勒令做苦工,或挑水,或洗衣,或擦炮,或拉车,至申刻释放。……”并悲呼:“以上各节,当时各国视之,直为纤微小事耳,有何国际公法之在目!”
  李清琦(1856-?)——时为翰林院庶吉士(职名,相当于如今研究生),台湾彰化籍进士。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的族裔,字壁生,号石鹤,福建晋江人。一八八二年,以台湾彰化籍中举。一八九四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抵制割台后,被授刑部主事,旋改任知县,一八九八年,离京返回泉州至终老。
  汪春源(1869-1923)——时为台湾安平籍举人,在京居漳州会馆。字少羲,号杏泉。一九〇三年,中进士,且在报名填写籍贯时不顾清政府的规定,坚持己未“中国台湾省安平县人”,而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名台湾省籍进士。割台后,“耻为异族奴,尽去田园,举家内渡”(见《台湾省通志》卷七《人物志·列传篇》)。曾任江西宜春知县,后落籍祖地福建龙溪。因其先后参与台湾五举子和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在历史关头发挥了特殊作用,有学者称其为“公车上书第一人”。
  罗秀惠(1865-1942)——时为台湾嘉义籍举人。字蔚村,号蕉麓,世居台湾台南。清光绪年间中举人。割台后,一度避居北京。一八九七年回台湾,当时日据当局的总督以怀柔手段来拉拢文人,特意将其招至台北,询以“治台十策”;一八九七年,担任台南国语传习所教务嘱托;一八九九年,台南师范学校成立后应聘为教务嘱托,教授汉文、习字;一九〇二年,因病辞职;后内渡在闽创《厦门日报》;一九〇八年,赴台北,在《台湾日日新报》汉文部任职;一九二五年一月,得工矿企业家颜国年等捐助,创《台北黎华新报》社并任发行人。一九七六年,台南市当局誉其为“清代台南府城十大书家之一”。
  黄宗鼎(1862-1956)——时为台湾淡水籍举人。字樾溆,后更名黄彦威。一八八九年中举。台湾日据初期,与其弟黄彦鸿离台内渡,归籍于福建闽侯。曾任山西朔州知州及夏县、大宁、蒲县、永济知县,福建建宁、河南兰封县知事,山西北路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财政部科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生前撰有《浣月斋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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