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墨经》绝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有赖于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方法论，包括明确研究主题、方向、目标与宗旨，做什么，怎么做，明确研究途径、手段、工具与程序。《墨经》绝学研究，必须充分占有资料，准确客观，理性加工，探寻内部联系，总结发展规律。科学方法论关键一环，是古今中外的比较研究，融会贯通，认真深刻，实事求是，方能精准揭示《墨经》绝学的真实含义、深层意蕴。
关键词：《墨经》;绝学;科学方法论;占有资料;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6-0092-10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運用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
《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明工具手段方法对处事从业的关键性意义。郭沫若悼杜国庠诗说：“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墨经》绝学研究薪火相传，砥砺奋进，用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研究《墨经》绝学精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真髓，具有独特的理论、历史与现实意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与强劲的精神动力。
《墨经》是公元前3世纪墨学发展到高峰时期的惊世硕果。《墨经》运用科学思维，广纳博采，打造微型百科全书，凝聚自然人文知识，是当时世界领先的顶级学术成就。由于中国社会文化与科技发展的特殊路径，《墨经》在秦汉至清代两千余年，不幸沦为冷门绝学。
晋鲁胜痛惜《墨经》学术之“亡绝”。梁启超慨叹“秦汉以后墨学之中绝”“灭绝”，痛惜地惊呼：“《墨经》，则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①“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②胡适陈述《墨经》“久成绝学”。沈有鼎说：“《墨经》的逻辑学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两千年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抛弃了这一宝物，让它埋在泥里。”③
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支持《墨经》绝学抢救性与创新性的研究。梁启超、胡适、沈有鼎诸前辈，慧眼卓识，率先用现代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攻治《墨经》元典，促使墨学研究打破寂寞，摆脱儒学封建意识形态的重重包围，闯出低谷，勇敢地踏向蓬勃复兴之路。
《墨经》绝学研究，在新时代实现整体超越，可借鉴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如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1922—1996）的科研范式转换论，德国数学家戴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的元数学纲领（metamathematics program），波兰裔美国逻辑学家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1902—1983）的语言层次论（On language hierarchy），傅伟勋（1933—1996）的创造性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的层次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与创谓）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墨经》绝学的元研究，树立研究的新范式，获得跨学科与跨领域研究的新成果，促使《墨经》绝学研究实现质的飞跃与现代转型。
方法是宗旨、目的、方向、途径、手段、工具和程序的统称。“方法”希腊文methodos，由meta和hodos构成，直译为“沿着道路”。《墨经》绝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包括明确研究的主题、方向、目标与宗旨，做什么，怎么做，明确研究的途径、手段、工具与程序。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方法论，是《墨经》绝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元数学纲领，把理论研究分为“对象与元”两个层次：把所研究的理论，叫对象理论;把研究对象理论时所运用的工具性理论，叫元理论。希尔伯特1922年在莱比锡的德国自然科学大会上演讲说：“对于通常的形式化数学而言，在一定意义上要附加一门新的数学，即元数学。”④“在元数学中，人们处理普通数学的证明，后者成为研究的对象。”⑤
美籍波兰裔学者塔尔斯基，把语言区分为“对象与元”两个层次：把所讨论的语言，叫对象语言;把讨论对象理论时所运用的工具性语言，叫元语言。把语言分为一系列范围愈来愈大的语言，其中每一个语言与下一个语言的关系，如同形式语言与它的元语言之间的关系。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区分是相对的，可分成很多层次。⑥
罗素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撰《导论》说：“每一种语言，有一种结构，关于这种结构，在这种语言中一点都不能说，但是可以有另一种处理第一种语言结构的语言，这种语言本身有一种新的结构，并且语言的这种系列是可能没有止境的。”⑦相似地，《墨经》元典的科学资料，属于对象研究与对象语言;现代《墨经》绝学的科学研究，属于元研究与元语言。二者在主体、方法与成果等方面，有古今新旧等性质的不同。
观点与方法一致，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一致，是《墨经》绝学研究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前提、基础与原理。观点是科学研究的结论，是进一步研究的方法。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科学范畴与原理，有同质性与共享性，是全世界全人类科学研究的结论，同样也是《墨经》绝学研究的适用方法。用科学世界观与认识论剖析《墨经》绝学元典，世界观与认识论就转化为方法论。《墨经》绝学研究的方法论，是科学世界观与认识论的转化应用。
列宁摘录黑格尔的话说：“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⑧“方法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⑨《墨经》绝学研究的方法论，是《墨经》绝学对象的内在原则、内容的灵魂。
《荀子·正名》道出科学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原理：“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即同是人类，有相同本性，相同的认知器官，面对相同世界，必然获取相同的认知成果;通过比较推论，区分真相假象，排除假象，把握真相，必然把握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科学范畴与原理。
雅斯贝尔斯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的文化轴心时代，是奠定人类精神基础、影响今日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⑩《墨经》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参与奠定人类精神的基础，是影响现代的重要元典。 《墨经》科学知识的理论特质，具有其范畴原理的普遍性、深刻性与典型性，有“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时空普遍价值。如《经上》1—6条，开门见山定义因果、整体部分、认知才能、认知过程、求知活动等世界观、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世界文化“轴心时代”的科学范畴原理，是观察分析《墨经》元典产生历史条件的工具。
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范式概念与科学范式转换论的观点，评析《墨经》绝学，可知古今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在主体、对象、元语言工具、成果、层次、方法、作用、后果、评价等方面有不同的元性质，这是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科學革命的意涵。从梁启超、胡适的开拓性研究，到沈有鼎的突破性研究，逐渐完成古今研究范式的更替，开辟前景可观的新局。
《尔雅·释诂》：“元，始也。”元，指本原、根本、支配、主导、统率、灵魂、更高层阶。“元”对应于英文构词前缀meta-，有在后、在外、在上、超越、总体等含义。如元数学（Metamathematics）、元逻辑（Metalogic）。“元”，中国港台译“后设”，即在对象之后设定的理论。
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东北郊小树林租房，创吕克昂学园。前60年，吕克昂学园第11任园长安德罗尼柯编辑亚氏遗稿，把论可感有形物的著作叫physica（物理学），论超感觉抽象物的著作叫metaphysica（物理学之后）。《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相当于亚氏语境physica（物理学），“道”，相当于亚氏语境metaphysica（物理学之后）。
抽象，即抽取本质属性，舍弃非本质属性。概括，即把科学抽象的结果，推广到整体。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B11《墨经》绝学研究，与分析经济形式一样，必须用抽象概括的科学方法。
《墨经》绝学研究，兼用理论系统的演绎与事实论据的归纳。演绎，即演绎推论，从一般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归纳，即归纳推论，从个别性前提推出一般性结论。毛泽东《实践论》说，“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B1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将侦查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B13
《墨经》绝学研究的资料，精粗俱存，真伪杂糅，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深思熟虑，构造崭新的理论系统，使《墨经》绝学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再度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效能。
二、校勘训诂与考据：充分客观地占有资料
沈有鼎说，“若是诂解的工夫不先作好，正确的全面估价是不可能的。在所有中国古书中，可以说没有一部书与《墨经》同样程度地需要重新作文字方面的诂解”，“古书的校勘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无穷过程，《墨经》尤其如此”，“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事业”。B14
孙诒让说：“先秦诸子之讹舛不可读，未有甚于此书（《墨子》）者。”“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墨经》“几于九译乃通”，学者“罕能尽逮”。B15黄绍箕说，《墨经》“有专家习用之词”，“有名家奥衍之旨”，不是只需古文字学知识就能解。B16
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B17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占有材料极其重要，现代《墨经》研究不可须臾忽视。现代《墨经》研究，务必充分占有资料，分析其发展形态，探寻其内在联系。
“考据”，即“考证”“实证”与“考辨”，指考察论据证据，根据资料，考核证实与说明。查考辨正，列举事实证据，用考据方法考辨古籍，建构根据确凿的理论系统。“E考据”，即电子数字化考据。
晋荣东说：“E考据之实其实在《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出版之前就已经存在。以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孙中原教授自2000年5月开始就利用可以进行全文检索的电子版《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以及其他著作，对中国传统推论的基本范畴进行了全面搜索和穷尽归纳，逐个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推论的性质进行了总结。”B18
系统论与整体论，是《墨经》研究的首要理论。狭义《墨经》绝学元典四篇，共分183条，是墨家后学总结的中国古代科学范畴原理系统。《经》《经说》上下，有严密的科学分工：《经》《经说》上100条，是各门科学范畴的定义、分类与简单命题;《经》《经说》下83条，是各门科学原理的论证。
沈有鼎说：“《经上下》、《经说上下》乃是一个学派的系统学说，决不可能把一部分送给这一学派，把另一部分送给另一学派。”“至于《经上》和《经下》，更不能说一个早，一个晚。《经上》和《经说上》重点在定义和分类，把重点在论证的部分都留给了《经下》和《经说下》，难道可以说一派专讲定义和分类，另一派专讲论证吗？很多人因为《经上》文字较简，《经下》文字较繁，粗粗一看，觉得时代似乎也有先后之别，这实在是‘不思’之甚。郭老不理解《墨经》的结构，所以也有此错误。”B19
这是现代《墨经》科学研究的至理名言，指明史学大师郭沫若的粗浅误谬，是舆论工作“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典范之举。运用系统论与整体论的观点方法，是《墨经》绝学研究科学化的首要环节。
运用系统论与整体论，观察分析《墨经》绝学元典，可知狭义《墨经》绝学元典四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整体，如一块整钢打造的钢板。运用系统论与整体论的观点方法，绝不至于轻率误谬地断言：《经上》是前5世纪墨子的著作，《经下》是前3世纪后期墨家的著作。《经》上下内容与表述的分野，即定义与论证，绝不是前后期墨家时代差异的标志。 运用现代科学的运动发展变化观、历史观、历史主义与历史分析方法，考察墨子“十论”与狭义《墨经》的思想内容与表述方式，考察其语境、语义与语法，总结墨学发展的规律，客观存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发展变化进程，这是中国现代学术主流群体长期科学研究的结论共识。
有人说，《墨经》产生在前，是前5世纪墨子写，“十论”产生在后，是《墨经》的具体化和通俗化，是前3世纪后墨写。这是颠倒墨学发展变化的真实历史进程，是十分荒谬粗陋的见解，与现代科学共同体长期科学研究的结论共识恰相违背。
确认由墨子“十論”质变发展到《墨经》，体现墨家学术共同体的科学认知，是由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整体全面，多样统一）的辩证过程，是认知由现象到本质、由部分本质的抽象概括到整体本质的综合把握。狭义《墨经》四篇，是中国古代科学的范畴与原理系统，是多样性的同一，是抽象理论思维的高度综合。
科学历史观，窥察研究对象在历史中的发生、发展与变化。现代《墨经》的科学研究，从本体论（存在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诸多角度，阐发历史主义观点方法。历史主义，意同历史观、历史感和历史分析。
《经下》第117条说：“察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经说下》举例解释说：“尧善治，自今察诸古也。自古察之今，则尧不能治也。”B20即审察某事之所以这样和之所以不这样的原因，可以从“尧善治”的命题适用于古而不适用于今的事例，类推而知。说“尧善治”，这是从今天情况出发，考察古代情况（即“尧善治”是指善于治理古代）。假如从古代情况出发，考察今天情况，就不能够说“尧善治”（即“尧善治”不是指善于治理现代）。“尧善治”不是指善于治理现代，肯定历史继承和创新的两面性，认为古今不同，社会异质，这是历史发展观的科学意识。
《经下》第154条说：“尧之义也，声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二。”《经说下》举例解释：“或以名示人，或以实示人。举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也。指是鹤也，是以实示人也。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即说“尧是仁义的”，这是今天所说的话，而这句话所指的实际，是处于古代。古代和现代是不同的时代，论证的理由在于“尧是仁义的”这个命题，涉及语言和实际两个方面。说“尧是仁义的”，这个语句是今天说的，而“尧是仁义的”这个语句所指的实际，是处于古代。
《大取》说：“昔者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即过去思虑，不等于现在思虑。古今思虑有别，与时俱进，随历史发展而变化。《墨经》坚持历史发展观，用历史分析法，倡导历史主义，使创新思维的理论成果有分明的历史感。前3世纪的《墨经》科学知识，是前5世纪墨子“十论”（《尚贤》至《非命》）的高级发展阶段。
恩格斯说：“黑格尔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赞扬黑格尔著作：“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B21
有人说“墨子亲手写《墨经》的全部或前一半”。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墨经》全部（非一半）都是前3世纪战国末的产物，与《荀子》《公孙龙子》同时代，其中有战国末各学派具体辩论的蛛丝马迹与理论飞跃，墨子时代（前5世纪）不可能产生。
现代《墨经》绝学研究，提倡科学考辨，要以正确历史观（历史主义，历史分析，历史感）为指导，正确运用演绎逻辑、理性思维、理论证明、科学想象力和各种抽象思维、理性认知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语法、语义、语用和语境，全面解读《墨经》。
《墨经》四篇是一系统整体，不可分割。不能说《经上》《经说上》是前5世纪墨子所写，《经下》《经说下》才是后期墨家所写，更不能说全部《墨经》都是墨子所写。墨子不是神，不能在前5世纪战国初，全面总结前3世纪战国末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科学成果。
今日《墨经》绝学研究，不能凭空想象、表面观察和片面归纳，抹杀墨学在战国时期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客观发展规律。狭义《墨经》四篇完整的写作结构：《经上》《经说上》是概念范畴的定义分类与简单命题，《经下》《经说下》是各门学科原理的论证。
著作断代赖考据。从《墨经》的全部内容，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整体实况，根据庄子（前369年—前286）、韩非子（前280—前233）、吕不韦（前292—前235）等的记载，参考孙诒让（1848—1908）、沈有鼎（1908—1989）等的分析论断，全面考证，科学分析，从元典文本的语境、语法、语义与语用综合研判，确证作者是战国末前3世纪的后期墨家，与荀子（前313—前238）、公孙龙子（前320—前250）同时代。《墨经》大量记载有与荀子、公孙龙子互相争论往还的蛛丝马迹，三者整体话语系统的状貌特征，明显折射出时代同质性。
《墨经》记载墨家与公孙龙学派辩论“坚白盈离”，与荀子学派辩论“杀盗非杀人”“爱人不外己”等命题，确认广义《墨经》六篇，是战国末前3世纪后期墨家的著作，与《荀子》《公孙龙子》同时，有学派往返辩论的记载，有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海量著作的实录证据，是中国现代学术精英研究的结论共识。
不能把《墨经》全部或部分写作年代，提前到战国初期（前5世纪）墨子生时。这是百年来学者科学考辨的正确结论。思想史发展规律，带有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同样的客观必然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必先有辩论的充分展开，然后才有对辩论规律的系统理论总结。
思想史发展规律，必然经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辩证逻辑进程。拉法格《思想起源论》论“抽象思想的起源”说：“词的意义的相继发展的历史解决了第一个困难;它给我们指出具体的意义往往先于抽象的意义。”全面科学考据墨子“十论”和《墨经》四篇，可证拉法格揭示的思想史规律。 比较墨子“十论”和《墨经》，比较墨子对“类”“故”概念的运用和《墨经》对“类”“故”范畴的抽象定义与理论升华，可证拉法格所说思想史规律的客观真理性。《墨经》各门科学的范畴与原理，是墨学发展到高峰时期的理论结晶与闪光化石，是墨学发展的客观事实与大量实际证明。
杨宽说：“《墨经》为墨子自著。”B22“《尚贤》十论，皆后学所作。”B23“《墨经》之论，全以理据，无浅陋迷信之言，惟学理既深，难以语俗，乃不得不借助于社会迷信，以图发展其说，又不得不以理论改至通畅，以应世俗，此或《尚贤》《尚同》十论之所以作也。”B24杨俊光说：“‘十论’是由《墨经》推衍而成。”“《墨经》与‘十论’的关系，杨宽书认为：《墨经》所述为墨家的要旨……‘十论’是由《墨经》推衍而成的，亦言之成理。王维庭以‘《墨经》是后期墨家的著作’，而谓‘就是“十论”更高的概括和更洗炼的结晶’，恐与事实不合。”杨宽认为“《经上》《经说上》墨子自著”，杨俊光赞：“对于这个争论（指《墨经》作者之争），杨宽书一语中的。”B25杨宽与杨俊光认为，《墨经》产生在前，“十论”产生在后。此说与中国现代学术精英主流科学论证的结论共识相反，缺乏逻辑和历史分析，忽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思维辩证发展进程，违反逻辑与历史一致性的辩证逻辑原理，前后颠倒，是非混淆。需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澄清谬误，明辨是非。
不能把狭义《墨经》四篇人为割裂，说一部分是墨子写，一部分是后期墨家写;更不能颠倒历史，说理论概括程度更高的《墨经》，是前5世纪墨学初创时期墨子亲手所写，而理论概括程度更低的“十論”，反倒是战国末期墨子后学的通俗宣传。
《墨经》概括了战国时期科学思维与百家争鸣辩论的丰硕成果。墨子后学，散居各地，自然聚集为许多小团体，是相对独立、平等发展的不同学术群体，通称墨者，共尊领袖墨翟，从不同角度创新论证墨子兼爱非命等论题，激辩抽象深奥的各门科学范畴和原理，共推精妙绝伦的理论硕果。
《庄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韩非子·显学》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说后期墨家分三派，比《庄子·天下》说两派，多出“相夫氏之墨”一派。综合论断，广义《墨经》六篇，是分散各地的三个墨家学术共同体著作的集大成。《庄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韩非子·显学》说“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其中“之弟子、之徒、之墨者、之属、之墨”等复数词，都指一群人，是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先秦学派领袖，聚徒讲学，追随者甚众，动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B26
前3世纪战国后期，墨家仍是蓬勃兴盛的学术共同体。孙诒让考证总结说：“《墨经》即《墨辩》，今书《经》《说》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盖即相里子、邓陵子之伦，所传诵而论说者也。”B27
沈有鼎主张发挥科学的想象力，根据庄子、韩非子与吕不韦诸子的记载，详论《墨经》作者三派的具体情境。狭义《墨经》四篇，是学术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北方齐国墨者“相里勤之弟子五（伍）侯之徒”的著作，叫东方墨者、北方墨者（东北方墨者）。《经下》科学原理论证论据的简括语用“说在”，意即“论证的理由在于”。
广义《墨经》，是狭义《墨经》四篇，加上《大取》《小取》二篇。《大取》在很多地方，与狭义《墨经》四篇明显唱对台戏，学说较原始，含义丰富，重形式趋势较弱，其论据的简括语用“其类在”，意即“论证的典型类似事例在于”。
《大取》作者是“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居楚，在河南南部邓陵（邓州），以邑为氏。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后语》说：“楚公子食邑邓陵，因氏焉，据此，则邓陵子盖楚人。”
《小取》是中国古代逻辑的简明教学大纲，作者是“相夫氏之墨”。韩非子说，在以上两派外，有“相夫氏之墨”，是西方墨者（秦国墨者，秦墨）。“相夫氏之墨”，未参加以上两派的争论，满足于《小取》完整简明而晚出的辩学体系。B28
《庄子·天下》称《墨经》，晋鲁胜称《墨辩》《辩经》总结当时百家争鸣与各门科学知识，是天下第一奇书、微型百科全书，贯彻彻底的无神论，是中华民族传统科学精神的典范。
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诗·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现代世界先进科学方法，是今日《墨经》绝学研究的适用工具。《墨经》绝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有赖于引进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B29
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是今日《墨经》绝学研究合用的钥匙。《墨经》表露的现代科学征兆，只有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极其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克服现代墨学研究中存在的错误方法（如保守封闭）的利器。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今日《墨经》绝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古为今用”是目的：现代《墨经》绝学研究，目的是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工具：借鉴全世界全人类积淀几千年的先进科学文化，作为今日《墨经》绝学研究的工具、利器和方法。
毛泽东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提出“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古今中外法”。他说：“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说“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B30 毛泽东说：“‘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B31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2月19日报道说，新时代舆论工作的职责与使命，是连接中外，沟通世界。梁启超说：“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B32梁氏解释墨辩“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B33，“引申触类，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B34，是比较研究法。
胡适说：“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预测他的比较研究成果，“可能对于这方面的未来研究者有帮助”。B35
今日《墨经》绝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最重要的特点是比较研究。只有通过认真深刻与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才能正确把握墨学的真实意义与深层意蕴。只有比较此事物与彼事物，才能认知此事物本质的规定性、范围和界限，以及事物彼此的相互关联。本质在事物彼此相互比较中认知，这是认知事物本质的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比较研究，不等于比附，比附是拿不能相比的勉强相比。
据西释中本无错，不可笼統否定。终生从事中西哲学文化比较研究的贺麟说：“我们不但可以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了解，而且于使西方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亦不无小补。”B36
程仲棠“为‘据西释中’的‘合法性’辩护”，他说：“在中国古代名辩理论与逻辑学的比较研究中，‘据西释中’的诠释方法是否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这实质上就是逻辑学是否具有全人类性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逻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有别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具有全人类性而没有民族性，没有东西方之分，正如没有‘西方几何学’与‘东方几何学’或‘西方物理学’与‘东方物理学’之分一样，‘西方逻辑学’与‘东方逻辑学’之分也不能成立。‘据西释中’的‘合法性’的根据即在乎此。逻辑学从西方传入后，逐渐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正如我所说，‘西方逻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而没有现实意义的概念。今天学校所传授的、人们所研究的逻辑学，就其历史来源而言，是‘西方逻辑学’;就其现实意义而言，是全人类全世界共享的逻辑学。”B37
“以西释中”（据西释中，以西解中，以西框中），指根据西方科学来解释中国思想。中西互释，比较研究，融会贯通，是今日《墨经》绝学研究唯一正确的方法。科学技术理论，本质不分东西。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结论》说：“（有人）企图证明中国没有逻辑学，或者说中国人的思维遵循着一种从人类学术康庄大道游离出来的特殊逻辑，于是《墨经》渐渐变成了供神秘主义者穿凿附会的天书，乌烟瘴气笼罩了《墨经》。”B38“拨云雾而见青天。”B39
逻辑学是全人类性的基础学科，本质上没有地区性、民族性与种族性。不能把《墨经》逻辑学说成是脱离人类学术康庄大道、与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学对立的神秘之物，不能借口地区性、民族性与种族性，抹杀《墨经》逻辑学与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学本质的同一。
有人说“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是否用西学思想和用西学方法来解析就能把握得了？”借口“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的地域性（“东方”）、历史性（“古老”）和特殊“文化环境”（中国），否认《墨经》绝学科学因素的普遍性、普适性与普世性。
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必然可以用西方民族几千年积淀的“西学思想和用西学方法来解析把握”。“发达典型完善的西方逻辑科技”，是解剖“欠发达典型完善的东方古老逻辑科技”唯一科学的工具，这是运用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科学方法。
有人说“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不能用西学思想方法“来解析就能把握”，指责用全世界全人类共同认可的西方科学分析《墨经》朴素科学思想是“‘以西解中’的方法论弊端”。有人把“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说成是“不可知”“不可解”“不可分析”之物，以“东方古老文化环境”的“地域民族性”和“历史文化性”为借口，抹杀《墨经》绝学科学因素的世界性、全人类性与普遍性。
程仲棠说，这类谬论是用狭隘“民族情结”和“义和团心态”，鼓吹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对立分裂。程仲棠说：“有的人却偏要给全人类的、世界性的逻辑学扣上‘西方’的帽子，视为异己、异端，这是自外于人类文明，自外于世界学术，是‘义和团’心态在学术上的表现。”“拆穿‘据西释中’的‘西’字的西洋景，化解其民族情结，其实就是指逻辑学，‘据西释中’无非是说以逻辑学作为根据对中国古代名辩理论进行诠释，在世界现代学术体系的框架中重新认识它的意义。”B40
所谓“西方逻辑架子，东方文句拼凑”，是对“中西逻辑学比较研究，融会贯通”“用西方逻辑学工具，研究中国墨辩对象”科学使命的误解。所谓“西方逻辑架子”，“用西方逻辑学论述程式来框架墨辩逻辑学说”，是“运用西方逻辑学工具，研究中国墨辩对象”的题中应有之义。“架子”“框架”，比喻事物的基本组织结构。西方逻辑学，墨辩逻辑学，都同样是人类逻辑学，基本组织结构同质。墨辩逻辑学不是脱离世界文明大道的不可解析的神秘之物。全人类只有同一种本质相同的逻辑学，有同质的组织结构。透过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可以通约接轨，融会贯通。
所谓“主张我国本有独立性的辩学”，“力主以先秦辩学的本来面目解释《墨经》”，是把墨家辩学歪曲为“脱离人类学术康庄大道的特殊逻辑”。剥去“我国本有独立性的辩学”的古汉语物质外壳，探寻先秦辩学的本来面目，剩下的只是“我国辩学”“先秦辩学”与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学的共同本质。 有人把“我国辩学”“先秦辩学”在本质上与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学对立割裂，在中外逻辑学之间挖沟筑墙，孤立封闭《墨经》逻辑学，拒绝用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逻辑学方法研究《墨经》逻辑，使《墨经》变成“供神秘主义者穿凿附会的天书”，让“乌烟瘴气”笼罩《墨经》。
东西方民族不同，学理一致。逻辑三支式与墨辩推理式，可以比较研究，融会贯通。但谭戒甫《墨经易解》“逻辑三支式”与所谓“墨辩六物式”的对应图，把“逻辑三支式”的“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与他杜撰所谓“墨辩六物式”的“推侔援”荒谬等同。这恰恰是谭戒甫自己竭力反对的做法：“以西方的逻辑架子，把我们东方的文句拼凑上去。”“自来不少学者利用西方逻辑三段论法的形式，把来一模一样地支配，因说东方也有逻辑了。及仔细查考，只是摆着西方逻辑的架子，再把我们东方的文句拼凑上去做一个面子。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虽有些出于自然比附，但总没有独立性。”B41
程仲棠说：“‘据西释中’的不可避免性”，使有人“陷入尴尬的吊诡：‘摒弃据西释中’的主张遭到主张者的摒弃。”“一方面高调主张‘应彻底摒弃据西释中论’，另一方面又不折不扣地按照‘据西释中’的方法行事。”B42
《小取》说：“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推”：归谬类推。“侔”：比辞类推。“援”：援例类推。
《小取》“推侔援”，与“逻辑三支式的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不相干。谭戒甫把“逻辑三支式”“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与他杜撰所谓“墨辩六物式”的“推侔援”荒谬等同，是错误“据西释中”（以西释中，以西解中，以西框中）与轻率比附的典型。谭戒甫杜撰所谓“墨辩六物式”，子虚乌有，不能成立。
《墨经》是墨学总结阶段的精华荟萃，是当时中华民族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总结。杨向奎说：“一部《墨经》等于整个希腊。”B43《墨经》表述的特点是浓缩。《墨经》文字简约，狭义《墨经》四篇5714字，广义《墨经》六篇8405字，蕴涵宏富，囊括天人，概括万有，是中国古代微型的百科全书、中国最早的百科概念命题集萃。《墨经》字数统计，见表1。
古汉语表述简练，《墨经》尤甚。古用“简牍”（竹简木片）作为书写材料。诸子大家，学派领袖，动辄“其书五车”，携带不便。墨家集团成员，游士说客，巡游各地，《墨经》浓缩简练，便于储存深刻复杂的知识精义，预留诠释发挥的空间余地。
《墨经》是有开端、无终点、有预想、待完善的中国文化科学化、逻辑化的理想蓝图。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B44《墨经》义理，包含许多现代逻辑与科学的胚胎萌芽，值得分析说明。
《墨经》绝学研究，运用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整理资料，构造理论系统。分析是由整体分解成部分，认知部分的本质与规律。通过对《墨经》绝学的系统分析，才能科学认知《墨经》绝学系统结构中各部分（各子系统）十三门学科的内容、性质、相互作用与意义。综合是把部分结合为整体，认知整体的本质与规律。通过《墨经》绝学各部分认知的科学综合，把该系统结构中各部分（各子系统）十三门学科结合为整体，才能科学认知《墨经》绝学整体的本质与规律。
《墨经》是墨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战国末期墨家与诸子百家总结时期的著作，其中都是经过科学分析与综合才能认知的科学结论。分析综合，互相渗透，相互转化，在分析基础上综合，在综合指导下分析。
《墨经》知识分科研究，有其合法性、必要性、可能性与必然性。狭义《墨经》，是墨学的最高成就，概括中国传统科技，推出微型百科全书，由战国末前3世纪墨家创造性综合。现代研究，分门别类，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综合，分析，在新的基础上再综合，体现“正反合”螺旋式上升的辩证逻辑原理。
《墨经》绝学分科研究的合法性，根源于现代科学研究中运用分析方法的必要性。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须臾不可离。现代科学研究，没有科学的分析，就没有科学的综合。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是辩证逻辑的科学研究方法。《墨经》绝学的初始综合原生态，是现代科学研究分门别类、分析与综合兼容结合的操作对象。
研究《墨经》科学，需要引进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借鉴现代世界科学分类法。不用现代科学分析方法，拒斥现代世界科学分类法，研究将寸步难行。《墨经》科学的分科研究，创新解释《墨经》各学科的范畴与原理，是《墨经》研究与现代世界科学的融会贯通。
《墨经》科学的分科研究，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标志性内容，适应研究现代化、世界化的需求，是现代研究者的神圣使命与社会责任。《墨经》科学的分科研究，使用“光学”“逻辑”等学科类名，这是全世界全人类几千年积淀的学科名称，是世界学科划分的类概念，标志《墨经》科学原始资料所从属的学科类别，定位《墨经》科学资料的学科性质。
《墨经》科学分科十八门。自然学科五门：光学、力学、简单机械学、数学与物理学。人文学科十三门：逻辑（逻辑学）、本体哲学（世界观，宇宙观，本体论，存在论，形上学）、认知哲学（认知理论，认识论）、方法哲学（方法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历史哲学（历史观）、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语言文学、艺术美学与军事学。《墨经》科学分科，见表2。
《墨经》专条总结各门科学知识形成的机理。《经上》第96條说：“巧传则求其故。”即探求世代相传手工业技巧的原因和规律。《小取》说：“其然也，有所以然也。”然，是现状。所以然之故，是导致现状的原因。《经说上》第97条说：“法取同，观巧传。”即观察世代相传各种手工业技巧的法则规律。
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注重探究自然的原因，写过许多关于天体、大地、声音、植物、动物等原因的著作。他说：“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即求故胜当波斯王。B45 亚里士多德说：“技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前者知其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大匠师应更受尊敬，他们比之一般工匠知道得更深切，也更聪明”，“我们说他们较聪明，并不是因为他们敏于动作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理论，懂得原因。”“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B46阐明探求自然原因规律的科学理论意义。
《墨经》何以重科学？《墨经》作者是工匠理论家。墨家成员，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直接生产劳动者，用墨子的话说，是“农与工肆之人”，农民与手工作坊的各种工匠。《鲁问》《公输》与军事各篇记载，墨子会做大车与各种守城器械，熟悉当时各种手工业技巧。墨子经常提到当时的各种手工业工匠技巧。《节用中》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墨经》提到的手工业工种，有制革、制陶、冶金、缝纫、刺绣、制鞋、制铠甲与土石建筑。
诸子百家争鸣辩论分化与特化的结果，各种因素的动力与张力，促使《墨经》作者专门总结中国传统科学知识，是当时墨家成员从事各种手工业技术的理论升华。概括总结各种手工操作技术，促使《墨经》系统科学知识的产生。
工匠技艺的数学抽象，促使墨家数学的诞生。各种球面镜（凸凹镜）生产、质量检验与科学实验，促使墨家世界顶级系统光学知识的产生。论述光线直线传播原理，分析“无宇”“无厚”无限小的光微粒（光量子，端）概念，启示墨子号量子卫星的创发。墨者亲身劳动、亲自体验，加上抽象的理论思维，促使墨家力学定义的产生。墨者亲自参与土石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保障与学理论证，促使引力实验设计，发现和定义地面引力。实践、实验、观察与抽象理论思维等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元素，是墨家科学产生的路径原由。
注释
①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任继愈等编：《墨子大全》第2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87—188页。下引《墨子大全》仅注册数和页码。
②梁启超：《墨子学案》，《墨子大全》第26册，第150页。
③B14B19B38B39《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7、300、393、377、378页。
④⑤张家龙：《数理逻辑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20、326页。
⑥孙中原：《逻辑元研究导论》，《重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⑦[英]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2页。
⑧[苏联]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37页;同时可见[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36—537页。
⑨[苏联]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57页;同时可见[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27页。
⑩[德]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40页。
B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B12B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268、163页。
B15〔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序》，中华书局，1986年。
B16〔清〕黄绍箕：《与梁卓如论墨子书·跋》，〔清〕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籀顾述林》，中华书局，2010年。
B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B18晋荣东：《e-考据与中国近代逻辑史疑难考辩》，《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B20本文引《墨经》文本，见孙中原：《墨子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孙中原：《墨经分类译注》，《王玉玺书〈墨经〉》，杭州西泠印社，2004年;孙中原：《中国逻辑研究》附录《墨经分类译注》，商务印书馆，2006年;参校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四部丛刊》全文检索电子版，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2001年;[英]德龙（Donald Sturgeon）主编：“诸子百家”，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Chinese Text Project，http//ctext.org/zh）电子图书馆;严灵峰编：《墨子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任继愈等编：《墨子大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B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1页。
B22B23B24杨宽《墨经哲学》，任继愈主编：《墨子大全》第44册，第327、327、333页。
B25杨俊光：《墨经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46页。
B26《孟子·滕文公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又见《论衡·刺孟》。
B27〔清〕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墨子后语·墨学传授考》，中华书局，1986年。
B28“东北方墨者”是齐鲁墨者，常居齐鲁，在山东东北部。“南方墨者”是楚国墨者，在河南南部。西方墨者（秦国墨者，秦墨），被秦相吕不韦征召，参编《吕氏春秋》。参见《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3页。
B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B3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
B31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
B32〔清〕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7，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B33〔清〕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严灵峰编：《墨子集成》第18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56页。
B34〔清〕梁启超：《墨经通解序》，严灵峰编：《墨子集成》第29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6页。
B35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2页。
B36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69页。
B37程仲棠：《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又见程仲棠：《“中国古典逻辑学”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1—173页。
B40程仲棠：《中国古代有逻辑思想，但没有逻辑学——答马佩教授》，《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B41谭戒甫：《墨经易解》，《墨子大全》第38册，第150页。
B42程仲棠：《“中国古典逻辑学”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1—173頁。
B43《墨子大全》第68册，第52页;又见《墨子大全》第73册，第31页。
B44[德]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8页。
B45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03页;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62页。
B4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3页。
责任编辑：涵 含
关键词：《墨经》;绝学;科学方法论;占有资料;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6-0092-10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運用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
《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明工具手段方法对处事从业的关键性意义。郭沫若悼杜国庠诗说：“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墨经》绝学研究薪火相传，砥砺奋进，用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研究《墨经》绝学精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真髓，具有独特的理论、历史与现实意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与强劲的精神动力。
《墨经》是公元前3世纪墨学发展到高峰时期的惊世硕果。《墨经》运用科学思维，广纳博采，打造微型百科全书，凝聚自然人文知识，是当时世界领先的顶级学术成就。由于中国社会文化与科技发展的特殊路径，《墨经》在秦汉至清代两千余年，不幸沦为冷门绝学。
晋鲁胜痛惜《墨经》学术之“亡绝”。梁启超慨叹“秦汉以后墨学之中绝”“灭绝”，痛惜地惊呼：“《墨经》，则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①“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②胡适陈述《墨经》“久成绝学”。沈有鼎说：“《墨经》的逻辑学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两千年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抛弃了这一宝物，让它埋在泥里。”③
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支持《墨经》绝学抢救性与创新性的研究。梁启超、胡适、沈有鼎诸前辈，慧眼卓识，率先用现代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攻治《墨经》元典，促使墨学研究打破寂寞，摆脱儒学封建意识形态的重重包围，闯出低谷，勇敢地踏向蓬勃复兴之路。
《墨经》绝学研究，在新时代实现整体超越，可借鉴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如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1922—1996）的科研范式转换论，德国数学家戴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的元数学纲领（metamathematics program），波兰裔美国逻辑学家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1902—1983）的语言层次论（On language hierarchy），傅伟勋（1933—1996）的创造性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的层次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与创谓）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墨经》绝学的元研究，树立研究的新范式，获得跨学科与跨领域研究的新成果，促使《墨经》绝学研究实现质的飞跃与现代转型。
方法是宗旨、目的、方向、途径、手段、工具和程序的统称。“方法”希腊文methodos，由meta和hodos构成，直译为“沿着道路”。《墨经》绝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包括明确研究的主题、方向、目标与宗旨，做什么，怎么做，明确研究的途径、手段、工具与程序。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方法论，是《墨经》绝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元数学纲领，把理论研究分为“对象与元”两个层次：把所研究的理论，叫对象理论;把研究对象理论时所运用的工具性理论，叫元理论。希尔伯特1922年在莱比锡的德国自然科学大会上演讲说：“对于通常的形式化数学而言，在一定意义上要附加一门新的数学，即元数学。”④“在元数学中，人们处理普通数学的证明，后者成为研究的对象。”⑤
美籍波兰裔学者塔尔斯基，把语言区分为“对象与元”两个层次：把所讨论的语言，叫对象语言;把讨论对象理论时所运用的工具性语言，叫元语言。把语言分为一系列范围愈来愈大的语言，其中每一个语言与下一个语言的关系，如同形式语言与它的元语言之间的关系。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区分是相对的，可分成很多层次。⑥
罗素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撰《导论》说：“每一种语言，有一种结构，关于这种结构，在这种语言中一点都不能说，但是可以有另一种处理第一种语言结构的语言，这种语言本身有一种新的结构，并且语言的这种系列是可能没有止境的。”⑦相似地，《墨经》元典的科学资料，属于对象研究与对象语言;现代《墨经》绝学的科学研究，属于元研究与元语言。二者在主体、方法与成果等方面，有古今新旧等性质的不同。
观点与方法一致，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一致，是《墨经》绝学研究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前提、基础与原理。观点是科学研究的结论，是进一步研究的方法。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科学范畴与原理，有同质性与共享性，是全世界全人类科学研究的结论，同样也是《墨经》绝学研究的适用方法。用科学世界观与认识论剖析《墨经》绝学元典，世界观与认识论就转化为方法论。《墨经》绝学研究的方法论，是科学世界观与认识论的转化应用。
列宁摘录黑格尔的话说：“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⑧“方法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⑨《墨经》绝学研究的方法论，是《墨经》绝学对象的内在原则、内容的灵魂。
《荀子·正名》道出科学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原理：“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即同是人类，有相同本性，相同的认知器官，面对相同世界，必然获取相同的认知成果;通过比较推论，区分真相假象，排除假象，把握真相，必然把握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科学范畴与原理。
雅斯贝尔斯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的文化轴心时代，是奠定人类精神基础、影响今日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⑩《墨经》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参与奠定人类精神的基础，是影响现代的重要元典。 《墨经》科学知识的理论特质，具有其范畴原理的普遍性、深刻性与典型性，有“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时空普遍价值。如《经上》1—6条，开门见山定义因果、整体部分、认知才能、认知过程、求知活动等世界观、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世界文化“轴心时代”的科学范畴原理，是观察分析《墨经》元典产生历史条件的工具。
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范式概念与科学范式转换论的观点，评析《墨经》绝学，可知古今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在主体、对象、元语言工具、成果、层次、方法、作用、后果、评价等方面有不同的元性质，这是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科學革命的意涵。从梁启超、胡适的开拓性研究，到沈有鼎的突破性研究，逐渐完成古今研究范式的更替，开辟前景可观的新局。
《尔雅·释诂》：“元，始也。”元，指本原、根本、支配、主导、统率、灵魂、更高层阶。“元”对应于英文构词前缀meta-，有在后、在外、在上、超越、总体等含义。如元数学（Metamathematics）、元逻辑（Metalogic）。“元”，中国港台译“后设”，即在对象之后设定的理论。
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东北郊小树林租房，创吕克昂学园。前60年，吕克昂学园第11任园长安德罗尼柯编辑亚氏遗稿，把论可感有形物的著作叫physica（物理学），论超感觉抽象物的著作叫metaphysica（物理学之后）。《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相当于亚氏语境physica（物理学），“道”，相当于亚氏语境metaphysica（物理学之后）。
抽象，即抽取本质属性，舍弃非本质属性。概括，即把科学抽象的结果，推广到整体。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B11《墨经》绝学研究，与分析经济形式一样，必须用抽象概括的科学方法。
《墨经》绝学研究，兼用理论系统的演绎与事实论据的归纳。演绎，即演绎推论，从一般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归纳，即归纳推论，从个别性前提推出一般性结论。毛泽东《实践论》说，“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B1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将侦查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B13
《墨经》绝学研究的资料，精粗俱存，真伪杂糅，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深思熟虑，构造崭新的理论系统，使《墨经》绝学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再度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效能。
二、校勘训诂与考据：充分客观地占有资料
沈有鼎说，“若是诂解的工夫不先作好，正确的全面估价是不可能的。在所有中国古书中，可以说没有一部书与《墨经》同样程度地需要重新作文字方面的诂解”，“古书的校勘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无穷过程，《墨经》尤其如此”，“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事业”。B14
孙诒让说：“先秦诸子之讹舛不可读，未有甚于此书（《墨子》）者。”“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墨经》“几于九译乃通”，学者“罕能尽逮”。B15黄绍箕说，《墨经》“有专家习用之词”，“有名家奥衍之旨”，不是只需古文字学知识就能解。B16
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B17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占有材料极其重要，现代《墨经》研究不可须臾忽视。现代《墨经》研究，务必充分占有资料，分析其发展形态，探寻其内在联系。
“考据”，即“考证”“实证”与“考辨”，指考察论据证据，根据资料，考核证实与说明。查考辨正，列举事实证据，用考据方法考辨古籍，建构根据确凿的理论系统。“E考据”，即电子数字化考据。
晋荣东说：“E考据之实其实在《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出版之前就已经存在。以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孙中原教授自2000年5月开始就利用可以进行全文检索的电子版《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以及其他著作，对中国传统推论的基本范畴进行了全面搜索和穷尽归纳，逐个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推论的性质进行了总结。”B18
系统论与整体论，是《墨经》研究的首要理论。狭义《墨经》绝学元典四篇，共分183条，是墨家后学总结的中国古代科学范畴原理系统。《经》《经说》上下，有严密的科学分工：《经》《经说》上100条，是各门科学范畴的定义、分类与简单命题;《经》《经说》下83条，是各门科学原理的论证。
沈有鼎说：“《经上下》、《经说上下》乃是一个学派的系统学说，决不可能把一部分送给这一学派，把另一部分送给另一学派。”“至于《经上》和《经下》，更不能说一个早，一个晚。《经上》和《经说上》重点在定义和分类，把重点在论证的部分都留给了《经下》和《经说下》，难道可以说一派专讲定义和分类，另一派专讲论证吗？很多人因为《经上》文字较简，《经下》文字较繁，粗粗一看，觉得时代似乎也有先后之别，这实在是‘不思’之甚。郭老不理解《墨经》的结构，所以也有此错误。”B19
这是现代《墨经》科学研究的至理名言，指明史学大师郭沫若的粗浅误谬，是舆论工作“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典范之举。运用系统论与整体论的观点方法，是《墨经》绝学研究科学化的首要环节。
运用系统论与整体论，观察分析《墨经》绝学元典，可知狭义《墨经》绝学元典四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整体，如一块整钢打造的钢板。运用系统论与整体论的观点方法，绝不至于轻率误谬地断言：《经上》是前5世纪墨子的著作，《经下》是前3世纪后期墨家的著作。《经》上下内容与表述的分野，即定义与论证，绝不是前后期墨家时代差异的标志。 运用现代科学的运动发展变化观、历史观、历史主义与历史分析方法，考察墨子“十论”与狭义《墨经》的思想内容与表述方式，考察其语境、语义与语法，总结墨学发展的规律，客观存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发展变化进程，这是中国现代学术主流群体长期科学研究的结论共识。
有人说，《墨经》产生在前，是前5世纪墨子写，“十论”产生在后，是《墨经》的具体化和通俗化，是前3世纪后墨写。这是颠倒墨学发展变化的真实历史进程，是十分荒谬粗陋的见解，与现代科学共同体长期科学研究的结论共识恰相违背。
确认由墨子“十論”质变发展到《墨经》，体现墨家学术共同体的科学认知，是由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整体全面，多样统一）的辩证过程，是认知由现象到本质、由部分本质的抽象概括到整体本质的综合把握。狭义《墨经》四篇，是中国古代科学的范畴与原理系统，是多样性的同一，是抽象理论思维的高度综合。
科学历史观，窥察研究对象在历史中的发生、发展与变化。现代《墨经》的科学研究，从本体论（存在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诸多角度，阐发历史主义观点方法。历史主义，意同历史观、历史感和历史分析。
《经下》第117条说：“察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经说下》举例解释说：“尧善治，自今察诸古也。自古察之今，则尧不能治也。”B20即审察某事之所以这样和之所以不这样的原因，可以从“尧善治”的命题适用于古而不适用于今的事例，类推而知。说“尧善治”，这是从今天情况出发，考察古代情况（即“尧善治”是指善于治理古代）。假如从古代情况出发，考察今天情况，就不能够说“尧善治”（即“尧善治”不是指善于治理现代）。“尧善治”不是指善于治理现代，肯定历史继承和创新的两面性，认为古今不同，社会异质，这是历史发展观的科学意识。
《经下》第154条说：“尧之义也，声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二。”《经说下》举例解释：“或以名示人，或以实示人。举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也。指是鹤也，是以实示人也。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即说“尧是仁义的”，这是今天所说的话，而这句话所指的实际，是处于古代。古代和现代是不同的时代，论证的理由在于“尧是仁义的”这个命题，涉及语言和实际两个方面。说“尧是仁义的”，这个语句是今天说的，而“尧是仁义的”这个语句所指的实际，是处于古代。
《大取》说：“昔者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即过去思虑，不等于现在思虑。古今思虑有别，与时俱进，随历史发展而变化。《墨经》坚持历史发展观，用历史分析法，倡导历史主义，使创新思维的理论成果有分明的历史感。前3世纪的《墨经》科学知识，是前5世纪墨子“十论”（《尚贤》至《非命》）的高级发展阶段。
恩格斯说：“黑格尔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赞扬黑格尔著作：“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B21
有人说“墨子亲手写《墨经》的全部或前一半”。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墨经》全部（非一半）都是前3世纪战国末的产物，与《荀子》《公孙龙子》同时代，其中有战国末各学派具体辩论的蛛丝马迹与理论飞跃，墨子时代（前5世纪）不可能产生。
现代《墨经》绝学研究，提倡科学考辨，要以正确历史观（历史主义，历史分析，历史感）为指导，正确运用演绎逻辑、理性思维、理论证明、科学想象力和各种抽象思维、理性认知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语法、语义、语用和语境，全面解读《墨经》。
《墨经》四篇是一系统整体，不可分割。不能说《经上》《经说上》是前5世纪墨子所写，《经下》《经说下》才是后期墨家所写，更不能说全部《墨经》都是墨子所写。墨子不是神，不能在前5世纪战国初，全面总结前3世纪战国末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科学成果。
今日《墨经》绝学研究，不能凭空想象、表面观察和片面归纳，抹杀墨学在战国时期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客观发展规律。狭义《墨经》四篇完整的写作结构：《经上》《经说上》是概念范畴的定义分类与简单命题，《经下》《经说下》是各门学科原理的论证。
著作断代赖考据。从《墨经》的全部内容，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整体实况，根据庄子（前369年—前286）、韩非子（前280—前233）、吕不韦（前292—前235）等的记载，参考孙诒让（1848—1908）、沈有鼎（1908—1989）等的分析论断，全面考证，科学分析，从元典文本的语境、语法、语义与语用综合研判，确证作者是战国末前3世纪的后期墨家，与荀子（前313—前238）、公孙龙子（前320—前250）同时代。《墨经》大量记载有与荀子、公孙龙子互相争论往还的蛛丝马迹，三者整体话语系统的状貌特征，明显折射出时代同质性。
《墨经》记载墨家与公孙龙学派辩论“坚白盈离”，与荀子学派辩论“杀盗非杀人”“爱人不外己”等命题，确认广义《墨经》六篇，是战国末前3世纪后期墨家的著作，与《荀子》《公孙龙子》同时，有学派往返辩论的记载，有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海量著作的实录证据，是中国现代学术精英研究的结论共识。
不能把《墨经》全部或部分写作年代，提前到战国初期（前5世纪）墨子生时。这是百年来学者科学考辨的正确结论。思想史发展规律，带有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同样的客观必然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必先有辩论的充分展开，然后才有对辩论规律的系统理论总结。
思想史发展规律，必然经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辩证逻辑进程。拉法格《思想起源论》论“抽象思想的起源”说：“词的意义的相继发展的历史解决了第一个困难;它给我们指出具体的意义往往先于抽象的意义。”全面科学考据墨子“十论”和《墨经》四篇，可证拉法格揭示的思想史规律。 比较墨子“十论”和《墨经》，比较墨子对“类”“故”概念的运用和《墨经》对“类”“故”范畴的抽象定义与理论升华，可证拉法格所说思想史规律的客观真理性。《墨经》各门科学的范畴与原理，是墨学发展到高峰时期的理论结晶与闪光化石，是墨学发展的客观事实与大量实际证明。
杨宽说：“《墨经》为墨子自著。”B22“《尚贤》十论，皆后学所作。”B23“《墨经》之论，全以理据，无浅陋迷信之言，惟学理既深，难以语俗，乃不得不借助于社会迷信，以图发展其说，又不得不以理论改至通畅，以应世俗，此或《尚贤》《尚同》十论之所以作也。”B24杨俊光说：“‘十论’是由《墨经》推衍而成。”“《墨经》与‘十论’的关系，杨宽书认为：《墨经》所述为墨家的要旨……‘十论’是由《墨经》推衍而成的，亦言之成理。王维庭以‘《墨经》是后期墨家的著作’，而谓‘就是“十论”更高的概括和更洗炼的结晶’，恐与事实不合。”杨宽认为“《经上》《经说上》墨子自著”，杨俊光赞：“对于这个争论（指《墨经》作者之争），杨宽书一语中的。”B25杨宽与杨俊光认为，《墨经》产生在前，“十论”产生在后。此说与中国现代学术精英主流科学论证的结论共识相反，缺乏逻辑和历史分析，忽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思维辩证发展进程，违反逻辑与历史一致性的辩证逻辑原理，前后颠倒，是非混淆。需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澄清谬误，明辨是非。
不能把狭义《墨经》四篇人为割裂，说一部分是墨子写，一部分是后期墨家写;更不能颠倒历史，说理论概括程度更高的《墨经》，是前5世纪墨学初创时期墨子亲手所写，而理论概括程度更低的“十論”，反倒是战国末期墨子后学的通俗宣传。
《墨经》概括了战国时期科学思维与百家争鸣辩论的丰硕成果。墨子后学，散居各地，自然聚集为许多小团体，是相对独立、平等发展的不同学术群体，通称墨者，共尊领袖墨翟，从不同角度创新论证墨子兼爱非命等论题，激辩抽象深奥的各门科学范畴和原理，共推精妙绝伦的理论硕果。
《庄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韩非子·显学》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说后期墨家分三派，比《庄子·天下》说两派，多出“相夫氏之墨”一派。综合论断，广义《墨经》六篇，是分散各地的三个墨家学术共同体著作的集大成。《庄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韩非子·显学》说“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其中“之弟子、之徒、之墨者、之属、之墨”等复数词，都指一群人，是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先秦学派领袖，聚徒讲学，追随者甚众，动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B26
前3世纪战国后期，墨家仍是蓬勃兴盛的学术共同体。孙诒让考证总结说：“《墨经》即《墨辩》，今书《经》《说》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盖即相里子、邓陵子之伦，所传诵而论说者也。”B27
沈有鼎主张发挥科学的想象力，根据庄子、韩非子与吕不韦诸子的记载，详论《墨经》作者三派的具体情境。狭义《墨经》四篇，是学术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北方齐国墨者“相里勤之弟子五（伍）侯之徒”的著作，叫东方墨者、北方墨者（东北方墨者）。《经下》科学原理论证论据的简括语用“说在”，意即“论证的理由在于”。
广义《墨经》，是狭义《墨经》四篇，加上《大取》《小取》二篇。《大取》在很多地方，与狭义《墨经》四篇明显唱对台戏，学说较原始，含义丰富，重形式趋势较弱，其论据的简括语用“其类在”，意即“论证的典型类似事例在于”。
《大取》作者是“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居楚，在河南南部邓陵（邓州），以邑为氏。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后语》说：“楚公子食邑邓陵，因氏焉，据此，则邓陵子盖楚人。”
《小取》是中国古代逻辑的简明教学大纲，作者是“相夫氏之墨”。韩非子说，在以上两派外，有“相夫氏之墨”，是西方墨者（秦国墨者，秦墨）。“相夫氏之墨”，未参加以上两派的争论，满足于《小取》完整简明而晚出的辩学体系。B28
《庄子·天下》称《墨经》，晋鲁胜称《墨辩》《辩经》总结当时百家争鸣与各门科学知识，是天下第一奇书、微型百科全书，贯彻彻底的无神论，是中华民族传统科学精神的典范。
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诗·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现代世界先进科学方法，是今日《墨经》绝学研究的适用工具。《墨经》绝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有赖于引进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B29
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是今日《墨经》绝学研究合用的钥匙。《墨经》表露的现代科学征兆，只有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极其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克服现代墨学研究中存在的错误方法（如保守封闭）的利器。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今日《墨经》绝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古为今用”是目的：现代《墨经》绝学研究，目的是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工具：借鉴全世界全人类积淀几千年的先进科学文化，作为今日《墨经》绝学研究的工具、利器和方法。
毛泽东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提出“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古今中外法”。他说：“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说“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B30 毛泽东说：“‘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B31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2月19日报道说，新时代舆论工作的职责与使命，是连接中外，沟通世界。梁启超说：“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B32梁氏解释墨辩“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B33，“引申触类，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B34，是比较研究法。
胡适说：“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预测他的比较研究成果，“可能对于这方面的未来研究者有帮助”。B35
今日《墨经》绝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最重要的特点是比较研究。只有通过认真深刻与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才能正确把握墨学的真实意义与深层意蕴。只有比较此事物与彼事物，才能认知此事物本质的规定性、范围和界限，以及事物彼此的相互关联。本质在事物彼此相互比较中认知，这是认知事物本质的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比较研究，不等于比附，比附是拿不能相比的勉强相比。
据西释中本无错，不可笼統否定。终生从事中西哲学文化比较研究的贺麟说：“我们不但可以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了解，而且于使西方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亦不无小补。”B36
程仲棠“为‘据西释中’的‘合法性’辩护”，他说：“在中国古代名辩理论与逻辑学的比较研究中，‘据西释中’的诠释方法是否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这实质上就是逻辑学是否具有全人类性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逻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有别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具有全人类性而没有民族性，没有东西方之分，正如没有‘西方几何学’与‘东方几何学’或‘西方物理学’与‘东方物理学’之分一样，‘西方逻辑学’与‘东方逻辑学’之分也不能成立。‘据西释中’的‘合法性’的根据即在乎此。逻辑学从西方传入后，逐渐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正如我所说，‘西方逻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而没有现实意义的概念。今天学校所传授的、人们所研究的逻辑学，就其历史来源而言，是‘西方逻辑学’;就其现实意义而言，是全人类全世界共享的逻辑学。”B37
“以西释中”（据西释中，以西解中，以西框中），指根据西方科学来解释中国思想。中西互释，比较研究，融会贯通，是今日《墨经》绝学研究唯一正确的方法。科学技术理论，本质不分东西。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结论》说：“（有人）企图证明中国没有逻辑学，或者说中国人的思维遵循着一种从人类学术康庄大道游离出来的特殊逻辑，于是《墨经》渐渐变成了供神秘主义者穿凿附会的天书，乌烟瘴气笼罩了《墨经》。”B38“拨云雾而见青天。”B39
逻辑学是全人类性的基础学科，本质上没有地区性、民族性与种族性。不能把《墨经》逻辑学说成是脱离人类学术康庄大道、与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学对立的神秘之物，不能借口地区性、民族性与种族性，抹杀《墨经》逻辑学与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学本质的同一。
有人说“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是否用西学思想和用西学方法来解析就能把握得了？”借口“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的地域性（“东方”）、历史性（“古老”）和特殊“文化环境”（中国），否认《墨经》绝学科学因素的普遍性、普适性与普世性。
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必然可以用西方民族几千年积淀的“西学思想和用西学方法来解析把握”。“发达典型完善的西方逻辑科技”，是解剖“欠发达典型完善的东方古老逻辑科技”唯一科学的工具，这是运用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科学方法。
有人说“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不能用西学思想方法“来解析就能把握”，指责用全世界全人类共同认可的西方科学分析《墨经》朴素科学思想是“‘以西解中’的方法论弊端”。有人把“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说成是“不可知”“不可解”“不可分析”之物，以“东方古老文化环境”的“地域民族性”和“历史文化性”为借口，抹杀《墨经》绝学科学因素的世界性、全人类性与普遍性。
程仲棠说，这类谬论是用狭隘“民族情结”和“义和团心态”，鼓吹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对立分裂。程仲棠说：“有的人却偏要给全人类的、世界性的逻辑学扣上‘西方’的帽子，视为异己、异端，这是自外于人类文明，自外于世界学术，是‘义和团’心态在学术上的表现。”“拆穿‘据西释中’的‘西’字的西洋景，化解其民族情结，其实就是指逻辑学，‘据西释中’无非是说以逻辑学作为根据对中国古代名辩理论进行诠释，在世界现代学术体系的框架中重新认识它的意义。”B40
所谓“西方逻辑架子，东方文句拼凑”，是对“中西逻辑学比较研究，融会贯通”“用西方逻辑学工具，研究中国墨辩对象”科学使命的误解。所谓“西方逻辑架子”，“用西方逻辑学论述程式来框架墨辩逻辑学说”，是“运用西方逻辑学工具，研究中国墨辩对象”的题中应有之义。“架子”“框架”，比喻事物的基本组织结构。西方逻辑学，墨辩逻辑学，都同样是人类逻辑学，基本组织结构同质。墨辩逻辑学不是脱离世界文明大道的不可解析的神秘之物。全人类只有同一种本质相同的逻辑学，有同质的组织结构。透过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可以通约接轨，融会贯通。
所谓“主张我国本有独立性的辩学”，“力主以先秦辩学的本来面目解释《墨经》”，是把墨家辩学歪曲为“脱离人类学术康庄大道的特殊逻辑”。剥去“我国本有独立性的辩学”的古汉语物质外壳，探寻先秦辩学的本来面目，剩下的只是“我国辩学”“先秦辩学”与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学的共同本质。 有人把“我国辩学”“先秦辩学”在本质上与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学对立割裂，在中外逻辑学之间挖沟筑墙，孤立封闭《墨经》逻辑学，拒绝用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逻辑学方法研究《墨经》逻辑，使《墨经》变成“供神秘主义者穿凿附会的天书”，让“乌烟瘴气”笼罩《墨经》。
东西方民族不同，学理一致。逻辑三支式与墨辩推理式，可以比较研究，融会贯通。但谭戒甫《墨经易解》“逻辑三支式”与所谓“墨辩六物式”的对应图，把“逻辑三支式”的“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与他杜撰所谓“墨辩六物式”的“推侔援”荒谬等同。这恰恰是谭戒甫自己竭力反对的做法：“以西方的逻辑架子，把我们东方的文句拼凑上去。”“自来不少学者利用西方逻辑三段论法的形式，把来一模一样地支配，因说东方也有逻辑了。及仔细查考，只是摆着西方逻辑的架子，再把我们东方的文句拼凑上去做一个面子。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虽有些出于自然比附，但总没有独立性。”B41
程仲棠说：“‘据西释中’的不可避免性”，使有人“陷入尴尬的吊诡：‘摒弃据西释中’的主张遭到主张者的摒弃。”“一方面高调主张‘应彻底摒弃据西释中论’，另一方面又不折不扣地按照‘据西释中’的方法行事。”B42
《小取》说：“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推”：归谬类推。“侔”：比辞类推。“援”：援例类推。
《小取》“推侔援”，与“逻辑三支式的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不相干。谭戒甫把“逻辑三支式”“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与他杜撰所谓“墨辩六物式”的“推侔援”荒谬等同，是错误“据西释中”（以西释中，以西解中，以西框中）与轻率比附的典型。谭戒甫杜撰所谓“墨辩六物式”，子虚乌有，不能成立。
《墨经》是墨学总结阶段的精华荟萃，是当时中华民族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总结。杨向奎说：“一部《墨经》等于整个希腊。”B43《墨经》表述的特点是浓缩。《墨经》文字简约，狭义《墨经》四篇5714字，广义《墨经》六篇8405字，蕴涵宏富，囊括天人，概括万有，是中国古代微型的百科全书、中国最早的百科概念命题集萃。《墨经》字数统计，见表1。
古汉语表述简练，《墨经》尤甚。古用“简牍”（竹简木片）作为书写材料。诸子大家，学派领袖，动辄“其书五车”，携带不便。墨家集团成员，游士说客，巡游各地，《墨经》浓缩简练，便于储存深刻复杂的知识精义，预留诠释发挥的空间余地。
《墨经》是有开端、无终点、有预想、待完善的中国文化科学化、逻辑化的理想蓝图。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B44《墨经》义理，包含许多现代逻辑与科学的胚胎萌芽，值得分析说明。
《墨经》绝学研究，运用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整理资料，构造理论系统。分析是由整体分解成部分，认知部分的本质与规律。通过对《墨经》绝学的系统分析，才能科学认知《墨经》绝学系统结构中各部分（各子系统）十三门学科的内容、性质、相互作用与意义。综合是把部分结合为整体，认知整体的本质与规律。通过《墨经》绝学各部分认知的科学综合，把该系统结构中各部分（各子系统）十三门学科结合为整体，才能科学认知《墨经》绝学整体的本质与规律。
《墨经》是墨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战国末期墨家与诸子百家总结时期的著作，其中都是经过科学分析与综合才能认知的科学结论。分析综合，互相渗透，相互转化，在分析基础上综合，在综合指导下分析。
《墨经》知识分科研究，有其合法性、必要性、可能性与必然性。狭义《墨经》，是墨学的最高成就，概括中国传统科技，推出微型百科全书，由战国末前3世纪墨家创造性综合。现代研究，分门别类，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综合，分析，在新的基础上再综合，体现“正反合”螺旋式上升的辩证逻辑原理。
《墨经》绝学分科研究的合法性，根源于现代科学研究中运用分析方法的必要性。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须臾不可离。现代科学研究，没有科学的分析，就没有科学的综合。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是辩证逻辑的科学研究方法。《墨经》绝学的初始综合原生态，是现代科学研究分门别类、分析与综合兼容结合的操作对象。
研究《墨经》科学，需要引进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借鉴现代世界科学分类法。不用现代科学分析方法，拒斥现代世界科学分类法，研究将寸步难行。《墨经》科学的分科研究，创新解释《墨经》各学科的范畴与原理，是《墨经》研究与现代世界科学的融会贯通。
《墨经》科学的分科研究，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标志性内容，适应研究现代化、世界化的需求，是现代研究者的神圣使命与社会责任。《墨经》科学的分科研究，使用“光学”“逻辑”等学科类名，这是全世界全人类几千年积淀的学科名称，是世界学科划分的类概念，标志《墨经》科学原始资料所从属的学科类别，定位《墨经》科学资料的学科性质。
《墨经》科学分科十八门。自然学科五门：光学、力学、简单机械学、数学与物理学。人文学科十三门：逻辑（逻辑学）、本体哲学（世界观，宇宙观，本体论，存在论，形上学）、认知哲学（认知理论，认识论）、方法哲学（方法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历史哲学（历史观）、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语言文学、艺术美学与军事学。《墨经》科学分科，见表2。
《墨经》专条总结各门科学知识形成的机理。《经上》第96條说：“巧传则求其故。”即探求世代相传手工业技巧的原因和规律。《小取》说：“其然也，有所以然也。”然，是现状。所以然之故，是导致现状的原因。《经说上》第97条说：“法取同，观巧传。”即观察世代相传各种手工业技巧的法则规律。
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注重探究自然的原因，写过许多关于天体、大地、声音、植物、动物等原因的著作。他说：“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即求故胜当波斯王。B45 亚里士多德说：“技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前者知其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大匠师应更受尊敬，他们比之一般工匠知道得更深切，也更聪明”，“我们说他们较聪明，并不是因为他们敏于动作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理论，懂得原因。”“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B46阐明探求自然原因规律的科学理论意义。
《墨经》何以重科学？《墨经》作者是工匠理论家。墨家成员，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直接生产劳动者，用墨子的话说，是“农与工肆之人”，农民与手工作坊的各种工匠。《鲁问》《公输》与军事各篇记载，墨子会做大车与各种守城器械，熟悉当时各种手工业技巧。墨子经常提到当时的各种手工业工匠技巧。《节用中》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墨经》提到的手工业工种，有制革、制陶、冶金、缝纫、刺绣、制鞋、制铠甲与土石建筑。
诸子百家争鸣辩论分化与特化的结果，各种因素的动力与张力，促使《墨经》作者专门总结中国传统科学知识，是当时墨家成员从事各种手工业技术的理论升华。概括总结各种手工操作技术，促使《墨经》系统科学知识的产生。
工匠技艺的数学抽象，促使墨家数学的诞生。各种球面镜（凸凹镜）生产、质量检验与科学实验，促使墨家世界顶级系统光学知识的产生。论述光线直线传播原理，分析“无宇”“无厚”无限小的光微粒（光量子，端）概念，启示墨子号量子卫星的创发。墨者亲身劳动、亲自体验，加上抽象的理论思维，促使墨家力学定义的产生。墨者亲自参与土石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保障与学理论证，促使引力实验设计，发现和定义地面引力。实践、实验、观察与抽象理论思维等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元素，是墨家科学产生的路径原由。
注释
①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任继愈等编：《墨子大全》第2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87—188页。下引《墨子大全》仅注册数和页码。
②梁启超：《墨子学案》，《墨子大全》第26册，第150页。
③B14B19B38B39《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7、300、393、377、378页。
④⑤张家龙：《数理逻辑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20、326页。
⑥孙中原：《逻辑元研究导论》，《重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⑦[英]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2页。
⑧[苏联]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37页;同时可见[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36—537页。
⑨[苏联]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57页;同时可见[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27页。
⑩[德]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40页。
B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B12B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268、163页。
B15〔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序》，中华书局，1986年。
B16〔清〕黄绍箕：《与梁卓如论墨子书·跋》，〔清〕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籀顾述林》，中华书局，2010年。
B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B18晋荣东：《e-考据与中国近代逻辑史疑难考辩》，《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B20本文引《墨经》文本，见孙中原：《墨子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孙中原：《墨经分类译注》，《王玉玺书〈墨经〉》，杭州西泠印社，2004年;孙中原：《中国逻辑研究》附录《墨经分类译注》，商务印书馆，2006年;参校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四部丛刊》全文检索电子版，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2001年;[英]德龙（Donald Sturgeon）主编：“诸子百家”，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Chinese Text Project，http//ctext.org/zh）电子图书馆;严灵峰编：《墨子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任继愈等编：《墨子大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B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1页。
B22B23B24杨宽《墨经哲学》，任继愈主编：《墨子大全》第44册，第327、327、333页。
B25杨俊光：《墨经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46页。
B26《孟子·滕文公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又见《论衡·刺孟》。
B27〔清〕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墨子后语·墨学传授考》，中华书局，1986年。
B28“东北方墨者”是齐鲁墨者，常居齐鲁，在山东东北部。“南方墨者”是楚国墨者，在河南南部。西方墨者（秦国墨者，秦墨），被秦相吕不韦征召，参编《吕氏春秋》。参见《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3页。
B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B3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
B31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
B32〔清〕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7，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B33〔清〕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严灵峰编：《墨子集成》第18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56页。
B34〔清〕梁启超：《墨经通解序》，严灵峰编：《墨子集成》第29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6页。
B35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2页。
B36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69页。
B37程仲棠：《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又见程仲棠：《“中国古典逻辑学”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1—173页。
B40程仲棠：《中国古代有逻辑思想，但没有逻辑学——答马佩教授》，《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B41谭戒甫：《墨经易解》，《墨子大全》第38册，第150页。
B42程仲棠：《“中国古典逻辑学”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1—173頁。
B43《墨子大全》第68册，第52页;又见《墨子大全》第73册，第31页。
B44[德]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8页。
B45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03页;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62页。
B4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3页。
责任编辑：涵 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