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迁徙而来的微型群体
　　
　　大约300多年前，一支赶着驯鹿群的鄂温克人告别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辗转迁徙，落脚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他们离开勒拿河上游的原因，是受到雅库特族群和哥萨克人的挤压，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狩猎场。这个多灾多难的群体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住耽到了今天。当初他们总人口大约700人，分成四个家族，生活在根河以北，漠河以南的大兴安岭西北坡密林中，活动范围大概有2万平方公里。
　　这个迁徙而来的微型群体，在山林里逐猎物而居，过着非常丰饶的生活。他们的住所是以树干搭建起来的简易帐篷，叫做“撮罗子”。他们以父系小家庭为单位，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地聚居在一起。他们以兽肉为主要食物，出售麝香，毛皮等猎产品。他们崇拜火神，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关于他们的很多传说如此让入神往：说某天客人来，架火烧水，水没开就打了棒鸡来了；又说某天下想吃狍子肉，出帐篷见一个袍子，捡根木柴就打到了。
　　他们曾经与一河之隔的俄罗斯商人保持着以货易饭的关系，可以从他们身上见到俄罗斯文化的一些影响，有的人以俄罗斯人的名字为自己的后代命名，婚丧之俗也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进行。
　　


　　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制定了鄂温克人与俄商留易的暂行条例，为使鹿鄂温克人在那里长居人安提供了基本保障。自此，这一鄂温克支系，被称为使鹿鄂温克。
　　日军侵毕时期，使鹿鄂温克入受尽日军的摧残，200多使鹿鄂温克人死于那个时期，这对这个微型群体造成了致命创伤。侵略者的暴行在使鹿鄂温克人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截至解放前夕，使鹿鄂温克人口总数降至160人。
　　
　　促动一系列变迁的“引擎”是三次定居
　　
　　自新中困成立，使鹿鄂温克开始融入了一个巨大群体。如果按人均水平来说，50多年来他们算是国内人数最少受益最多的群体。在一个大家庭里享受温暖的同时，他们的传统发生了重大变迁，而引领着一系列变迁的引擎是三次定居。
　　从建国至今。定居始终是政府引导使鹿鄂温克融人现代社会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政府就为鄂温克猎民在中俄边境的贸易小镇奇乾买了17栋房屋，供他们免赞居住。那时候的猎民生怕住在里面房子会塌下来，极少有人住进去。1957年对使鹿鄂温克来说发生了三件难忘的事情，他们与索伦、通古斯两个部落一起被国家确定为鄂温克族；在奇乾镇建立下鄂温克民族乡；政府为使鹿鄂温克盖了30栋定居房屋。这30栋房屋使这个逐猎而居的群体，第一次有了一个固定的“家”，他们并非常年在那里居住，只是把它当作交换和储存物品的地方。那一时期他们仍然靠狩猎为生，奇乾的家主要是被用来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如今回想起来，有人怀念那段时间，因为奇乾那个地方有许多华俄后裔，与他们的习惯很相似，他们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关爱。但是，从定居的角度来看，那时没有真正地实现定居，只是“定而不居”。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也由于奇乾离狩猎场太远的缘故，政府为鄂温克猎民安排了第二次定居。1965年9月23日成为鄂温克猎民历史上值得记录的—个重要日子：35户猎民，113人，从奇乾迁至激流河畔的敖鲁古雅新村，全部住进了新村的“木刻楞”(俄罗斯式的木制房屋)。打那儿以后，使鹿鄂温克人真正走上了定居的道路：
　　一部分人(多数是年轻人)开始长久地居住下来，并且开始在乡镇就业，告别了猎民的身份，另一部分人(多数是老年人)还留在山上狩猎和照看驯鹿。从那时“一家”出现了“两制”，但留在山上的猎民越来越少；
　　许多外来人口来到敖鲁古雅，并且与鄂温克猎民通婚。这导致鄂温克人的比例不断下降，那个时候，敖鲁占雅乡的500人中，有300人是外族人口。这样PA使得原来比较封闭的一个群体，开始全方位地接触外界。
　　就在这个时期，林业开发在大兴安岭开始了，仅一个满归林业局就有职工4000人，几十年来累计生产的商品木材就达到900万正方米。在给国家做出经济贡献的同时又导致野生动物急剧减少，使猎民的狩猎生活唯以为继。
　　与此同时，国家对驯鹿茸的收购，刺激猎民们开始每年收获鹿茸，以替代原来的猎产品收入，狩猎业开始转向养鹿业。
　　在放鲁古雅居住期间，鄂温克猎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这场浩劫给鄂温克猎民带来了致命创伤，从那儿以后他们没有了自己的领袖。同时，原来的传统遭到了否定，而新建立起的信念又很快随着文革而破灭，他们失去了精冲寄托。
　　进入市场经济后，政府民期对鄂温克猎民的无偿扶持难以继续，而原有的生产方式又一直没能找到依赖于自身的发展途径。
　　……这一切都酝酿着进一步的变迁。而迈向现代化的发展定式。归根结底还是定居。于是在2003年，在政府的支持下鄂温克猎民再次搬进一个新村：从敖鲁古雅搬到了根河市附近一个名叫三车间的地方。这次搬迁曾经被一些媒体称作中国晨后狩猎民族下山，鄂温克猎民整体搬迁。但是因为圈养驯鹿的饲料问题没有解决好，随着驯鹿一部分猎民又回到了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