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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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传记在19世纪被盛赞为可以等同于历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变化:从聚焦于个人转向重点关注作为历史发展施动者的大众运动和社会经济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家们开始排斥传记,认为其缺乏严谨的分析和理论的复杂性,过于个人化、轶事化与短视,无助于理解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然而,在过去40年中,传记写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传记重新恢复了本来的地位.这源于以下三方面因素:性别理论、交叉性理论、再现论等新理论的应用;寻找新的资料来源、尝试不同的叙事手段和加强语境分析等新方法的采用;伴随着以往被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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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大学 历史学系, 列克星敦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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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传记在19世纪被盛赞为可以等同于历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变化:从聚焦于个人转向重点关注作为历史发展施动者的大众运动和社会经济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家们开始排斥传记,认为其缺乏严谨的分析和理论的复杂性,过于个人化、轶事化与短视,无助于理解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然而,在过去40年中,传记写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传记重新恢复了本来的地位.这源于以下三方面因素:性别理论、交叉性理论、再现论等新理论的应用;寻找新的资料来源、尝试不同的叙事手段和加强语境分析等新方法的采用;伴随着以往被视为边缘阶层的群体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历史和传记的主体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文章探讨了传记回归的起源和发展,即现在所称的“新传记”或“传记转向”,进而分析其对历史书写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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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一场美、英、印三国阻扰中国统一和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严重政治斗争.美、英、印三国宣称中国对西藏拥有的是宗主权而非主权,西藏是“自治”的.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中,三国援助噶厦中的分裂分子武器弹药,使其武力抵抗统一.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酝酿和举行之时,三国提出在印度举行以图操纵.在十七条协议公布之后,美国唆使噶厦拒绝接受.面对这一切,新中国政府指出中国拥有治藏主权,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表达坚决统一中国大陆的决心.新中国政府指出西藏
1934-1935年,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受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赴西北考察,以作为国民政府西北开发规划之基础.他以兰州为中心,西至敦煌,南越秦岭,北上蒙古高原,获得了大量西北尤其是甘青的人文地理资料.据此,张其昀提出西北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人文复杂、历史悠久,极具开发价值;西北开发应以工业化为目标,以交通建设为前提,大力发展工业中心,从而带动农业的现代转型;更要特别注意西北民族问题,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发展促进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张其昀的科学调查,深化了时人对西北的认知,推动着西北开发思想的现代转向.
摘要：有金一代，女真统治者在奉行尊孔崇儒、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配享制度。金朝帝庙配享的功臣总数和每个帝庙配享的人数都远超宋朝，武将占居配享功臣绝大多数，配享功臣的民族分布呈现多元状态，并且存在为开国前的未实位“帝王”配享，以及父子、兄弟相继配享的家族配享。这种独具特色的配享制度恰是少数民族王朝在政治文化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例证，既是对本王朝正统的一种昭示，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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