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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著名剧作家、现代杰出诗人、国歌歌词作者田汉诞辰115周年。为纪念田汉对中国文艺事业作出的贡献，总结、继承和弘扬田汉的精神，繁荣发展当代戏剧艺术事业，由中国田汉研究会、田汉基金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戏剧学院、中共杨浦区委宣传部等主办的田汉戏剧论坛在上海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田汉生平和艺术思想研究、历史地位评价、田汉主要剧作研究和评论、田汉精神的当代价值、当代戏剧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当下戏剧人的责任与使命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田汉精神的内涵以及意义
陆炜（南京大学教授）：大家都感觉到有田汉精神，而且非常鲜明，非常强烈，内涵到底是什么？我把它说成是艺术家精神。说得更明确点，是一种文化创造精神。那么田汉为什么有这么巨大的文化创造精神呢，因为有伟大的历史责任感。田汉最早的文章都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少年中国》杂志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机关刊物，是一个大型刊物。当时中国各派的先进分子基本上都入了这个学会。为什么叫少年中国呢？因为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他们把它叫做老年中国，现在要建设的是少年中国，这些人不管是40岁、50岁还是20岁，都是少年中国的“少年”，要建设全新的文化，像一个年轻人一样重新成长起来。这个少年中国的思想在田汉的表现当中非常的多。这个思想我们要把它找回来。
研究和发扬田汉精神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田汉的重点之一。因为把田汉只当作一个戏剧活动家来研究是不够的。田汉就是一团火，就是一阵风，他还是一面旗，又是一种精神，这是他发挥的巨大作用。1946年田汉回到上海，当时的评论界说好像一下子有个主心骨了，田汉当时提出了招魂，要建设中国的文化之魂。我们今天学习田汉，也是招魂。
郭超（中国田汉研究会副秘书长）：我认为田汉精神的内涵、实质是多种精神的归一。田汉精神有这么多，怎么来诠释呢？我觉得离不开以下四点：
第一，是创新精神。田汉是先驱者，正如郭沫若先生说的田汉不仅是戏剧界的先驱者，同时也是文化界的先驱者，他看到的问题总是比人家早十年二十年，他的创造力不同于别人，他不仅在创造，而且在开拓创新。第二，是他的博爱精神。他写出这么多的爱国作品，都是在更大范围的基础上，在大爱的精神上写的，而不是单一的爱国。他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然，爱事业，他的爱是大爱，不是小爱。所以他能写出《义勇军进行曲》这种大作品，那是历史的力量。第三，是抗争精神。他所有的创作，比如说二十年代搞南国运动，三十年代的作品等等，都反映出了一种抗争精神。第四，是民本精神。民本精神的表现形式就是为民代言，为民请命，其爱国、为民的思想行动贯穿于他的生命历程。
刘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戏剧魂——田汉评传》作者）：我谈谈田汉的先驱者精神。第一点，还戏于民。田汉创造南国社，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搞在野的戏剧运动，不靠政府支持，也不靠资本家的资助，就自己干。田汉的戏剧理论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戏剧是民众的，它必须从民众里面起来，我们一定要靠自己硬干起来。这种精神，不正好是今天我们民营戏剧社团成长所需要的路子吗？第二点就是苦干实干。比如说他创办南国社，真的是一穷二白，没有剧本，没有舞台，没有演员，没有观众，最后戏从小剧院走到大剧院，真是穷干苦干。他所开创的戏剧运动的做法，起码是我们后来话剧职业化的一个开端或者说一个开拓的示范。在今天来说，话剧要走市场，田汉这个路依然是可行的，现在民营剧团依然走的是这条路子，就是靠卖票来养活自己。第三点，为民请命，田汉戏剧创作思想的现实性。在长期的戏剧创作和演出的实践中，他所关注的是民族的命运，祖国的命运，他把一个艺术家的责任与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写出的《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左翼人士在唱，国民党士兵也在唱。田汉的伟大是不可复制的。
丁罗男（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夏衍曾经把田汉说成是中国的戏剧魂。这个概括不光指出田汉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说出了田汉的艺术人格和他的精神力量。田汉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这个价值大体上有这么三点。第一点，田汉身上有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文化的担当意识。田汉虽然追求艺术至上，有强烈的完美主义精神，但他不曾忘却中华民族的前途。他创办南国唯美主义的时期，没有彻底钻进所谓的象牙之塔，他的作品当中屡屡出现孤独的、苦闷的流浪者的艺像，恰恰折射出那个时代黑暗的现实之中，苦苦追求光明和真理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晚期的高峰之作《关汉卿》可以说是这样一代知识分子的舞台形象的具体体现。表面来看《关汉卿》，好像在当时也是一个主旋律，但实际上，田汉在《关汉卿》上倾注了自己几十年的戏剧人生的体会。这是田汉精神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民请命的硬骨头精神。田汉的这种精神也给我们今天的戏剧工作者一个特别强烈的启示，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戏剧工作者。现在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的这种关注和担当意识，确实慢慢淡漠了。
第二点，是田汉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追求艺术的自由精神。田汉自己不止一次地说过，独立和自由是艺术的生命。虽然他早年也抱着一种单纯幼稚的幻想，到过南京，想用政治力量来推动艺术的运动，然后用艺术补救政治上面的问题。但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所以他从南京回来以后，领悟一个道理，艺术必须是在野的，不能依靠官府，不能依赖于商人，只有自己苦干。所以南国时期开始，田汉干戏剧的形象就是苦干实干，有一种能够融合一切的对艺术的信仰和真诚。像这样一种信念，田汉一直没有中断过。要说有一个小小的犹豫，可能就是五十年代建国以后，他从在野变成了在朝，有一段时间他内心也非常痛苦，一方面他有内在的独立性，同时他在那个位置上需要讲一些符合潮流的话，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但很快这种状态就被打破了，田汉一旦接触到基层，看到真正的现实时，他原先的那种独立的、自由的本性就会压抑不住地流露出来，所以他才会写那些为演员请命、上面听了不太高兴的话，差点被打成右派。相对于田汉这样的对艺术的赤诚精神，今天的艺术界还是要重新召唤。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他们原创力的萎缩，作品的这种低俗化倾向，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第三，田汉的精神就是多元文化的一种包容精神。这是田汉的一种艺术境界，他本身非常博学，但他从不偏执一方，同时这也是他的一种人格魅力。他能够把启蒙的话剧跟现代主义的对人和人性的反思很好地结合、包容起来。他又把五四以后确立的中国现实主义和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很好地包容在一起。一方面他非常喜欢西方的现代派，同时又对民族的传统文化不离不弃。田汉的艺术人格中，也有一种和而不同的包容机制，所以在他的周围聚集起越来越多的戏剧人，把他当成一面旗帜，一个精神上的领袖，一个文化价值的坐标。这种精神，在我们当代戏剧发展过程中，也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宋妍（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戏剧改革的先驱者，田汉一生为我们的舞台、银屏留下了宝贵财富。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开放、融汇和创造的精神，是传统与现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为一体的艺术。这种精神是一种高度人民性、时代使命感结合在一起的精神。田汉的创作紧密围绕体验现实、关注社会、贴近大众这一核心，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无论是改编作品还是原创剧目，他都将眼光投向社会现实和大众声音，发出了时代呼声。田汉用真诚的情感，把意向、境界融入到创作之中，体现出其独特的诗画美学。
众所周知，中国的戏剧乃至文化界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理清纷纭复杂的社会众生相，抓住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主流，如何把握积极向上的思想和艺术导向，向人民群众奉献真善美的艺术精品，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在社会转型时代发展中，我们必须做出回应。因此，田汉的文化品格和艺术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田汉艺术精神不仅仅是田汉先生一个人的精神，也是那个时代，那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共同具有的精神，共同承担的责任，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精神。我们期待借助此次田汉戏剧论坛，进一步研究、继承和弘扬田汉的艺术精神，对戏剧发展中的问题、现象作出评析，对戏剧人的责任、使命和社会价值做出估量，为如何拓宽发展艺术事业提供思路。
田汉的戏剧改革之路
陈世雄（厦门大学教授）：田汉先生是我们国家戏剧事业、新中国戏剧改革的主要力量，对我们国家戏剧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一些文章一些观点，对于田汉先生以及其他几位同辈们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质疑。有一篇文章提出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戏改实际上是新文艺工作者对于艺人的改革而不是艺人自己的改革。由此，对整个戏改运动，认为是一种形式的改革，就是说主导权、话语权不是掌握在艺人的手中，而是在文人的手中。进入新中国以来对戏剧改革的评价，我认为有相当多的负面评价。实际上田汉研究，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他对新中国戏剧事业的贡献，对戏剧改革的贡献。现在这个观点一提出来以后，实际上提出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对田汉先生的研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戏改从总体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至少是保护了艺人从而保护了我们国家珍贵的戏剧。当然也不能否认戏改当中有一些偏差。但田汉先生关于戏改的思想，至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继承田汉先生的遗产，不能把它看成一个不变的东西，一个现成的文本，应该是动态的，可以跟当代戏剧的生态，戏剧事业的发展，或者当前出现的新问题，包括体制的问题，评奖制度等，结合起来研究，把这个研究深入下去。
李伟（戏剧艺术杂志副主编）：田汉是戏剧改革的一面旗帜，他对传统戏剧学赋予了新的思想，新的生命。现在有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戏剧改革的历史功绩。我觉得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比如说大家普遍比较反感的是那种比较豪华的舞台，炫耀的灯光，嘈杂的音响，情节故事故作沉重，失去了传统戏剧中的灵动之美，内容非常空洞虚假。非常反感的同时呢，就追溯历史根源，就觉得是田汉这一些新文化人把戏剧搞坏了。这是值得探讨的。
在20世纪戏剧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像田汉这样的改革，也出现了像梅兰芳那样的改革，也出现了像延安那样的改革。但田汉的改革和延安的改革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这两者混为一谈。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延安的改革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改革使它适合政治的需要。但田汉绝对不是简单为政治服务，他实际上站在一个更高的启蒙文化的立场上进行文学创作、戏剧创作和电影方面的创作。以田汉为代表的新文化人，有一种非常开放包容的心态，愿意认识传统艺术精华，也愿意接受西方的思潮，把它们融合贯通，这是戏剧改革的一个正确道路。
20世纪戏剧改革的历程和田汉先生创作的得失成败的经验，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点是艺术家必须坚持独有自由的创作精神，不能把戏剧当作政治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历史经验的教训；第二点，艺术家要坚持探索传统戏剧的表现手段、表现原则，以及西方的编剧、舞台技巧和传统戏剧结合的可能性和限度。但是呢，戏剧千万不能话剧化，这也是有经验教训的。田汉先生的创作道路、创作经验，仍然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学习。
田汉创作引发的反思
胡申生（上海大学教授）：田汉作为伟大的戏剧家，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且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拿最具民族特点的戏曲来说，他一生创作了20多部戏曲作品，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京剧《西湘记》《白蛇传》《谢瑶环》，是目前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三出大戏，现在已成为中国京剧史上的三座艺术高峰。这三出戏，第一，有深刻鲜明的主题；第二，有明显的创新精神；第三，文词优美典雅，富有感染力。田汉本人是个诗人，中国传统文化功力深厚，经他之手写出的戏词极富感染力。
田汉的京剧创作，对今天戏剧演出具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1949年以来，我国的京剧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1978年以后，又有了新的提高，出现了许多新的作品，有的作品也成为新时期的经典。但毋庸讳言，在京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京剧存在许多问题，比起田汉的作品，比起田汉的戏剧精神，我们在许多方面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的。归结起来，有这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对京剧没有敬畏之情。京剧作为成熟的艺术样式，已经不允许擅自改动，但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人肆意改编经典，搞得啼笑皆非；二是片面追求新，追求大制作、大投入、大布局，结果大浪费。从1978年以来，我国各大京剧院团搞过多少新戏，投入多少经费，演出过多少场次，观众自己掏钱进剧场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有多少能像田汉的《白蛇传》《西湘记》《谢瑶环》那样经得起时间考验、市场考验，能够传世、让演员愿意演的作品？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毛时安（文艺评论家）：中国现在的文化发展，要关注资源在哪里。其实我们目前的文化发展有三条资源，一条是我们民族五千年留下来的丰厚的、我们伟大的先贤创造的优秀文明传统。第二条，是古今中外人类所创造的所有文化。第三条，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一个文化资源，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或者再扩展一点，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的左翼的革命文化运动，包括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对于前两条资源，我们是有比较充分的接受的思想准备的，但是第三条资源，曾经我们视若至宝，但是后来我们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的文化传统上要有一些新的思维方式。现在我们往往以结论来代替分析，这当中有左的对右的简单结论，也有右的对左的简单结论。比如说对戏改的问题简单的肯定、简单的否认，我们要用分析来代替简单化的结论，要理性高于武断。我们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对1921年开始的左翼文化，要有新的认识。曾经左翼文化是我们的显学，现在是被完全冷落，这都不是正确的方式，特别是对于田汉这样一位有巨大贡献的、巨人型的艺术家，我们要做非常深入的分析，包括他最后人生的悲剧，都要有更多的理解。我们必须尊重那些为国家民族的文化运动做出牺牲的艺术家，包括他们艺术上的不足也要提出来。
作为一个艺术家，艺术作品要永存的话，必须要做到两点：第一，要对当下国家、当下民族的命运有深刻的关怀；第二，要对人性有深刻的刻骨铭心的理解，包括对艺术的理解。《关汉卿》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田汉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自我人格写照和自我的心灵剖析，包括他情感世界的感性的呈现。
邹平（文艺评论家）：田汉的戏剧创作中，有意识地把戏剧和演艺市场联系在一起，在创作过程中，田汉逐步认识到戏剧和演出市场的紧密关系，并且在他的戏剧实践当中逐步探索，使他的戏剧创作为市场所接受。
今天戏剧遇到很多问题。今天有戏剧市场，有文化市场，为什么国家精品工程的一些戏剧，演不了多久就没有市场了呢？不能单一从一个角度分析。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有四个方面制约：一个是官方，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艺术家的艺术作用，那么四种力量的较量，这种矛盾冲突，包括一定的适度调和，造就了我们现在戏剧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舞台精品工程的问题，为什么缺少市场？因为更多考虑的是体现党和政府在倡导什么，即使得了国家精品工程，意味着党和政府对你作品的认可，并不等于说观众对你作品的认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那些白领观众是看那些白领话剧培养起来的，然后拿出一个主旋律的话剧给他们看，很多都不来了。同时，剧团为了要生存，要选择最佳的生存方式。市场在变化，现在的演出市场的观众构成，也起了变化。我们应该是按照这些观众的审美习惯、他们的需求来提供合适的文化产品。此外，现在艺术从业人员也是分等级的，导演是最高等级，院团愿意出大钱请大导演，这个戏的成败都在导演身上，这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其实当下社会大众文化流行以后，我们的戏剧舞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表面上很热烈，有的戏剧场面很大，但可以留下来的经典作品确实很少。现在在戏剧的创作过程中，形式上更为注重，对内容比较忽视，关注市场而不关注剧本本身的质量，这是不利于我们整个文化生态的。今天不管讲田汉的精神也好，讲田汉的贡献也好，田汉这一代戏剧人承担了人文精神的创作，把国家民族担在肩上的创作，我们今天不一定要这么崇高，但至少我们戏剧人要有一种责任，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文化素质，有一种人文的内涵，使得作品出来以后，逐渐向经典化靠拢。当然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元化的，剧作也可以多元化，但至少剧作舞台不完全是嘻嘻哈哈一片笑声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些沉重的戏剧，也应该有一些我们后代可以看的戏剧，应该在多元化的背景下打造我们戏剧的精品。
田汉精神的内涵以及意义
陆炜（南京大学教授）：大家都感觉到有田汉精神，而且非常鲜明，非常强烈，内涵到底是什么？我把它说成是艺术家精神。说得更明确点，是一种文化创造精神。那么田汉为什么有这么巨大的文化创造精神呢，因为有伟大的历史责任感。田汉最早的文章都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少年中国》杂志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机关刊物，是一个大型刊物。当时中国各派的先进分子基本上都入了这个学会。为什么叫少年中国呢？因为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他们把它叫做老年中国，现在要建设的是少年中国，这些人不管是40岁、50岁还是20岁，都是少年中国的“少年”，要建设全新的文化，像一个年轻人一样重新成长起来。这个少年中国的思想在田汉的表现当中非常的多。这个思想我们要把它找回来。
研究和发扬田汉精神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田汉的重点之一。因为把田汉只当作一个戏剧活动家来研究是不够的。田汉就是一团火，就是一阵风，他还是一面旗，又是一种精神，这是他发挥的巨大作用。1946年田汉回到上海，当时的评论界说好像一下子有个主心骨了，田汉当时提出了招魂，要建设中国的文化之魂。我们今天学习田汉，也是招魂。
郭超（中国田汉研究会副秘书长）：我认为田汉精神的内涵、实质是多种精神的归一。田汉精神有这么多，怎么来诠释呢？我觉得离不开以下四点：
第一，是创新精神。田汉是先驱者，正如郭沫若先生说的田汉不仅是戏剧界的先驱者，同时也是文化界的先驱者，他看到的问题总是比人家早十年二十年，他的创造力不同于别人，他不仅在创造，而且在开拓创新。第二，是他的博爱精神。他写出这么多的爱国作品，都是在更大范围的基础上，在大爱的精神上写的，而不是单一的爱国。他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然，爱事业，他的爱是大爱，不是小爱。所以他能写出《义勇军进行曲》这种大作品，那是历史的力量。第三，是抗争精神。他所有的创作，比如说二十年代搞南国运动，三十年代的作品等等，都反映出了一种抗争精神。第四，是民本精神。民本精神的表现形式就是为民代言，为民请命，其爱国、为民的思想行动贯穿于他的生命历程。
刘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戏剧魂——田汉评传》作者）：我谈谈田汉的先驱者精神。第一点，还戏于民。田汉创造南国社，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搞在野的戏剧运动，不靠政府支持，也不靠资本家的资助，就自己干。田汉的戏剧理论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戏剧是民众的，它必须从民众里面起来，我们一定要靠自己硬干起来。这种精神，不正好是今天我们民营戏剧社团成长所需要的路子吗？第二点就是苦干实干。比如说他创办南国社，真的是一穷二白，没有剧本，没有舞台，没有演员，没有观众，最后戏从小剧院走到大剧院，真是穷干苦干。他所开创的戏剧运动的做法，起码是我们后来话剧职业化的一个开端或者说一个开拓的示范。在今天来说，话剧要走市场，田汉这个路依然是可行的，现在民营剧团依然走的是这条路子，就是靠卖票来养活自己。第三点，为民请命，田汉戏剧创作思想的现实性。在长期的戏剧创作和演出的实践中，他所关注的是民族的命运，祖国的命运，他把一个艺术家的责任与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写出的《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左翼人士在唱，国民党士兵也在唱。田汉的伟大是不可复制的。
丁罗男（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夏衍曾经把田汉说成是中国的戏剧魂。这个概括不光指出田汉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说出了田汉的艺术人格和他的精神力量。田汉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这个价值大体上有这么三点。第一点，田汉身上有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文化的担当意识。田汉虽然追求艺术至上，有强烈的完美主义精神，但他不曾忘却中华民族的前途。他创办南国唯美主义的时期，没有彻底钻进所谓的象牙之塔，他的作品当中屡屡出现孤独的、苦闷的流浪者的艺像，恰恰折射出那个时代黑暗的现实之中，苦苦追求光明和真理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晚期的高峰之作《关汉卿》可以说是这样一代知识分子的舞台形象的具体体现。表面来看《关汉卿》，好像在当时也是一个主旋律，但实际上，田汉在《关汉卿》上倾注了自己几十年的戏剧人生的体会。这是田汉精神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民请命的硬骨头精神。田汉的这种精神也给我们今天的戏剧工作者一个特别强烈的启示，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戏剧工作者。现在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的这种关注和担当意识，确实慢慢淡漠了。
第二点，是田汉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追求艺术的自由精神。田汉自己不止一次地说过，独立和自由是艺术的生命。虽然他早年也抱着一种单纯幼稚的幻想，到过南京，想用政治力量来推动艺术的运动，然后用艺术补救政治上面的问题。但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所以他从南京回来以后，领悟一个道理，艺术必须是在野的，不能依靠官府，不能依赖于商人，只有自己苦干。所以南国时期开始，田汉干戏剧的形象就是苦干实干，有一种能够融合一切的对艺术的信仰和真诚。像这样一种信念，田汉一直没有中断过。要说有一个小小的犹豫，可能就是五十年代建国以后，他从在野变成了在朝，有一段时间他内心也非常痛苦，一方面他有内在的独立性，同时他在那个位置上需要讲一些符合潮流的话，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但很快这种状态就被打破了，田汉一旦接触到基层，看到真正的现实时，他原先的那种独立的、自由的本性就会压抑不住地流露出来，所以他才会写那些为演员请命、上面听了不太高兴的话，差点被打成右派。相对于田汉这样的对艺术的赤诚精神，今天的艺术界还是要重新召唤。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他们原创力的萎缩，作品的这种低俗化倾向，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第三，田汉的精神就是多元文化的一种包容精神。这是田汉的一种艺术境界，他本身非常博学，但他从不偏执一方，同时这也是他的一种人格魅力。他能够把启蒙的话剧跟现代主义的对人和人性的反思很好地结合、包容起来。他又把五四以后确立的中国现实主义和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很好地包容在一起。一方面他非常喜欢西方的现代派，同时又对民族的传统文化不离不弃。田汉的艺术人格中，也有一种和而不同的包容机制，所以在他的周围聚集起越来越多的戏剧人，把他当成一面旗帜，一个精神上的领袖，一个文化价值的坐标。这种精神，在我们当代戏剧发展过程中，也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宋妍（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戏剧改革的先驱者，田汉一生为我们的舞台、银屏留下了宝贵财富。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开放、融汇和创造的精神，是传统与现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为一体的艺术。这种精神是一种高度人民性、时代使命感结合在一起的精神。田汉的创作紧密围绕体验现实、关注社会、贴近大众这一核心，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无论是改编作品还是原创剧目，他都将眼光投向社会现实和大众声音，发出了时代呼声。田汉用真诚的情感，把意向、境界融入到创作之中，体现出其独特的诗画美学。
众所周知，中国的戏剧乃至文化界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理清纷纭复杂的社会众生相，抓住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主流，如何把握积极向上的思想和艺术导向，向人民群众奉献真善美的艺术精品，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在社会转型时代发展中，我们必须做出回应。因此，田汉的文化品格和艺术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田汉艺术精神不仅仅是田汉先生一个人的精神，也是那个时代，那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共同具有的精神，共同承担的责任，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精神。我们期待借助此次田汉戏剧论坛，进一步研究、继承和弘扬田汉的艺术精神，对戏剧发展中的问题、现象作出评析，对戏剧人的责任、使命和社会价值做出估量，为如何拓宽发展艺术事业提供思路。
田汉的戏剧改革之路
陈世雄（厦门大学教授）：田汉先生是我们国家戏剧事业、新中国戏剧改革的主要力量，对我们国家戏剧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一些文章一些观点，对于田汉先生以及其他几位同辈们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质疑。有一篇文章提出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戏改实际上是新文艺工作者对于艺人的改革而不是艺人自己的改革。由此，对整个戏改运动，认为是一种形式的改革，就是说主导权、话语权不是掌握在艺人的手中，而是在文人的手中。进入新中国以来对戏剧改革的评价，我认为有相当多的负面评价。实际上田汉研究，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他对新中国戏剧事业的贡献，对戏剧改革的贡献。现在这个观点一提出来以后，实际上提出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对田汉先生的研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戏改从总体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至少是保护了艺人从而保护了我们国家珍贵的戏剧。当然也不能否认戏改当中有一些偏差。但田汉先生关于戏改的思想，至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继承田汉先生的遗产，不能把它看成一个不变的东西，一个现成的文本，应该是动态的，可以跟当代戏剧的生态，戏剧事业的发展，或者当前出现的新问题，包括体制的问题，评奖制度等，结合起来研究，把这个研究深入下去。
李伟（戏剧艺术杂志副主编）：田汉是戏剧改革的一面旗帜，他对传统戏剧学赋予了新的思想，新的生命。现在有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戏剧改革的历史功绩。我觉得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比如说大家普遍比较反感的是那种比较豪华的舞台，炫耀的灯光，嘈杂的音响，情节故事故作沉重，失去了传统戏剧中的灵动之美，内容非常空洞虚假。非常反感的同时呢，就追溯历史根源，就觉得是田汉这一些新文化人把戏剧搞坏了。这是值得探讨的。
在20世纪戏剧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像田汉这样的改革，也出现了像梅兰芳那样的改革，也出现了像延安那样的改革。但田汉的改革和延安的改革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这两者混为一谈。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延安的改革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改革使它适合政治的需要。但田汉绝对不是简单为政治服务，他实际上站在一个更高的启蒙文化的立场上进行文学创作、戏剧创作和电影方面的创作。以田汉为代表的新文化人，有一种非常开放包容的心态，愿意认识传统艺术精华，也愿意接受西方的思潮，把它们融合贯通，这是戏剧改革的一个正确道路。
20世纪戏剧改革的历程和田汉先生创作的得失成败的经验，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点是艺术家必须坚持独有自由的创作精神，不能把戏剧当作政治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历史经验的教训；第二点，艺术家要坚持探索传统戏剧的表现手段、表现原则，以及西方的编剧、舞台技巧和传统戏剧结合的可能性和限度。但是呢，戏剧千万不能话剧化，这也是有经验教训的。田汉先生的创作道路、创作经验，仍然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学习。
田汉创作引发的反思
胡申生（上海大学教授）：田汉作为伟大的戏剧家，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且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拿最具民族特点的戏曲来说，他一生创作了20多部戏曲作品，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京剧《西湘记》《白蛇传》《谢瑶环》，是目前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三出大戏，现在已成为中国京剧史上的三座艺术高峰。这三出戏，第一，有深刻鲜明的主题；第二，有明显的创新精神；第三，文词优美典雅，富有感染力。田汉本人是个诗人，中国传统文化功力深厚，经他之手写出的戏词极富感染力。
田汉的京剧创作，对今天戏剧演出具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1949年以来，我国的京剧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1978年以后，又有了新的提高，出现了许多新的作品，有的作品也成为新时期的经典。但毋庸讳言，在京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京剧存在许多问题，比起田汉的作品，比起田汉的戏剧精神，我们在许多方面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的。归结起来，有这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对京剧没有敬畏之情。京剧作为成熟的艺术样式，已经不允许擅自改动，但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人肆意改编经典，搞得啼笑皆非；二是片面追求新，追求大制作、大投入、大布局，结果大浪费。从1978年以来，我国各大京剧院团搞过多少新戏，投入多少经费，演出过多少场次，观众自己掏钱进剧场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有多少能像田汉的《白蛇传》《西湘记》《谢瑶环》那样经得起时间考验、市场考验，能够传世、让演员愿意演的作品？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毛时安（文艺评论家）：中国现在的文化发展，要关注资源在哪里。其实我们目前的文化发展有三条资源，一条是我们民族五千年留下来的丰厚的、我们伟大的先贤创造的优秀文明传统。第二条，是古今中外人类所创造的所有文化。第三条，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一个文化资源，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或者再扩展一点，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的左翼的革命文化运动，包括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对于前两条资源，我们是有比较充分的接受的思想准备的，但是第三条资源，曾经我们视若至宝，但是后来我们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的文化传统上要有一些新的思维方式。现在我们往往以结论来代替分析，这当中有左的对右的简单结论，也有右的对左的简单结论。比如说对戏改的问题简单的肯定、简单的否认，我们要用分析来代替简单化的结论，要理性高于武断。我们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对1921年开始的左翼文化，要有新的认识。曾经左翼文化是我们的显学，现在是被完全冷落，这都不是正确的方式，特别是对于田汉这样一位有巨大贡献的、巨人型的艺术家，我们要做非常深入的分析，包括他最后人生的悲剧，都要有更多的理解。我们必须尊重那些为国家民族的文化运动做出牺牲的艺术家，包括他们艺术上的不足也要提出来。
作为一个艺术家，艺术作品要永存的话，必须要做到两点：第一，要对当下国家、当下民族的命运有深刻的关怀；第二，要对人性有深刻的刻骨铭心的理解，包括对艺术的理解。《关汉卿》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田汉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自我人格写照和自我的心灵剖析，包括他情感世界的感性的呈现。
邹平（文艺评论家）：田汉的戏剧创作中，有意识地把戏剧和演艺市场联系在一起，在创作过程中，田汉逐步认识到戏剧和演出市场的紧密关系，并且在他的戏剧实践当中逐步探索，使他的戏剧创作为市场所接受。
今天戏剧遇到很多问题。今天有戏剧市场，有文化市场，为什么国家精品工程的一些戏剧，演不了多久就没有市场了呢？不能单一从一个角度分析。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有四个方面制约：一个是官方，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艺术家的艺术作用，那么四种力量的较量，这种矛盾冲突，包括一定的适度调和，造就了我们现在戏剧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舞台精品工程的问题，为什么缺少市场？因为更多考虑的是体现党和政府在倡导什么，即使得了国家精品工程，意味着党和政府对你作品的认可，并不等于说观众对你作品的认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那些白领观众是看那些白领话剧培养起来的，然后拿出一个主旋律的话剧给他们看，很多都不来了。同时，剧团为了要生存，要选择最佳的生存方式。市场在变化，现在的演出市场的观众构成，也起了变化。我们应该是按照这些观众的审美习惯、他们的需求来提供合适的文化产品。此外，现在艺术从业人员也是分等级的，导演是最高等级，院团愿意出大钱请大导演，这个戏的成败都在导演身上，这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其实当下社会大众文化流行以后，我们的戏剧舞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表面上很热烈，有的戏剧场面很大，但可以留下来的经典作品确实很少。现在在戏剧的创作过程中，形式上更为注重，对内容比较忽视，关注市场而不关注剧本本身的质量，这是不利于我们整个文化生态的。今天不管讲田汉的精神也好，讲田汉的贡献也好，田汉这一代戏剧人承担了人文精神的创作，把国家民族担在肩上的创作，我们今天不一定要这么崇高，但至少我们戏剧人要有一种责任，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文化素质，有一种人文的内涵，使得作品出来以后，逐渐向经典化靠拢。当然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元化的，剧作也可以多元化，但至少剧作舞台不完全是嘻嘻哈哈一片笑声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些沉重的戏剧，也应该有一些我们后代可以看的戏剧，应该在多元化的背景下打造我们戏剧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