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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妙兰的父亲外出打工20多年，寄回养家的钱却少之又少。不仅如此，他过年回家的次数也屈指可数，每次回去时都是破衣旧衫，声称自己在外打工辛苦，没有赚到什么钱……
长大后的张妙兰也前往深圳打工，希望能找到失联已久的父亲。直到在朋友的婚宴之上，她偶遇了那个让她朝思暮想的父亲。然而，出现在眼前的父亲，与在家的形象有着云泥之别。这是怎么回事？
以下是张妙兰对本刊的讲述——
我叫张妙兰，出生于1989年。我的家在广东省一个偏远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家中还有一个妹妹。1995年，为了养家糊口，爸爸去了深圳打工。
妈妈为了增加收入，把家里的三亩地全种上了棉花。那时候，我都记不得她为了给棉田打药中了几次毒，也记不得她一个人去浇地晒了多少毒日头。
重男轻女的爷爷奶奶，很讨厌我和妹妹，与我妈的矛盾不断。爸爸走后，我们仨便寄住在外公外婆舅舅家。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我活得战战兢兢，怕惹怒这个，得罪那个，讨好这个，屈服那个。
爸爸虽然在外面忙忙碌碌，但他赚到的钱很有限，寄回家的也就很少。他打电话给我们时，也都是在公用电话亭用电话卡打。电话里，他说话急，全都是打工辛苦，外面难混之类的话。那时候，我妈做饭都是按碗量的，从不浪费一粒米。吃饭时，我吃完第一碗，總会看看锅里还有多少，如果少了我是不吃第二碗的。我妈一天到晚都在地里劳作，我不舍得让她挨饿，宁愿自己少吃。我从小自尊心特别强，读书很卖力，小学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13岁那年，我进了镇里的重点中学。刚上初一，我就得了鼻窦炎，整天都在流鼻涕。大冬天，脚冻的红肿，不敢也知道不能要一双保暖的棉服；生病了，捂着嘴巴也不敢咳出声音。面对周围其他同学嫌弃的眼光，还有我身上的破衣烂衫，我真是极度自卑到抬不起头来。
最重要的是，我非常心疼我妈。别人家的爸爸有好工作养家，最不济也会在农田里帮忙劳作，而我的爸爸却还不知在哪里！为此，我跟我妈说，我要退学做工养家。在我妈眼里，上学是我唯一的出路，她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我的身上，我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我妈只是打我。被我妈揍了后，我又继续读书，但总是与别人不合群，理解与想法也不同。勉强读完了初二，我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可我妈不顾我的反对，非得交上学费让我继续读。我看着从她手上递出去的一大沓两块五块的钞票，那一刻，我很想死掉算了，有愧疚，有怨恨，有愤世，但依然拯救不了我不想读书的心。于是，我天天追在比我小3岁的校长儿子屁股后面打，校长这才同意退还我的学费。
于是，我正式终结了我的求学之路，也终结了我父母对我的期望。自我退学后，爸爸的电话就更少了，一年打两三次，也不回家。妈妈问他为什么不回来，他就说，还不如把路费寄回家。
年少无知的我，一腔热血地想要赚钱，让我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我做过保姆，打过零工，还当过建筑小工，什么赚钱我就做什么。爸爸依然常年见不到面，只在过年时，他偶尔会提着一点东西回来看望我们和爷爷奶奶，但在家待不上两天，他就又回去了。每次回来，他穿的衣服也都很旧，总是很落魄的样子。
手机普遍化后，爸爸给过我们一个手机号。可这个号总是打不通，不是没人接就是已关机。中间只有一次我打通过，我开口喊了声“爸”，还没说上两句话，爸爸就不耐烦地说：“我很忙很辛苦，你们好好生活，别打扰我别烦我，好不好？我日夜加班，会多寄点钱回去的！”说完，爸爸的电话就挂断了。
我听着忙音，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想告诉他：“我也想去深圳打工，妈妈的病好了，妹妹的成绩很好，考上好大学没有问题……”我想跟他说的话太多太多了，家里最重要的事，他全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父爱，我经常在梦里哭醒。我好想像别的人一样，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2013年，我在深圳宝安一个模具厂打工，做质检员，月工资三千多，包吃包住。除去我自己的开支，每个月我能寄一千元给妹妹和妈妈，还有节余。
生活慢慢好起来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爸爸。我现在长大了，也能照顾爸爸了，一家人团圆才是真正的好。可深圳那么大，我去哪里找呢？
2015年，和我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女朋友结婚，在深圳一个大酒店摆酒。我受邀去参加了，竟然碰到了那个让我朝思暮念的爸爸！
可那是我爸爸吗？中山装，黑色礼帽，笔挺的裤子，一位穿旗袍的漂亮女人亲密地挽着他的胳膊！
我惊呆了，呆立一旁不知所措。印象中的爸爸总是穿着过时的印着广告的T恤，穷酸艰辛的样子。是他吗？我看了又看，人的眼睛是不会变的，脸形是不变的，四方脸大鼻子，我长得也像他。
爸爸落座后，我走到他跟前，眼泪控制不住地哗哗直流：“爸。”我艰涩地喊出这个字。他抬起头，显然是吓住了，脸上全是惊愕。“啊？”他转脸望向身旁的女人，又望向我，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你怎么在这儿？”他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出去谈……”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火了，抽出手，指着旗袍女人，问：“她是谁？”爸爸不做声。众人闻声围过来，可因为悲愤，我无法压抑自己的情绪，又怒问：“她是谁？爸，我找了你多少年，你知道吗……”“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他一把抓紧我的手，另外又来了两个人，生硬地将我推出去，推到一辆车里。在车里，爸爸的语气软下来：“对不起！”他取下帽子，挠着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唉……”他把车开出来，带我到了一个咖啡店的包间。
落座后，爸爸跟我讲述了这么多年来，他所过的生活。1995年，爸爸带着家里仅有的一百五十元来深圳关外，做好了吃大苦的准备。他在街头流浪了一个多月，四处找工作。但他才小学毕业，根本找不到工作，还被中介机构骗了50元。转眼半年多，他没给家里寄一分钱，只打了一次电话给镇上的小店老板娘，让她给我们报平安。为了生存，爸爸靠捡垃圾为生。7月酷热，晕倒在街头，被一个好心人救助。这个好心人介绍他到自家亲戚的饭店打杂工，包吃包住三百元一个月。发了一个月工资后，老板就说生意不好做，到年底一起发。爸爸觉得对方管吃管住已感激不尽，年底发工资也行。没想到，春节前，老板跑路，一分钱没发。爸爸原指望这笔钱带回家过个好年，还电话给小店老板转达给我们说了，可是希望全部落空。庆幸的是，这半年多有吃有住，身体长强壮了。 他再次流浪街头，和工友直接打个地铺睡在饭店门口要债。天气降温，冷得不得了，他们连买被子的钱都没有。最后，一共只要到五百块，爸爸寄了三百块回家了。他给自己定下目标：混不好就不回去了。后来，他终于找到一份工厂保安的工作。爸爸十分珍惜这个工作机会，尽职尽责，还额外给台湾老板洗车，扛物，什么杂活都抢着做，用心做。老板觉得他不错，就把他调到技术部做焊接师傅的学徒。不到一年，爸爸通过夜以继日的勤奋学习，考过中级焊工资格证，当上部门主管。
在这个台湾工厂，他一开始只能拿500元工资，就寄200元回家。后来，爸爸认识了一个高中毕业的女工严琳，就是那个穿旗袍的女人。她当时20岁出头，是市场部助理，需要经常找爸爸了解产品生产的进度及交货情况。一来二往，两人就熟了。
严琳是湖北人，家中独生女，父亲开个小诊所。她会用电脑，懂会计，喜欢看书。最主要的是，她对爸爸很好。爸爸骗她说自己是初中毕业，单身。
2002年，爸爸见过严琳父母后，在她的老家领了结婚证，当时也没联网，查不到婚姻状况。严琳一直多囊，月经不准，婚后不久就幸运地怀上了，没想到还是儿子。儿子是过敏体质，常常身上抓得稀烂，非常难带难养，他们便请来严琳的父母帮忙。
爸爸几次说到落泪，有时因为不安，干脆直接站起来来回踱步，搓着双手。有了小孩后，2003年，严琳的父亲掏钱付首付，在关外按揭买了一套50平米的小房。2006年，爸爸和严琳打算創业，严琳的父亲便四处带息借钱支持他们。最后，他们在深圳开办了一个模具厂。
创业本就很艰难，结果又赶上2008年金融危机，刚刚开始好起来的生意又掉入谷底。严琳的父母动用一切力量帮忙，房子与车全部抵押，这才渡过难关。
2010年，公司走上正轨，蒸蒸日上。他们就又买了车，同时也扩大厂房，加大投入。谁知，2012年，两名员工高空作业时意外身亡。他们刚来3个月，还没来得及买保险，公司一下赔款300多万。
几起几落，爸爸一直都在忙忙碌碌之中，也几乎淡忘了曾经的婚姻，但内心也不是不歉疚。
“我总是想，等我好了，再补偿。真的好了，我也往家多寄了几万元。我是想再多寄一点，可财产是双方的，严琳管财务，公司的每一笔钱都有走向。这些年，没有她和她爸爸的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又不能向严琳说我的秘密，就一直瞒着。这些年，她为我付出了很多，我也不想伤害她。”
可是，你不想伤害严琳，就能伤害我们母女仨吗？我在心里暗暗想，脑袋里除了震惊还有愤恨。
“但是，但是，真的，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爸爸坐在我对面，用手痛苦地揪着头发。见他这样，我一时心软，都想要原谅他了。可是，当我再想到家中满头白发的妈妈，和眼前这个衣着光鲜，浑身成功标志的男人时，心中的恨意又瞬间升起。
离开时，爸爸和我交换了手机号，还记下了我打工的工厂地址，并留下两万元，说他会去看我和正在上大学的妹妹。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我百感交集，伏在桌上大哭。哭完后，我端起咖啡，这也是我第一次喝咖啡，第一次进这么高档的地方。
后来，我通过朋友了解后才知道，爸爸在深圳已有两家工厂，业务做到全球，住别墅，有三辆车，每辆车都价值七八十万。他还出资几百万在严琳老家建了一栋五层半的房子，儿子在国外上高中。
爸爸过着富豪日子，可我们呢？我们在老家连住的房子都没有，至于在深圳买房？想都不敢想！朋友十分为我不平：“你说，你爸爸的良心被狗吃了吗？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管不顾！还有你母亲，守活寡，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蒙在鼓里，一个人养你和妹妹。你们必须找他赔偿，他就是现代的陈世美呀！”
我心里痛得很，阻止朋友继续再说下去。可我无法否认，他说的就是事实。我那可怜的妈妈，四十多岁的人，看着就像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头发几乎全白，身体因为常年劳作，经常生病……我哭了一整夜，实在想不通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
第二天，我去了朋友所说的爸爸开的工厂，还有他住的别墅。经过多方打听，我发现朋友说的都是真的。回家后，我与妹妹商量，富翁爸爸必须补偿我们仨：十万给妹妹上学，十万给我当嫁妆，十万给妈妈养老。此外，他还必须在老家建三层楼。我们打通父亲的电话，将要求说出，他沉默了，回一句：“可以，以后再谈吧。”过了三天，我又打电话，说带妹妹过去谈，他的声音低沉：“唉，外面看着我们光鲜，实际上我们资金周转不灵，欠债六百多万，这月工人工资还没发，先转给你五千吧……”再后来，他不接电话了。
一个月后，打通电话时，爸爸说：“别急呀，等等吧，我现在真是烦得不得了，过几个月吧。”就这样，爸爸一拖再拖，拖到最后，他压根就不见我们，也拒绝回家，只是答应给我们十万块。万般无奈，我没有经过他同意，带着妈妈和妹妹到他的厂门口闹。厂里的保安见状，强硬地把我们赶走，还威胁道：“以后再敢来，就不是赶走这么简单了。”我们给爸爸打电话，他就是不接。我们想告到法院，却出不起律师费。2017年7月，在朋友的建议下，我们找到深圳《第一现场》栏目组，在他们的调解之下，爸爸才答应我们的赔偿。后来，他分五次付清了我们要求的三十万，为我们母女仨在老家居住而建的房子，也终于在2018年1月动工。
我向《知音》杂志倾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要获得他的关注，向他呼告：爸爸，妈妈是你的结发妻子，我和妹妹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为什么就不能爱我们一点？为什么不可以多关心我们一点？房子和钱，只是改善了我们母女仨的生存困境，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爱，得到你的关心和温暖。这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情感需要。
（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后]在张妙兰对本刊的讲述过后，我们的特约记者也随之联系上了她的父亲张全先生，想听听他的说法。但张全先生一再表示自己很忙，没有时间，下次再说。对于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不知读者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您也有类似的情感倾诉，欢迎来电。电话：027—68890779。
编辑/白秋芳
长大后的张妙兰也前往深圳打工，希望能找到失联已久的父亲。直到在朋友的婚宴之上，她偶遇了那个让她朝思暮想的父亲。然而，出现在眼前的父亲，与在家的形象有着云泥之别。这是怎么回事？
以下是张妙兰对本刊的讲述——
穷爸爸外出打工，母女仨留守苦盼
我叫张妙兰，出生于1989年。我的家在广东省一个偏远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家中还有一个妹妹。1995年，为了养家糊口，爸爸去了深圳打工。
妈妈为了增加收入，把家里的三亩地全种上了棉花。那时候，我都记不得她为了给棉田打药中了几次毒，也记不得她一个人去浇地晒了多少毒日头。
重男轻女的爷爷奶奶，很讨厌我和妹妹，与我妈的矛盾不断。爸爸走后，我们仨便寄住在外公外婆舅舅家。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我活得战战兢兢，怕惹怒这个，得罪那个，讨好这个，屈服那个。
爸爸虽然在外面忙忙碌碌，但他赚到的钱很有限，寄回家的也就很少。他打电话给我们时，也都是在公用电话亭用电话卡打。电话里，他说话急，全都是打工辛苦，外面难混之类的话。那时候，我妈做饭都是按碗量的，从不浪费一粒米。吃饭时，我吃完第一碗，總会看看锅里还有多少，如果少了我是不吃第二碗的。我妈一天到晚都在地里劳作，我不舍得让她挨饿，宁愿自己少吃。我从小自尊心特别强，读书很卖力，小学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13岁那年，我进了镇里的重点中学。刚上初一，我就得了鼻窦炎，整天都在流鼻涕。大冬天，脚冻的红肿，不敢也知道不能要一双保暖的棉服；生病了，捂着嘴巴也不敢咳出声音。面对周围其他同学嫌弃的眼光，还有我身上的破衣烂衫，我真是极度自卑到抬不起头来。
最重要的是，我非常心疼我妈。别人家的爸爸有好工作养家，最不济也会在农田里帮忙劳作，而我的爸爸却还不知在哪里！为此，我跟我妈说，我要退学做工养家。在我妈眼里，上学是我唯一的出路，她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我的身上，我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我妈只是打我。被我妈揍了后，我又继续读书，但总是与别人不合群，理解与想法也不同。勉强读完了初二，我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可我妈不顾我的反对，非得交上学费让我继续读。我看着从她手上递出去的一大沓两块五块的钞票，那一刻，我很想死掉算了，有愧疚，有怨恨，有愤世，但依然拯救不了我不想读书的心。于是，我天天追在比我小3岁的校长儿子屁股后面打，校长这才同意退还我的学费。
于是，我正式终结了我的求学之路，也终结了我父母对我的期望。自我退学后，爸爸的电话就更少了，一年打两三次，也不回家。妈妈问他为什么不回来，他就说，还不如把路费寄回家。
年少无知的我，一腔热血地想要赚钱，让我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我做过保姆，打过零工，还当过建筑小工，什么赚钱我就做什么。爸爸依然常年见不到面，只在过年时，他偶尔会提着一点东西回来看望我们和爷爷奶奶，但在家待不上两天，他就又回去了。每次回来，他穿的衣服也都很旧，总是很落魄的样子。
手机普遍化后，爸爸给过我们一个手机号。可这个号总是打不通，不是没人接就是已关机。中间只有一次我打通过，我开口喊了声“爸”，还没说上两句话，爸爸就不耐烦地说：“我很忙很辛苦，你们好好生活，别打扰我别烦我，好不好？我日夜加班，会多寄点钱回去的！”说完，爸爸的电话就挂断了。
我听着忙音，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想告诉他：“我也想去深圳打工，妈妈的病好了，妹妹的成绩很好，考上好大学没有问题……”我想跟他说的话太多太多了，家里最重要的事，他全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父爱，我经常在梦里哭醒。我好想像别的人一样，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2013年，我在深圳宝安一个模具厂打工，做质检员，月工资三千多，包吃包住。除去我自己的开支，每个月我能寄一千元给妹妹和妈妈，还有节余。
生活慢慢好起来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爸爸。我现在长大了，也能照顾爸爸了，一家人团圆才是真正的好。可深圳那么大，我去哪里找呢？
再相逢沧海桑田，“穷爸爸”家外有家
2015年，和我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女朋友结婚，在深圳一个大酒店摆酒。我受邀去参加了，竟然碰到了那个让我朝思暮念的爸爸！
可那是我爸爸吗？中山装，黑色礼帽，笔挺的裤子，一位穿旗袍的漂亮女人亲密地挽着他的胳膊！
我惊呆了，呆立一旁不知所措。印象中的爸爸总是穿着过时的印着广告的T恤，穷酸艰辛的样子。是他吗？我看了又看，人的眼睛是不会变的，脸形是不变的，四方脸大鼻子，我长得也像他。
爸爸落座后，我走到他跟前，眼泪控制不住地哗哗直流：“爸。”我艰涩地喊出这个字。他抬起头，显然是吓住了，脸上全是惊愕。“啊？”他转脸望向身旁的女人，又望向我，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你怎么在这儿？”他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出去谈……”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火了，抽出手，指着旗袍女人，问：“她是谁？”爸爸不做声。众人闻声围过来，可因为悲愤，我无法压抑自己的情绪，又怒问：“她是谁？爸，我找了你多少年，你知道吗……”“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他一把抓紧我的手，另外又来了两个人，生硬地将我推出去，推到一辆车里。在车里，爸爸的语气软下来：“对不起！”他取下帽子，挠着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唉……”他把车开出来，带我到了一个咖啡店的包间。
落座后，爸爸跟我讲述了这么多年来，他所过的生活。1995年，爸爸带着家里仅有的一百五十元来深圳关外，做好了吃大苦的准备。他在街头流浪了一个多月，四处找工作。但他才小学毕业，根本找不到工作，还被中介机构骗了50元。转眼半年多，他没给家里寄一分钱，只打了一次电话给镇上的小店老板娘，让她给我们报平安。为了生存，爸爸靠捡垃圾为生。7月酷热，晕倒在街头，被一个好心人救助。这个好心人介绍他到自家亲戚的饭店打杂工，包吃包住三百元一个月。发了一个月工资后，老板就说生意不好做，到年底一起发。爸爸觉得对方管吃管住已感激不尽，年底发工资也行。没想到，春节前，老板跑路，一分钱没发。爸爸原指望这笔钱带回家过个好年，还电话给小店老板转达给我们说了，可是希望全部落空。庆幸的是，这半年多有吃有住，身体长强壮了。 他再次流浪街头，和工友直接打个地铺睡在饭店门口要债。天气降温，冷得不得了，他们连买被子的钱都没有。最后，一共只要到五百块，爸爸寄了三百块回家了。他给自己定下目标：混不好就不回去了。后来，他终于找到一份工厂保安的工作。爸爸十分珍惜这个工作机会，尽职尽责，还额外给台湾老板洗车，扛物，什么杂活都抢着做，用心做。老板觉得他不错，就把他调到技术部做焊接师傅的学徒。不到一年，爸爸通过夜以继日的勤奋学习，考过中级焊工资格证，当上部门主管。
在这个台湾工厂，他一开始只能拿500元工资，就寄200元回家。后来，爸爸认识了一个高中毕业的女工严琳，就是那个穿旗袍的女人。她当时20岁出头，是市场部助理，需要经常找爸爸了解产品生产的进度及交货情况。一来二往，两人就熟了。
严琳是湖北人，家中独生女，父亲开个小诊所。她会用电脑，懂会计，喜欢看书。最主要的是，她对爸爸很好。爸爸骗她说自己是初中毕业，单身。
2002年，爸爸见过严琳父母后，在她的老家领了结婚证，当时也没联网，查不到婚姻状况。严琳一直多囊，月经不准，婚后不久就幸运地怀上了，没想到还是儿子。儿子是过敏体质，常常身上抓得稀烂，非常难带难养，他们便请来严琳的父母帮忙。
爸爸几次说到落泪，有时因为不安，干脆直接站起来来回踱步，搓着双手。有了小孩后，2003年，严琳的父亲掏钱付首付，在关外按揭买了一套50平米的小房。2006年，爸爸和严琳打算創业，严琳的父亲便四处带息借钱支持他们。最后，他们在深圳开办了一个模具厂。
创业本就很艰难，结果又赶上2008年金融危机，刚刚开始好起来的生意又掉入谷底。严琳的父母动用一切力量帮忙，房子与车全部抵押，这才渡过难关。
愤怒曝光怎知糟糠苦？爸爸请多多爱我们
2010年，公司走上正轨，蒸蒸日上。他们就又买了车，同时也扩大厂房，加大投入。谁知，2012年，两名员工高空作业时意外身亡。他们刚来3个月，还没来得及买保险，公司一下赔款300多万。
几起几落，爸爸一直都在忙忙碌碌之中，也几乎淡忘了曾经的婚姻，但内心也不是不歉疚。
“我总是想，等我好了，再补偿。真的好了，我也往家多寄了几万元。我是想再多寄一点，可财产是双方的，严琳管财务，公司的每一笔钱都有走向。这些年，没有她和她爸爸的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又不能向严琳说我的秘密，就一直瞒着。这些年，她为我付出了很多，我也不想伤害她。”
可是，你不想伤害严琳，就能伤害我们母女仨吗？我在心里暗暗想，脑袋里除了震惊还有愤恨。
“但是，但是，真的，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爸爸坐在我对面，用手痛苦地揪着头发。见他这样，我一时心软，都想要原谅他了。可是，当我再想到家中满头白发的妈妈，和眼前这个衣着光鲜，浑身成功标志的男人时，心中的恨意又瞬间升起。
离开时，爸爸和我交换了手机号，还记下了我打工的工厂地址，并留下两万元，说他会去看我和正在上大学的妹妹。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我百感交集，伏在桌上大哭。哭完后，我端起咖啡，这也是我第一次喝咖啡，第一次进这么高档的地方。
后来，我通过朋友了解后才知道，爸爸在深圳已有两家工厂，业务做到全球，住别墅，有三辆车，每辆车都价值七八十万。他还出资几百万在严琳老家建了一栋五层半的房子，儿子在国外上高中。
爸爸过着富豪日子，可我们呢？我们在老家连住的房子都没有，至于在深圳买房？想都不敢想！朋友十分为我不平：“你说，你爸爸的良心被狗吃了吗？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管不顾！还有你母亲，守活寡，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蒙在鼓里，一个人养你和妹妹。你们必须找他赔偿，他就是现代的陈世美呀！”
我心里痛得很，阻止朋友继续再说下去。可我无法否认，他说的就是事实。我那可怜的妈妈，四十多岁的人，看着就像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头发几乎全白，身体因为常年劳作，经常生病……我哭了一整夜，实在想不通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
第二天，我去了朋友所说的爸爸开的工厂，还有他住的别墅。经过多方打听，我发现朋友说的都是真的。回家后，我与妹妹商量，富翁爸爸必须补偿我们仨：十万给妹妹上学，十万给我当嫁妆，十万给妈妈养老。此外，他还必须在老家建三层楼。我们打通父亲的电话，将要求说出，他沉默了，回一句：“可以，以后再谈吧。”过了三天，我又打电话，说带妹妹过去谈，他的声音低沉：“唉，外面看着我们光鲜，实际上我们资金周转不灵，欠债六百多万，这月工人工资还没发，先转给你五千吧……”再后来，他不接电话了。
一个月后，打通电话时，爸爸说：“别急呀，等等吧，我现在真是烦得不得了，过几个月吧。”就这样，爸爸一拖再拖，拖到最后，他压根就不见我们，也拒绝回家，只是答应给我们十万块。万般无奈，我没有经过他同意，带着妈妈和妹妹到他的厂门口闹。厂里的保安见状，强硬地把我们赶走，还威胁道：“以后再敢来，就不是赶走这么简单了。”我们给爸爸打电话，他就是不接。我们想告到法院，却出不起律师费。2017年7月，在朋友的建议下，我们找到深圳《第一现场》栏目组，在他们的调解之下，爸爸才答应我们的赔偿。后来，他分五次付清了我们要求的三十万，为我们母女仨在老家居住而建的房子，也终于在2018年1月动工。
我向《知音》杂志倾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要获得他的关注，向他呼告：爸爸，妈妈是你的结发妻子，我和妹妹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为什么就不能爱我们一点？为什么不可以多关心我们一点？房子和钱，只是改善了我们母女仨的生存困境，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爱，得到你的关心和温暖。这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情感需要。
（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后]在张妙兰对本刊的讲述过后，我们的特约记者也随之联系上了她的父亲张全先生，想听听他的说法。但张全先生一再表示自己很忙，没有时间，下次再说。对于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不知读者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您也有类似的情感倾诉，欢迎来电。电话：027—68890779。
编辑/白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