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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美的首次交往要旧瓶装新水？一来对事件起因的重读会引起对历史的新阐释，二来目前的研究：一方面如梁碧莹的《广州口岸与美国对华贸易的缘起》集中在当时的美方语境，另一方面如韩德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虽有涉及双方的语境但又不甚详实。出于上述考虑，本文着重以互视视角重新探究山茂昭来华时中美双方的历史语境。
谈到解读历史就得先谈谈新历史主义里所引起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矛盾。这种矛盾虽然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像本文一样以主观视角对历史的深究是没意义的。绝对客观性历史文本的缺失并不影响对于主观文本进行价值中立的学术判断：即不能轻易将客观与好或主观与不好等同。正如解构主义者看到的一样：这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总是单纯地将事物正反两方面进行绝对对立，并将正面等同于好，将反面等同于不好，但通过观察人们往往可以发现，正面里往往存在着反面，反面里又往往存在有正面，绝对意义上的反正对立是不存在的。这些主观文本虽然是在服务一定利益群体，但却同时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以主观视角进入客观历史进行的观察本身就是客观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样的意识形态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潮。毕竟，不能和现在对话的历史是没有生命的历史。因此，以主观视觉进入山茂昭首次访华是可行的而又有意义的。
十八世纪末，用战船改装的中国皇后号进行首次访华的原因是复杂的。殖民时期的北美主要是殖民大国如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间利益相争的场所。当时的北美还没有国的概念，在重商主义理念的引导下，服务宗主国的商业利益是各殖民地的宗旨。中国在整个北美殖民时期的规划上无足轻重。但北美殖民者对中国已有了一定以想象为基础的形象建构。据史书记载：当时的殖民者已开始使用中国的茶和陶器，阅读相关的见闻札记等等，这些都为美国想象中国提供了介质，也成为了后来首次交往前的预设。独立战争让国父们踏上了美国的历史舞台，国父们是深受启蒙影响的一代，启蒙运动的范胜论倾向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又不谋而合。这样的中国的传统智慧为美国后来分离宗教和道德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无怪杰弗逊和汉密尔顿在争论工商或农业建国的问题上，杰弗逊直言对中国农业社会的自足以及天人和谐哲学观的向往，即便是对手的汉密尔顿也对中国颇感兴趣，因为从工商立国的角度讲，当时的欧洲大陆充满战乱又局势动荡，与中国贸易虽然路途遥远，但一来可以远离利益纠葛复杂的欧洲；二来贸易一旦成功，前景是无可估量的。
基于上述原因，决策者开始注意中国，但产生贸易却缺少契机。美国主动贸易的直接原因是立国后虚弱的经济。独立战争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各国对美国虎视眈眈，准备伺机在北美再次争夺利益。西班牙取消了美国在密西西比上的航运权，法国关闭了西印度群岛，东印度公司又切断了对美的供茶。更为糟糕的是，《邦联条理》只是将独立战争前的各殖民地松散的拼凑在一起，各洲依旧各自为政，国内缺少统一的经济体制；独立战争时期又使国家债务高筑，为了支付国债国会简单地在全国印刷发放纸币，通货膨胀立即席卷全国，几乎瘫痪当时的经济。恰好在1782年这一年，美国的两位探险家雷亚德和戈尔在完成库克船长最后一次环世界远航后，给美国带来了第一手的中国资料，一个庞大潜在市场的讯息在最需要的时刻立即传开了。无论是站在国家还是个人立场，既为政要又为商人的莫里斯立即意识到对中贸易的巨大经济潜力。他立刻着手同时与贸易公司协商以及同国会谈判，考虑到上述原因再加上北美发达的造船业和优越的海岸线，国会顺利通过了对中贸易的提案。即便美国对即将到来的贸易没有完善的准备，但是国内的推力和中国的引力都促成了中美第一次贸易的形成。从意识形态看，美国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正是为此才使中国显得神秘，让美国人感到好奇而又向往。然而，一旦解下中国的面纱，冲突不可避免地会伴随利益的争夺开始。建国后很长时间内，国力的虚弱使外交重点都集中在了经济利益上。这样1783年—英王签署巴黎条例的一年后中国皇后号开始启程前往中国。
同样，大洋彼岸的中国也缺乏充分的准备来迎接第一次的会面，更确切地说，是觉得没有必要去准备。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由于“天朝中心论”，对其他国家一直不甚了解。大汉中心主义在满人立朝后出现调整，这样的调整却只限制在了中国疆域内部的各民族间，并没有延展到国外。早在明代，就已有像利玛窦一样的传教士试图向中国介绍西欧知识，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华夷之辩的意识形态。清朝时期，在广东体制下与英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开展贸易时的中国自然居高临下地觉得没必要了解中国以外的国家。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的美国的形象就主要是以并不充分的欧洲人形象为原型进行的再建构。虽然中美双方在第一次会面前都是已想象的方式建构着对方的形象，然而中国国内却没有出现像当时美国一样的国家危机，迫使其开发新的市场以缓解国内矛盾。
山茂昭初次访华恰逢乾隆在位。乾隆王朝繁荣背后的问题成为以后中美冲突的伏笔。文化上看，重农轻商有增无减。轻商的原因一半人为一半天然：广袤的耕地，肥沃的土壤，蜿蜒的河流，充沛的降雨量等等给予了中国优厚的农业发展条件；另一方面为求政局稳定，当权者认为培植农业精神和发展农业可以更好地将臣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其安居乐业（这是需要在四处旅行寻找商机的同时交换思想和商品的商人做不到的）。在这样的国家精神驱使下，自然商业和商人不会得到重视，对国外的商人更是嗤之以鼻。另外，中国传统经验性知识结构与西方以分析、定义、分类为主的科学精神间南辕北辙。这样的东西知识结构上的逻各斯霸权之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到了今天。从国家发展来看，虽然乾隆本人生活奢侈、朝廷腐败严重、国家缺乏对抗欧洲各国的工业基础，但是平定三藩后国土疆域的巩固，国家人口增长到3亿的，农业经济的繁荣等等—所有这些都使统治者不禁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自给自足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后，广东体系兴起了。根据韩德在《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在这个体制下中国的官员在监管双边贸易事务的同时对其进行纳税。外国人贸易的区域仅限于广州，同时还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规章制度。广东于是成了当时架桥东西的唯一据点。虽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首次贸易是成功的，但仍然不能消除山茂昭抱有的不安和不满。但在美国得到了利润和中国得到了伏首称臣的意义上讲，中国皇后号首航的结果对双来说却是满意的。
综观中美第一次甜蜜的接触，美国出于虚弱国力和重商主义的考虑，即便贸易受限还是乐于进行中美贸易。但这样的考虑就为后来美国国家稳定，摆脱经济困境，工业高速发展后双方可能出现的矛盾埋下了伏笔。而反观中国在第一次交往中感受到的甜头，又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妥协所引起的。第一次的会面因为过于甜蜜而充满危机，所有这些都将随着美国摆脱国内危机、对中国的外强内弱有了知晓后颠覆。
参考文献:
[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2]梁碧莹.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J].历史研究.1985(2).
[3]Quincy, Josiah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WM. Crosby and H.P. Nichols[M],1847Boston.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谈到解读历史就得先谈谈新历史主义里所引起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矛盾。这种矛盾虽然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像本文一样以主观视角对历史的深究是没意义的。绝对客观性历史文本的缺失并不影响对于主观文本进行价值中立的学术判断：即不能轻易将客观与好或主观与不好等同。正如解构主义者看到的一样：这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总是单纯地将事物正反两方面进行绝对对立，并将正面等同于好，将反面等同于不好，但通过观察人们往往可以发现，正面里往往存在着反面，反面里又往往存在有正面，绝对意义上的反正对立是不存在的。这些主观文本虽然是在服务一定利益群体，但却同时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以主观视角进入客观历史进行的观察本身就是客观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样的意识形态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潮。毕竟，不能和现在对话的历史是没有生命的历史。因此，以主观视觉进入山茂昭首次访华是可行的而又有意义的。
十八世纪末，用战船改装的中国皇后号进行首次访华的原因是复杂的。殖民时期的北美主要是殖民大国如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间利益相争的场所。当时的北美还没有国的概念，在重商主义理念的引导下，服务宗主国的商业利益是各殖民地的宗旨。中国在整个北美殖民时期的规划上无足轻重。但北美殖民者对中国已有了一定以想象为基础的形象建构。据史书记载：当时的殖民者已开始使用中国的茶和陶器，阅读相关的见闻札记等等，这些都为美国想象中国提供了介质，也成为了后来首次交往前的预设。独立战争让国父们踏上了美国的历史舞台，国父们是深受启蒙影响的一代，启蒙运动的范胜论倾向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又不谋而合。这样的中国的传统智慧为美国后来分离宗教和道德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无怪杰弗逊和汉密尔顿在争论工商或农业建国的问题上，杰弗逊直言对中国农业社会的自足以及天人和谐哲学观的向往，即便是对手的汉密尔顿也对中国颇感兴趣，因为从工商立国的角度讲，当时的欧洲大陆充满战乱又局势动荡，与中国贸易虽然路途遥远，但一来可以远离利益纠葛复杂的欧洲；二来贸易一旦成功，前景是无可估量的。
基于上述原因，决策者开始注意中国，但产生贸易却缺少契机。美国主动贸易的直接原因是立国后虚弱的经济。独立战争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各国对美国虎视眈眈，准备伺机在北美再次争夺利益。西班牙取消了美国在密西西比上的航运权，法国关闭了西印度群岛，东印度公司又切断了对美的供茶。更为糟糕的是，《邦联条理》只是将独立战争前的各殖民地松散的拼凑在一起，各洲依旧各自为政，国内缺少统一的经济体制；独立战争时期又使国家债务高筑，为了支付国债国会简单地在全国印刷发放纸币，通货膨胀立即席卷全国，几乎瘫痪当时的经济。恰好在1782年这一年，美国的两位探险家雷亚德和戈尔在完成库克船长最后一次环世界远航后，给美国带来了第一手的中国资料，一个庞大潜在市场的讯息在最需要的时刻立即传开了。无论是站在国家还是个人立场，既为政要又为商人的莫里斯立即意识到对中贸易的巨大经济潜力。他立刻着手同时与贸易公司协商以及同国会谈判，考虑到上述原因再加上北美发达的造船业和优越的海岸线，国会顺利通过了对中贸易的提案。即便美国对即将到来的贸易没有完善的准备，但是国内的推力和中国的引力都促成了中美第一次贸易的形成。从意识形态看，美国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正是为此才使中国显得神秘，让美国人感到好奇而又向往。然而，一旦解下中国的面纱，冲突不可避免地会伴随利益的争夺开始。建国后很长时间内，国力的虚弱使外交重点都集中在了经济利益上。这样1783年—英王签署巴黎条例的一年后中国皇后号开始启程前往中国。
同样，大洋彼岸的中国也缺乏充分的准备来迎接第一次的会面，更确切地说，是觉得没有必要去准备。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由于“天朝中心论”，对其他国家一直不甚了解。大汉中心主义在满人立朝后出现调整，这样的调整却只限制在了中国疆域内部的各民族间，并没有延展到国外。早在明代，就已有像利玛窦一样的传教士试图向中国介绍西欧知识，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华夷之辩的意识形态。清朝时期，在广东体制下与英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开展贸易时的中国自然居高临下地觉得没必要了解中国以外的国家。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的美国的形象就主要是以并不充分的欧洲人形象为原型进行的再建构。虽然中美双方在第一次会面前都是已想象的方式建构着对方的形象，然而中国国内却没有出现像当时美国一样的国家危机，迫使其开发新的市场以缓解国内矛盾。
山茂昭初次访华恰逢乾隆在位。乾隆王朝繁荣背后的问题成为以后中美冲突的伏笔。文化上看，重农轻商有增无减。轻商的原因一半人为一半天然：广袤的耕地，肥沃的土壤，蜿蜒的河流，充沛的降雨量等等给予了中国优厚的农业发展条件；另一方面为求政局稳定，当权者认为培植农业精神和发展农业可以更好地将臣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其安居乐业（这是需要在四处旅行寻找商机的同时交换思想和商品的商人做不到的）。在这样的国家精神驱使下，自然商业和商人不会得到重视，对国外的商人更是嗤之以鼻。另外，中国传统经验性知识结构与西方以分析、定义、分类为主的科学精神间南辕北辙。这样的东西知识结构上的逻各斯霸权之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到了今天。从国家发展来看，虽然乾隆本人生活奢侈、朝廷腐败严重、国家缺乏对抗欧洲各国的工业基础，但是平定三藩后国土疆域的巩固，国家人口增长到3亿的，农业经济的繁荣等等—所有这些都使统治者不禁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自给自足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后，广东体系兴起了。根据韩德在《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在这个体制下中国的官员在监管双边贸易事务的同时对其进行纳税。外国人贸易的区域仅限于广州，同时还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规章制度。广东于是成了当时架桥东西的唯一据点。虽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首次贸易是成功的，但仍然不能消除山茂昭抱有的不安和不满。但在美国得到了利润和中国得到了伏首称臣的意义上讲，中国皇后号首航的结果对双来说却是满意的。
综观中美第一次甜蜜的接触，美国出于虚弱国力和重商主义的考虑，即便贸易受限还是乐于进行中美贸易。但这样的考虑就为后来美国国家稳定，摆脱经济困境，工业高速发展后双方可能出现的矛盾埋下了伏笔。而反观中国在第一次交往中感受到的甜头，又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妥协所引起的。第一次的会面因为过于甜蜜而充满危机，所有这些都将随着美国摆脱国内危机、对中国的外强内弱有了知晓后颠覆。
参考文献:
[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2]梁碧莹.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J].历史研究.1985(2).
[3]Quincy, Josiah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WM. Crosby and H.P. Nichols[M],1847Boston.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