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1月17日始，每周六都会在凯旋门、香榭丽舍等附近出现一群穿黃背心的示威者，到了12月8日，除巴黎迎来新一波暴力示威高潮、被拘捕的抗议者达上千人之外，法国“黄马甲”的身影开始漫延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荷兰的海牙、德国的柏林及其他周边欧洲国家。
　　正如世界上出现过的“符号革命”一样，一旦某一场群体事件被符号化和暴力化后，事件已经上升为社会思潮与阶层对立相结合的运动，它更具有持久性、组织性和对抗性，对它的理解层面就不应只止于抗议者表面的诉求，而是指向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国际背景。外交政策专家多米尼克·莫伊西认为，法国总统当前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法国的危机，同时也是整个欧洲未来的危机。
　　表面看，引发抗议的导火索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上调燃油税，但上调前后的油价差只相当于人民币5毛钱，不至于成为由奢入俭的法国民众被压垮的那根稻草。抗议者抱怨“社会的冬天已经来临”，认为他们的总统总是“谈论世界末日”，而民众面对的却是怎么“度过这个月末”，显然，欧洲社会在上层阶层的“高政治”议程与中低阶层的“低政治”需求上出现了严重冲突，在政治上的“高大上”还是“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的实在性的选择上，处在国策的两难困境。
　　先来看法国及欧洲精英阶层的“高政治”议题。自二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以来，欧洲在防务上成为美国霸权体系上的一支纵队，结束了欧洲为中心的全球政治力量格局，而经济上完全捆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基本上沦为美国的附庸。欧洲虽然实现了战后的复苏，但付出了与美国结成“自由世界”后不得不接受从属地位的代价。欧洲精英阶层打造的欧盟以及构想的“欧洲军”，均是欧洲戴高乐主义及多极化渴求的追求路径。欧洲精英在“巴黎气候协议”问题上步调一致，无非是想借能源产业转型重新获得国家实力上的大幅度提升，扭转新产业竞争中不断表现出的劣势。

　　欧洲要么迎来大改革，要么继续沉沦，在“黄马甲”的运动中继续在政府更替上原地踏步。

　　欧洲的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是受到福利社会主义的平衡，在欧洲精英阶层构筑“高政治”命题之时，同样意味着挤占福利社会主义的资源。欧盟之路并不顺利，欧元货币一体化，却在财政一体化进展缓慢，各个机会主义的成员国争相抬高财政预算赤字，不负责任地把债务转嫁到其他负责任的成员国之时，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领袖，就不得不出手救助，最终意味着国内税收的不断上升。
　　而法国民众更多是关心“低政治”的经济福利等与自身生活舒适度相关的问题。欧盟化冲淡了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空间，民众的爱国主义很难形成政治上的动员，是民众关切与精英议程脱节的初始原因。而右翼政党和组织操作民粹主义，是导致社会结构紧张和政府推进改革受阻的主要原因。假如欧洲经济一直向好，这类脱节和紧张不会上升为严重社会问题，但自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元计价的法国GDP已经从2.918万亿美元萎缩到2017年的2.583万亿美元，降幅约为11.55%，经济恶化、产业竞争落后、失业率居高不下、老龄化社会、移民等种种问题交织在一起，民众把当前生活中的不满与怨恨，会毫不犹豫发泄到政府任何一项会立即导致其生活负担加重的政策和改革上，即便仅仅只是增加5毛钱的额外负担。
　　从全球格局上看，随着OPEC与非OPEC国减产协议的达成，美国逐渐占据石油及天然气定价权，全球经济的控制权向美国倾斜之势越加明显，欧洲在这一波传统能源价格战中边缘化，新能源政策有可能无疾而终，巨额早期投资也有可能付诸东流。而在新产业及新经济的挑战中，新兴经济体表现优越，处于内耗的欧洲未能搭上这一趟班车，多极化进程并未如欧洲精英所愿一样行进。因此，从整个大势上看，欧洲要么迎来大改革，要么继续沉沦，在“黄马甲”风暴中继续在政府更替上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