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22年前，在英国萨塞克斯的第一次“敦煌遗书保护研讨会”上向世界各国专家描绘这样一个场景：未来，无论身处何方，都可以在世界性的网络数据库上，免费查阅到全球各地所藏敦煌文献最为清晰的数字图片，或许会被取笑是痴人说梦。
　　今天，全球最大、最具雄心的敦煌学合作项目——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已成为保护、研究敦煌文献的国际合作典范。
　　自1994年成立至今，全球共上传敦煌西域文献数字化图片460357拍。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上传图片133402拍，英方约158000拍。学界对敦煌西域文献的需求，由此大获满足。
　　大英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IDP项目主力，仍源源不断向网络输送着敦煌精美的画作和珍贵的文字章节。
　　若此项目最终完成，预计图片将超过100万拍。
　　季羡林曾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而IDP项目，将中英紧密相连。
　　失落就需要反弹
　　敦煌，之于每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某种挥之不去的惨淡记忆。
　　1900年6月22日，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无意间发现日后举世闻名的敦煌第17窟，“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然而1907年和1908年，洞中很多精华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送出中国。
　　如陈寅恪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80年代中国的敦煌学为什么落后？就是因为看不到原件。”中国国家图书馆IDP项目第一任负责人林世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图老馆长袁同礼意识到，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光靠伯希和提供的敦煌写本照片资料远远不够，“我们得去找，去拿。”遂派人赴法英协助外方进行敦煌遗书的编目，并对外藏重要的经史子集、藏外佛教文献等资料拍照寄回。这些资料的影像回归，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
　　二战后，此项工作搁置。直至上世纪60年代，英、法、中所藏敦煌遗书开始互换缩微胶卷。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料获取的困难，但很多文字仍难以释读。
　　“为了看那些缩微胶片，我们在图书馆里一点点摇着机器，看一个小时，机器的灯泡太热，就要关掉降温，再继续。”林世田回忆。
　　当时已经出版了根据缩微胶卷影印成册的黑白图册，然而，“字的颜色，纸的纹路，都无法反映原貌。”他说，过去日本敦煌学之所以领先中国，也是因为“他们去英法看原件很容易。看不到原件，我们永远落后”。
　　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枝晃应邀赴南开大学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后有讹传称藤枝晃开讲便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引起中国学者不满。
　　以季羡林为首的22名专家联名上书中央，创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批复拨款100万元，其中17万余元拨给国图，建立国图敦煌资料研究中心。落后多年的中国敦煌学才得以快速复苏。
　　“神话般的开局”
　　1993年，时任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欧洲代表的刘锡棠，负责资助通过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科学院赴英访学的中国博士后，一位中国学者的访学报告，引起了这个中国人“对于敦煌无聊的好奇”。
　　参观大英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后，此前对敦煌只知一二的刘锡棠发现，1901年到1916年间斯坦因自中国运回的藏品，大部分还只是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大英图书馆中，而未曾广泛开放给研究者。
　　他觉得，“自唐代始，丝绸之路便是中国与世界关联的纽带。敦煌遗书的价值完全不止于中国，是全世界的重要遗产。”
　　不只敦煌藏品，包括中国境内丝绸之路其他遗址出土的重要文物、绘画以及超过20种语言文字的写本，流散世界各地。国际学者面临的大问题有二：其一，仍有大量藏品亟待修复和编目;其二，藏品分散，学者难见敦煌遗书原件，更难以利用、研究。
　　这也正是当时世界敦煌学最大的难题。
　　“我们流失的，暂时回不来。但现有的也不能轻易给你看原件。”林世田说，“敦煌遗书毕竟是1000多年的历史文物，你也看我也看，那不行。”
　　彼时，如林世田所言，“大家都在寻找新的途径，怎样既利于保护又方便学者研究。”
　　1993年，“敦煌遗书保护研讨会”上，大英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几大敦煌文物收藏机构继续探讨，当时刚刚完成博士学业的魏泓（Susan Whitfield）提到了互联网。
　　“那时网络还非常年轻，没有多少网站，也没有多大的储存空间，几乎所有人都质疑，为什么要提出电子化这个方案。”IDP总负责人魏泓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幸运的是，“每个人都希望一起在文物保护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1994年，在中英奖学金基金会的支持下，一个5年、2.5万英镑的IDP计划出现，魏泓被任命为协调员。IDP旨在为世界敦煌文献收藏机构解决藏品保护和编目，构建合作交流的平台。各收藏机构共同建立完整的网上数据库，目录数据和高质量的数字化图像相链接，并附有其他相关信息，使各国学者能充分利用藏品。
　　然而，这个“神话般的开局”面临着诸多难题。“事实证明，难度超出想象。”魏泓说。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完成”
　　当时各藏品编目还在进行中，鲜有电子名录，且记录混乱。仅就英国图书馆而言，斯坦因3次远征中国及中亚地区带回的藏品，敦煌遗书只是其中一份。 　　藏语和其他语言书写的手卷当时为其他部门管理，此外还有斯坦因在罗布泊、塔克拉玛干沙漠或者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超过15种语言和笔记的手卷。它们保存在不同的机构，采用不同的编号和保存方式。
　　1994年起，魏泓着手设计数据库，并详细制定IDP的标准规范，细化到清晰度的要求、图片录入、处理过程的步骤，甚至命名规范。1998年IDP数据库建立，首批超过2万件手稿上传至网络，人们终于明白了IDP的可能。
　　2001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第一个合作伙伴，加入IDP项目。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回忆说，合作伊始，印象最深的就是魏泓对于“标准”的坚持。
　　英方为中方配以最精密的PHASEI数码扫描设备，制作敦煌写卷的高清晰图像。“但是扫描出来的纸都有纸毛，显得不漂亮。”张志清说，“按国图以往普遍的数字化标准，这就足够了，我照一张600DPI的，转成300、400DPI就可以直接上传。”
　　但按魏泓要求，“修图要至少两个小时，图片边缘放大，脏的地方一点点抹去，速度非常慢。”张志清说。中方提意见：“要这样下去，IDP不知道要做多少年。”
　　“一些人希望能够快点做完这件事，我们始终觉得应该考虑长远，用高标准来要求是正确的。”魏泓说，“不过学者们通常会感到沮丧，特别是中国学者们会问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完成？”
　　7年时间，IDP形成“分布集成”的合作方式，在国际上每个合作机构设立服务器，负责上传本地所藏的包括敦煌遗书在内的丝绸之路文物文献。
　　对于读者来说，在IDP网站可以“集中式”检索，比如输入“妙法莲华经”，立刻会出现中、英、法等各个国家藏馆的资料。
　　盘活了敦煌学
　　如林世田所言，IDP不仅是一个数字化项目，“它作为平台，通过国际会议交流、学术讲座，把整个敦煌学盘活了。”
　　通过IDP，交流最多的是敦煌遗书的修复问题。
　　“日本人过去怎么修？在敦煌遗书的背面裱褙。这也是我们馆最早时候的做法，是中国传统字画的装裱方式，拿一张宣纸在背后通卷托裱，更结实。”林世田介绍，“但敦煌卷子背面都是有信息的，一裱褙，查不出来了。”
　　西方的修复则是使用化学胶水，或者在敦煌卷子上包裹丝网，“破坏非常大，丝网很细，时间长了卷子都碎成渣。”
　　中国人提供了4点意见：其一，抢救为主，哪儿破补哪儿，最少的干预;其二，整旧如旧，保留原卷一切历史信息，最好保持在现有的状态不再改变;其三，可逆修复，避免通卷托裱，修好之后想拆随时可以拆掉;其四，保留完整修复档案。
　　国图的敦煌遗书长约1万米，按此原则已修复6000多米。英国人也承认自己过去的修复是一种“善意的破坏”。“国际上的学者交流，慢慢统一了修复的原则和方针。”
　　“当然，英国对敦煌遗书的保护也有它独特的地方。”张志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比如，有些敦煌卷子之所以是黄色，是因为造纸过程中在黄檗水中染过。
　　黄檗含小檗碱（黄连素），味道极苦，虫子不爱吃，因此染黄的敦煌卷子没有一个虫眼，看起来也非常漂亮。
　　“为此，英国人专门研究古代中国人到底如何用黄檗染黄纸，是刷的还是染的？里面的成分为什么能防虫？针对这个问题还专门出书。他们在保护研究上很扎实，我们是该学习的。”张志清说。
　　IDP定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也为世界敦煌学研究人员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在国图召开的IDP第六次会议，大英图书馆教授吴芳思曾提供一幅收藏在该馆的敦煌挎包图，由“一层一层写着字的厚纸粘成”。
　　“要研究纸上的内容，就必须揭开。但是揭开，挎包就完了。到底是保护挎包还是揭开内容？吴芳思提出了这个问题。”张志清回忆。
　　与会的60多位中外敦煌学专家、修复专家和图书馆员，为此争论不已。北大历史学系的一位教授强调：“一定要揭开，我从面儿上就能看出，这是唐代归义军的史料，张议潮在敦煌率兵起义，反抗吐蕃。必须看看里面是什么，太有意义了，说不定能改写历史。”
　　修复专家则认为，可以通过修复妙手，恢复历史原貌，延长文献寿命。
　　英国专家的意见是避免修复，“没条件就这么放着，防止修复性的破坏。”

　　“这种交流很有意思，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对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发现和促进。”张志清回忆，“甚至中英双方对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柜子、盒子来保护敦煌遗书，都要交流。”
　　144个楠木柜子
　　国图善本部专家曾对财政部领导说，“国图的敦煌遗书从上世纪30年代为躲避战火运到上海秘藏起，一直在十几个木箱中放着，不少人说英、法收藏敦煌遗书的柜子比我们好多了。”
　　财政部对此非常重视，“还有这事儿，要多少钱？”随即批款350万元用于敦煌遗书新库房的建设，“做了144个楠木柜子，1.2万个楠木盒子，把敦煌遗书完完整整保护起来了。国图经过请示，还用这笔钱做了3个大叶紫檀柜子，把国图藏的《永乐大典》也都保护起来了。英国人来看，表示赞赏。”张志清说。
　　在他看来，“IDP让中英双方更亲近。”
　　2005年，张志清、林世田应IDP邀请赴英访学，在参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时，意外发现了馆藏7万张有关中国的老照片，其中一张“叛军士兵”深深震撼了张志清，照的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打完仗，“小伙子站一排，拿着枪，大汗淋漓，特别精神。”张志清回忆。而此前国内所见的老照片，中国人大多样貌畏葸。
　　新发现让张志清激动不已。他告诉魏泓想选一些照片带回中国展览，魏泓欣然同意：“把这个项目也列到IDP项目中，我们除了做敦煌，还希望做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
　　在魏泓的联络下，张志清和林世田在大英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及一些私人藏家处，挑选中国近代历史照片500余幅。2008年，“1860—1930：英国藏中国老照片”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展出，轰动一时。
　　“因为敦煌，世界了解了中国。”张志清说，“而敦煌学，又把东西方学者、文化、教育、包括情感，都连接起来。”
　　“各自的资源不流失”
　　2001年中英开始IDP合作，第一个周期5年，其后得到延续。
　　“IDP政策好就好在不触动你的利益。”张志清强调。
　　他介绍说，大英图书馆作为牵头人，“网络它来弄，服务器它给大家买，大家的资源存在各自的服务器里，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共享。”
　　而关键在于，“各自的资源不流失。”
　　这和世界数字图书馆有极大不同。“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搞世界数字图书馆，每年要求我们国图提供20部珍贵典籍，所有珍本数字化后的图片必须提供给它，它再来组织传上网。那就等于我的资源给它了。”张志清说，“但英国非常尊重我们的权利，学者只能用于研究，它是不能出版的。如果出版必须通过收藏方，严格执行，很公平。”
　　至于数字化后，遗散四方的珍品是否可能回归、如何回归，“我们会协助政府和民间团体，一如既往地努力。”张志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