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文史学家、红学家、民俗学家邓云乡先生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北京人要为他自豪，因为他在北京长大，他写的民俗类文章多半是关于北京风土人情的；上海人要为他自豪，因为他在上海工作生活了近50年，一个人一生有几个50年?何况，他的骨灰最后也埋葬到上海的土地上；我们山西人更应该为他自豪，因为邓云乡就是我们山西人!他出生在山西的土地上，以后虽然曾求学北京、客居上海，但他从不讳言自己是山西人，而且一再在文章中点明他从小生长在晋北的一个小山镇——灵邱东河南。而且，更为难得的是，离开山西的60多年来，可以说邓云乡的双眼一直在含情脉脉地观注着家乡山西。那年山西闹出了轰动全国的所谓假酒案”，邓云乡先生马上作了一篇名为《缸房》的散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上，既表现了对家乡的关注，又带有为家乡正名的意愿。
　　说来许多人一定不知道，邓云乡先生关于这个世界的最早的记忆，竟然是山西省城太原。邓云乡1924年出生于故乡灵邱东河南镇老宅院里，但是，他真正开始有记忆却是在太原，那是20年代中后期，军阀混战，邓氏家族为了躲避战乱，带着他们四世单传的“香烟”——邓云乡(那时他叫邓云骧)躲到了山西太原。从小就记忆力非凡的邓云乡对这段生活有着较为清晰的印象，50多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小时有记忆时是在太原，先住海子边，门外有片空地，里面另有院子的独院，后搬天地坛一所高台阶四合院中，只是山西四合院没有北京格局好，是长条的。”虽是在战乱年月，作为书香门第的后代，家里大人不敢耽搁邓云乡的学业，就在太原为他开蒙读书，所读的书当然是为当时读书人所看重的《四书》、《五经》了。直到1930年，邓云乡6岁那年冬天，全家才又回到故乡。
　　在家乡，家里人来了个“脚踩两只船”，邓云乡的父亲邓师禹先生一边让儿子读私塾，请王承邦等几位老师教他“旧学”；一面又怕耽搁了新学问，还在新式学堂为他报了名。邓云乡平时在家时随先生念旧书，考试的时候则到学校里一试身手。邓云乡不但基本读完了《四书》、《五经》，而且还学会了独立看书，当时人所谓“看闲书”。他看的第一部旧小说就是《三国演义》，而他读的第一部白话“书”却是一本某银行印发的宣传品，内容是鼓励人们储蓄的。除了东河南外，邓云乡还到过邻县浑源城，因为他大姐的婆家在那里；他印象更深的是大同，因为他的姥姥家在大同东街李怀角。和所有的小孩儿一样，邓云乡在姥姥家玩耍的情景，是一生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60多年后，他在与笔者的谈话中、在给笔者的书信中、在一些文章里，对姥姥家的景物、陈设都仍是如数家珍。1997年6月1日先生用毛笔写了一首旧体诗寄给我，内容就是专写小时候的这段记忆的：
　　昔年塞上住，小邑亦风华。
　　院落青砖瓦，高台认外家。
　　端阳吃粽子，晨粥买麻花。
　　巷口逛云冈，红缨小骡车。
　　诗末注道：“大同思旧诗之一，丁丑五月钞寄韩府兄笑之。”诗中的“小邑”指的就是大同，先生的姥姥家是在一个高台阶院(当年的门牌是13号)，故曰“高台认外家”；再者，邓云乡当年第一次去云冈是乘着骡车去的，那时候，一出李怀角街北口，十字路口就停着不少出租的骡车，车老板多喜用漂亮的红缨子装饰他的车马。诗的末句说的正是这件事。
　　还有两件更鲜为人知的事把邓云乡与山西联在一起。一是邓云乡17岁在北京上高中时，曾冒着很大的危险回过一趟东河南老宅，因为那正是日军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好河山的年代。不过，那次他在老宅看到的已不再是当年的殷实人家景象，而是满目疮痍。一是1948年大学毕业后，邓云乡先生一时找不到工作，还在大同的“大同中学”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一般人们都以为邓云乡自1936年离开山西后至新中国成立再没有回来过，其实是一种误解。
　　再后来回山西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了。那是九十年代初，应山西省出版局局长张成德之邀，邓云乡先生陪一位新加坡的朋友旅游，游完五台山之后，回到阔别近50多年的大同，下榻刚建成不久的云冈宾馆，并再次参观了云冈石窟，还专程到李怀角姥姥家的院子看了看，并留了影。本来他还想回东河南老家看看，可是司机说不认识路，他也不好勉强，便作罢了。此前后他还参观过平遥古城、祁县乔家大院等晋中名胜，并有文章记叙。
　　正由于与山西，尤其是大同有着这样多的瓜葛和联系，先生在平时撰写文章时，每每不由自主地顺笔就写到了山西，写到了大同，比如在他著名的《燕京乡土记》中，就不止—次提到大同，谈火锅时，他提到大同；谈烧煤时，他提到大同；谈北京的牌楼时，他又提到大同的四牌楼。《水流云在杂稿》中也多次提到了大同，比如他写柯泗昌先生曾向他提到灵邱的几通魏碑。《红楼识小录》本来是先生研究《红楼梦》风俗的一部专著，但是，其中也多有关于山西的文字，比如《驮轿》一章中写到了清朝时山西人下关东的情形：
　　在清朝关里人下关东，山西人大多是去作生意，山东人大多是去种田，河北人则很多都是逃荒去的。几年之后，山西人赚钱最多，可以坐驮轿回乡；山东人次之，可以骑牲口回家；河北人则又次之了。所以当时流传民间谚语道：
　　“山西人，骡驮轿；山东人，大褥套；河北人，瞎胡闹。”
　　这又是有关驮轿的民间文学资料，可供关心“民俗学”的人采风了。
　　同书《车围·车垫，挽具》一章中又谈到当时山西最出，名的“较子”：
　　百本张子弟书《禄寿堂》段子中有几句写轿车的唱词道：
　　“那辆车价直够所四合房，外围子洋呢塌绦沿矮缎，里衣子、弓棚子，一色戳纱花样辉煌，镀金的什件鞦嚼，玲珑别透，山西较子振地咯当。”
　　从这几句唱词中，可以想见当时轿车的价值，绝不低于现在的一辆高级本茨小汽车。“山西轿子”中所说“较子”，在《说文》和《广韵》中解释都不同。在俗语中是夹竖车轴的横木名称，上有铜钩，如有拉梢牲口，套绳系在这钩上。昔时因自然条件，江南讲究船只，中原、秦晋讲究车马。山西南路开钱庄、号的资本家多，讲究玩车，所以轿子配件，不少都是山西最好。这里的“较子”是指车轮。《大车·长行骡子》一章中又写到了晋北浑源的缸房的运输能力等：
　　雁门关外有个浑源县，当年出好酒，鼎盛时代，有七十多家缸房，烧出来的酒，主要销售到保定一带，隔着几百里山路，全靠长帮骡子驮着大酒篓子每天川流不息地运送。七十多家缸房养着两个多头骡子，一个骡子走长路的运输能力是驮二百七八到三百一二十斤。就是说两千头骡子就等于六十万斤的运输力，等于六十辆五吨卡车了。自然骡子走得慢，运输周期没有汽车快。不过一二百年前，一个县城、一个行业就有这样大的运输能力，却也不简单了。这些都是极为珍贵重要的有关山西经济和社会史料。
　　邓云乡的山西情是真挚的、浓厚的，这一点从《水流云在杂稿》一书的《后记》中的一段话也看得出来：
　　北岳出版社出版我的《水流云在杂稿》，在我内心的感情中，是有特殊感受的。先君汉英公昔时有诗曰：“五百年来宅滱阴，绵绵累世尽儒林。”我家自明代永乐以来，世居北岳恒山之南。唐河南岸。唐河之源，就在恒山南麓，东南流入河北省后就为滹沱河；北麓之水，北流入桑乾干河，再东流，入河北省后，即为永定河。我幼年是吃惯了北岳的水，滋润我的心田的。我很小的时候，几次从北岳山脚下经过，沿着那溪流间的鹅卵石，望着那缥缈的悬空寺，缓缓地从狭窄的唐峡走出去……这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试想，在这样记忆的基础上，今天，北岳出版社出版我的书名“水流云在”的书，真是：内心缠绵之情，也真象恒山顶上天空中飘浮的白云，也真像恒山脚下唐峪中淙淙的流水，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呀!”
　　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真醇的感情呀。
　　除了这些“提到”的地方，先生还有一些专门写山西的著作和文章。数量最大的要算是《吾家祖屋》了，那是一本专写故乡本家老宅的小册子。而份量最重的大约还数专写山西名人的《吾乡先贤》和几篇论述晋商的长文，如《关于晋帮商人答客问》、《晋商昔日遗风今安在》等。此外，除了前面提到的《缸房》一文外，还有《山村·三国·童年》、《秋忆》、《今年元月时》、《葛仙米和地皮菜》、《故乡我家旧事》，以及《晋旅漫笔》多篇。正如高增德先生在《先生小传》一文中所说：读这些文章“从中不难发现作为山西人的邓先生对三晋历史文化的追寻，不难发现他对三晋文化精神的弘扬，不难发现他对三晋传统民俗以及童趣的记忆……。不但有单篇文章写山西，还从山西的出版社出版著作，如《水流云在杂稿》和《皇城根寻梦》两书就是。先生在《故乡我家旧事》一文提到，本来，他还要写一写他所认识的在京的灵邱名人，但是，由 于先生突然离去，这篇文章也成了一个永远圆不了的梦了。”
　　因为乡谊的关系，邓云乡先生还与山西的许多人有笔墨之交，甚至是好友。他与作家韩石山通过信，为评论家李国涛写过条幅，和忻州的书法家陈巨锁往来甚多，甚至与在阳高县服役的一位部队军人还保持着通信关系。与先生有过交往的人不难感觉到，邓先生与山西老乡特别亲，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他的根就扎在山西这片土地上，山西人就是他的父老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