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坐“西伯利亚”号远行
　　临死前一刻，端午桥看见了一艘船，从天边外向他驶来。
　　这是一艘1905年冬天由上海始发，经由横滨驶往旧金山的邮船“西伯利亚”号。此刻——1911年11月27日清晨——它壮观的四层船身透过中国内陆省份四川省东部资州城灰蒙蒙的天空，突然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端午桥垂死的眼中。海天相接，四际无岸，间有海鸥数点，与船尾锅炉房喷出的黑烟相逐。突然大雨倾盆，白浪如山，高及船面，船身簸动，好像即刻就要在恶浪中倾翻。雨点化作白亮的刀刃，带着一股逼人的寒气欺上前来，端午桥下意识地闭起了眼睛。
　　在死神最后带走他之前，他想起了在船上度过的两个元旦。“西伯利亚”号以日行三百七十里的速度驶出了笼罩着一大片雨云的海域。是日，是西历1906年的元旦，风日晴好，船上一大早就洋溢着一片喜气，各国男女相见贺喜。他也派随员持了名刺，按西式礼节去给船长贺年。到了晚上，一船人聚在餐厅吃新年大饼，那是一种菩提果馅的麦饼，外面裹着亮晶晶的白糖粒，上面还插着一面面美国小国旗。船上没备烟火，餐毕，一群人就跑到甲板上放纸炮，钦差、戈什、差官、翻译和留学生们全都没有了森严的等级，一片欢声喧闹中，他们掣动手中折叠的纸炮，发出噼噼啪啪的击空声，还有人把大幅的彩纸折叠成形状夸张的帽子戴在头上博人一乐。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都儿童般纯真。第二日，还是元旦，继续上演着前一日的狂欢。因船向东环地一周，日子就平白地多出一天来，这让首次作环球旅行的考察团成员们深感世界之奇妙。
　　此刻，在身着土黄色制服荷枪实弹的士兵们的环伺中，他多么希望，这艘船载着他一直向东走，不要停下来。一直向东，日子就会往回走，带他回到从前。
　　他回头看了一眼六弟端锦。这个正三品衔的前铁路学校高材生，因双手被革命士兵们反剪着，脸憋得青紫。六弟大声詈骂着，想冲过来拿自己的身子护着他。他突然生出了深深的懊悔，不该带这个弟弟一同入川。
　　这一条天路，什么时候竟成了他们兄弟俩的末路呢？
　　新政的口号，朝野上下已经嚷嚷多年，坊间谈论宪法之治，约束皇权，也不再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禁区，但朝廷嘴上说要变法，就是迟迟不见行动。眼见得革命党人到处拉大旗，作演说，办报刊，搞武装暴动，人心都生了变，勋戚大臣们都坐不住了。
　　一场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之战，一向嚣张的俄国佬在日本这个东方小国面前节节败退，辽阳、沙河、奉天几次战役打下来，陆战败局已定，对马海峡一战，装备精良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也被日本人给灭了。北极熊和东洋鬣狗在中国地界上开打，主人帮哪个都不行，只得可笑地宣布局外中立，但这场战争也让聪明的改良派嗅出了别样的气息：是俄国人的军队不如日本强大吗？还是他们的武器不够先进？都不是！俄国之败，败在制度，小日本对大俄国的完胜，乃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的胜利。
　　革命还是立宪？革命是要人头落地的，而通过温和的改良，过渡到君主立宪，实行责任内阁，实行民权，限制君权，则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就是最好榜样。一时间，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立宪派把革命派甩过了好几条街。在知识界和稍知世事的开明官僚看来，立宪已成未来中国政治之大趋势，但前提是，最高当局要心甘情愿地让渡出君主专制下的极大一部分权力。
　　战争还在进行中，一些有识之士已在担心，日本人赶走俄国佬之后很可能赖在东三省不走，天上不可能掉下馅饼来，即使战后日本人迫于列强不得不交还，这场交易里中国也将付出极大代价。一些幕僚阶级向他们的雇主建议迅速上奏朝廷，随着战事的推进，应及时废止局外中立的不得已外交政策，趁着美国政府宣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的难得机会，以考察新政为名，派遣亲贵大臣，游历欧美诸国，联络感情，宣示在东三省问题上的立场，以方便在战后的议和中获得列强支持。
　　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政务使，请求朝廷尽早变法，以救危局。他认为中国自庚子以来，维新改革的政策三令五申，却收效甚微，百官惰政玩世依然，天下精神萎靡不振，要之在于没有找到好药方，中国问题的关键，就是要与世界同步，将君主专制尽快转变为各国通行的君主立宪政体，明定宪法，改革体制，能照各国成例，变政务处为议院上院，都察院为议院下院，各省府县设公议堂，从上到下完成立宪政体的制度建构。孙宝琦的上书没有被政务处转奏上去，却发表在了当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东方杂志》，一时朝野震动，各省督抚相继以立宪入奏，直隶总督袁世凯见机得更早，不声不响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前往日本进行了三个月的宪政考察。
　　时任湖北巡抚的端方也在这些上书的督抚名单中，他是旗人，有专折奏事之权，密折中说得明白：“今日欲杜绝乱源，唯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唯有以政治上导以新希望。”
　　中枢也传出了好消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利用自己的近臣身份，向慈禧秘密建言，奏派大员出洋考察宪政，他甚至还表示愿意亲率前往。据说太后读了瞿尚书送的《日本宪法义解》后口吐金言，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中国的政治变革，似乎在高层开启了一丝曙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四日，清廷简派五大臣出洋的上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出的，已调任湖南巡抚的端方也出现在这份出洋五大臣名单中。他是满洲正白旗人，午桥是他的字，喜好金石收藏的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号叫陶斋。作为满洲贵族中一个新近崛起的政坛新星，这几年他奋发有为，内政外交都办得有模有样，此次简派出洋，自是高层垂青。外派出洋的五大臣中，镇国公载泽，近支王公，留心时事，素号开通；徐世昌点过翰林，办过新建陆军，更重要的是曾在庚子年陪驾西狩，一路劬劳。来自广东南海的戴鸿慈虽是汉籍侍郎，但也在中央部院任职已久，颇讲新政。他们都不是激进躁切之士，也不是特别顽固颟顸的人，虽与朝廷亲疏有别，但都可谓忠诚不贰。
　　按原计划，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率一路，考察俄、美、意等国，端方、徐世昌另率一路，考察英、法、德、比等国。革命党人在正阳门火车站发动的一起自杀性攻击事件，使正在兴兴头头的出洋考察行动迟滞了两个多月。9月24日上午约11时整，当五大臣率领大批随员登上专列，与各界依依作别之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穿透拉响的汽笛和喧天的锣鼓声，来为这次出访送行。袭击的发动者吴樾，安徽桐城人，系知名学者吴汝纶的堂侄，保定高等学堂的一个在籍学生，在这场袭击事件中当场肚腹炸裂而死。 　　五大臣之一戴鸿慈，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事发经过，他说，站台上，送行的官员和各国公使乱作一团。爆炸激起的声浪，把到场送行的伍廷芳的耳朵都给震聋了。考察团随员、郎中萨荫图的子女、内弟、家丁、车夫共七人给炸成了重伤。午桥这日到得晚，他和戴都不在爆炸那节车厢，虽没受伤，却也吓得惊魂未定。次日，两宫召见端、徐、戴三位大臣，垂问当日情形，慈禧当场落了泪，慨叹中国的事情实在是难办得紧。
　　吴樾系革命党组织“北方暗杀团”首要成员的身份，经京师侦探多日侦查后方调查清楚。此一组织信奉无政府主义，旨在推翻满洲人的统治，专事暗杀满族亲贵和当朝高官，慈禧、铁良、袁世凯、张之洞都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上。革命党人选择这一时机动手，究其原因，乃在于这一年来，立宪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立宪与革命的二重唱中，立宪的声部已大大压过革命，处于低潮的革命党人如欲重振，重新回到国人政治生活的中心，惟有搞一票大的来震摄人心。
　　炮弹一响，却未收到革命党人预期的成效，中外舆论几乎都一边倒地谴责这一暴力恐怖事件。在世人看来，五大臣出洋考察乃是为立宪政治作准备，此事关系中国往何处去，但凡稍有爱国心的人都应该玉成其事，哪有以此恐怖手段阻止民主政治的道理？一个月后，谕旨再下，出洋考察事继续进行。因徐世昌出任巡警部首任尚书，部务繁忙，绍英伤重还须时日将养，不宜远涉重洋，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顶了两人的缺。
　　出发前，慈禧太后特意召见端方，并赏赐了一些宫廷御用点心以示慈恩。太后问端方：“新政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回奏：“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太后听后，若有所思。
　　1905年12月7日，端方、戴鸿慈率领的一组先行出发。生怕革命党人再来捣蛋，这次出京没鸣礼炮，也没搞欢送仪式，车站警卫森严，闲人一律不得阑入。四天后，载泽率领的另一组也悄然离开北京。
　　行前，端方有一份致上海报界的电报，称：两个多月前的炸弹事件，表明确实有人反对宪政，但反过来也证明，从速实行宪政，构建现代政治文明，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端方、戴鸿慈所率一路，坐火车到天津，参观户部造币厂，会见各国公使，一应事俱毕，在秦皇岛坐“海圻”号兵轮前往上海，换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西伯利亚”号邮船，向着日本驶去。
　　此行计有随员三十三人，差官两名，戈什四名，此外还有留学生十一名，各省派往随同考察者四名。随员中不乏日后的政坛明星，民初的内阁总理熊希龄、驻外公使施肇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等。十一名留学生中，还有康有为的得意门生陈焕章。
　　“东起扶桑，西穷罗马”的这半年政治考察，戴鸿慈有《出使九国日记》专记其事。这本日记在他们考察归来不久由农工商部工艺部印刷科印出，“第一书局”发行。择其要者，结合当时的西文报刊报道，可知端方此行大致行程如下：
　　“西伯利亚”号离开上海后，在日本作过短暂停留。1905年12月20日（戴鸿慈日记中的农历纪年均已换算成公历纪年），雨中抵长崎，逗留一日，与领事馆官员在船上相见，随后，午桥与戴鸿慈坐小火轮上岸至茂木酒店小酌。虽是隆冬，此地山色森然苍秀，仿佛还在春夏间，长崎的华商听说考察团来此，都悬挂起了清国国旗。次日傍晚，他们就登舟前往神户。神户华商有数千，较著名者吴锦堂、麦少彭等，咸来考察团下榻的中华会馆相见。漏夜下舟，再至横滨，驻日公使杨枢来船相见，陪同他们考察正金银行横滨本部，参观了防卫森严的银行金库。让两位钦使大人印象深刻的，是雨中视察大同学校，看望在此学习的中国女留学生。女生们手执小龙旗，一个个都可爱极了，一见他们就三呼万岁。她们一支接一支地唱歌，还淋着雨为考察团表演了体操。
　　从横滨到旧金山，共计行程四千五百二十五海里，中间访问了火奴鲁鲁，共费时二十一天，比以往横渡太平洋的纪录要短得多。离开横滨的头三天，遇到狂风，风雨交作，有飞鱼出水蹦上甲板，细视之，此鱼脊上有两翼，有水手捉来送入伙房煮食之，一个个都说肉极鲜美。余下的航程一路风平浪静，每日晚餐后，船上舞厅的留声机放起了音乐，大厅里衣香鬓香，西人西妇以跳舞为乐，两位钦使去坐过几回，都托故回舱不去了，考察团里的几个留学生早就跃跃欲试。
　　1906年1月5日，船到火奴鲁鲁。此是北太平洋群岛的总名，华人都叫檀香山，两位钦使大人拜访了檀岛总督，获赠了本岛法律、统计相关图书，随后赶往会馆演说。一路但见街道整洁，林木茂密，治安情况好得出奇。是夜，领事馆张灯结彩，设宴款待考察团一行。餐毕，一众人来到庭院看烟火。漆黑的夜空中，烟火发着尖利的啸声腾空而起，时而绽为花束，时而绽为枝叶纷披的椰树，五色陆离，光华夺目。制作这些巧夺天工的烟火的，是一个叫李尧的华商。是夜，端方兴致极高，看毕烟火又与当地华人父老执手快谈。他这么高兴，是因为晚餐时刚刚接到北京来电，他已经补授闽浙总督。
　　次日上午启轮，风日晴好。领事、商董带着一大群人前往码头送行。人群中还有素衣如雪的豆寇女子，戴着红花扎成的项圈，向他们挥手作别。几个肤色黝黑的男孩在船周围泅水，船上有人把碎银子抛入水中，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然后举着银子露出白亮的牙齿向着船上人笑。
　　一周后， 1月12日当地时间早晨五点，“西伯利亚”号抵达旧金山港口。强劲的风掀起滔天巨浪，再加大雾，能见度颇低，船长亚瑟·奥尼尔几次靠岸都没有成功，直到中午，船才进港，停靠在太平洋邮政码头。大雨中，海军少将卡斯帕·F·古德里奇的旗舰鸣枪九声致敬。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琦登船迎接，次日，端方和精琦的合影刊登在了当地报纸的头版位置。
　　当天，前往码头迎接的还有驻旧金山领事、翻译，商团、学生代表及一群美国军人，他们在雨中列队，雇来的两支乐队奏响了欢迎曲。随后，四十四辆出租车忙碌着把考察团送往当地最豪华的圣弗兰西斯科旅馆。途中，代表团庞大的行李惹得路人议论纷纷，一说有二百多件，也有人说有七百五十件，那些神秘的行李箱上都印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标签，“中国皇帝陛下特别代表团”。他们猜测里面装的是珍贵的礼物和异国食品，准备赠送给各国政要的。因为传说中，这个东方帝国办什么事都要以礼物铺路的。 　　他们在旧金山参观了商场、车船公司，又前往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帕拉阿图（Palo Alto）游览了斯坦福大学。旧金山华人虽多，但大多身处底层社会，拉帮结派，不相上下，往往睚眦相杀，成为当地治安一大隐患，华人区被地当人讥作藏污纳垢之地，让考察团颇觉颜面无光。1月15日，考察团坐火车至伯克利，访问加利福尼亚大学。曾受雇江南制造局多年的英国人傅兰雅，在加大任东方语言学教授，临时拉来做了考察团的翻译。恰逢学校议事大厅落成，端方和戴鸿慈还受邀参加落成典礼并作了演讲。
　　革命党人刘禺生当时正在旧金山，他是受孙文的指派，在这里办一份中文报纸《大同日报》，与康梁的保皇党人在海外争夺华人的支持，同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故端方莅美情形，得亲见之。《世载堂杂忆》记载了端方、戴鸿慈同台演讲的情形：
　　予时肄业该校，大学校长肃两人上演说台，端、戴竟同时并立于演席中。端谓戴曰：“请老前辈发言。”戴曰：“兄常与西人往来，识规矩，请发言。”戴左立，端右立，端发一言，翻译辞毕，端向戴曰：“老前辈对不对？”戴曰：“对对。”端又发一言，又向戴曰：“对不对？”戴曰：“对对。”一篇演说约数百言，端问戴数百次，戴亦答数百次。
　　西人同学问刘禺生：“我欧美演说，皆一人发言，汝中国演说，系两人同时发言，见所未见，请问其故。”刘急中生智，随口编了一个理由：“此中国古代最恭敬之大典也。平常演说，一人可随意发表意见，剪裁不当，无大妨碍；遇大典礼，则少者演说，长者监视，必演典重安详之言。两特使对大学全体恭请，严戒疏忽，故行中国最古礼，重贵国师生招延之诚也，此礼中国久不行矣。”
　　刘禺生在《杂忆》里还说，端方还让旧金山总领事钟文澜传话，去圣弗兰西斯科旅馆见面谈过一次。
　　钟文澜是广东梅县人，长得很胖，某日，钟胖子浑身大汗淋漓着，直登四楼报馆，喘息未定来找刘禺生，说：“端大人叫我寻你，务必与我同去见他。”刘说：“端方是钦差，我是主笔，两不相关，何故见他？”钟领事说：“端大人说你是他的学生，凡是他的湖北学生，都来见过，就是你一个人未去，派我来，务必挟你同去。”刘还是不愿意去见官老爷们，推托报馆事忙，容改天再去。领事说：“有汽车在门，你不去，我不能回去交差。”刘说，出报稿尚须整理两小时。这个领事竟然就在报馆里坐等了两小时。
　　到了旅馆，两位钦使大人都在。端方先把刘介绍给戴鸿慈：“此是我学生。”又指着戴说：“此是戴少怀尚书。”问了刘的近况后，他说：“你是我的学生，何以不来见我？”
　　刘禺生记录下的这番对话大可玩味：
　　刘：“予在报馆，卖文为学费，白日读书，晚上作文。”
　　端方：“我未来金山，即读汝在《大同日报》所作之文。我语汝，从今以后，那些话都不要讲了。”
　　刘：“我不知指所讲何话？”
　　端方：“就是你讲的那些话。”
　　刘：“没有讲甚么。”
　　端方：“就是你天天讲的那些话。”
　　刘：“我天天并未讲甚么话。”
　　端方：“你自己还不明白，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都不要讲了。同是中国人，一致对外，此次考察回国，必有大办法，老弟，再不要讲了。”
　　谁也不点穿“那些话”到底是什么，钦差和主笔，说话就如同打哑谜一般。想来排满革命的话，任何时候说出口都是犯大忌的。临行，端方又说：“我忝居老师，你屈居门人，你给我面子，那些话此后都不要讲了。”
　　刘禺生说，此事过后不久，旧金山发生大地震，他收到了从欧洲寄来的五百两银子。钱是端方汇给他的，函附湖北回电原纸，由监督周自齐手交。其回电为梁鼎芬复端电，电文云：“请刘生湖北官费，此乱党也，已禀南皮作罢。”
　　坐火车前往芝加哥途中，考察团在内布拉斯加州作了短暂停留，参观了农场、当地大学和联邦监狱。当地华商得悉考察团来美，都赶来以一见钦使大人为荣。有人献上了一盆花生，祝皇上圣躬安好，端方深为感动，好言抚慰，在发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提到了当地华侨对清政府的忠诚与热爱。
　　1月19日，考察团抵达芝加哥。端方和他的同僚们冒着雨雪参观了公共福利院、精神病院和一些工厂。在当天的欢迎宴会前，端方在美留学的长子继先也赶到了。继先并非他的嫡生儿子，而是五弟端绪的儿子过继的（据说他的另一个儿子陶磐是六弟端锦过继给他的），端方在国内时听闻此子挥霍无度，学业毫无长进，某次还狮子大开口向他要五万两银子，不给就以剪辫威胁，剪辫是乱党才做得出来的呀，可见此人心术不正，但毕竟万里之外，父子相见，主宾都致以祝贺了，他也不好训斥儿子。宴会后，兴致颇高的端方打开他神秘的行李箱中的一件，赠送给当地一家博物馆一件他收藏的唐朝道教碑刻。此碑高18英寸，正中是一尊道家天尊塑像，碑的阳面和阴面都有端方的亲笔题跋。这件贵重的礼物把主人给震惊了，他们回赠给钦使大人一个古代北美洲罐子和一个阿拉斯加印第安土著制作的篮子。
　　1月23日上午九时，考察团抵达华盛顿特区。驻美公使梁诚率参赞周自齐等前来迎接，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下，大臣们举行了一套恭祝圣安的繁琐礼节，随后驱车前往下榻的阿灵顿旅馆。考察团每到一地，下榻的都是当地最贵的旅馆，有报道说端方大人带着一张十万美元的银票，以供他们这次奢靡的旅行。次日，是中国传统的除夕，下午两点，在梁诚的陪同下，端方、戴鸿慈率十名参随，坐马车前往白宫，在蓝色大厅向罗斯福总统呈递了用黄色丝绸镶边的国书。四十分钟的酬答礼后，一众人进入国宴大厅，享用茶点和午餐。分别时，他们赠送给罗斯福总统一幅《北洋秋操图》，赠给总统夫人白玉杯壶和苹果青瓶各一。罗斯福总统回赠了一本精装版的他自己的著作，并亲笔签上了名字。
　　停留华盛顿特区期间，考察团还参观了国家百货公司、珍宝馆、柯克兰美术馆、士兵之家、印刷局、国会图书馆和蒙华兰的一处农庄，重点考察了议会大厦和联邦法院。在维尔农山拜谒华盛顿墓和故居时，看到其简陋一如平民，他们都对一代伟人身为公仆、不以天下奉一人的品行敬仰不止。还去拜会了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大使，接下来的旅程他们还将对这些国家进行宪政考察。 　　2月1日，他们驱车前往纽约。当火车到达泽西城准备换乘渡轮时，为了搬运庞大的行李，不得不耽搁了好长时间。次日早晨，当考察团在鼓乐声中步出车站时，《纽约时报》记者观察到，前往迎接的学生和华商把马路都挤得水泄不通。考察团下榻在最繁华的第五大道，在旅馆的阳台上，白底青龙的清朝国旗迎风飘拂着，在一楼接待处，考察团的中国人面对众多记者和摄影机都是一副随随便便的模样，这给当地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纽约人口稠密，其繁华自非他处可比。随处矗立的高楼，凌空交错的铁桥，天桥，地下通道，红绿灯闪烁的街头，让这些初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头晕目眩。旅馆不远处，是一幢二十层的纯钢构高楼，号称世界第一，当地华人都叫熨斗楼，让他们惊叹不已。当地烟草公司经理邀请考察团在纽约大剧院观看了一场演出，剧院包厢用两国国旗装点，观众异常热情，但见舞台上电光闪烁，羽衣翩跹，姑娘们笑靥如花，让人几疑梦中仙境，演出最后，舞蹈演员们把成串的黄玫瑰向着包厢席抛送，激起场中阵阵欢呼。
　　2月6日，星期四，在梁诚爵士的陪同下，访问西点军校的大臣们度过了他们旅程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尽管气温低至摄氏零下四度，军校全体教职员工和骑兵支队还是一个个在寒风中站得笔直，欢迎来自东方的朋友们。军校总管告诉两位钦使，有两位来自广州的小伙子在军校学习。在接下来的列队操练中，这两位中国小伙身着帅气的军装，全套动作都完成得非常漂亮，一得着稍息的口令，这两个年轻人马上就转向考察团向两位朝廷钦使一鞠到地。
　　端方对军校的所有细节都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校方为两位钦使准备了全套的检阅服装，端方穿着这套军服拍下了许多照片。他还问了许多问题，对滑膛枪和弹药筒尤其兴致盎然。对工兵们携带的短铲他也发表了评论。到军校食堂就餐时，端方的注意力又被自动门吸引住了。他一遍遍地从自动门中间穿过，研究控制这些门的机械设置。在厨房里，他又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土豆脱皮机和自动烘制面包、肉片的烤炉。在整个参观期间，无论是学校、商场、军营，还是屠宰场、监狱、炼油厂，端方总是表现得兴趣十足，相形之下，另一位钦使大人戴鸿慈则要矜持得多，他好像对臭气特别敏感，不管走到哪儿，都像一个女人一样用手帕紧紧捂着鼻子。
　　在参观市立艺术博物馆时，面对着琳琅满目的藏品，端方的脚步几乎再也挪不开了。他欣喜的目光抚过陈列着的瓷器、铜器、油画、塑像、甲胄兵器，几乎每一件藏品都要摩娑再三，才依依不舍地放下。他的艺术鉴赏品位让陪同参观的克拉克爵士大为吃惊。从翻译口中得知钦使大人是帝国首屈一指的收藏家，主人的解说更起劲了。让端方略显尴尬的是，有些珍玉古玩是中国的，其来路显然不正。但这种不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馆中大量的南北美印地安人早期文明的古物把他的兴趣成功地转移了。
　　停留纽约期间，考察团在第五大道的旅馆举行了一次宴会，四十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受到了邀请，应邀而来的留学生们全都身着西服，还有些穿着晚礼服。他们和长袍、马褂、红顶子的中国官员们坐在一起，其情景煞是有趣。
　　康奈尔大学的精琦教授自始至终安排、陪同考察团在全美的旅行，自然，考察这所大学也在考察行程安排之中。植物园、化学室、解剖室，路易十六、拿破仑一世和华盛顿等名人的手迹，向考察团呈现了这所名校风采。在波士顿，他们还参观了哈佛大学。一直到离开美国前，端方还在对考察团成员念叨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贵国给我们印象至深的是非凡的教育体系，其组织、程度和成效，几乎每一位美国人似乎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当然，这一定是伟大的教育体系才会带来这么好的状况。”
　　2月16日，周游美国结束，留下陈焕章等几名学生在美留学，端方和戴鸿慈率领庞大的考察团前往欧洲，在伦敦和巴黎稍作停留，抵达柏林。初到西方时的不适、惊愕已经过去，他们甚至已经发自内心地爱上了面包、黄油和烤肉，余下来的旅程愈发的轻松自如。柏林适逢寒潮，一场大雪使这城市变得素朴凝重，此间值得一提的是，在驻德公使荫昌陪同下，两位钦使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和皇后的接见。德皇身着白军服，佩剑，长靴，皇后身着曳地白色长裙，以上国之礼会见他们。
　　接下来，端方一行又考察了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游历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及瑞士等国，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初一日，即西历7月21日，他们结束大半年的考察，回到了上海。在意大利出发前，他们让熊希龄先搭船东归，去日本找梁启超，要请动他的如椽巨笔来写这篇考察报告。他们到上海时，刚从日本回来的熊希龄告诉他们，此事已办妥，卓如先生非常乐意为两位公使大人捉刀，只要能推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他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上船迎接钦使一行的是上海道瑞澂。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前朝大学士琦善之孙，刚从九江道调任上海，专司与各国交涉，是帝国官场上崭露头角的一颗新星。瑞澂告诉两位钦使，此前十天，镇国公载泽率领的另一个宪政考察团，也已如期回国。
　　打开这大半年堆积如山的邸报，国内就没太平过：湖南学界之嚣，江南征兵之闹，扬州抢米，瑞安教案，水旱之灾，南北迭告。这时候回首这大半年的海外考察，端方觉得，那种出世般的平静怕是再也不会有了。在上海等待上京复命的时日里，每日拜客、会客，应不完的官场琐事。倒是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几个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来找过他们好几回，要他们速速上奏朝廷尽快立宪，每次都是谈至夜深才告辞。
　　8月6日，端方一行抵达天津，有八万多学子集体上书午帅和戴钦使，要求朝廷颁布宪法，厘定官制，实行立宪。两位钦使在天津居留三日，与直隶总督领北洋大臣袁世凯就预备立宪及官制改革诸问题作了深入交流，随后，回京复命。
　　先行抵京的载泽考察团，在日本时曾受到高规格礼遇，觐见天皇，并有原外相伊藤博文等政治老人为之详解日本宪法。载泽在归国后的一份奏折中指出，中国多年新政未见成效，要之在于政治体制上没有能够进行适当改革，说到如何改革，他倾向于向日本学习，因为日本式的立宪不仅于君权无损，更能巩固君权。端方、戴鸿慈在稍后的召对中详陈出访见闻，以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即在专制，建立立宪政体利国利民，可造国祚之灵长，无损君上之权柄。惟中国现行体制与立宪政体要求相差太远，他们也提到可参照日本经验，预定立宪之年，逐年推进应做之事，以厘定官制入手，经较长时间过渡，必可成为真正意义上之立宪国家。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八日（1906年8月26日），端方、戴鸿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称——也可能是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趁着捉笔借题发挥：中国数十年洋务运动，之所以收效不著，关键在于“能效其末，而不能效其本”。这个“本”，即国家政体，“盖世界政体厥有二端，一曰专制，一曰立宪。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在这样的世界大势下，为中国前途计，采用立宪政体、实行宪法，是一大趋势。但各国之历史、情事不同，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有其固有基础，且地方辽阔，交通不便，文化普及非可骤几，国民尚不知宪法为何物，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故建议参考日本的成功经验，先下定国是之诏，预定立宪之年，而使官吏、人民先作预备，“从容变专制为立宪”，故接下来的一二十年中，乃“最忙迫之时代”，而非“宽暇之时代”，须上下一心，勇猛精进，乃能有济。
　　外派五大臣考察西洋政治，本为解决东三省未雨绸缪，没想到出访归来的五大臣，意见出奇地一致，全都“不避斧诛，合词吁恳”。到了这一步，也使两宫大体明白，这世界没有一成不变之制度，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或许真是不可抵挡之世界潮流。再加上两个考察团对立宪与君权的分析，也化解了两宫内心深处对大权旁落的忧虑。内廷传出声音，“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于是在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奏请下，两宫决意顺应潮流，宣布立宪。
　　1906年9月1日，谕旨一下，北京各界自是张灯结彩，各省不论通都大邑或是僻壤遐陬，也都集会庆祝，山呼万岁。千年专制，有望终结，君民一体，立宪在即，普天下之庶民，莫不奔走相告。近几十年来，一元史论掌控下之学界，但论清廷之预备立宪，讥之一混一拖，缺乏诚意，但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后的各项措施观之，则大有只许前进不容后退之势，改革已然趟入深水区，无须摸着石头，大道人人在望。
　　凡此种种，是中国欲行新政前的先声。此后几年，中央和地方权力系统都在稳健重建中，虽然民众的参政热情有望提高，但预备的步伐也算有条不紊：1907年，颁布外官制并试行；1908年，颁布宪法大纲，诏定九年后召开国会，立宪派人一片喝彩；1909年，各省谘议局开幕，立宪派人成了有合法地位的地方议会代表；1910年，中央议会性质的资政院开院……一个新的时代正要兴兴头头地开张，怎么突然就夭折了呢？
　　以上这些，是端午桥在1911年深秋川东资州的那个早晨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事。而那时，离他被乱刀分尸的结局已经不远了。当他带着庞大的考察团在欧洲旅行时，各国待若上宾，到处风光无限，怎么会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他会丧命乱军之中，成为一个覆灭的帝国的殉葬，而一颗大好头颅，也要成为革命士兵们邀功请赏的投名状。
　　他忽然想起1906年那个溽热的夏天，他带领考察团返回中国途中，他们在南洋带回了一头大象，作为礼物进献给太后。这只大象关在皇宫的禁苑里，陪伴两位大象的饲养员经常抗议喂养方法不当。他们的抗议无人理会，后来这头大象死掉了。他想中国的立宪政治，就像他旅行后带回来的那头大象，这里的水土，根本养不活它。
　　二、两声部
　　辛亥年的到来与往年并无多大不同。元月一日，亦即宣统二年的十二月初一日，上海有着广泛影响的《申报》，发表了一个叫董之威的上监国摄政王请愿书，请求即开国会。在数千公里外的南洋，革命党魁黄兴在新加坡芙蓉筹款会议上发表即席演说，听者如云。即此两端，可知立宪与革命，仍是这一年此起彼伏交替出现的两个声部，只是在接下来的时日里，后者的声音要渐渐压过前者。
　　建立一个与现代世界接轨的宪政国家，朝廷三年前就已经排定政改路程图，以《钦定宪法大纲》为总纲，九年为期，颁行宪法，排定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先成立谘议局及资政院，以使人民行使民权，作为议会预备的基础。宣统元年九月，各省谘议局开张，立宪派就多次赴京，发起国会请愿运动，短短一年，请愿已达三次，虽不至立竿见影，但政府同意了缩短预备立宪的时限，改九为五，并允诺先成立内阁，说来也是立宪派人士精诚所感，本应是额手相庆的盛事，奈何各省并不买账。董之威者，自称代表东三省人民，上书当朝摄政，用心自然是极好的，但民主政治的建立，大都有章可循，岂是一朝一夕可以急出来的？董既自称代表东北人民，那么眼下东北有一件顶顶要紧的事，他是否注意到了呢？
　　自宣统二年九月起，黑龙江西北满洲里地方就发现了鼠疫。疫情汹汹，沿着铁路线很快波及哈尔滨、长春、奉天，且有向邻省各府厅州县蔓延之势。吉林双城的鼠疫大流行，据说就是有商人在哈尔滨感染后归家所致。此商户到家当晚死亡，不到三天全家四口皆染病死去。由此蔓延四乡，双城遂成重疫区。至辛亥年元月，东三省上报官府的染疫死亡人数已达一万九千口之多，如果加上关内直隶、山东两省死亡人数，估计会突破两万。为预防疫情殃及京畿重地，朝廷再三谕示外务部、民政部、邮传部，切实稽查鼠疫情形，天津一带如有传染，即命京津铁路停驶，免至祸及。
　　至四月下旬，东三省疫情基本肃清，此疫不止夺去数万生灵性命，也使东三省的经济雪上加霜。须知比之鼠疫，暴力更是一种恶疾，是一场更大的瘟疫——革命的火种正愈燃愈旺。孙文在美国，黄克强在英属各埠，到处讲演、筹款，他们筹款箱里增加的每一枚小钱，都有可能是压垮大清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孙文还异想天开地要成立“革命公司”，以高昂的利息（以万股计，每股售二百美元）吸引华侨们像投资一桩生意一样来投资他的革命事业。国内《民立报》上发表了孙文在温哥华的演说，说“今满洲政府之参于施行宪政，开设国会，无一毫之诚意”，是“愚蒙人民为政治之秘诀”，也不见谁来反驳几句。成立不久的资政院，集中的是一批立宪政治的推动者，他们最担心的是革命党人与流浪海外的戊戌案“国事犯”们搞在一起，屡次奏请赦免康有为、梁启超，但被一帮颟顸的大臣给顶住了。说实在的，想我泱泱中华，地广人稠，这儿那儿有点事儿太正常不过了，苏州、汉口的人力车夫罢工、抗捐算得了什么？俄国人想在东北沾便宜算得了什么？英国人派兵来占西南边陲的片马又算得了什么？阴谋颠覆大清政权的革命党人，才是附骨之疽哩。1月30日，适逢农历辛亥年大年初一日，武汉黄鹤楼突然冒出无数陌生面孔，同盟会员蒋翊武正借新年团拜之名，在此地的风度楼发起成立湖北文学社。说是“联合同志研究文学”的风雅之事，与会者实是信奉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的鄂、湘两地豪杰。 　　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神奇的作坊，这个作坊里散落着无数平淡无奇的小事，然而这些小事情环环相扣，至紧要处，必然有巅峰时刻如大波涌起。这年4月底广州起义的暴发，可称辛亥年接二连三的巅峰时刻中的第一波。
　　革命党人年初就欲在广州起事，只因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钳制太紧，城内缉拿党人甚急，武器又未足数运到，有人提议稍缓起事，但黄兴铁了心要发动了。他调整了原定的十路进攻计划，把八百人调整为四路，自己攻总督署，另部署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4月27日上午，起义发动前一小时许，革命党人谭人凤从香港来到广州，想要阻止这场毫无悬念要以失败终局的起事，为革命保存一点种子，未果。
　　日后被孙文形容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的广州起义，其实不过是革命党人仓促发动、孤军犯险的一场混战。据黄兴的儿子黄一欧事后回忆，他的父亲带着一帮死士如自杀的飞蛾一般扑进制台衙门去的时候，陈炯明和另外几个起义首领已经逃出了广州城。是役后，张鸣岐下令关闭城门三日，搜查革命党，一旦发现剪了辫的、穿黄军衣的或来路不明白的，一律拉到总督署前处决。凡坐实了党人身份的，其处死之法则要酷烈得多，以七寸长钉对准刑犯头脑，一钉致命，随即蒲包一裹，弃尸大海。
　　黄兴由亲信护送逃至香港，在雅理氏医院由西人操刀，断指疗伤，痛定思痛，他左手拈笔，一抒胸中愤懑，“良友尽死，弟独归来，何面目见公等！”远在湖北，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党人们从广州起事失败看到，未来“中国革命之主要中心”，将在两湖地区，加紧了起事筹划。到1911年5月，尽管暗潮犹自汹涌，但革命确实又落入了周期性的低潮，而清廷的立宪，此时又迈一步。至于这一步迈得是好是坏，则又另当别论。
　　这迈出的是哪一步呢？此一步，即预备立宪中关键性的一步：推出新内阁。5月8日，清廷谕示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了新的内阁官制，摄政王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筹组新内阁。
　　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下仿行宪政诏以来，各项推进尚可称规范有序，光绪三十四年颁布宪法大纲时，诏定九年之后召开国会，惟因民心思进，请愿不断，去年（1910）又匆忙下诏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改于宣统五年（1915）召开议会，此前两年，责任内阁将先行建立。以此推算，辛亥年成立新内阁，本是政府履行承诺、取信于民之举，又怎会反而开罪立宪派人，甚至把他们送入革命党人怀抱呢？
　　所谓立宪派者，乃是以实现立宪政治为目标的士绅阶级和知识界的一个集合体，他们大多在旧科举制度下取得过功名，有过任职政府的经历，又不乏具有新思想甚至留学日本者，以今日眼光视之，他们是有恒产者、社会中坚，是执政者的天然盟友和执政基础。戊戌前后，这个群体是被打入另册的，宣统元年后各省谘议局的开张，才给了他们合法地位。他们也自居民意代表，欲藉其合法身份，监督政府早日实现宪政。晚清政治，风雨中飘摆于温和保守与激进暴烈之两端，以立宪消弭革命，立宪派人自忖责无旁贷，速开国会实行立宪，正是他们开出的外避瓜分、内消革命的一剂良药。
　　问题在于，帝国这个巨人此时是否愿意服下这剂良药。政改方向虽已明确，但随着预备立宪时日的迫近，害怕失去部分权力的恐惧使清廷在即将面临改革的深水区时迁延止步，并不是十分情愿遵此医嘱。沉静如一潭止水的北京城，因为上书请愿者匆忙奔走的身影，搅起了阵阵波澜。首次请愿征集到签名二十万人，第二次签名三十万人，立宪派人计划在第三次发动时征集各界签名二千五百万人，请愿者都是青壮年和热血学生，割臂断指写血书者有之，欲以身殉宪政者有之。在京的西方观察家惊呼，这样一个多事之秋，谘议局这个“多头怪物”来到京城，将会给政府的今后方向带来许多新的变数。
　　因日俄密约威胁到东三省的安全，又听闻资政院将在10月首次开院，第三波请愿由原定的明年初提前了。8月，各省代表在京再次召开谘议局联合代表大会，湖北、四川两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蒲殿俊分任正副主席，孙洪伊为干事长负责与各方联络。此次请愿，规模更壮，资政院由民选议员提议一致奏请呼应，各省督抚应张謇的吁请，也有不少上奏支持请愿。迫于各方压力，朝廷发出了缩短预备年限、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的谕示，同时勒令解散请愿团，各省代表不得再滞留京城活动。
　　这不是一个令各方人士满意的结果，于清廷而言，情非所愿，被动应允，总是有失颜面，于立宪派人而言，千气万力，只换得缩短三年期限，除了浙江、江苏、贵州三省勉强接受，其他各省谘议局仍是不甘罢休。请愿代表团在作鸟兽散前，曾广发“告各省同志书”，称“匍匐都门，请求国会，积诚罄哀，一年于今……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似有无限苦楚于胸中。更有代表于勒令出京前，于报馆秘密集会，声称，若政府再不允所请，他们就要倡言革命，“鼓吹政潮，推翻清主”。这些愤懑之语，显示立宪派人并不是一群驯服的羔羊，流露出的危险倾向已足令当政者警醒。须知，失意驱人走向极端，一群人往往因失意不期而结合，正是动乱的根源。
　　在这样的敏感时期，亿兆生民千呼万唤的新内阁终于出台了。且看这份新内阁的名单：
　　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以下，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司法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四满八，一名蒙古族旗人（荫昌），且八名满族大臣中，皇族又占五名，一时群议汹汹，这个暗箱操作出来的内阁一亮相就被世人讥为“皇族内阁”。立宪派人感觉被耍了，他们以谘议局联合会的名义吁请罢斥，坚持亲贵不宜充任内阁总理，遭当局拒绝。
　　检视五大臣出访以来的五年新政，颇有一番新兴气象，然旋踵到了1911年5月，行驶途中忽挂倒档，预备立宪推进至此，似乎再也进不得一步。一个政权要作死，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先人为地把社会中坚阶层制造成敌人，继而愚弄民意引发民众普遍的信任危机，至此，外围的革命大势已成，且已迫在眉睫。
　　这十三名国务大臣，皆是从政经验丰富的政客，只要勤勤恳恳，勉力施为，纵使革命党人从海外募得再多的钱来，今天这里一个炸弹，明天那里一场暗杀，在边境搞些暴动，亦断断不致于使局势如此失控。然而恰恰是这些老政客们上台后推出的一项政策，终致棋盘侧倾，所有的功劳苦绩，全成泡影。 　　新班子刚刚亮相的第二天，即5月9日，内阁副署了一项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诏令。这项政策的出台，缘起于一个叫石长信的监察官员（给事中）上奏。石长信奏称，中国幅员广袤，边疆辽远，必须握有路权方能够坐定中枢，但这几年来的铁路建设，可说是错乱纷歧，原因就在于各地不量民力、财力，一哄而上搞商办，以致亏损连年，而铁路建设并无多大推进。他批评商办铁路已经成为扰民的莠政，提出“干路均归国有，支路任民自为”，建议把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全都收归国有。
　　石长信只是一个普通的监察官员，对铁路的事不可能知晓得如此详尽，事后知道，他的上奏正是出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授意。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于甲午战败后，外国资本的涌入，使得短短几年就构建起了中国铁路的基本网络。铁路播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其间巨大的利益空间，也促使更多的外国资本抢滩中国，穷国无力偿还债务，只能以铁路沿线的采矿权作抵押。然而当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粤汉铁路的修筑到了1903年时，勃兴的民族主义情绪刮起了一场收回路权的运动，朝廷允准民意，全国有十五个省相继成立铁路公司，一时间，中国的民间资本纷纷涌向自营铁路建设。
　　然而铁路商办后的情形又如何呢？穷人家办大事，倾其所有，也常捉襟见肘。再是贪腐丛生，路基下全是一只只养肥了的硕鼠。自1908年各省谘议局成立后，铁路公司董事大多由谘议局议员担任，这些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把持着路政财权，官方监管不到位，小股东的权益全无保障，铁路局几成董事们的敛财盆。石长信的奏折中剖析得明白，以两湖和广东、四川各省而言：广东收一半以上的股份，却没修多少铁路；四川募集的铁路股份也大多挪作他用，倒账甚巨，甚至好多烂账无从追索；至于湖南、湖北两省，铁路局成立多年，也只是徒坐空耗，大量资金不明不白流失。石长信警告说，此弊若不纠正，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恐至不可收拾。
　　明眼人不是没有，譬如自铁路草创以来就恭身其中的新任国务大臣、执掌邮传部的盛宣怀。早在民粹主义思潮席卷整个铁路建设时，他就放言，任由民间筹款来办铁路，是与实事毫无补救的“徒托空言”，铁路要发展，必须国有，而且要适度引进外资。另一个窥见此中利害关节的，是本朝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看到石长信“干路国有，支路商办”的建言，这个大清国的最高实际领导人觉得，对已身染重疴的铁路而言，这不失为一味好药方，即把这一建议谕交部议，匆忙讨论后即于5月9 日诏定铁路国有。上谕还要求，“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平心而论，石长信开出的这一味铁路国有的药方可称良善。外媒《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信心满满地称，清廷此时宣布干路国有，是在民众对贪腐深感绝望之际，可谓适时，前景看好。但接下来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反应，直至局势完全失控，短短半年中帝国冰消雪澌，恰恰证明这个自诩的中国通并不真的懂中国。对的药方也须对的时机服下，否则便是砭骨之毒。而倾覆之罪，也不是石长信小小一个给事中能够承担得了的。
　　上谕所用“照违制论”等火药味十足的用词，十分刺人眼球，这般近乎恫吓的用语也为前次所无。这或许宣示了盛宣怀雷厉风行的风格和在铁路一事上的急于求成，但事实上对各省绅民的感情却大有伤害。盛“精细为百僚之冠”，文案大多由自己起草，这次起草谕令，他也没有求助军机处章京们，而是与好友郑孝胥一道为之。郑孝胥笔锋犀利为时人所无，又喜采用锐利的驳论语辞，这份语气生硬的上谕激起绅民强烈反弹，也是意料中事了。
　　铁路国有化政策一经宣布，两湖率先提出反对。湖南长沙各团体召开万人大会。随后，湖北各界联名致电中央以示抗议，经求收回成命。湘人血性，鄂人多智，在这两场声势浩大的集会中，都有人自残。湖北方面公开叫板朝廷，如若不把本省境内铁路发还办理，那么中央政府自今往后就休想从湖北地界收走一分税金。当盛宣怀代表清廷与四国银行团签下借款协议的消息传开，鄂省在京官员又前往都察院，要求惩处盛宣怀欺君、卖国之罪。地方以如此强硬姿态对抗中央，本朝开国以来从未有之。
　　当鄂省留日学生江元吉在万人会场自断手指，以血书写“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有国存，存路救国”这十六字时，其胸中涌动的爱国主义情绪自是出于赤诚。然而，声震屋瓦的哭声中，间杂着的却是铁路局董事们吃吃的笑声。以爱国之名，成功地煽动起民众的对抗情绪和对外国的仇恨，这是他们争来的与政府谈判的最好密码。而一直在窥伺机会的革命党人也从中嗅到了起事的机会，以“文学社”之名暗中行动的党人，已经在武昌小朝街85号总部进行了数次起事前的密谋。更有人以“奇谈”笔名在创办不久的《大江报》撰文，称这个大乱的年头来得好，“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这个时候最需要一场极大的震动来唤醒国人沉梦，“故大乱者，实今日中国之妙药也”。
　　深恐过快推进国有化催生出种种乱象，乃有鄂、湘、川、粤四省督抚联名电奏中央：干路国有，民心愤激，势颇剧烈，恳即颁示办法，迟恐生变。但清廷似乎对这份来自一线官员的奏报没有予以特别重视，只是责成盛宣怀妥订善后办法。
　　盛宣怀的脚步却迈得飞快，上谕发布本月，盛宣怀就在北京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1000万磅的借款合同。粤汉铁路公司总理兼总工程师詹天佑——去广州前他曾经担任过川汉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听到这个消息，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邮传部正在收回所有铁路（干线），是善是恶，终将有报。我强忍着不做任何评论，而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洞悉此事。”
　　中央与各省，致力推进国有化的大僚与商办公司的董事们以及以千万计的股民们，谁善？谁恶？谁将得报？詹天佑身在局中，语焉不详。上至国务大臣，下至操纵铁路公司的各省谘议局议员，如果真的明白了前方有一个极大的厄运等待着他们，还会横生出那么多争执吗？
　　种种的议论和争执声中，有人注意到，在帝国政坛消失了两年之久的前直隶总督端方悄然出山了。这一回，他是作为盛宣怀推动铁路国有化的搭档出现在公众眼里的。5月18日，清廷起端方以侍郎候补，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钦差大臣。这是一个非常设性的机构，是专为推进铁路国有化而设的，有好事者揣测，端方是通过当年一起宪政考察的载泽的关系，在摄政王那里疏通了关系，甚至说动了隆裕皇太后，才捞到这份差使的。要知道，载泽的能量大得很，他是皇太后的姻亲，坊间传闻的京师亲贵“七党”，度支大臣载泽稳稳占了其中一把交椅。 　　由来皆知蜀道难，元戎复出竟奈何！自从两年前，在直隶总督领北洋大臣的任上因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得罪当朝隆裕皇太后遭革职处分，他在笼子里已憋了太久了。他还不老，刚过五十，权力对他还充满着魅惑。他希望把督办铁路的事办得漂漂亮亮的，既算是为国分忧，也能早日进入权力的中枢。但如果他预先知道，这是一条死路，他要去的，是他的终焉之地，他还会欣然前任吗？但即便他洞悉先机不去赴任，当一个王朝如大厦倾覆，他又何逃于天地间？
　　三、青铜时代
　　尽管跪在资州天后宫硌得膝盖发痛的卵石路面上时，端午桥口口声声称自己并非纯血统的满人，并以自己的号“陶斋”作证，说祖上姓陶，明末时被乱军裹挟到了满洲里，不得已编入正白旗，改姓托忒克，但所有人都认为他在撒谎，他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满人，他死到临头自称陶姓汉人，只是为了讨好哗变的士兵，保住自己的一条小命。
　　他是口衔金匙来到这个世界的。出生于满族亲贵之家的他，曾祖是铁帽子王郑亲王、做过九门提督的乌尔棍布，祖父文雅是嘉庆二十四年的进士，他自小过继给了伯父桂清。桂清曾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和内务府大臣，1879年去世后，端方以候补资格保捐，分派工部，于满洲候补员外上学习行走。二十二岁获得举人身份后，他在工部“入赀为员外郎”。因对文艺的热衷，尤其是对青铜、字画着了迷般的嗜好，这个旗籍青年才俊成了当时京城最为时髦风雅的人物之一。大荣、小那、端老四，是当时京城坊间哄传的“旗下三才子”。“大荣”是他姻表兄弟荣庆，“小那”是那桐，“端老四”就是在家排行第四的端方。那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三个年轻的满族亲贵刚刚踏上仕途生涯，使用不尽的家产可以让他们置未来的世界于不顾，尽情挥霍享乐。“三才子”之名，既是世人对他们才华的褒扬，也隐含着对年轻人放荡奢侈生活的批评。但青年端方身上的才具却不是他那些玩伴们能比的，曾出任同、光两代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中对这个年轻人多次称道表示好感：“其人读书多，与名流交往甚稔”，“看《礼器奢》《醴泉铭》，皆端午樵（桥）处借来”。
　　入仕十余年，端方的职务获得了快速提升。1889年因筹办光绪帝婚事时办事干练，他被赏加四品衔，几年后，因协助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土药税厘有功，获得上司保奏，奉旨交军机处存记。戊戌新政时，还只是直隶霸昌道的端方被皇帝赏加三品卿衔，与曾赴欧考察军工的江南制造总局督办徐建寅一起主持新创办的农工商局局务。开局十余天他连上十个言事奏折，最多的一天，他曾创下连上三道奏折的纪录，其热情之高涨可以想见。但在一味激进的康有为看来，这个满族新贵却是个“但为骨董之学”的纨绔，当然他也看不得康的浮夸，认为他所拟的政令大多纸上谈兵。
　　在戊戌年的政局动荡中，他开始受到了冲击，后来奇迹般地脱身而出。尔后，外放陕西，出任一省布政使，并代理巡抚职务。光绪二十六年，山东、直隶闹义和团，他治理下的陕西境内，却民教相安，堪称太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两宫西狩，出直隶、山西一路奔逃到西安，自是慈禧和光绪帝对这个自家人的信任。城下之盟既订，两宫回銮，端方以功调任河南布政使，光绪二十七年，升任湖北巡抚。
　　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相处并不愉快。在晚清政坛，张之洞以稳健的改革派著称，端方政声方隆，其思想的开明和改革力度都远在张之洞之上，他甚至顶着张的压力资助留日学生办报。督抚同处一城，难免生出罅隙，任职张之洞幕府二十多年的辜鸿铭，就非常看不惯端方，他曾经说，如果说荣禄、铁良以其忠勇和责任感代表了满族贵族中最好的典型，那么品行卑劣的端方就是最坏的代表，“端方是我认识的一不仅品质败坏而且行为恶劣到了令人震惊的中国八旗子弟”，此人是“中国的洛兹伯里爵士”，身上集中了一个浪荡子的所有毛病：浮华滥情，挥金如土，好高谈阔论，无耻而精明。
　　辜鸿铭最看不得端方与外国人打交道，说他对外国人迷爱多情，频送秋波，既是装饰门面，也是看中了其中巨大的商业利益，他曝料说，这个二十年前京城时髦圈子里的混混，为了支付他昂贵的生活费用，中日战争前后就已经破产了，为了填补庞大的亏空，他就把自己的贵族身份做招牌，参与到外国人在京城和直隶的一些商贸活动，以此套取真金白银。甚至端方在戊戌新政时主持农工商部，在辜鸿铭看来也是一桩肮脏的政治投机。对故主的忠诚使辜鸿铭十分看不起这个新贵，他说，“端方，这个破了产的满族亲贵，还有从朝鲜回国的刚刚破产的暴发户袁世凯，一道与激进分子和极端分子携起手去赞助康有为的激进革新，在光绪帝变法维新诏令之下，端方因投机而得利，就任内务府三品衔大臣和农商部总监，但是后来康有为垮台了，他的党人也多死，端方却没有一点尴尬的样子，他耍尽诡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找到了约翰逊博士所谓的一个无赖最后的庇护所——爱国主义。”
　　辜鸿铭说，端方能够在那场政变中脱身，一是他的亲贵身份在关键时候起了作用，一是他给皇太后写了一首肉麻吹捧的颂圣诗，这首叫《劝业歌》的马屁诗竟有如此功效，以致坊间讥之为“升官保命歌”。
　　辜鸿铭还说，他周围的同僚，包括座主张之洞本人对端方也十分憎恶，有一次在北京，一个幕僚对张之洞说，假如政府准备举行选拔，悬赏征召官员中的厚颜无耻之徒，所有大僚中端方总督肯定会得头奖。张之洞当时着实地苦笑了一下，然后狂笑点头称是。端方调任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后，有一次在武昌，张之洞模仿着端方一瘸一拐的蹒跚步态，咬牙切齿地说：此人现在竟成为一省之总督！语意间大是不屑。
　　在辜鸿铭看来，端方就是个戴着红顶子的脑满肠肥的白痴，丝毫不懂得与外国人的谈判。1906年端方作为五个政府要员之一出国考察欧美宪政，在辜鸿铭看来也只是为了攫取更大的私利，他的目的就是两江总督这个肥缺。他的确如愿了。在两江总督任上，端方花费巨资建起了一所特殊学校，专用于教育出生于爪哇或其他荷兰殖民地的中国男孩子，同时，规划设计了一座豪华公园，里面只有两只幼狮，而花费竟高达一百万银两。当数以百万计的国民苦苦挣扎于饥馑线下之际，搞这样的面子工程，诚可谓丧尽天良。辜鸿铭还说，这个国家的蛀虫，不仅自己破了产，还把他当过官的那些省份都带入了濒临破产的边缘，以致坊间给午帅取了个“债帅”的外号。他的品行如此卑劣，就像一阵黑旋风，不仅吞噬着他周围的物质，也败坏着道德，以至当他离开两江任所前往北京时，有人写了一首捉狭的诗发表在上海的报纸上来欢送他离境，中有“狐鼠都来穴建康”一句，意思是说，午帅在南京当总督时，所有肮脏的动物包括老鼠、狐狸，全都来南京安窝打洞啦。 　　辜鸿铭神经质的恶毒咒骂，把真实的端方给妖魔化、漫画化了。事实上端方在朝野的口碑都还不错。在武汉和南京，他办起了几十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他把长子继先也送去了美国留学），“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据说他初任苏抚时，属下按例孝敬，他把这些孝敬都捐出来给了两位留学生作路费。时人赞他，“苏鄂两省于现今留学界之能首屈一指者，皆出自我大人热心教育、极意培养之力”。曾受端方之邀整顿复旦公学的严复也说他 “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是当下督抚一级大员中的佼佼者。因其蔼然好客，雅好艺文，他的朋友很多，缪荃荪、罗振玉、况周颐等，皆是一时才俊，甚至一些早年的排满革命之士如刘师培等，也都与他有着不错的私交，刘师培失意于革命后，干脆从日本回国投进了他的幕下。
　　在大多数接触过他的西方人眼里，这也是一位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的东方政治家。美国探险家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在中国南方旅行时，曾在汉口拜访时任署理湖广总督的端方，康奈尔大学高材生、日后的外交家施肇基担任了他们那次会面的翻译。
　　在这位探险家的眼里，这位巡抚大人一眼望去就不是凡夫俗子。眼前的端方有些显老，四十挂零的年纪看上去快六十了，中等身材，结实健壮，戴着一副外国产的金丝边眼镜。午帅以“真正的东方礼节”迎接了客人，让客人走在前面，这一谦逊的态度让盖洛顿生好感。长方形的会客厅，外观是纯中国式的，但室内的布置显出主人是一个新派人士。四盏盒状大灯笼悬挂在天花板上，中间是一盏英国产最新款式的罗彻斯特灯。一张西式长桌已摆放就绪，上面铺着雪白的桌布，安放着刀叉和盘子，配的椅子也是西式的靠椅。午帅坐在桌子一端，示意客人坐在他左首，这在中国是贵宾席。宾主坐定后，仆人端上四式茶点，水果、雪茄烟和香槟酒。照例，餐前要开香槟，客人表示滴酒不沾，于是午帅也把端起的酒杯放下了。当盖尔表示想与巡抚大人私人交谈的愿望时，端方就让所有人退下，只留下操持一口流利英语的施肇基陪同。
　　据盖洛的访问记录，他和总督大人在会面中谈到了传教士的素质。端方认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工作是令人称道的，尤其是那些同时有着医生身份的，救治了许多穷困无告的中国病人，但也有一些传教士触犯了大清律例，那就要把他们调任别处，确实有罪的还要遣返回国。盖洛注意到，总督大人说话的时候时常会扶一下眼镜，他前倾的身子表明了他的诚恳。
　　总督大人向客人透露，有一些传教士在向中国老百姓放贷，且收取的利息很高，问客人这事教廷是不是知道。看到客人张口结舌的样子，他笑了起来，说，圣经上说，凡欠人的都该偿还，救世主也曾纳过税哩，只要他们遵守大清的法律就行，美国传教士中还是有很多好人的，应该多派些受过好的教育、有好的人品的过来。
　　盖洛不无吹嘘地说：“我们的会面持续一个多小时，他赠我一些价值不菲的礼物，还许诺向宜昌发电报，沿途给予我一切礼遇和所需的保护。分别时，他送我到露天的庭院，祝我一路顺风。此时，卫兵向天鸣枪数响以示敬意。我火速赶往码头，准备坐汽轮逆流而上，见识这伟大的扬子江。汽轮快要开动时，总督阁下派来的一个信使匆匆赶来，掏出一张总督的名帖给我，并送上最后的祝福。”
　　工部是个闲曹，尽可以优游度岁，难怪旗下少年趋之若鹜。二十二岁纳赀为工部员外郎的午桥，案头事儿一放下，得空就出去收罗青铜瓷器，研习鼎彝、碑碣上的铭文拓本，从前人墨迹中揣摩其笔意、心意，三年下来，午桥在京师士大夫中已博得精于金石鉴赏的盛名。
　　他成为晚清中国最为杰出的鉴赏家，一个有史可稽的原因是他曾经受到过行家们的奚落。某日，盛昱、王懿荣几个大家在鉴赏一件碑刻时，旁观的午桥插话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或许是出于对只知捧戏子吃花酒的旗下少年的成见，几位大佬没有理他，且神情鄙夷。午桥离开时说，三年后他再来会一会他们。自此以后，他成了硫璃街的常客。午桥在工部任职时的同僚何刚德说，那时候的午桥性情颇为不羁，“自为满人，偏诋满人为不肖，鉴赏金石，颇负时名”。
　　三年后，他真的让这些金石学界的大佬们刮目相看了。及至就任督抚级的大员，任官各地，收藏古物的热情更涨，“生平宦橐皆耗于此”。日后编纂《陶斋吉金录》，他在序言中自述对收藏的入迷劲：
　　余早岁官京朝，簿领之暇辄事搜讨，稍稍有得。继之官秦中，古帝王之都多重宝奇器，往往朝出墟垄，夕登几席。西北土躁，故字迹花纹完整者多，摩挲屡眷，心赏珠惬。洎移节鄂湘，东下三吴，或新发于土，或得之旧家，物聚所好，时复增益。
　　辜鸿铭说他玩物丧志，搞得几乎破产，从他追索古物一掷千金的豪情来看，倒也不算太冤枉他。
　　1901年秋天，午桥在武昌官邸与一帮好友赏玩、品评秦代铜制诏版的照片，显示了他对金石的酷嗜。在这帧名为《陶斋评权图》的照片中，时任湖北巡抚的午桥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蓄两撇短髭，戴着一副当时尚属罕见的眼镜，一副从容儒雅的的学者风度，端坐在一张造型考究的太师椅上。陪他一起品评的四个朋友，或立或倚于一张瘿木桌旁，桌上摆满了端方收集秘藏大小各异的“权”——即秦铜妆诏版和秦权量器。
　　据端方在照片上的题记，他们这次评品的古物，有秦大权两件，皆重五十三斤，十余斤至数斤权五方，量器二，铜诏版一，大小轻重凡十器。同赏的四友，一为圈内人称文石的鉴赏名家李葆恂，居于照片最右，左手执团扇，右手抚权器，一副神定气闲的模样。另三人，身世经历不详，想来也是和端方一样的金石古董爱好者，端方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自左至右依次是：锡眷臣太守，黄左臣别驾和程伯臧太守。此五人，聚于一室，“摩抚残诏，追经故里椟臧都归灰烬，未尝不叹孑遗之可贵，而又私喜赏音之不孤也”，想来端方在武昌任上时，公务之暇时常有这样的雅集。
　　这张承载着一段美好记忆的老照片，日后落到了收藏家费念慈的手里。那是午桥死后许久的事了。照片下方有费念兹的四句题诗：“话旧论文泪满衣，前尘如梦事全非，重编汉上题襟集，送我秋江放棹归。”末尾附记：“辛丑十月方陶斋仁兄于武昌，乐数晨夕，净归题此。”故物尚存，人已死于非命，世事真是说来堪惊！ 　　还有一帧照片，午桥身着细丝袍子，站在镇江焦山江心岛著名的瘗鹤铭摩崖石刻前。那是大概1905年夏天，他还在湖南巡抚任上，距出国宪政考察前不久，他刚刚主持了这件称为碑中之王的法书杰作的打捞工作。这件被万历年间名士王世贞赞为“古拙奇峭，雄伟飞逸，固书家之雄”的石刻，有一段故事，说的是南北朝时一个名士因家养的一只鹤死去，写下铭文并刻于断崖，日后因遭雷击，这块石刻崩落江中，只在秋冬枯水期才有部分重现天日，有些字也被水冲得漶漫不清了，康熙年间，有个退休官员雇人从江中捞出数块残石，计得九十三字，午桥考证出《瘗鹤铭》全文共一百六十余字，于是募集水性好的人打捞，许诺给以每字五十金的酬劳。这则故事的前后因缘曾被民国报人汪康年写入他的笔记中，以表彰午桥彰显文化之功。
　　午桥痴迷于收藏，或许与一个时代的学风有关。同光年间，士大夫笃好经世、金石之学蔚成风气，以翁同龢、潘祖荫等当朝显贵为首，京师上自尚、侍，下至编、检以及部曹，无不靡然相从。昔年张之洞在翰林院任职时，与王懿荣、吴大澂等收藏名家订交，就写有不少品论金石的文字。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披露，午桥与张之洞同处武昌时，两人经常闹些不愉快，张之洞对午桥的学识颇不以为然，说他不过搜罗些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谬庸风雅。还有人说，午桥投到收藏里的钱，都是贪污公款所得。更有人言之凿凿，许多归到午桥名下的藏品，有的是久借不还，有的是他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得来的。比如，以研究甲骨文著称的“铁云先生”刘鹗，藏有一块宋代端砚，午桥为了搞到它，给刘罗织了一项“私售仓粟”的罪名把他发配新疆。检举者们还说，甚至他还把手伸向了曾经有恩于他的翁同龢，翁开缺回籍后，午桥以借为名向翁的家人索去了孤本《娄寿碑》，作为他替翁奏请开复的条件，开复的事没有下文，事后翁家愿以五千金赎回此碑帖，但遭到拒绝。
　　尽管经受着种种责难，午桥海内收藏名家的声名还是不胫而走。从他四十岁那年起，他建立起了一个由青铜器、古玉、石刻、瓦当、古印、字画组成的庞大的古物王国。这个世界有何等规模？朋友郑孝胥说的“收藏甲天下”还只是泛泛之语，监察官员、藏书家胡思敬说他移任时，数十年间收藏的玩好、书画、碑帖装满数十车，“运之不尽”，当无夸大。直到1916年，那时距端方死于乱军阵中已有五年，藏品也散佚不少，北洋政府收藏午桥旧藏，开列清单上的吉金乐石、名画宝书还达一千三百余种，其中仅是古石，就有一千余方。
　　《清史稿》说：“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直把他比作前朝毕沅、阮元一流的人物。同时代官场中一些有同好的官员不无歆羡地说，不管政务如何繁忙，午桥总会抽出时间来和一帮朋友饮酒读画、摩挲金石，一派名士气度。曾入午桥幕府的况周颐、邓邦述等人曾说，座主吸引他们的，不是处理政务时的谋虑周全和那股子狠劲，而是他对已经逝去的那个世界的无比虔敬之心。无疑，那是一个辉煌的年代，而午帅，“以考订金石为大宗”，以一颗粹然古心，坐拥那个世界，让每一件古器物都带上自己的体温，他简直是安心生活在那个古意盎然的世界。
　　在所有这些收藏品中，午桥最看重的是青铜器，且年代愈久远愈好。国家自商周以来，祭器和礼器率由青铜铸造，摩挲这些层层绿锈包围的国之重器，研究上面精美的图饰和铭文，午桥看到的是一个个落叶般的世代，他或许还看到了时间的秘密，时间是螺旋形前进的，如同戏台上方制造出回声的藻井。
　　在他收藏的四百余件青铜礼器、兵器和衡器中，有一百多件来自商周时代，他最引以为豪的是1901年出土于陕西凤翔的一件商代酒器，由于长年埋藏于干燥的黄土中，这件酒器上的绿锈是浅褐色略带一点柑榄绿。他告诉过幕僚，他甚至能闻到隔着数千载的丝丝缕缕陈年的酒香。另外一件他喜欢的，是差不多同时期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一件商代礼器。当他于1908年为这些青铜器编制一份目录时，他把这两件酒器放在了《陶斋吉金录》开篇的首要位置上。在这本金石目录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北魏的一尊金铜弥勒佛像，火焰式的光环和人物衣饰褶皱的雅致线条，在每一个观者那里都会唤起美学和宗教的双重回应。据说这尊佛像曾是湖南一座破败的寺院的镇寺之宝，午桥出了一大笔钱重修庙宇，当家和尚才同意把这尊鎏金佛像作为回报送给他。
　　午桥对青铜器近乎狂热的嗜爱，甚至影响了他的朋友、来自美国的艺术品收藏家约翰·福开森。1887年，这位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基督教殉道宗传教士坐慢船来到中国，在镇江这座小城学习中文，当他的中文熟练到能够与乡人交谈无碍时，他来到南京，出任了日后的私立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的校长。19世纪90年代初，与版本目录学家、南京钟山书院院长缪荃荪的一次偶然结识，使他初窥青铜器铭文的堂奥。随后，缪把他引荐给了好友端午桥。福开森先生说，正是午桥的丰富藏品，为他敞开了一扇进入青铜器世界的大门。他回忆说：“许多个夜晚，在南京副王府衙，我与他共享摆放在大诸葛亮鼓上的晚宴，而我们自己则以小鼓为座。”
　　福开森所说的“诸葛亮鼓”，据《陶斋吉金录》里的图录，可知是出自中国南方边陲和安南的一种鼓，高的齐膝，矮的如马扎，鼓身有许多装饰性的纹饰，既用作征战和庆典，也是祈雨仪式中的一种礼器。午桥收藏了许多这种南方的鼓，因此拿来作了晚宴的餐桌和餐椅。
　　福开森继续描绘他与端方在南京的那次别致的晚餐：
　　这种场合因展示一些新近获得的青铜器珍宝，显得更加与众不同。他在《陶斋吉金录》中留下了伟大藏品的完整记录。在浏览这部著作时，我总是想起这位伟大的鉴赏家触摸他美妙的青铜器时，那炯炯有神的双眼和紧张不安的动作。
　　午桥给他讲鉴赏圈的那些佚事，盛昱、刘铁云、吴大澂、刘心源，一个个全是令他血脉偾张的杰出学者的大名。午桥还传授他古铜器的鉴别之法。商周的铜器，叩击时会发出清越的声响，而宋元以后的，叩击时声音模糊不清。另一个方法是鼻子去闻，当用掌心轻快地摩擦时，上古时期的铜器不会散发出腐臭味，而唐以后的器物就没有异味。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在南京森严的府衙里与一位著名的学者和鉴赏家探讨中国古典文化，这在他肯定是一种珍奇而兴奋的经历。多年后，福开森写作《简明中国艺术史》时，他还会想起南京的那个晚上午桥对他说的那番话。他把艺术品分为金石（金属、石器和瓷器）和书画两大类，并说金石学与考古学天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就是来自午桥的启悟。 　　福开森某次在江孚轮中偶遇前往武汉视事的盛宣怀，得到了一个前往上海南洋公学出任监院的机会，自那以后，他出任张之洞、刘坤一幕僚，就任邮传部顾问，与午桥几乎再无直接见面。午桥横死后，他出手买下了陶斋的许多旧藏品，以作对故友的思念。现藏英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东晋画家顾恺之手卷《洛神赋图》，据说就是端方的儿子继先出售给福开森的，1914年福开森在写给画商弗利尔的信中说：
　　前任总督（即端方）之子来见我，请我与他一起去见他母亲。他们非常着急搞一次出售，因为他们在中秋节之前有几笔债务需要偿还。你知道在中国有三大节日必须支付债务。而这个不幸的家庭自从他们的父亲死去后，除了家藏的一些艺术品外已别无长物了……自革命以来，这些画就藏于天津。
　　那一次，弗利尔从福开森手中得到的陶斋旧物，还有一幅北宋名家李公麟的山水长卷的残页，因为这件画作的真伪存有诸多疑点，弗利尔只同意支付三百余美元。
　　1906年夏天，工部前官员何刚德在庆亲王奕劻的王府里见到刚刚结束宪政考察回来的端午桥时，午桥第一眼并没有认出他。何刚德长午桥六岁，初登官阶时是进士身份，而午桥不过是一个举人，二十多年前他们同在工部任芝麻小官时，他的官阶要高于午桥。但此时见面，午桥已历任多个省份的督抚，又是回京述职的钦差大臣，已使旧日同僚相形见绌。
　　何刚德以下属之礼参见午桥，因为两年前午桥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时，何是苏州知府。午桥执意不让，两人推让一会，谈了一阵年轻时在工部工作的趣事，交换了一些昔日同僚的信息，话题就转入了时局。给何刚德的感觉，刚刚镀金回来的午桥气概之盛，真有不可一世之感。他变得很爱说话，滔滔不绝地谈时政，谈立宪，让何刚德几乎找不到插话的机会。其实午桥根本不需要他人插话，他的每一场交谈，都像是一场小型的演说会。“欧美立宪真是君民一体，毫无隔阂，我大清真该早日仿行之”。他还盛赞欧美的新闻制度，“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访事，皆可随时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国宜师其意”。言语中对中央政府在宪政一事上的迟滞态度颇有微词，对执掌中枢的中央衮衮诸公，提起来更是不屑。
　　不久后，何刚德从邸报上读到了端方向朝廷汇报考察结果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感慨自己与老同事思想之日新月异相比，真不可以道里计。这份奏折之要旨，在于呼吁中央，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尽速制定宪法、推进政改。端方大胆宣称，立宪与专制，向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主和臣民，大家都是在同一规则下行事，可望和衷共济，如果没有宪法制约君权，则人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破坏者，“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看在早年同僚的分上，午桥还送了他一册自己所编的《欧美政治要义》，告诉他，中国的立宪运动必须先研习各国成功经验，方能少走弯路。
　　午桥回国后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又干了三年，期间还经历了高层政坛的诡谲一幕：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紧捱的两日里相继去世。或许是期望半个世纪前同治中兴的余光能够返照，太后在弥留之际最后一刻的清醒中下达了一道懿旨，宣布由光绪的亲弟弟、年轻的醇亲王载沣出任摄政王，遇有大事则向大行皇帝的皇后、隆裕皇太后面请施行。一个后威权时代降临了，几乎和半个世纪前咸丰帝去世后如出一辙的权力架构——年轻能干的小叔子和深宫里拥有最后决策大权的嫂子。但帝国最好的时光毕竟已经逝去，这样一个曾经成功的搭配，已无法给大清带来新的辉煌。
　　摄政王载沣刚一上台执政，就对他治下的高级官员来了个大动作。先是以照顾“足疾”为名，把慈禧太后生前引为肱股的重臣袁世凯开缺回籍。年轻的摄政王（这一年他只有27岁）之所以这么做，政治经验不足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个当代曹阿瞒的一份忌恨之心，因为传说中是袁的倒戈给了他的哥哥致命一击。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摄政王出的是一记昏招，不仅给早已炽烈燃烧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浇油，还放虎归山，亲手制造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袁世凯出京是1909年1月。这年6月，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突然暴病，载沣又把端方从两江急调补任。直督为疆臣领袖，世人一向瞩目，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思想开明的满洲亲贵前途将无可估量，极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政治领袖。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大跌眼镜，这个行情看涨的新总督只干了不到半年，就遭革职处分，政局的变幻着实令人吃惊。
　　此事太过突然，坊间自是议论纷纭。而究其起因，却与一桩葬礼有关。
　　这年11月15日，内务府决定把慈禧太后梓宫安葬遵化州菩陀屿的东陵，端方以地方疆臣大员，例应供差。热热闹闹的奉安大典办毕，本该歇口气了，随扈的农工商部左丞、散秩大臣世袭一等肃毅侯李国杰突然发难，弹劾端方在太后的安葬仪式上“大不敬”。
　　李国杰参劾端方奉安大典上的失礼行为，主要集中在三个细节：一是派人沿途拍照；一是大典进行中端方的大轿从侧旁“横冲神路”；一是于风水墙内借行道树为电杆。
　　疏状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端方也没想到事会闹得这么大，急向内务府太监总管小德张求情疏通。就在大典前不久，隆裕太后命亲信太监小德张检查由北京到东陵的灵道时，他曾和奉天辽北总统张勋、武卫左军总统官姜桂题等一众官员拜访过这位宫中内监头目，也算是浅有交情。殊不知那次拜访，虽然一开始小德张因与他弟弟端锦有旧，对他也算格外留意，却因他疏阔、倨傲的个性，已经无意中得罪了这位太后眼前的红人。那次拜会，他没准备礼物，对这个宫中内侍也没太放在心上，会面时，心思缜密的张勋注意到，端方只是略微动了一下胳膊以示行礼。正是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让小德张一下子对他种下了傲慢、无礼的坏印象。当时端方如果及时觉察了，作出修好的举动，送些钱财疏通下关系，也不会招致后者的落井下石了。端方在小德张处“屈意相求，至于长跪”，甚至禁卫军大臣载涛一起帮着求情，小德张还是封着个长脸，不为所动。三日后，这个坐镇一方的大吏竟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遭革职查办，接替他职务的，是原湖广总督陈夔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