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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网络表达中到处弥漫的怨恨情绪，使技术理性的价值产生位移或曰颠覆，正价值如正义、公平、为承认而斗争等，在怨恨的情绪及其网络表达中导向负价值：网络暴政、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使人陷入“单向度的人”的危险。当下网络表达的无序和失序，正是怨恨的现象学呈现。因而，透过现象学观察的怨恨及其网络表达，或许可为我们反思批判当下和建构新的网络伦理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怨恨；舍勒；网络表达；价值位移；网络伦理
中图分类号：D669.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1704
2011年3月底，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受害人死亡一案开庭审判。事件引发再度的网络热议，在一片对药家鑫表达强烈谴责、愤慨的网络声音中，西安音乐学院08键盘系学生李颖却称受害人“记车号不要脸”，并称如果是自己的话“也会捅的”。 随后，王小山、李承鹏等网络名人纷纷发出谴责、愤怒的声音，李更以一篇博文《药》，将之与一百年前的围观杀人相提并论，切中国人的麻木与熟视无睹，并发出“该吃药了”的无奈喟叹。
网络表达正与转型期社会层出不穷的非常态事件一起“互动”，构成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态。怨恨弥漫在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之中。怨恨的精神气质的萌发及其表达正在成为我们所处社会的特殊状态。一个鲜明的社会表征则是，伴随经济发展和网络开放而来的，是自我表达的自由与表达的限制之间的紧张而造成的网络表达的无序与失序。
在舍勒看来，怨恨具有伪造价值图表的能力。“伪造”的提出，暗含一个前提即是：“真正的”价值图表是存在的。在舍勒的价值谱系中，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远高于有用价值和感官价值，此即“真正的”价值图表。怨恨的伪造，则在于其造成人的心灵的扭曲和价值偏爱结构的颠倒。
一般意义上，权力、美、崇高、善等正价值是一个社会中的民众所普遍认可的——“真正的”价值图表中的必然选项。但是，当怨恨之人无法驾驭、拥有这些价值的本性或事物时，他们的价值感就会发生转向，即认为这一切都毫无价值。“在价值感发生转向、与思想相应的判断在集体中扩散之后，这些人（强大、健康、富有、美好的人）就再不值得羡慕，再不值得仇恨，再不值得去报复了；相反，他们倒值得怜恤、值得同情了”。[1]436正是通过这种对价值图表的“伪造”，道德价值判断的向度发生逆转，因而，价值的颠覆，或曰价值的位移，就此发生了。
一、网络“民主”与“多数暴政”
网络表达既被赋予了正面价值：表达自由的实现、个体意识的高扬、公共参与、话语民主；与此对应的，恰恰相反的批评指责同步存在：享乐主义、网瘾、喧嚣、网络暴力。
网络作为虚拟技术的体现，正如舍勒所言：“……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2]
基于匿名性质的主体平等性、信息大众化导致的网络权力结构扁平化、空间无界性、参与直接性，使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民主的某些性质：“公共领域的不发达，使互联网几乎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3]因而，网络以其较为彻底的自发性、独立性和平等性，打破至少是削弱了垄断主义而让多元与对话成为主流。
网络“民主”与“自由”一旦越过怨恨的边界，便是对民主和自由的反动，转向“网络暴力”。民主的素朴观念即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胜利，但是多数人却有可能集结起来侵害少数人的正当利益，即所谓“多数暴政”。网络民主并不等同于多数人的意志，直接民主并不就是网络民主。尤其当怨恨成为网络表达的动因和表征时，貌似“民主”的表达往往只是言语的暴力。
网络暴力舆论的滥觞始于“铜须门”事件。2006年4月，猫扑论坛出现一封五千字长信，痛斥网名为“铜须”的大学生与其妻有染，作者网名为“锋刃透骨寒”。该帖子一经发出，就引起了诸多网民对“铜须”的不满和攻击，破口大骂“铜须”的言论很快在猫扑论坛蔓延开来，短短几天时间之内，事态迅速升级，网民在没有验证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很快发动了对“铜须”的网络搜索令，数十万人参与其中。很快，“铜须”的个人资料被网民们挖了出来，其真实姓名、身份、年龄、家庭住址、主要经历、照片等信息纷纷在网络上被曝光，“铜须”一时间成为网民们争相辱骂的对象。随后，网民们进一步将事态扩大，呼吁社会各界对“铜须”进行实质性的封杀，要求广大机关、企业、医院等用人单位对郑新（铜须原名）及其同伴进行抵制，不录用、不认可、不理睬……随后，越来越多的网络事件发生：“姜岩事件”、“史上最毒后妈”、“很黄很暴力事件”、“3377事件”等接踵而至。人肉搜索引擎的出现，更是让网络暴力舆论成为一种越来越简单的事情。
当前网络表达中的“多数暴政”，在怨恨情绪下体现为以下程序：以“道德”为准绳，以激烈言辞在网络空间对事件当事人进行道德审判，并以公布事主个人隐私信息等方式，使网络的道德审判转向现实生活。尤可注意的是，网民自发的对“真相”的热情窥视，往往并非与自身利益相关，而是“非直接利益相关”，对“真相”不在场和经由媒介呈现的拟态环境所激起的怨恨，成为集体怨恨的爆发点和增长点。
二、为承认而斗争？
“为承认而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是继“为生存而斗争”（struggle for survival）之后的人类竞争的新形式。黑格尔坚持认为，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内在压力，有助于建立一种保障自由的实践政治制度。个体要求其认同在主体之间得到承认，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道德紧张关系扎根在社会生活之中，并且超越了现有的一切社会进步制度标准，不断冲突和不断否定，渐渐通向一种自由交往的境界。[4]P9
黑格尔是在正面意义上肯定了为承认而斗争的价值。但当下基于怨恨的表达，及网络表达中呈现出的怨恨情绪，究竟是正面的价值即“为承认而斗争”，还是仅仅是一种斗争的姿态？ 2011年年初一段“浴室征婚”视频迅速走红网络，内容是一位担心女儿（干露露）嫁不出去的母亲，寻思着给1985年出生、至今单身的女儿拍视频，放到网上征婚。但因视频中多次出现过于裸露的镜头，被怀疑是母女联手炒作，继而引起网民的广泛争议。干露露像之前各类“门”的主角一样，以特殊方式赢得了“认同”——知名度和工作机会——成为电视节目的采访对象和表演嘉宾。耐人寻味的是，当炒作的动机和事实被揭穿之后，干露露母女不仅坦承了此事，并将之归因为娱乐圈的潜规则盛行，而选择在网络以征婚名义炒作的原因，则在于生存的压力和此前通过类似方式“成功”的案例的启发。
一般而言，生存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问题解决之后，进而转向对尊严和意义的追求。但是，当面包、娱乐、文化乃至人的“呈现”以流水线的方式源源不断地生产、分配并普遍消费之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改变。日渐被定义为“地球村”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被规模的物化生产和虚拟的网络存在日益规定为“他者”与“他们”——符号——而非“我”与“我们”的紧张和冲突：我们已经从休戚与共的生活共同体，被抛入了充满了异己、他者的社会。
关键的问题在于：孤独的个体被无情抛出，如何被重新锚定在社会之中？霍耐特对此的回答指出了关键之处，即在个体化与承认之间具有内在的相互依赖性。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越来越依赖于并规定为他人的承认。在理想状态下，承认的方式可以是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认知尊重（cognitive respect）和社会尊敬（social esteem）；它们所对应的人格方面，分别是需要与情感、道德责任、特性与能力；承认的外在形式，则是爱与友谊、权利、团结。经由“承认”，个体所实现的自我关系，对应为基本自信、自尊、自重[13]135。
对生存现状和惨痛经历的怨恨成为这对母女策划浴室征婚事件的动机，继而演变为行动。其背后，也隐藏着“被承认”的愿望和“斗争”的姿态：出于对自身状况和社会现实的不满，渴望得到支持、尊重与尊敬。但“为承认”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在这里并未体现为黑格尔所坚持的“通向一种自由交往的境界”，仅仅简单异化为赢取“名气”、取得生存的基本条件、改善生活状况。“斗争”也简单异化为对身体的消费：裸露、表演、传播。其所对应的个体所应实现的自我关系，不仅不能对应为霍耐特规定的“基本自信、自尊、自重”，反而将自身陷入被质疑、否定乃至异质化的危险境地。
与干露露事件一样，在当下网络表达的怨恨情绪及其体验中，终极现实（ultimate reality）崩塌于价值面前：“现代人的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恰是产生向外倾泻精力的无止境活动渴望的根源和发端。……他们由于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无依靠感而投身外部事务的洪流，……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以及对世界和文化的日益强烈的憎恨和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具有强大的心理力量，这一切恰是加尔文主义中资本主义精神的根子，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以纯然‘孤寂的灵魂及其与上帝之关系’为口实摧毁了一切团契共同体，最终把人的一切联结纽带引向外在的法律契约和利益结合。”[5]60-61
三、主体性的消解与“单向度的人”
网络满足了人表达自己和关注他人的双向度的需求[3]。这种满足源于网络的信息化本质。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信息化的本质就是信息空间（他也称之为“虚拟空间”、“流动空间”、“网络社会”）的重组。这个重组的过程和结果是造成了一个新的、基于技术理性的虚拟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
就网络作为人实现自身目的、价值的技术手段而言，它本应只是作为工具的存在，帮助人们实现自由表达的目的，是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定义自我的方式。现实的情形则是，人自身，包括技术手段日益成为实现目的——通常是创造享受价值——的手段，成为理性认识的可冷静分析的对象，人的形象不仅未以“理性”的人的形象呈现，反倒成为可计量、可操作、可约束、过度追求感官价值、有用价值的“物”。情感、理性、意志的独具可能性的行为之“在”，逐渐演变为工业体制的符号之“在”。人的价值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剥离，在怨恨的集体价值感中模糊了价值边界，最终使网络表达的价值发生位移。
人的主体性并未在网络中得以实现，反而得以消解：他（她）或他们（她们）仅是表达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是符号代替了人在网络实现了交互，而交互、熟络的过程恰恰是陌生化、异质化的过程，他们并未因此而建构、巩固现实社会中的“我”，反因技术手段的先进，日益“远离”实体社会。由此呈现的一个社会场景通常是：一个在网络呼风唤雨、高呼口号的英雄，在线下却可能是沉默寡言、思路迟钝的一介懦夫；一个在网络中彬彬有礼的绅士，现实社会中可能隐藏着伪善、欺诈、邪恶的动机。
因此，正如上文分析，怨恨的生成，既源自无能感，又更大程度上挫败人的主体性，使无能者更无能，使无力者更无力。
人作为主体的完全性被信息的不完全性冲击。“技术理性的发达，信息的泛滥甚至超负荷运载非但没有引致信息的完全，反倒使信息越来越不完全；进一步地，人们所吸收的信息极其有限。”[6]这种冲击的结果是，网络创造的产品、服务越丰富、全面，网络表达的言辞、符号越热闹、喧嚣，就越难让人真正感到内心的满足和幸福。这是舍勒断言的“现代禁欲主义”。古代禁欲主义的理想是“以最低限度的惬意事物，然后才是有用事物去获得最大的惬意享受。”前者的理想则是“在惬意和效用达到最大程度时获取最低限度的享受。”因而，“不计其数的惬意刺激恰恰在扼杀享受的功能及其文化”、“这便是我们大城市的娱乐‘文化’的‘意义’。”[7]
网络出现之后，为“现代禁欲主义”的理想提供了广阔温床：人们在此享受、消费食品、影视作品、书籍乃至“人”。基于怨恨的群体歧视和网络炫富“蔚然成风”：“烧钱男”用大叠百元人民币点烟，“雅阁女”叫嚣着“月入3000以下都是下等人”，还有“高贵的上海人”“易烨卿”，“戴22万名表”的“7万女”，百度“药家鑫”贴吧中“鄙夷”药家鑫“开的也不是什么好车，标准的平民代步工具……丢不起那人”，并建议药家鑫“想灭口么也不用下车弄一手脏”的网友“玉米曰包谷”……这一以“物”的消费对象和消费主体呈现的人的状况，被马尔库塞的指控所牢牢锁定。 马尔库塞指控“单向度的人”，本意旨在揭示发达工业社会的病原所在，即集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融合，“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维”的融合所造成的“现代人的全面异化”：“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是经济的事实和对象，“而且是整个人的存在和‘人的现实’。”网络技术的发达加速了这一进程，怨恨情绪则使人在现实社会异化的同时，在虚拟社会也全面异化：单向度的人把自身与在网络中建构、强加于他的存在等同起来，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他将这种“一致”当作唯一的客观现实，从而被异化了的存在所淹没。他的内心世界中没有一个追求自由的“向度”，没有造反的和“大拒绝”的思想，没有与现实对立起来的“疏远”的幻想，所以他是完全僵化的“物”，是按照技术理性行事的工具。他的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或者甚至只是一部机器的一部分，不是积极的，就是消极的；不是生产性的，就是接受性的，在他的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里为这一制度效力。”[8]
由此，我们从舍勒现象学的分析出发，得出基本结论：怨恨正在成为我们实体社会和虚拟社会的共同情绪，它笼罩在我们头上，阴魂不散。当前网络表达中到处弥漫的怨恨情绪，使技术理性的价值产生位移或曰颠覆，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使人陷入“单向度的人”的危险。当下网络表达的无序和失序，正是怨恨的现象学呈现。因而，透过现象学观察的怨恨及其网络表达，或许可为我们反思、批判当下、建构新的网络伦理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舍勒.舍勒选集（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马克思·舍勒.死·永生·上帝[M].孙周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 ].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5]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M ].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预测——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马克思·舍勒.价值的颠覆[M].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8]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关键词：怨恨；舍勒；网络表达；价值位移；网络伦理
中图分类号：D669.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1704
2011年3月底，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受害人死亡一案开庭审判。事件引发再度的网络热议，在一片对药家鑫表达强烈谴责、愤慨的网络声音中，西安音乐学院08键盘系学生李颖却称受害人“记车号不要脸”，并称如果是自己的话“也会捅的”。 随后，王小山、李承鹏等网络名人纷纷发出谴责、愤怒的声音，李更以一篇博文《药》，将之与一百年前的围观杀人相提并论，切中国人的麻木与熟视无睹，并发出“该吃药了”的无奈喟叹。
网络表达正与转型期社会层出不穷的非常态事件一起“互动”，构成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态。怨恨弥漫在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之中。怨恨的精神气质的萌发及其表达正在成为我们所处社会的特殊状态。一个鲜明的社会表征则是，伴随经济发展和网络开放而来的，是自我表达的自由与表达的限制之间的紧张而造成的网络表达的无序与失序。
在舍勒看来，怨恨具有伪造价值图表的能力。“伪造”的提出，暗含一个前提即是：“真正的”价值图表是存在的。在舍勒的价值谱系中，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远高于有用价值和感官价值，此即“真正的”价值图表。怨恨的伪造，则在于其造成人的心灵的扭曲和价值偏爱结构的颠倒。
一般意义上，权力、美、崇高、善等正价值是一个社会中的民众所普遍认可的——“真正的”价值图表中的必然选项。但是，当怨恨之人无法驾驭、拥有这些价值的本性或事物时，他们的价值感就会发生转向，即认为这一切都毫无价值。“在价值感发生转向、与思想相应的判断在集体中扩散之后，这些人（强大、健康、富有、美好的人）就再不值得羡慕，再不值得仇恨，再不值得去报复了；相反，他们倒值得怜恤、值得同情了”。[1]436正是通过这种对价值图表的“伪造”，道德价值判断的向度发生逆转，因而，价值的颠覆，或曰价值的位移，就此发生了。
一、网络“民主”与“多数暴政”
网络表达既被赋予了正面价值：表达自由的实现、个体意识的高扬、公共参与、话语民主；与此对应的，恰恰相反的批评指责同步存在：享乐主义、网瘾、喧嚣、网络暴力。
网络作为虚拟技术的体现，正如舍勒所言：“……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2]
基于匿名性质的主体平等性、信息大众化导致的网络权力结构扁平化、空间无界性、参与直接性，使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民主的某些性质：“公共领域的不发达，使互联网几乎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3]因而，网络以其较为彻底的自发性、独立性和平等性，打破至少是削弱了垄断主义而让多元与对话成为主流。
网络“民主”与“自由”一旦越过怨恨的边界，便是对民主和自由的反动，转向“网络暴力”。民主的素朴观念即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胜利，但是多数人却有可能集结起来侵害少数人的正当利益，即所谓“多数暴政”。网络民主并不等同于多数人的意志，直接民主并不就是网络民主。尤其当怨恨成为网络表达的动因和表征时，貌似“民主”的表达往往只是言语的暴力。
网络暴力舆论的滥觞始于“铜须门”事件。2006年4月，猫扑论坛出现一封五千字长信，痛斥网名为“铜须”的大学生与其妻有染，作者网名为“锋刃透骨寒”。该帖子一经发出，就引起了诸多网民对“铜须”的不满和攻击，破口大骂“铜须”的言论很快在猫扑论坛蔓延开来，短短几天时间之内，事态迅速升级，网民在没有验证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很快发动了对“铜须”的网络搜索令，数十万人参与其中。很快，“铜须”的个人资料被网民们挖了出来，其真实姓名、身份、年龄、家庭住址、主要经历、照片等信息纷纷在网络上被曝光，“铜须”一时间成为网民们争相辱骂的对象。随后，网民们进一步将事态扩大，呼吁社会各界对“铜须”进行实质性的封杀，要求广大机关、企业、医院等用人单位对郑新（铜须原名）及其同伴进行抵制，不录用、不认可、不理睬……随后，越来越多的网络事件发生：“姜岩事件”、“史上最毒后妈”、“很黄很暴力事件”、“3377事件”等接踵而至。人肉搜索引擎的出现，更是让网络暴力舆论成为一种越来越简单的事情。
当前网络表达中的“多数暴政”，在怨恨情绪下体现为以下程序：以“道德”为准绳，以激烈言辞在网络空间对事件当事人进行道德审判，并以公布事主个人隐私信息等方式，使网络的道德审判转向现实生活。尤可注意的是，网民自发的对“真相”的热情窥视，往往并非与自身利益相关，而是“非直接利益相关”，对“真相”不在场和经由媒介呈现的拟态环境所激起的怨恨，成为集体怨恨的爆发点和增长点。
二、为承认而斗争？
“为承认而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是继“为生存而斗争”（struggle for survival）之后的人类竞争的新形式。黑格尔坚持认为，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内在压力，有助于建立一种保障自由的实践政治制度。个体要求其认同在主体之间得到承认，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道德紧张关系扎根在社会生活之中，并且超越了现有的一切社会进步制度标准，不断冲突和不断否定，渐渐通向一种自由交往的境界。[4]P9
黑格尔是在正面意义上肯定了为承认而斗争的价值。但当下基于怨恨的表达，及网络表达中呈现出的怨恨情绪，究竟是正面的价值即“为承认而斗争”，还是仅仅是一种斗争的姿态？ 2011年年初一段“浴室征婚”视频迅速走红网络，内容是一位担心女儿（干露露）嫁不出去的母亲，寻思着给1985年出生、至今单身的女儿拍视频，放到网上征婚。但因视频中多次出现过于裸露的镜头，被怀疑是母女联手炒作，继而引起网民的广泛争议。干露露像之前各类“门”的主角一样，以特殊方式赢得了“认同”——知名度和工作机会——成为电视节目的采访对象和表演嘉宾。耐人寻味的是，当炒作的动机和事实被揭穿之后，干露露母女不仅坦承了此事，并将之归因为娱乐圈的潜规则盛行，而选择在网络以征婚名义炒作的原因，则在于生存的压力和此前通过类似方式“成功”的案例的启发。
一般而言，生存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问题解决之后，进而转向对尊严和意义的追求。但是，当面包、娱乐、文化乃至人的“呈现”以流水线的方式源源不断地生产、分配并普遍消费之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改变。日渐被定义为“地球村”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被规模的物化生产和虚拟的网络存在日益规定为“他者”与“他们”——符号——而非“我”与“我们”的紧张和冲突：我们已经从休戚与共的生活共同体，被抛入了充满了异己、他者的社会。
关键的问题在于：孤独的个体被无情抛出，如何被重新锚定在社会之中？霍耐特对此的回答指出了关键之处，即在个体化与承认之间具有内在的相互依赖性。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越来越依赖于并规定为他人的承认。在理想状态下，承认的方式可以是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认知尊重（cognitive respect）和社会尊敬（social esteem）；它们所对应的人格方面，分别是需要与情感、道德责任、特性与能力；承认的外在形式，则是爱与友谊、权利、团结。经由“承认”，个体所实现的自我关系，对应为基本自信、自尊、自重[13]135。
对生存现状和惨痛经历的怨恨成为这对母女策划浴室征婚事件的动机，继而演变为行动。其背后，也隐藏着“被承认”的愿望和“斗争”的姿态：出于对自身状况和社会现实的不满，渴望得到支持、尊重与尊敬。但“为承认”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在这里并未体现为黑格尔所坚持的“通向一种自由交往的境界”，仅仅简单异化为赢取“名气”、取得生存的基本条件、改善生活状况。“斗争”也简单异化为对身体的消费：裸露、表演、传播。其所对应的个体所应实现的自我关系，不仅不能对应为霍耐特规定的“基本自信、自尊、自重”，反而将自身陷入被质疑、否定乃至异质化的危险境地。
与干露露事件一样，在当下网络表达的怨恨情绪及其体验中，终极现实（ultimate reality）崩塌于价值面前：“现代人的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恰是产生向外倾泻精力的无止境活动渴望的根源和发端。……他们由于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无依靠感而投身外部事务的洪流，……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以及对世界和文化的日益强烈的憎恨和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具有强大的心理力量，这一切恰是加尔文主义中资本主义精神的根子，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以纯然‘孤寂的灵魂及其与上帝之关系’为口实摧毁了一切团契共同体，最终把人的一切联结纽带引向外在的法律契约和利益结合。”[5]60-61
三、主体性的消解与“单向度的人”
网络满足了人表达自己和关注他人的双向度的需求[3]。这种满足源于网络的信息化本质。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信息化的本质就是信息空间（他也称之为“虚拟空间”、“流动空间”、“网络社会”）的重组。这个重组的过程和结果是造成了一个新的、基于技术理性的虚拟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
就网络作为人实现自身目的、价值的技术手段而言，它本应只是作为工具的存在，帮助人们实现自由表达的目的，是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定义自我的方式。现实的情形则是，人自身，包括技术手段日益成为实现目的——通常是创造享受价值——的手段，成为理性认识的可冷静分析的对象，人的形象不仅未以“理性”的人的形象呈现，反倒成为可计量、可操作、可约束、过度追求感官价值、有用价值的“物”。情感、理性、意志的独具可能性的行为之“在”，逐渐演变为工业体制的符号之“在”。人的价值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剥离，在怨恨的集体价值感中模糊了价值边界，最终使网络表达的价值发生位移。
人的主体性并未在网络中得以实现，反而得以消解：他（她）或他们（她们）仅是表达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是符号代替了人在网络实现了交互，而交互、熟络的过程恰恰是陌生化、异质化的过程，他们并未因此而建构、巩固现实社会中的“我”，反因技术手段的先进，日益“远离”实体社会。由此呈现的一个社会场景通常是：一个在网络呼风唤雨、高呼口号的英雄，在线下却可能是沉默寡言、思路迟钝的一介懦夫；一个在网络中彬彬有礼的绅士，现实社会中可能隐藏着伪善、欺诈、邪恶的动机。
因此，正如上文分析，怨恨的生成，既源自无能感，又更大程度上挫败人的主体性，使无能者更无能，使无力者更无力。
人作为主体的完全性被信息的不完全性冲击。“技术理性的发达，信息的泛滥甚至超负荷运载非但没有引致信息的完全，反倒使信息越来越不完全；进一步地，人们所吸收的信息极其有限。”[6]这种冲击的结果是，网络创造的产品、服务越丰富、全面，网络表达的言辞、符号越热闹、喧嚣，就越难让人真正感到内心的满足和幸福。这是舍勒断言的“现代禁欲主义”。古代禁欲主义的理想是“以最低限度的惬意事物，然后才是有用事物去获得最大的惬意享受。”前者的理想则是“在惬意和效用达到最大程度时获取最低限度的享受。”因而，“不计其数的惬意刺激恰恰在扼杀享受的功能及其文化”、“这便是我们大城市的娱乐‘文化’的‘意义’。”[7]
网络出现之后，为“现代禁欲主义”的理想提供了广阔温床：人们在此享受、消费食品、影视作品、书籍乃至“人”。基于怨恨的群体歧视和网络炫富“蔚然成风”：“烧钱男”用大叠百元人民币点烟，“雅阁女”叫嚣着“月入3000以下都是下等人”，还有“高贵的上海人”“易烨卿”，“戴22万名表”的“7万女”，百度“药家鑫”贴吧中“鄙夷”药家鑫“开的也不是什么好车，标准的平民代步工具……丢不起那人”，并建议药家鑫“想灭口么也不用下车弄一手脏”的网友“玉米曰包谷”……这一以“物”的消费对象和消费主体呈现的人的状况，被马尔库塞的指控所牢牢锁定。 马尔库塞指控“单向度的人”，本意旨在揭示发达工业社会的病原所在，即集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融合，“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维”的融合所造成的“现代人的全面异化”：“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是经济的事实和对象，“而且是整个人的存在和‘人的现实’。”网络技术的发达加速了这一进程，怨恨情绪则使人在现实社会异化的同时，在虚拟社会也全面异化：单向度的人把自身与在网络中建构、强加于他的存在等同起来，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他将这种“一致”当作唯一的客观现实，从而被异化了的存在所淹没。他的内心世界中没有一个追求自由的“向度”，没有造反的和“大拒绝”的思想，没有与现实对立起来的“疏远”的幻想，所以他是完全僵化的“物”，是按照技术理性行事的工具。他的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或者甚至只是一部机器的一部分，不是积极的，就是消极的；不是生产性的，就是接受性的，在他的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里为这一制度效力。”[8]
由此，我们从舍勒现象学的分析出发，得出基本结论：怨恨正在成为我们实体社会和虚拟社会的共同情绪，它笼罩在我们头上，阴魂不散。当前网络表达中到处弥漫的怨恨情绪，使技术理性的价值产生位移或曰颠覆，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使人陷入“单向度的人”的危险。当下网络表达的无序和失序，正是怨恨的现象学呈现。因而，透过现象学观察的怨恨及其网络表达，或许可为我们反思、批判当下、建构新的网络伦理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舍勒.舍勒选集（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马克思·舍勒.死·永生·上帝[M].孙周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 ].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5]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M ].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预测——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马克思·舍勒.价值的颠覆[M].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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