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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故人》宣传期，贾樟柯在酒店房间接到一个电话，劈头盖脸就来了一句：“贾导你变了。”对方没报姓名身份，自称多年观众，电话里翻来覆去就一个意思：“你不再是原来的贾樟柯了！你知道我有多失望吗？”委屈如控诉负心人。
这不是贾樟柯第一次遇上“你变了”。只是每到宣传期，这类控诉来得更加密集而直白，面对面地找上他，为错付的芳心要一个说法。这些年来，他的公共形象逐渐从一个抗争的地下导演，变成了国外电影节的投机分子一那些频频出现在他作品里的公共事件和中国符号，常被视为投机的佐证。
而如今，他为了《山河故人》17天里跑17个城市路演，发布会上彩衣娱亲般跳起霹雳舞，主题曲则找李宇春来合作。在不少评论者眼里，这甚至已经不再是投机，而是全面的拥抱，意味着往这300亿的票房市场纵身一跃，一去不返。人们几乎要指着他的鼻子责备“背弃了理想”。
或许，一定意义上《山河故人》正是对“你变了”的一次回应，让那些迷恋过他的故乡与故事的观众看看，从1999年到2025年，这个追逐速度的时代和它所承载的每一个乘客的变化。
贾科长的《站台》
2002年，贾樟柯得到一个新的名字：贾科长。命名者是一家盗版店的老板，见这个淘碟者一遍一遍翻找箱子的执着，忽然问了一句：“有一个‘贾柯樟’的《站台》你要吗？”贾樟柯把这个段子写进了随笔，当时他仍受禁止。
他的禁令因《小武》而起，因“私自拍摄《小武》一片并赴国外参赛，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片，拍摄时还没毕业，为了省钱选了用于新闻摄像的16mm胶片，而国内影院上映的电影要求用32mm以上胶片。片头没有龙标，字幕打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业”。后来他给电影局写的检查里，说不知道学生作业也走流程，虽然他的副导演顾峥回忆起来，加了“装作”二字。
1997年4月，贾樟柯和朋友们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用21天时间拍完了《小武》。第二年，影片入选了柏林电影节青年导演论坛，贾樟柯带着制片人的托付，去柏林参展兼卖片。
那天在柏林，放映结束灯光亮起，他上台进入问答环节，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他觉得这是人生里最漫长的一条路，长到足以让他怀疑，现场的激动反应会不会并不仅是因为礼貌。那天开始，他成为聚光灯下的贾樟柯导演。
《小武》得了8个奖，西方媒体毫不吝惜他们的版面与赞美，翻译文章比导演本人更早荣归故里：贾樟柯被称作“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但不到一年，1999年1月13日，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他被通知去领受一个判决结果：从这一日起，他被停止了拍摄影视作品的权利，并且没有提到期限。
当时他正在筹备《站台》，已和上影厂讨论过几次，但禁令来了。随后他找了北影，副厂长史东明为他奔走沟通，导演田壮壮愿意当他的监制。北影厂向电影局打报告，称《站台》“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决无问题”。贾樟柯自己没事也往电影局跑，哪怕早上8点被撂到晚上7点没人理睬，等久了也是有转机：被允许交一万块钱罚款，并得到了写一封声情并茂、承认自己“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检讨书的机会。
到了秋天，准拍证还是没有下文。北影厂建议他再等等，但贾樟柯拒绝了，就让第二部电影也成为地下吧。《站台》于他是半自传作品，是他的青春史诗，也是他的王国秩序，哪怕一个秋季，他都不能失掉。就像第二年，他拒绝了戛纳电影节的参赛邀请，他不管评奖，只管拍完春天的戏。
第二年暮春，《站台》在严重超支的情况下拍完。贾樟柯回到北京，每天待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剪片，6月初他完成了初剪，第一次试映时，剧组从夜半看到天明。又花了一个月，《站台》才成为了我们所知道的3小时lO分钟的模样。这仍是一个挑战商业发行的长度，却是这位导演所能容忍的，他的青春被截取的极限。
2000年8月《站台》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11月获得法国南特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但第二年夏天，才在三里屯一个酒吧里与国内观众见面。
这是“贾科长的《站台》”的前史，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对老板说，连纠正“贾樟柯”的想法都没有。他只是掏钱把这张碟买了回来。
地下电影
“我8年拍了4部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上映，谢谢大家的支持……”2004年4月，《世界》发布会上，贾樟柯没说完便转过身，他哭了。
《站台》开拍的时候贾樟柯也哭过。当时他把梁景春从男一换成男二，还逼人家剪掉为角色留了两年的头发，梁景春不乐意，两人吵了起来。贾樟柯当场扔下剧组，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往城外走，副导演顾峥在后面的车里远远地跟着他，看着出租车转进岔道，停在没修完的公路边，贾樟柯开门下车，一个人坐在地基上。坐了一会，他哭了起来。“他压力太大了。”顾峥回忆。
他的电影学院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上影厂做策划的马宁也认为，那一时期贾樟柯非常低落。
直到2003年末，电影局召集禁令之下的独立电影导演聊聊。11月初，电影局主动联系了王小帅，让他通知贾樟柯、娄烨等人，月中在电影学院座谈。
座谈会上，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的张献民代表“第六代”念了一份提纲。在接到通知后，他及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7人交流了意见，起草了一份提纲，希望让一部分不违反国家法规的禁令作品得以上映、公开审查标准或分级制度、以分级取代审查等。
后来，《世界》10月与上影达成意向，11月上影向电影局递交立项。马宁那段时间曾在夜里接到贾樟柯的电话。许是醉了，他反复只说着一句话，“月亮很好。”
但就像游戏通关一样，他自动被带入第二关。发布会上他刚哭过的眼眶尚红，媒体便来提问：票房不理想影院提前撤片你怎么看？
他苦口婆心解释：这是他的电影第一次国内上映；艺术片适合长线慢放映；观众的观影习惯需要培养；甚至，让观众在大银幕上看到建立情感联系、展现现实人生的作品，远比票房更重要。 人们还没有学会拍电影，就已经先学会了算账。刚刚得到了体制松绑的“第六代”，又马上被市场捆在了一起。
消散的“第六代”
“第六代”原本是一个热闹的名词，但如今，只能算是一个被媒体偶尔提及的过气名词。
贾樟柯究竟是不是“第六代”导演？这一点，恐怕就连他自己都没有弄清楚。
2010年，他在王小帅电影《日照重庆》点映会上发表“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演说时，一上来就说：“我自己不知道所谓‘第六代’是按什么来划分的。”
实际上，“第六代”导演并不能算作一个定位清晰的导演群体。他们一开始就被理论家、制片人争相命名、阐释，却很难做到标识统一。
这批大陆导演的共同点仅仅在于，他们都出生于1960年代前后，政治理念、作品风格则受到1980年代的思想艺术氛围影响。
叛逆和反抗造就了“第六代”。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研究所教授郝建在《第六代：命名式中的死亡与夹缝中的话语生命》里写道，“第六代”导演是“一群艺术主旨和个人生活态度、作品形态都有巨大差别的中国大陆电影导演”。
与同代人相比，贾樟柯的不同尤其明显。1993年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时，“他不那么合群，”《纽约客》作者欧逸文在一篇关于贾樟柯的报道里写道，“他的乡村背景令他与这些娇宠的城里学生距离更远一一他们开玩笑时互骂‘农民’。”
2014年，两位“第六代”代表人物的新闻把关于这个导演群体的消息从文娱版带到了社会版——张元再次因吸毒被抓，王全安则涉嫌嫖娼，一时引发热议。
有人感慨，“第六代”导演现在的关键词是“尴尬”：这个不稳定的群体本系同林，如今已成分飞燕。
贾樟柯认为，所谓的“第六代”已经消失。“第六代”的消散，并非是某种电影精神的消失，而只是每个被偶然纳入那个谱系的导演都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一个集体的消散，变为个体的试验，其实，这才是更正常的状态。
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沉寂，早已淡出中国电影产业第一线；另一些人则通过与电影截然不同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一一路学长因病去世，张元吸毒，王全安嫖娼。有的导演仍在咬紧牙关坚持艺术片路线，更多的人则改弦更张、别扭地拥抱商业。不少导演仍然活跃在中国影坛，但“第六代”导演群落和这个名词背后的独立、个人化和新锐、先锋，早已灰飞烟灭。
如今，45岁的贾樟柯也不再是过去那个拍《小武》的导演。随着“第六代”的标签日渐模糊，他早已开始寻找自己的道路。（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腾讯娱乐）
这不是贾樟柯第一次遇上“你变了”。只是每到宣传期，这类控诉来得更加密集而直白，面对面地找上他，为错付的芳心要一个说法。这些年来，他的公共形象逐渐从一个抗争的地下导演，变成了国外电影节的投机分子一那些频频出现在他作品里的公共事件和中国符号，常被视为投机的佐证。
而如今，他为了《山河故人》17天里跑17个城市路演，发布会上彩衣娱亲般跳起霹雳舞，主题曲则找李宇春来合作。在不少评论者眼里，这甚至已经不再是投机，而是全面的拥抱，意味着往这300亿的票房市场纵身一跃，一去不返。人们几乎要指着他的鼻子责备“背弃了理想”。
或许，一定意义上《山河故人》正是对“你变了”的一次回应，让那些迷恋过他的故乡与故事的观众看看，从1999年到2025年，这个追逐速度的时代和它所承载的每一个乘客的变化。
贾科长的《站台》
2002年，贾樟柯得到一个新的名字：贾科长。命名者是一家盗版店的老板，见这个淘碟者一遍一遍翻找箱子的执着，忽然问了一句：“有一个‘贾柯樟’的《站台》你要吗？”贾樟柯把这个段子写进了随笔，当时他仍受禁止。
他的禁令因《小武》而起，因“私自拍摄《小武》一片并赴国外参赛，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片，拍摄时还没毕业，为了省钱选了用于新闻摄像的16mm胶片，而国内影院上映的电影要求用32mm以上胶片。片头没有龙标，字幕打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业”。后来他给电影局写的检查里，说不知道学生作业也走流程，虽然他的副导演顾峥回忆起来，加了“装作”二字。
1997年4月，贾樟柯和朋友们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用21天时间拍完了《小武》。第二年，影片入选了柏林电影节青年导演论坛，贾樟柯带着制片人的托付，去柏林参展兼卖片。
那天在柏林，放映结束灯光亮起，他上台进入问答环节，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他觉得这是人生里最漫长的一条路，长到足以让他怀疑，现场的激动反应会不会并不仅是因为礼貌。那天开始，他成为聚光灯下的贾樟柯导演。
《小武》得了8个奖，西方媒体毫不吝惜他们的版面与赞美，翻译文章比导演本人更早荣归故里：贾樟柯被称作“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但不到一年，1999年1月13日，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他被通知去领受一个判决结果：从这一日起，他被停止了拍摄影视作品的权利，并且没有提到期限。
当时他正在筹备《站台》，已和上影厂讨论过几次，但禁令来了。随后他找了北影，副厂长史东明为他奔走沟通，导演田壮壮愿意当他的监制。北影厂向电影局打报告，称《站台》“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决无问题”。贾樟柯自己没事也往电影局跑，哪怕早上8点被撂到晚上7点没人理睬，等久了也是有转机：被允许交一万块钱罚款，并得到了写一封声情并茂、承认自己“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检讨书的机会。
到了秋天，准拍证还是没有下文。北影厂建议他再等等，但贾樟柯拒绝了，就让第二部电影也成为地下吧。《站台》于他是半自传作品，是他的青春史诗，也是他的王国秩序，哪怕一个秋季，他都不能失掉。就像第二年，他拒绝了戛纳电影节的参赛邀请，他不管评奖，只管拍完春天的戏。
第二年暮春，《站台》在严重超支的情况下拍完。贾樟柯回到北京，每天待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剪片，6月初他完成了初剪，第一次试映时，剧组从夜半看到天明。又花了一个月，《站台》才成为了我们所知道的3小时lO分钟的模样。这仍是一个挑战商业发行的长度，却是这位导演所能容忍的，他的青春被截取的极限。
2000年8月《站台》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11月获得法国南特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但第二年夏天，才在三里屯一个酒吧里与国内观众见面。
这是“贾科长的《站台》”的前史，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对老板说，连纠正“贾樟柯”的想法都没有。他只是掏钱把这张碟买了回来。
地下电影
“我8年拍了4部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上映，谢谢大家的支持……”2004年4月，《世界》发布会上，贾樟柯没说完便转过身，他哭了。
《站台》开拍的时候贾樟柯也哭过。当时他把梁景春从男一换成男二，还逼人家剪掉为角色留了两年的头发，梁景春不乐意，两人吵了起来。贾樟柯当场扔下剧组，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往城外走，副导演顾峥在后面的车里远远地跟着他，看着出租车转进岔道，停在没修完的公路边，贾樟柯开门下车，一个人坐在地基上。坐了一会，他哭了起来。“他压力太大了。”顾峥回忆。
他的电影学院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上影厂做策划的马宁也认为，那一时期贾樟柯非常低落。
直到2003年末，电影局召集禁令之下的独立电影导演聊聊。11月初，电影局主动联系了王小帅，让他通知贾樟柯、娄烨等人，月中在电影学院座谈。
座谈会上，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的张献民代表“第六代”念了一份提纲。在接到通知后，他及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7人交流了意见，起草了一份提纲，希望让一部分不违反国家法规的禁令作品得以上映、公开审查标准或分级制度、以分级取代审查等。
后来，《世界》10月与上影达成意向，11月上影向电影局递交立项。马宁那段时间曾在夜里接到贾樟柯的电话。许是醉了，他反复只说着一句话，“月亮很好。”
但就像游戏通关一样，他自动被带入第二关。发布会上他刚哭过的眼眶尚红，媒体便来提问：票房不理想影院提前撤片你怎么看？
他苦口婆心解释：这是他的电影第一次国内上映；艺术片适合长线慢放映；观众的观影习惯需要培养；甚至，让观众在大银幕上看到建立情感联系、展现现实人生的作品，远比票房更重要。 人们还没有学会拍电影，就已经先学会了算账。刚刚得到了体制松绑的“第六代”，又马上被市场捆在了一起。
消散的“第六代”
“第六代”原本是一个热闹的名词，但如今，只能算是一个被媒体偶尔提及的过气名词。
贾樟柯究竟是不是“第六代”导演？这一点，恐怕就连他自己都没有弄清楚。
2010年，他在王小帅电影《日照重庆》点映会上发表“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演说时，一上来就说：“我自己不知道所谓‘第六代’是按什么来划分的。”
实际上，“第六代”导演并不能算作一个定位清晰的导演群体。他们一开始就被理论家、制片人争相命名、阐释，却很难做到标识统一。
这批大陆导演的共同点仅仅在于，他们都出生于1960年代前后，政治理念、作品风格则受到1980年代的思想艺术氛围影响。
叛逆和反抗造就了“第六代”。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研究所教授郝建在《第六代：命名式中的死亡与夹缝中的话语生命》里写道，“第六代”导演是“一群艺术主旨和个人生活态度、作品形态都有巨大差别的中国大陆电影导演”。
与同代人相比，贾樟柯的不同尤其明显。1993年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时，“他不那么合群，”《纽约客》作者欧逸文在一篇关于贾樟柯的报道里写道，“他的乡村背景令他与这些娇宠的城里学生距离更远一一他们开玩笑时互骂‘农民’。”
2014年，两位“第六代”代表人物的新闻把关于这个导演群体的消息从文娱版带到了社会版——张元再次因吸毒被抓，王全安则涉嫌嫖娼，一时引发热议。
有人感慨，“第六代”导演现在的关键词是“尴尬”：这个不稳定的群体本系同林，如今已成分飞燕。
贾樟柯认为，所谓的“第六代”已经消失。“第六代”的消散，并非是某种电影精神的消失，而只是每个被偶然纳入那个谱系的导演都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一个集体的消散，变为个体的试验，其实，这才是更正常的状态。
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沉寂，早已淡出中国电影产业第一线；另一些人则通过与电影截然不同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一一路学长因病去世，张元吸毒，王全安嫖娼。有的导演仍在咬紧牙关坚持艺术片路线，更多的人则改弦更张、别扭地拥抱商业。不少导演仍然活跃在中国影坛，但“第六代”导演群落和这个名词背后的独立、个人化和新锐、先锋，早已灰飞烟灭。
如今，45岁的贾樟柯也不再是过去那个拍《小武》的导演。随着“第六代”的标签日渐模糊，他早已开始寻找自己的道路。（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腾讯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