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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一定要服从的。但实际上他知道困难是非常大的,压力也很大。同样是党的高级干部,父亲作为广西的一把手,他对于同属中南局的河南省党内复杂状况和‘五风’(指“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特殊风”“强迫命令风”)造成的灾祸程度都有耳闻。”刘建勋之子,曾任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副书记的刘立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刘立强回忆,1961年6月,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深夜召见了刘建勋,决定调派他到河南。刘立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父亲在广西工作4年,救灾比较成功,各种矛盾处理的也比较好。”
1957年6月,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刘建勋被调到广西做省委第一书记(建国初期设广西省,1958年3月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起因就是前一年广西省农作物受灾减产,但是当地干部仍然超购粮食,甚至征购了农民口粮,平乐、南宁地区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刘建勋到任后,允许农民把一部分房前房后的地自己耕作、鼓励老百姓养猪、养鸡等,推行生产责任制,很快就稳定了广西的局面。
但在1961年的夏天,刘建勋即将挂帅主政的“信阳事件”后的河南,则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断言:“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极左阴霾下,频放粮食“卫星”的河南省成为饥荒重灾区,发生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信阳事件”。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的陈立华在《刘建勋之事》中回忆到:“毛主席曾经说过刘建勋有文有武,是一个会下残棋的人。所以当河南处在十分困难之时,把他调到河南工作的。”
孩子眼中的河南
随父亲来到河南,刘立强每天步行上学。街道两边满是法国梧桐的黄叶子和果实,他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手拿耙子和麻袋,专挑叶子的。后来,刘立强得知他们是要把这些干了的黄叶子送到烟厂去卖,做烟叶的代用品。这并非是弄虚作假,河南省尽管是全国产烟大省,可由于三年饥荒,庄稼地里已经长不出烟叶了,只能用很少的烟叶掺上这些叶子,做成卷烟。这是当时公开的秘密。
刘立强还发现班里的好多同学都有浮肿病。一到课间休息,就是少不经事的同学们秀“坑”比赛的时间,大家纷纷把袖子和裤腿挽起来,用小手按自己或对方的胳膊或腿肚子,然后看看谁的坑多……刘立强介绍:“那还是在省会郑州,下面地方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1968年,17岁的刘立强参了军,才了解到父亲当年的艰难。当时他在空军地勤连队修飞机,连队里带他的机械师(后来也是刘立强的入党介绍人)恰好就是河南信阳人,“开始他很多话都不跟我说,认为我父亲是河南的领导干部,后来熟了,他才告诉我,‘信阳事件’期间,他们村里很多户人家都死绝了。这话他不敢跟别人说。开始我都不相信,感觉特别震惊。”
父亲的三本书
刘立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刚到河南的头几年,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三本书。他之所以印象很深,首先是这三本书在父亲茶几上放的时间很长;其次,就是父亲看了不止一遍,而且父亲和母亲都没有阻止他看。父亲从来不允许刘立强看他桌上的任何文件,曾任全国妇联执委、全国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兼党组书记的母亲也从来不看,这是家规。
这三本“例外”的书,第一本是一部线装古书。据刘立强回忆,“明显不是解放后印的,类似于那种木刻或石刻的书,我估计是我父亲让秘书从河南省图书馆借出来的。”书里面都是关于古代灾荒年的描述,饿殍遍野,赤地千里,还有瘆人的瘟疫和人吃人的场景描述。刘立强还记得自己看完后傻傻地问父亲:“这是真的吗?”父亲的回应则是表情十分沉重,不说话、只是点头。第二本书则是1962年被定为反党大毒草的《刘志丹》。这是一本“内部读物”,刘立强看了好几遍,然后一个劲儿地追问母亲这书到底有啥问题?母亲不回答,只是一再叮嘱他千万不要把书拿到学校,也别和同学们议论。第三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应修人、潘漠华选集》。母亲告诉刘立强,潘漠华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刘立强后来得知,这两位都是烈士,被反动派当局杀害,为革命壮烈牺牲时不过30多岁。
刘立强认为:“父亲肯定是从这三本书中得到了启迪、昭示和激励。因为就在那段日子里,以父亲为首的新的河南省委先后做出了三个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重大决定——支持修建红旗渠、实施‘借地渡荒政策’和树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极少数的受灾区今年可以免除征购”
刘建勋晚年时告诉刘立强,自己私底下曾向老领导李先念表示:“广西是个边疆省,这些年我和韦国清同志合作得很好,各方面的工作也开始往上走。而河南地处中原,又是个人口大省,我担心完不成中央交给自己的重任……”李先念当即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父亲的保健医生李士峰曾告诉刘立强,刘建勛刚到郑州,夜里经常是难以入睡,他常常从招待所溜达出来,在公园小山包上的亭子里,一坐就是大半夜。刘立强回忆:“我父亲爱听个京剧。到北京开会,他、李先念伯伯有时候在中南海看京剧电影,或看其他的戏曲片。我父亲自己还很愿意唱,买了个老留声机,有空就跟着哼哼两句。可到了河南之后,父亲的“票友”爱好就彻底结束了。”
刘建勋单枪匹马到河南上任,他是坐飞机上午抵达郑州的,下午就主持召开了省委书记处的碰头会。会议中间,有人焦虑地提出:“现在夏粮快收割完了,而征购数目还未定下来,怎么办?”刘建勋说:“今年夏季小麦比去年好,但还是经济困难时期,还能多征购么?我的意见,各地报来的粮食部门的调查总产量,一律减少百分之十。平收地区还可以再留些余地,如百分之十五;极少数的受灾区今年可以免除征购。历代王朝的明君还知道农业受灾免收农业税,我们共产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如果完不成中央的任务,我负全部责任并向中央说明情况。”省委书记处的各位书记都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四方化缘
当时河南工作的燃眉之急是河南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刘建勋为此经常失眠。一次,他到北京开会,不得不当面向周恩来求教。周恩来对刘建勋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挨门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
刘立强的二姨父张林池时任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当时他也在北京参加会议。刘立强回忆,刘建勋敲开了张林池的门,双手抱拳、开门见山地说:“闲言少叙,救人要紧,能给多少粮就给多少。”张林池知道河南的灾情,更了解刘建勋的脾气,当即答应了给几千吨。刘建勋来不及言谢,转身就又跑到隔壁房间继续敲门求粮了。就这样近到山西的面,安徽的红薯干,远到湖南、湖北的米,广西的木薯,到后来,刘建勋连远在大西北的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张仲翰都拜到了,化来的是当地特产马铃薯。
刘建勋把周恩来的办法告诉河南省的各级干部,号召他们都想方设法为老百姓找、借、要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时任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跟县委(委员)们商量,既然咱们有储备粮,就拿出一些支持省里的工作,大家基本都表示同意。”最后,林县从3000万斤的储备粮里拿出了1000万斤给省里救急。
而林县之所以还有储备粮,也是杨贵顶着“落后”压力的结果。1958年夏,河南省的24个县委书记参加了报产量会议,杨贵首先发言:“我们林县一亩地产粮114斤。”结果换来的是质疑和批评,紧随其后的报告就乱报一气,其他县里的产量瞬间变成了250斤、280斤、300斤、400斤。杨贵当时就犯愁,这样多报,征购完老百姓该怎么办啊?
来自林县的1000万斤粮食填补了河南灾区百姓的辘辘饥肠,也留下了一段不言自明的历史。
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新省委班子还采取了当时算是胆大包天的措施,即要求全省大大小小的火车站,对无钱购票的逃荒灾民,一律不得阻拦或扣留,统统给予放行。杨贵曾告诉刘立强,“就是这一条,你爸爸不知道救了多少河南的黎民苍生啊!”
“万般皆下品,唯有吃饭高”
1962年5月16日,河南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刘建勋作了报告,他总结说:“我是去年六月到河南来的,到现在是十一个月,这十一个月都是研究粮食问题,都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的同志会说,我们应该研究政治问题,终日研究吃饭不太庸俗吗?其实非也,吃饭问题解决不了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刘建勋还表示:“还有的同志怀疑我们的方针正确不正确。什么是正确的方针,有饭吃就是正确的方针,没有饭吃就是最大的错误,万般皆下品,唯有吃饭高。”针对不少干部害怕犯“右倾错误“的想法,刘建勋当众宣布:“如果将来划右倾机会主义,先划我。”
就在此报告中,刘建勋坚决申明了河南省委借地渡荒的决定。所谓“借地”,就是把集体的耕地“借给”农民三五分,让农民自己耕种,加上小片荒地、自留地,平均每人可以达到一亩左右,不计口粮,不计征购,完全由农民支配,让农民能吃饱。
“借地渡荒”的救急措施在河南全省普遍实行开来,被河南农民视为“救命政策”。加上其他措施的配套组合,譬如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恢复了农村自由市场,允许开小片荒地,河南农村渐渐恢复了生机。
源于河南省史志办省志工作处的《中原崛起60年纪要》一文记述,1964年,“全省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
1968年1月至1978年10月,刘建勋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3月至1978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父亲后来在文革中的领导经历,刘立强认为,在那个年代只要你坚持工作,就难免说错话、办错事。如果当时没有一大批老干部在第一线苦苦坚持,不仅国民经济后果不堪设想,国家安危和政权维系都可能出大问题。父亲他们这些人一方面要坚持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对付“四人帮”。刘立强表示:“漩涡当中的人是最痛苦的。这一批人把自己的生命和精力都消耗在了这场浩劫中,父亲也不例外。”
刘立强在《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一书里记述了父亲最终调离河南的经过:“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河南省委领导班子。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是:刘建勋同志在河南十七年,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他是个很老的同志,不是‘四人幫’的人。但是,建勋同志在河南工作期间是有错误的……(中央)决定将刘建勋同志调离河南,治好病后另行分配工作。”
刘立强在该书中介绍了父母的晚年:身患晚期骨癌和严重肺心病的刘建勋回到北京定居,李先念、胡耀邦、宋任穷等中央领导曾先后帮助父亲解决了住房、住院等困难。起初,父亲、母亲的组织关系、供给关系一直还留在河南,没过多久,中央同意照顾父亲生活起居的秘书和警卫员都被人撤了回去,并很快地被分别调离河南省委办公厅和转业离开部队。刘立强回忆:“父亲和母亲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老保姆,平日里就是靠我们孩子们轮流请假,买米、买面、买油、买药……运到北京来。”“那时的北京,居民日常供应还得凭本、凭票,而父亲和母亲连正式户口都没有,所以想吃块豆腐都买不着,更甭说肉禽鱼蛋了。是二姨等亲戚经常把自家的副食本和票证送来,才使窘境得以稍有改善。”而1981年岁末,母亲生命垂危,“她只能在急诊室的过道上,临时加床‘排队’。后来,费尽周折才挤进一个十几位男、女病号混杂的大房间。”尽管李先念夫妇再三催促过问,但还是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一年零四个月后,刘建勋也于1983年4月23日在北京辞世。刘建勋的骨灰覆盖着党旗,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刘立强介绍:“2006年6月24日,经组织批准,同时也是根据父亲和母亲的遗愿,二老的部分骨灰合葬于太行革命根据地——河北省涉县的将军岭上。” ★
刘立强回忆,1961年6月,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深夜召见了刘建勋,决定调派他到河南。刘立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父亲在广西工作4年,救灾比较成功,各种矛盾处理的也比较好。”
1957年6月,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刘建勋被调到广西做省委第一书记(建国初期设广西省,1958年3月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起因就是前一年广西省农作物受灾减产,但是当地干部仍然超购粮食,甚至征购了农民口粮,平乐、南宁地区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刘建勋到任后,允许农民把一部分房前房后的地自己耕作、鼓励老百姓养猪、养鸡等,推行生产责任制,很快就稳定了广西的局面。
但在1961年的夏天,刘建勋即将挂帅主政的“信阳事件”后的河南,则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断言:“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极左阴霾下,频放粮食“卫星”的河南省成为饥荒重灾区,发生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信阳事件”。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的陈立华在《刘建勋之事》中回忆到:“毛主席曾经说过刘建勋有文有武,是一个会下残棋的人。所以当河南处在十分困难之时,把他调到河南工作的。”
孩子眼中的河南
随父亲来到河南,刘立强每天步行上学。街道两边满是法国梧桐的黄叶子和果实,他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手拿耙子和麻袋,专挑叶子的。后来,刘立强得知他们是要把这些干了的黄叶子送到烟厂去卖,做烟叶的代用品。这并非是弄虚作假,河南省尽管是全国产烟大省,可由于三年饥荒,庄稼地里已经长不出烟叶了,只能用很少的烟叶掺上这些叶子,做成卷烟。这是当时公开的秘密。
刘立强还发现班里的好多同学都有浮肿病。一到课间休息,就是少不经事的同学们秀“坑”比赛的时间,大家纷纷把袖子和裤腿挽起来,用小手按自己或对方的胳膊或腿肚子,然后看看谁的坑多……刘立强介绍:“那还是在省会郑州,下面地方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1968年,17岁的刘立强参了军,才了解到父亲当年的艰难。当时他在空军地勤连队修飞机,连队里带他的机械师(后来也是刘立强的入党介绍人)恰好就是河南信阳人,“开始他很多话都不跟我说,认为我父亲是河南的领导干部,后来熟了,他才告诉我,‘信阳事件’期间,他们村里很多户人家都死绝了。这话他不敢跟别人说。开始我都不相信,感觉特别震惊。”
父亲的三本书
刘立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刚到河南的头几年,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三本书。他之所以印象很深,首先是这三本书在父亲茶几上放的时间很长;其次,就是父亲看了不止一遍,而且父亲和母亲都没有阻止他看。父亲从来不允许刘立强看他桌上的任何文件,曾任全国妇联执委、全国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兼党组书记的母亲也从来不看,这是家规。
这三本“例外”的书,第一本是一部线装古书。据刘立强回忆,“明显不是解放后印的,类似于那种木刻或石刻的书,我估计是我父亲让秘书从河南省图书馆借出来的。”书里面都是关于古代灾荒年的描述,饿殍遍野,赤地千里,还有瘆人的瘟疫和人吃人的场景描述。刘立强还记得自己看完后傻傻地问父亲:“这是真的吗?”父亲的回应则是表情十分沉重,不说话、只是点头。第二本书则是1962年被定为反党大毒草的《刘志丹》。这是一本“内部读物”,刘立强看了好几遍,然后一个劲儿地追问母亲这书到底有啥问题?母亲不回答,只是一再叮嘱他千万不要把书拿到学校,也别和同学们议论。第三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应修人、潘漠华选集》。母亲告诉刘立强,潘漠华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刘立强后来得知,这两位都是烈士,被反动派当局杀害,为革命壮烈牺牲时不过30多岁。
刘立强认为:“父亲肯定是从这三本书中得到了启迪、昭示和激励。因为就在那段日子里,以父亲为首的新的河南省委先后做出了三个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重大决定——支持修建红旗渠、实施‘借地渡荒政策’和树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极少数的受灾区今年可以免除征购”
刘建勋晚年时告诉刘立强,自己私底下曾向老领导李先念表示:“广西是个边疆省,这些年我和韦国清同志合作得很好,各方面的工作也开始往上走。而河南地处中原,又是个人口大省,我担心完不成中央交给自己的重任……”李先念当即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父亲的保健医生李士峰曾告诉刘立强,刘建勛刚到郑州,夜里经常是难以入睡,他常常从招待所溜达出来,在公园小山包上的亭子里,一坐就是大半夜。刘立强回忆:“我父亲爱听个京剧。到北京开会,他、李先念伯伯有时候在中南海看京剧电影,或看其他的戏曲片。我父亲自己还很愿意唱,买了个老留声机,有空就跟着哼哼两句。可到了河南之后,父亲的“票友”爱好就彻底结束了。”
刘建勋单枪匹马到河南上任,他是坐飞机上午抵达郑州的,下午就主持召开了省委书记处的碰头会。会议中间,有人焦虑地提出:“现在夏粮快收割完了,而征购数目还未定下来,怎么办?”刘建勋说:“今年夏季小麦比去年好,但还是经济困难时期,还能多征购么?我的意见,各地报来的粮食部门的调查总产量,一律减少百分之十。平收地区还可以再留些余地,如百分之十五;极少数的受灾区今年可以免除征购。历代王朝的明君还知道农业受灾免收农业税,我们共产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如果完不成中央的任务,我负全部责任并向中央说明情况。”省委书记处的各位书记都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四方化缘
当时河南工作的燃眉之急是河南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刘建勋为此经常失眠。一次,他到北京开会,不得不当面向周恩来求教。周恩来对刘建勋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挨门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
刘立强的二姨父张林池时任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当时他也在北京参加会议。刘立强回忆,刘建勋敲开了张林池的门,双手抱拳、开门见山地说:“闲言少叙,救人要紧,能给多少粮就给多少。”张林池知道河南的灾情,更了解刘建勋的脾气,当即答应了给几千吨。刘建勋来不及言谢,转身就又跑到隔壁房间继续敲门求粮了。就这样近到山西的面,安徽的红薯干,远到湖南、湖北的米,广西的木薯,到后来,刘建勋连远在大西北的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张仲翰都拜到了,化来的是当地特产马铃薯。
刘建勋把周恩来的办法告诉河南省的各级干部,号召他们都想方设法为老百姓找、借、要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时任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跟县委(委员)们商量,既然咱们有储备粮,就拿出一些支持省里的工作,大家基本都表示同意。”最后,林县从3000万斤的储备粮里拿出了1000万斤给省里救急。
而林县之所以还有储备粮,也是杨贵顶着“落后”压力的结果。1958年夏,河南省的24个县委书记参加了报产量会议,杨贵首先发言:“我们林县一亩地产粮114斤。”结果换来的是质疑和批评,紧随其后的报告就乱报一气,其他县里的产量瞬间变成了250斤、280斤、300斤、400斤。杨贵当时就犯愁,这样多报,征购完老百姓该怎么办啊?
来自林县的1000万斤粮食填补了河南灾区百姓的辘辘饥肠,也留下了一段不言自明的历史。
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新省委班子还采取了当时算是胆大包天的措施,即要求全省大大小小的火车站,对无钱购票的逃荒灾民,一律不得阻拦或扣留,统统给予放行。杨贵曾告诉刘立强,“就是这一条,你爸爸不知道救了多少河南的黎民苍生啊!”
“万般皆下品,唯有吃饭高”
1962年5月16日,河南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刘建勋作了报告,他总结说:“我是去年六月到河南来的,到现在是十一个月,这十一个月都是研究粮食问题,都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的同志会说,我们应该研究政治问题,终日研究吃饭不太庸俗吗?其实非也,吃饭问题解决不了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刘建勋还表示:“还有的同志怀疑我们的方针正确不正确。什么是正确的方针,有饭吃就是正确的方针,没有饭吃就是最大的错误,万般皆下品,唯有吃饭高。”针对不少干部害怕犯“右倾错误“的想法,刘建勋当众宣布:“如果将来划右倾机会主义,先划我。”
就在此报告中,刘建勋坚决申明了河南省委借地渡荒的决定。所谓“借地”,就是把集体的耕地“借给”农民三五分,让农民自己耕种,加上小片荒地、自留地,平均每人可以达到一亩左右,不计口粮,不计征购,完全由农民支配,让农民能吃饱。
“借地渡荒”的救急措施在河南全省普遍实行开来,被河南农民视为“救命政策”。加上其他措施的配套组合,譬如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恢复了农村自由市场,允许开小片荒地,河南农村渐渐恢复了生机。
源于河南省史志办省志工作处的《中原崛起60年纪要》一文记述,1964年,“全省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
1968年1月至1978年10月,刘建勋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3月至1978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父亲后来在文革中的领导经历,刘立强认为,在那个年代只要你坚持工作,就难免说错话、办错事。如果当时没有一大批老干部在第一线苦苦坚持,不仅国民经济后果不堪设想,国家安危和政权维系都可能出大问题。父亲他们这些人一方面要坚持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对付“四人帮”。刘立强表示:“漩涡当中的人是最痛苦的。这一批人把自己的生命和精力都消耗在了这场浩劫中,父亲也不例外。”
刘立强在《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一书里记述了父亲最终调离河南的经过:“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河南省委领导班子。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是:刘建勋同志在河南十七年,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他是个很老的同志,不是‘四人幫’的人。但是,建勋同志在河南工作期间是有错误的……(中央)决定将刘建勋同志调离河南,治好病后另行分配工作。”
刘立强在该书中介绍了父母的晚年:身患晚期骨癌和严重肺心病的刘建勋回到北京定居,李先念、胡耀邦、宋任穷等中央领导曾先后帮助父亲解决了住房、住院等困难。起初,父亲、母亲的组织关系、供给关系一直还留在河南,没过多久,中央同意照顾父亲生活起居的秘书和警卫员都被人撤了回去,并很快地被分别调离河南省委办公厅和转业离开部队。刘立强回忆:“父亲和母亲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老保姆,平日里就是靠我们孩子们轮流请假,买米、买面、买油、买药……运到北京来。”“那时的北京,居民日常供应还得凭本、凭票,而父亲和母亲连正式户口都没有,所以想吃块豆腐都买不着,更甭说肉禽鱼蛋了。是二姨等亲戚经常把自家的副食本和票证送来,才使窘境得以稍有改善。”而1981年岁末,母亲生命垂危,“她只能在急诊室的过道上,临时加床‘排队’。后来,费尽周折才挤进一个十几位男、女病号混杂的大房间。”尽管李先念夫妇再三催促过问,但还是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一年零四个月后,刘建勋也于1983年4月23日在北京辞世。刘建勋的骨灰覆盖着党旗,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刘立强介绍:“2006年6月24日,经组织批准,同时也是根据父亲和母亲的遗愿,二老的部分骨灰合葬于太行革命根据地——河北省涉县的将军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