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夜攻金门，准备接收金门的“金门工作队”30余人全部进入待命状态，由于他们不是战斗人员，当时的晋江地委就让他们暂等，“等把金门占领得差不多了再过去”。
　　


　　因为事先准备不足，解放军的这次攻金行动以失利收场，登陆金门的9000余人全军覆没。第二年，朝鲜战争开始，国共双方隔海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对峙，这也造就了一道两套同名的政府机关同时存在的“海峡景观”。
　　朝鲜战争结束后，位于金门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的有效辖区，仅剩下金门、马祖等岛屿，总面积只有182.66 平方公里。但它们在败退至台湾的蒋介石的眼里，不但是政权在大陆继续存在的象征，更是“反攻复国”的跳板。
　　1956年，金门、马祖被确定为“战地政务实验区”，实施“军政一元，军民一体”的军管体制，由军方包办一切，“福建省政府”在把金马地区行政权交给战地政务委员会后也随之离开了金门，“再度被迫迁移”至台湾。台北县新店市（今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二段228巷2号的一栋造型奇特、貌似私人别墅的建筑，成为“福建省政府”在台湾的办公地。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这里每天都升着一面“国旗”，墙壁上也钉了面烫金字迹剥落的“福建省政府”5个字。
　　从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的戴仲玉，1955年成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并在这个职位上一待就是31年。戴仲玉和他名下的“福建省政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研究光复”。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末，眼见“反攻无望”的蒋介石，也把金门、马祖等地的兵力配备，从“攻势防御”逐渐调整为“守势防御”。在台湾的“福建省政府主席”戴仲玉，则于1981年接到了“行政院”的通知：“福建省政府”在新店的“暂驻”改为“永久移驻”，连迁回金门也无望的戴仲玉，于1986年在“省主席”的任上抑郁而终。1992年，金门解除战地政务，实施地方自治，金门、马祖“回归”了“福建省政府”的“管辖”;1996年1月15日，“福建省政府”奉命迁回金门。
　　戴仲玉西望金门的时候，新中国的金门县长梁新民也在期望着能够登上金门的土地。
　　1953年12月，福建晋江地委开始组建新的接收金门的队伍，当时的晋江地委书记张桂如找到了曾是地下党员的南安人梁新民，对他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组织决定马上成立金门县政府，你当县长，兼南安副县长。”
　　南安与金门近在咫尺，解放前属金门县的大、小嶝和角屿，在解放后划归南安县。如今住在厦门前埔的退休干部曾水明，還记得当时组织上宣布梁新民为金门县长的事情，1954年时，他在大嶝公社做出纳工作，他回忆那一天：“南安县委组织部长刘维刚带梁新民他们过来，宣布金门县委县政府成立，宣布后他们就回到泉州去了。”
　　曾水明说，因为金门没解放，当天梁新民在回到泉州之后还遇到了一个小麻烦。他们要住旅社，那时候住旅行社要拿介绍信，他们就拿了盖着“金门县人民政府”公章的介绍信。当时军事气氛很紧张，旅社的服务员看了觉得好奇怪，怎么是“金门县长”？马上就报警了，南安组织部长刘维刚就赶紧和晋江地委联系，又向派出所解释情况。
　　身为金门县长，梁新民遇到的尴尬事不止这一件。1964年，他在大儿子的陪同下，到上海一家医院做胆囊切除手术，一名护士看了他的证件后竟吓得发抖，他儿子赶紧解释，她眼前的乃是共产党任命的金门县长，护士才消除了恐惧。
　　如今，曾水明等人提到这些往事，只觉得有趣。然而对梁新民来说，因为他一直无法真正履任，“金门县长”这个身份在后来带给他的可不仅仅是一些小困扰而已。虽说金门县政府成立了，但梁新民并没有独立的办公地点，他同时还担任着南安副县长的职务，金门县政府的办公地点也设在南安县政府大院内。1956年，梁新民调任晋江专区侨务局长，接着又出任晋江地区医师学校校长，并一直干到1965年——不论他改任何种职务，他的“金门县长”的职务始终没有免去。
　　“文革”开始后，因为曾经参加地下党的“白皮红心”的经历和“金门县长”的身份，梁新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他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并于1972年被下放，后来虽然调回泉州市汽配公司任副书记，造反派仍不肯放过他，让他天天交代“问题”，即便在他生病住院的时候，造反派仍强迫他写材料，有时甚至把他从医院里拉出来交代问题，这些“问题”则动辄与“金门县长”有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新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澄清和纠正。他于1979年离休，并在1985年落实厅级干部待遇。2003年年底，梁新民在南安去世，至此，他已经当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金门县长。但是，一直到去世，梁新民也没有完成他到金门走一走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