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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安全”，既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也包括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以及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这些都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随着资本运动的全球化及跨国公司的发展扩大至包括媒体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美国等西方经济强国依靠对商品输出的垄断，支配了全球以信息或影视为载体的文化输出。经济上的支配力量衍生出文化的强势力量，进而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是当今文化全球化的一个特征。为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都为了各自的国家与民族文化利益，纷纷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和建立防范机制。
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民族)“文化安全”问题
“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几个重要安全问题之一。
有学者指出，文化的强盛、安全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而且由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安全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整体安全度，由此赢得的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将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国在“文化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政治文化的渗透。
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西方政治文化“外溢”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互联网开放、共享、多向和交叉的特点使各国政府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网民的控制力下降。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在坚持冷战思维，大肆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其中尤以美国的文化战略最为典型，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威胁也最大。布什就曾表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的民主极为重要，“如果互联网以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那种方式进入中国，那么自由将迅速地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多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高效传播性、渗透性和难以干扰性，对别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渗透，歪曲事实、扩大分歧与矛盾，挑起冲突，严重威胁别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
第二，反华舆论的鼓噪。
近些年，“中国威胁论”、“黄祸论”、“中国崩溃论”等在不少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尤其是“中国威胁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不少人的精心包装，已经有了不少变种和不同的版本。客观讲，这些反华舆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舆论产生的影响力。这些舆论的鼓噪，误导、甚至裹挟了西方一些国家本不了解中国的那些民众的心理，又进而形成了一种不利于中国的所谓民意，这种“民意”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而这种“民意”可能对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其他国家维护自身“文化安全”的对策措施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建立强势媒体和销售文化产品是西方国家对外进行文化渗透的两个主要方式。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表明，一个国家要抵御外来文化的渗透和侵蚀，确保自身文化安全，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对外传播体系，增强对外传播的竞争力和有效性。
许多国家的做法可以为我们借鉴。法国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为了保卫法兰西文化，捍卫法语的纯洁性，法国较好地运用各种对外传播渠道，对来势凶猛的美国文化入侵进行了有力的抵制。为了推进世界文化多元化，打破美国文化的垄断地位，法国把对外文化宣传视为法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重视在世界上传播法兰西文化，并成为世界上最为注重对外文化宣传的国家之一。尤其是积极利用高科技宣传手段，通过卫星和视听传媒把自己的图像和声音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为了扩大欧洲影响，增强欧洲的文化实力，以整体的力量联合抵御和对抗美国强势文化入侵，法国总统希拉克又提出文化欧洲的构想，就是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甚至政治共同体的同时，企图建立欧洲文化共同体。俄罗斯在这方面也做出巨大的努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发展受到巨大冲击，面临西方文化侵略，普京清楚地意识到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危险处境，为了反击西方文化侵略，振兴和发展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2000年初，当时还是俄罗斯代总统的普京批准实施“文化扩张”战略，从而确定了积极的对外文化政策。甚至连对西方文明采取积极接受态度的日本，也没有放弃维护其文化安全。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就提出“建立文化发达国家”的战略构想，努力使日本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基地。一些日本学者甚至提出“文化立国”的主张。
总之，从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来看，在西方强大的文化产业和现代传媒帝国的冲击面前，其他国家和民族都在强化自身个性，突出自身特点，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独特优势，抵抗西方文化的全面同化，谋求自存自强，为在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争取有利地位。国外已有学者提出了“文化战争”这一策略，就是说，要以传媒竞争为主体的对外文化传播已经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阵地。
我国对外传播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肩负重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对外传播媒体的对外报道覆盖面不断扩大，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可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文化竞争力。但是，就整体而言，国际舆论仍然是“西强我弱”的大格局，目前，美国等西方媒体垄断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近90％的新闻传播，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信息总量的百倍。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在许多方面都还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迄今尚未形成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相称的强大舆论力量。据上海外国语大学郭可副教授2002年所做的一项研究统计，20年前，美国有60％的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20年后，虽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个比例却基本未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我国对外传播没有发挥理想的作用有一定关系，表明我国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处于“逆差”状态，媒体对外宣传的有效性急需提高。
中国加入WTO后，对外传播面临着大发展的良机，但同时又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如何让对外传播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笔者认为应该从这几个方面付出努力：
其一，增强经济实力，做强传播体系。在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因素被视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国家的传播实力是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因此，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新闻现代化建设，建立与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相应的强大传播体系，是中国有效参与国际新闻传播竞争的基本前提。
其二，调整传播观念，讲究传播策略。在网络传播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的今天，我们不能再沿袭传统运作手段，而是要淡化国际新闻传播机构的官方色彩，使它们能就国际事件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敢于在报道时效上与西方传媒竞争，这是中国国际新闻传播从边缘走向中心应有的有效举措。
其三，加速互联网建设，开创对外传播新局面。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传播网，将比耗巨资在海外建立记者站更为有效。我们应该抓住在网络应用方面与欧美同步的历史性机遇，大力加强中国的网络传播建设，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特点，中国的国际新闻传播将出现“多、快、好、省”的崭新局面。
其四，利用汉语特点，强化文化认同。语言是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汉语拥有世界上四份之一的人口，中国国际传播机构应关注和重视海外华人报刊和华语广播电视的发展，加强与它们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从而形成了一个“华文传播圈”。
其五，加强对外交流，展现良好形象。中国过去参与国际传媒界的活动较少。随着全球信息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中国的新闻传媒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强与各国媒体不同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澄清与纠正外界、特别是国外新闻界对中国的模糊认识与偏见，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
责编：石讯
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民族)“文化安全”问题
“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几个重要安全问题之一。
有学者指出，文化的强盛、安全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而且由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安全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整体安全度，由此赢得的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将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国在“文化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政治文化的渗透。
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西方政治文化“外溢”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互联网开放、共享、多向和交叉的特点使各国政府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网民的控制力下降。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在坚持冷战思维，大肆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其中尤以美国的文化战略最为典型，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威胁也最大。布什就曾表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的民主极为重要，“如果互联网以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那种方式进入中国，那么自由将迅速地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多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高效传播性、渗透性和难以干扰性，对别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渗透，歪曲事实、扩大分歧与矛盾，挑起冲突，严重威胁别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
第二，反华舆论的鼓噪。
近些年，“中国威胁论”、“黄祸论”、“中国崩溃论”等在不少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尤其是“中国威胁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不少人的精心包装，已经有了不少变种和不同的版本。客观讲，这些反华舆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舆论产生的影响力。这些舆论的鼓噪，误导、甚至裹挟了西方一些国家本不了解中国的那些民众的心理，又进而形成了一种不利于中国的所谓民意，这种“民意”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而这种“民意”可能对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其他国家维护自身“文化安全”的对策措施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建立强势媒体和销售文化产品是西方国家对外进行文化渗透的两个主要方式。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表明，一个国家要抵御外来文化的渗透和侵蚀，确保自身文化安全，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对外传播体系，增强对外传播的竞争力和有效性。
许多国家的做法可以为我们借鉴。法国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为了保卫法兰西文化，捍卫法语的纯洁性，法国较好地运用各种对外传播渠道，对来势凶猛的美国文化入侵进行了有力的抵制。为了推进世界文化多元化，打破美国文化的垄断地位，法国把对外文化宣传视为法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重视在世界上传播法兰西文化，并成为世界上最为注重对外文化宣传的国家之一。尤其是积极利用高科技宣传手段，通过卫星和视听传媒把自己的图像和声音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为了扩大欧洲影响，增强欧洲的文化实力，以整体的力量联合抵御和对抗美国强势文化入侵，法国总统希拉克又提出文化欧洲的构想，就是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甚至政治共同体的同时，企图建立欧洲文化共同体。俄罗斯在这方面也做出巨大的努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发展受到巨大冲击，面临西方文化侵略，普京清楚地意识到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危险处境，为了反击西方文化侵略，振兴和发展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2000年初，当时还是俄罗斯代总统的普京批准实施“文化扩张”战略，从而确定了积极的对外文化政策。甚至连对西方文明采取积极接受态度的日本，也没有放弃维护其文化安全。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就提出“建立文化发达国家”的战略构想，努力使日本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基地。一些日本学者甚至提出“文化立国”的主张。
总之，从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来看，在西方强大的文化产业和现代传媒帝国的冲击面前，其他国家和民族都在强化自身个性，突出自身特点，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独特优势，抵抗西方文化的全面同化，谋求自存自强，为在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争取有利地位。国外已有学者提出了“文化战争”这一策略，就是说，要以传媒竞争为主体的对外文化传播已经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阵地。
我国对外传播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肩负重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对外传播媒体的对外报道覆盖面不断扩大，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可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文化竞争力。但是，就整体而言，国际舆论仍然是“西强我弱”的大格局，目前，美国等西方媒体垄断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近90％的新闻传播，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信息总量的百倍。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在许多方面都还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迄今尚未形成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相称的强大舆论力量。据上海外国语大学郭可副教授2002年所做的一项研究统计，20年前，美国有60％的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20年后，虽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个比例却基本未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我国对外传播没有发挥理想的作用有一定关系，表明我国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处于“逆差”状态，媒体对外宣传的有效性急需提高。
中国加入WTO后，对外传播面临着大发展的良机，但同时又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如何让对外传播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笔者认为应该从这几个方面付出努力：
其一，增强经济实力，做强传播体系。在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因素被视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国家的传播实力是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因此，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新闻现代化建设，建立与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相应的强大传播体系，是中国有效参与国际新闻传播竞争的基本前提。
其二，调整传播观念，讲究传播策略。在网络传播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的今天，我们不能再沿袭传统运作手段，而是要淡化国际新闻传播机构的官方色彩，使它们能就国际事件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敢于在报道时效上与西方传媒竞争，这是中国国际新闻传播从边缘走向中心应有的有效举措。
其三，加速互联网建设，开创对外传播新局面。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传播网，将比耗巨资在海外建立记者站更为有效。我们应该抓住在网络应用方面与欧美同步的历史性机遇，大力加强中国的网络传播建设，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特点，中国的国际新闻传播将出现“多、快、好、省”的崭新局面。
其四，利用汉语特点，强化文化认同。语言是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汉语拥有世界上四份之一的人口，中国国际传播机构应关注和重视海外华人报刊和华语广播电视的发展，加强与它们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从而形成了一个“华文传播圈”。
其五，加强对外交流，展现良好形象。中国过去参与国际传媒界的活动较少。随着全球信息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中国的新闻传媒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强与各国媒体不同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澄清与纠正外界、特别是国外新闻界对中国的模糊认识与偏见，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
责编：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