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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初，王猛正式到位于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的国家体委机关上班。与他一起赴任的还有中央为他选派的助手第60军副军长姚晓程、第26军副军长于步血、第38军112师政委陈培民等。
没干过体育更没领导过外事活动的王猛，一上任就遇难题：组织筹备亚非乒乓球邀请赛
王猛上任刚几天，负责外事活动的宋中急匆匆跑来汇报说，经中央批准举办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将于11月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可工作班子至今尚未成立，所有筹备工作无法进行，一筹莫展。他们提出过一个组织委员会的组成方案，但因与外交部等单位商谈未果而搁浅。这是“文革”动乱以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如此大事光体委自己张罗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加上原来分管这项工作的体委副主任赵正洪因病住进了医院，整个体委没有领导抓，情况十分紧急。
这是摆在新上任的王猛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事先他对这项活动一无所知。听了宋中的汇报后，他立即进入“角色”，迅速找有关人仔细了解情况，查看所有有关的文件、资料，终于弄清楚，原来，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就是当年春天开始的“乒乓外交”的延续和发展，是借助小小银球开展亚非外交活动的重大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决策的一项具体行动，因此绝不单纯是一项国际体育赛事而已。
弄清了情况，王猛意识到，如此重要的工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肯定是无法办好的，当务之急是首先成立领导小组。由于当时国家体委归总参领导，王猛立刻与有关人员研究，给总参起草了一个详尽的报告，提出要组成一个由有关部门参加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并直截了当地提出请时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副总参谋长李作鹏当组长(第二方案拟请王新亭副总长任组长)，以便指挥和协调各项筹备工作。
王猛火了!无奈之下，他冒着掉“乌纱帽”的风险，越级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报告递上去之后，好久不见回音，催问了多次，快到8月底的时候，总参却将报告退了回来，王新亭还打电话通知说，李作鹏不当组长，他也不当，要国家体委自己来抓。
这下子王猛火了!离比赛开幕只剩两个月时间，筹备工作毫无进展，而这项工作没有中央领导出面协调是很难进行的，这么扯皮下去怎么得了，要误大事!他考虑再三，当机立断，决定将报告越级呈送周总理。当时这个举动是有很大风险的，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可怕，一位军队的老同志关心地提醒说：“你这不是向总理告李作鹏的状吗?李作鹏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势力那么大，小心你的乌纱帽!”王猛说：“顾不得那么多了，国家的声誉要紧，这次国际比赛办不好，出了问题，就是大事，还不是要和军管会主任一样掉乌纱帽?”
具有政治家头脑的王猛虽然雷厉风行，但也心细如发，毕竟这是“越级”，犯了官场的大忌。为慎重起见，他同时以个人的名义给周总理写一封信，打好腹稿后当即口述，让秘书孙景立记录成文，他又亲自修改，叫秘书用毛笔工整地誊清，他又仔细地看两遍，连同报告正件一起密封起来，直忙到深夜一点多钟。信的内容主要是说明情况紧急，主要从工作考虑，并非对谁有意见。
王猛又非常细心地向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总理休息没有?纪东秘书告知，总理还在办公。王猛说：“我有一个急件要报送总理，因为事情十分紧迫，不宜再经收发室转，我想让秘书直接送去。”纪秘书说：“请孙秘书现在就出发，我到国务院西门去等。”就这样，王猛的报告和附信连夜顺利地摆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
仅隔一天，周总理就对王猛越级上报的《关于建立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领导机构的请示》做出批示：“拟同意第一方案，请军委办事组一议。”周总理批阅报告有个习惯，他握着铅笔，一边阅读一边划出重点，并在每句话后重新标上逗号或句号，因此通篇都留有他的笔迹。在这份报告上，他还亲笔点名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对外友协负责人吴晓达参加领导小组。
王猛捧读周总理的批示，不禁心潮起伏，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激励。在这种情况下，总参谋长黄永胜不得不奉命召集军委办事组开会讨论，表示：拥护总理批示，同意第一方案。这样李作鹏不得不出马了。
筹备工作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日子终于艰难地开展起来了。然而一波三折，内部协调了，外事方面又出麻烦
1971年9月13日，是个特殊的日子，当然这是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一天是“副统帅”林彪跑了的日子。也算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天上午，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李作鹏总算出席了会议，他戴着一副墨镜，无精打采，开头只说了一句“开会吧”，便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耷拉着脸。当时王猛只以为他被迫上任，心里不高兴而已，哪知道原来就在几小时之前，林彪坐“三叉戟”仓皇出逃，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李作鹏已经知道，正是失魂落魄的时刻，哪有心思管什么乒乓球比赛?但会议还是在各单位的支持下，研究和部署了各项筹备工作。过了几天，李作鹏就被隔离审查了，王猛向周总理请示，对领导小组作了调整，改由李德生担任组长，筹备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开展起来了。
王猛虽然还不熟悉体育业务，但他有他工作的法宝，那就是紧紧掌握住活动的宗旨和原则，充分依靠体委的领导和专业干部，着力组建和培训了工作班子，统一指导思想，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体现“增进亚非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促进亚非乒乓运动的发展”的宗旨，落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业务部门在种子安排和竞赛组织上，不完全按照国际惯例，提出了新的思路，不仅根据技术水平，也适当照顾地区，还打破常规提出了男女团体赛各奖前九名的新方案(一般只取前八名)，让非洲地区也有捧得奖杯的机会。王猛对这些富有创造性的设想都给予充分肯定。在各项筹备工作顺利展开的时候，后来又冒出一个棘手的问题，王猛不得不亲手来解决。
一个友好邻邦的代表团团长提出：种子安排不应照顾地区，对7个项目他们国家安排6项种子不满，要求把女双的非洲种子拉下，换成他们的，而且表示如果他们的比赛成绩不好，拿不到冠军，回去不好交代，只好退出比赛。几次协商都谈不拢，态度极其强硬。
王猛感到问题严重，那个国家的问题一向十分敏感，如果他们真的退出比赛，造成恶劣影响，不是又重蹈过去的覆辙吗?王猛立即与有关人员商讨解决办法：关于种子安排，照顾地区的原则是总理定的不能变，非洲的种子名额决不能拉下，如果实在讲不通，就把我们的种子位置让出来；至于比赛 成绩，我们很难保证他们拿冠军，乒乓球队主教练徐寅生提出建议：那个国家男子团体水平比较高，我们可以让他去与日本队决赛，能否夺冠，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王猛将这些意见连夜紧急向周总理报告。
周总理听了汇报，颇为不快地说：“你们情况报得太迟了，为什么火烧眉毛才报?照顾地区的原则不能变，非洲的种子不能拉下。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如果他们坚持要取消非洲的种子，你们就把我的牌子打出来，就说你们请示了总理，是我定的。当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打我的牌子，尽可能不要压他们。”
王猛遵照总理指示，亲自出面与那个国家的乒乓球代表团团长谈，他坚持原则，有理有节，可能是那位团长感到了中国体育界的一把手讲话的份量，后来就接受了意见。王猛没有打出周总理的牌子，就妥善解决了问题。
11月3日晚，身穿中山装的王猛，仪表堂堂地站在首都体育馆的主席台上，面对亚非51个国家的370多名运动员，面对全场一万八千名观众，用他那带着浓重的冀鲁乡音宏亮地宣布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开幕!全国人民也通过电视画面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新上任的国家体委主任。
比赛结果皆大欢喜。王猛得到周总理肯定，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比赛进行得很顺利，结果也皆大欢喜。中国和日本都荣获了3金2银，朝鲜也夺得1金3银，非洲的尼日利亚、埃及和加纳也都登上了团体赛的领奖台。
11月13日，闭幕前一天，王猛带着赵正洪、李梦华、庄则栋、徐寅生等到国务院向总理汇报。
王猛汇报了整个比赛和活动的情况，达到了增进友谊的预期目的。说到有一个场面，在伊朗和喀麦隆男团比赛时，水平过分悬殊，有一局伊朗队员打倒20：0，伊朗团长急忙从主席台赶到场地，向其队员大声呼叫：友谊，友谊!伊朗队员就让了几分，没有打成21：0。比赛结束后，伊团长拿着一把纪念章，一一戴在喀麦隆队员胸前。周总理听了，感慨地说：胜之不武，让之有德，伊朗都懂事，为什么有的国家不能呢?
最后，周总理对王猛说：“我看你们搞得不错嘛!现在你对工作熟悉一些了吧!”
王猛回答：“我完全外行，是从头学起。”
周总理接着说：“这总比打仗容易嘛!团体赛你们最后下的决心是对的。男女团体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第一、第三，朝鲜拿了两个第二，结果很好嘛!发前9名的奖也是打破常规的。”
对于上任后的第一道难道，王猛交出了一份比较圆满的答卷。
高屋建瓴抓“牛鼻”：让体委回归国务院领导
在全力搞好当务之急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同时，王猛和助手们抓紧时间，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和分析形势，研究下一段体委的工作如何开展?
此前，有人曾向他建议，到体委工作，应学习老领导荣高棠过去在乒乓球队蹲点的办法，深入到一些项目的国家队去，想办法抓运动水平的提高。经过这段时间的熟悉情况，他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决不能那样干，这不是他的职责，他要抓的是全局性的关键问题，不能舍本逐末。那么，什么是本?
当时，国家体委实行军事接管后归总参领导，原来的体委干部大多数下放到山西屯留“五七”干校，各部门各单位都由军管人员主持，工作处于停滞和混乱状态。
而王猛一接手体育工作，就感觉到体育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又有大量的国际交往活动，军队怎么管得了呢?军队管好打仗的事就行了，体育工作必须由政府领导。亚非乒乓球邀请赛关于建立领导小组的问题来回扯皮，差一点误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同时他又认为，体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体育专业知识的干部来做。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体委是贺龙元帅一手创建和领导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培养了一大批体育干部，相信绝大多数是好的，哪会像“5·12”命令(即那个宣布对体委实行军管的命令)说的是“钻进了不少坏人”?干体育主要依靠这些专门人才，可是现在都弃之不用，体育事业如何发展?
王猛和领导班子认真分析形势和存在问题，听取了李梦华等体委老领导的意见和建议，反复酝酿，从全局出发，抓住根本，提出了打开局面的九项举措：
(一)国家体委从总参回归国务院领导；
(二)大部分军管人员撤回部队；
(三)体委的干部要尽快解放和使用；
(四)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五)举办一次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
(六)搞一个长远的体育发展规划；
(七)调整、充实运动项目和队伍；
(八)恢复体育科研；
(九)充实加强体委的领导班子。
在这九项举措中，王猛认为前三项关于领导体制和干部工作是关键，抓住这个“牛鼻子”，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但解决问题必须依靠中央。
王猛的汇报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帅的赞同，一言九鼎：总理说了，体委是被他们霸占去的，应该回来
1972年1月13日，王猛和负责人事工作的副主任姚晓程一起，带着精心准备的汇报提纲，到三座门向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汇报，在座的还有李德生、张才千、王新亭、田维新等其他军委领导和总参、总政领导。
叶帅在汇报会开始时是这样说的：“几十年的老红军了，还是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过去没有摸过体育工作，今天来也帮不了你们解决多少问题，今天只是学习。”因此王猛在汇报时，把所掌握的情况讲得特别详细，把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讲清楚了，尤其是关于解决问题的措施，分析得更为透彻。叶帅听了频频点头，有些问题当场就给予肯定，但谈到领导体制时感到事关重大，中途出去打电话请示周总理。不一会儿，他回来高兴地说：“总理讲了，国家体委是被他们霸占去的，应该回来。”
叶帅虽然是第一次抓体育工作，但不同凡响，他坚决支持王猛提出的战略措施，实际上是彻底否定“5·12”命令，这是体育界处于灭顶之灾危急关头的一大转机，新中国体育史上是应该记上一笔的。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5·12”命令是林彪反党集团为了打击迫害贺龙等老一代革命家，为了控制体育战线，盗用中央名义发布的。周总理揭穿了这个阴谋，并亲手解决这个问题。只过了一个多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就于2月17日联合下达了《关于国家体委改由国务领导的通知》：
“根据中央决定，将原调总参领导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由国务院领导，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级单位。”
这个最重要的关键问题一解决，体委的工作就顺了，王猛和领导班子的心气更足，斗志更旺，按照预定的战略部署，大刀阔斧地干将起来。
关于军管人员撤回部队的问题，虽然叶帅已经同意，但为了慎重起见，王猛又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准。
当时相当部分的军管人员，忠实执行“5·12”命令，思想极左，全盘否定体委的干部，还组织了什么“深挖组”揪坏人，怀疑这个是“叛徒”，那个是“特务”，抓住不放。有一个军管组长扬言：体委的干部给他擦屁股都不要!影响极坏。这些人成了下一步工作的阻力。王猛着手撤离工作，有些军管人员想不通，思想有抵触，有的人甚至顶得很厉害，嚷嚷说：“我们是中央派来的!”王猛抓工作有一股狠劲，明确告诉说：“把你们调回去也是中央定的!”把顶得厉害的人列入第一批撤离名单。在逐步撤回军管人员的同时，又抓紧进行“解放”体委干部的工作。(未完待续)
没干过体育更没领导过外事活动的王猛，一上任就遇难题：组织筹备亚非乒乓球邀请赛
王猛上任刚几天，负责外事活动的宋中急匆匆跑来汇报说，经中央批准举办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将于11月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可工作班子至今尚未成立，所有筹备工作无法进行，一筹莫展。他们提出过一个组织委员会的组成方案，但因与外交部等单位商谈未果而搁浅。这是“文革”动乱以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如此大事光体委自己张罗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加上原来分管这项工作的体委副主任赵正洪因病住进了医院，整个体委没有领导抓，情况十分紧急。
这是摆在新上任的王猛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事先他对这项活动一无所知。听了宋中的汇报后，他立即进入“角色”，迅速找有关人仔细了解情况，查看所有有关的文件、资料，终于弄清楚，原来，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就是当年春天开始的“乒乓外交”的延续和发展，是借助小小银球开展亚非外交活动的重大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决策的一项具体行动，因此绝不单纯是一项国际体育赛事而已。
弄清了情况，王猛意识到，如此重要的工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肯定是无法办好的，当务之急是首先成立领导小组。由于当时国家体委归总参领导，王猛立刻与有关人员研究，给总参起草了一个详尽的报告，提出要组成一个由有关部门参加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并直截了当地提出请时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副总参谋长李作鹏当组长(第二方案拟请王新亭副总长任组长)，以便指挥和协调各项筹备工作。
王猛火了!无奈之下，他冒着掉“乌纱帽”的风险，越级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报告递上去之后，好久不见回音，催问了多次，快到8月底的时候，总参却将报告退了回来，王新亭还打电话通知说，李作鹏不当组长，他也不当，要国家体委自己来抓。
这下子王猛火了!离比赛开幕只剩两个月时间，筹备工作毫无进展，而这项工作没有中央领导出面协调是很难进行的，这么扯皮下去怎么得了，要误大事!他考虑再三，当机立断，决定将报告越级呈送周总理。当时这个举动是有很大风险的，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可怕，一位军队的老同志关心地提醒说：“你这不是向总理告李作鹏的状吗?李作鹏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势力那么大，小心你的乌纱帽!”王猛说：“顾不得那么多了，国家的声誉要紧，这次国际比赛办不好，出了问题，就是大事，还不是要和军管会主任一样掉乌纱帽?”
具有政治家头脑的王猛虽然雷厉风行，但也心细如发，毕竟这是“越级”，犯了官场的大忌。为慎重起见，他同时以个人的名义给周总理写一封信，打好腹稿后当即口述，让秘书孙景立记录成文，他又亲自修改，叫秘书用毛笔工整地誊清，他又仔细地看两遍，连同报告正件一起密封起来，直忙到深夜一点多钟。信的内容主要是说明情况紧急，主要从工作考虑，并非对谁有意见。
王猛又非常细心地向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总理休息没有?纪东秘书告知，总理还在办公。王猛说：“我有一个急件要报送总理，因为事情十分紧迫，不宜再经收发室转，我想让秘书直接送去。”纪秘书说：“请孙秘书现在就出发，我到国务院西门去等。”就这样，王猛的报告和附信连夜顺利地摆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
仅隔一天，周总理就对王猛越级上报的《关于建立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领导机构的请示》做出批示：“拟同意第一方案，请军委办事组一议。”周总理批阅报告有个习惯，他握着铅笔，一边阅读一边划出重点，并在每句话后重新标上逗号或句号，因此通篇都留有他的笔迹。在这份报告上，他还亲笔点名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对外友协负责人吴晓达参加领导小组。
王猛捧读周总理的批示，不禁心潮起伏，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激励。在这种情况下，总参谋长黄永胜不得不奉命召集军委办事组开会讨论，表示：拥护总理批示，同意第一方案。这样李作鹏不得不出马了。
筹备工作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日子终于艰难地开展起来了。然而一波三折，内部协调了，外事方面又出麻烦
1971年9月13日，是个特殊的日子，当然这是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一天是“副统帅”林彪跑了的日子。也算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天上午，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李作鹏总算出席了会议，他戴着一副墨镜，无精打采，开头只说了一句“开会吧”，便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耷拉着脸。当时王猛只以为他被迫上任，心里不高兴而已，哪知道原来就在几小时之前，林彪坐“三叉戟”仓皇出逃，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李作鹏已经知道，正是失魂落魄的时刻，哪有心思管什么乒乓球比赛?但会议还是在各单位的支持下，研究和部署了各项筹备工作。过了几天，李作鹏就被隔离审查了，王猛向周总理请示，对领导小组作了调整，改由李德生担任组长，筹备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开展起来了。
王猛虽然还不熟悉体育业务，但他有他工作的法宝，那就是紧紧掌握住活动的宗旨和原则，充分依靠体委的领导和专业干部，着力组建和培训了工作班子，统一指导思想，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体现“增进亚非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促进亚非乒乓运动的发展”的宗旨，落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业务部门在种子安排和竞赛组织上，不完全按照国际惯例，提出了新的思路，不仅根据技术水平，也适当照顾地区，还打破常规提出了男女团体赛各奖前九名的新方案(一般只取前八名)，让非洲地区也有捧得奖杯的机会。王猛对这些富有创造性的设想都给予充分肯定。在各项筹备工作顺利展开的时候，后来又冒出一个棘手的问题，王猛不得不亲手来解决。
一个友好邻邦的代表团团长提出：种子安排不应照顾地区，对7个项目他们国家安排6项种子不满，要求把女双的非洲种子拉下，换成他们的，而且表示如果他们的比赛成绩不好，拿不到冠军，回去不好交代，只好退出比赛。几次协商都谈不拢，态度极其强硬。
王猛感到问题严重，那个国家的问题一向十分敏感，如果他们真的退出比赛，造成恶劣影响，不是又重蹈过去的覆辙吗?王猛立即与有关人员商讨解决办法：关于种子安排，照顾地区的原则是总理定的不能变，非洲的种子名额决不能拉下，如果实在讲不通，就把我们的种子位置让出来；至于比赛 成绩，我们很难保证他们拿冠军，乒乓球队主教练徐寅生提出建议：那个国家男子团体水平比较高，我们可以让他去与日本队决赛，能否夺冠，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王猛将这些意见连夜紧急向周总理报告。
周总理听了汇报，颇为不快地说：“你们情况报得太迟了，为什么火烧眉毛才报?照顾地区的原则不能变，非洲的种子不能拉下。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如果他们坚持要取消非洲的种子，你们就把我的牌子打出来，就说你们请示了总理，是我定的。当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打我的牌子，尽可能不要压他们。”
王猛遵照总理指示，亲自出面与那个国家的乒乓球代表团团长谈，他坚持原则，有理有节，可能是那位团长感到了中国体育界的一把手讲话的份量，后来就接受了意见。王猛没有打出周总理的牌子，就妥善解决了问题。
11月3日晚，身穿中山装的王猛，仪表堂堂地站在首都体育馆的主席台上，面对亚非51个国家的370多名运动员，面对全场一万八千名观众，用他那带着浓重的冀鲁乡音宏亮地宣布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开幕!全国人民也通过电视画面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新上任的国家体委主任。
比赛结果皆大欢喜。王猛得到周总理肯定，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比赛进行得很顺利，结果也皆大欢喜。中国和日本都荣获了3金2银，朝鲜也夺得1金3银，非洲的尼日利亚、埃及和加纳也都登上了团体赛的领奖台。
11月13日，闭幕前一天，王猛带着赵正洪、李梦华、庄则栋、徐寅生等到国务院向总理汇报。
王猛汇报了整个比赛和活动的情况，达到了增进友谊的预期目的。说到有一个场面，在伊朗和喀麦隆男团比赛时，水平过分悬殊，有一局伊朗队员打倒20：0，伊朗团长急忙从主席台赶到场地，向其队员大声呼叫：友谊，友谊!伊朗队员就让了几分，没有打成21：0。比赛结束后，伊团长拿着一把纪念章，一一戴在喀麦隆队员胸前。周总理听了，感慨地说：胜之不武，让之有德，伊朗都懂事，为什么有的国家不能呢?
最后，周总理对王猛说：“我看你们搞得不错嘛!现在你对工作熟悉一些了吧!”
王猛回答：“我完全外行，是从头学起。”
周总理接着说：“这总比打仗容易嘛!团体赛你们最后下的决心是对的。男女团体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第一、第三，朝鲜拿了两个第二，结果很好嘛!发前9名的奖也是打破常规的。”
对于上任后的第一道难道，王猛交出了一份比较圆满的答卷。
高屋建瓴抓“牛鼻”：让体委回归国务院领导
在全力搞好当务之急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同时，王猛和助手们抓紧时间，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和分析形势，研究下一段体委的工作如何开展?
此前，有人曾向他建议，到体委工作，应学习老领导荣高棠过去在乒乓球队蹲点的办法，深入到一些项目的国家队去，想办法抓运动水平的提高。经过这段时间的熟悉情况，他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决不能那样干，这不是他的职责，他要抓的是全局性的关键问题，不能舍本逐末。那么，什么是本?
当时，国家体委实行军事接管后归总参领导，原来的体委干部大多数下放到山西屯留“五七”干校，各部门各单位都由军管人员主持，工作处于停滞和混乱状态。
而王猛一接手体育工作，就感觉到体育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又有大量的国际交往活动，军队怎么管得了呢?军队管好打仗的事就行了，体育工作必须由政府领导。亚非乒乓球邀请赛关于建立领导小组的问题来回扯皮，差一点误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同时他又认为，体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体育专业知识的干部来做。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体委是贺龙元帅一手创建和领导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培养了一大批体育干部，相信绝大多数是好的，哪会像“5·12”命令(即那个宣布对体委实行军管的命令)说的是“钻进了不少坏人”?干体育主要依靠这些专门人才，可是现在都弃之不用，体育事业如何发展?
王猛和领导班子认真分析形势和存在问题，听取了李梦华等体委老领导的意见和建议，反复酝酿，从全局出发，抓住根本，提出了打开局面的九项举措：
(一)国家体委从总参回归国务院领导；
(二)大部分军管人员撤回部队；
(三)体委的干部要尽快解放和使用；
(四)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五)举办一次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
(六)搞一个长远的体育发展规划；
(七)调整、充实运动项目和队伍；
(八)恢复体育科研；
(九)充实加强体委的领导班子。
在这九项举措中，王猛认为前三项关于领导体制和干部工作是关键，抓住这个“牛鼻子”，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但解决问题必须依靠中央。
王猛的汇报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帅的赞同，一言九鼎：总理说了，体委是被他们霸占去的，应该回来
1972年1月13日，王猛和负责人事工作的副主任姚晓程一起，带着精心准备的汇报提纲，到三座门向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汇报，在座的还有李德生、张才千、王新亭、田维新等其他军委领导和总参、总政领导。
叶帅在汇报会开始时是这样说的：“几十年的老红军了，还是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过去没有摸过体育工作，今天来也帮不了你们解决多少问题，今天只是学习。”因此王猛在汇报时，把所掌握的情况讲得特别详细，把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讲清楚了，尤其是关于解决问题的措施，分析得更为透彻。叶帅听了频频点头，有些问题当场就给予肯定，但谈到领导体制时感到事关重大，中途出去打电话请示周总理。不一会儿，他回来高兴地说：“总理讲了，国家体委是被他们霸占去的，应该回来。”
叶帅虽然是第一次抓体育工作，但不同凡响，他坚决支持王猛提出的战略措施，实际上是彻底否定“5·12”命令，这是体育界处于灭顶之灾危急关头的一大转机，新中国体育史上是应该记上一笔的。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5·12”命令是林彪反党集团为了打击迫害贺龙等老一代革命家，为了控制体育战线，盗用中央名义发布的。周总理揭穿了这个阴谋，并亲手解决这个问题。只过了一个多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就于2月17日联合下达了《关于国家体委改由国务领导的通知》：
“根据中央决定，将原调总参领导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由国务院领导，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级单位。”
这个最重要的关键问题一解决，体委的工作就顺了，王猛和领导班子的心气更足，斗志更旺，按照预定的战略部署，大刀阔斧地干将起来。
关于军管人员撤回部队的问题，虽然叶帅已经同意，但为了慎重起见，王猛又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准。
当时相当部分的军管人员，忠实执行“5·12”命令，思想极左，全盘否定体委的干部，还组织了什么“深挖组”揪坏人，怀疑这个是“叛徒”，那个是“特务”，抓住不放。有一个军管组长扬言：体委的干部给他擦屁股都不要!影响极坏。这些人成了下一步工作的阻力。王猛着手撤离工作，有些军管人员想不通，思想有抵触，有的人甚至顶得很厉害，嚷嚷说：“我们是中央派来的!”王猛抓工作有一股狠劲，明确告诉说：“把你们调回去也是中央定的!”把顶得厉害的人列入第一批撤离名单。在逐步撤回军管人员的同时，又抓紧进行“解放”体委干部的工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