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兰奖在我的心中分量很重，因为这30年来，我们传统戏曲以及所有的舞台艺术都经历了很大的考验，传统艺术的传承变化、艺术市场的风云变幻、审美理念的认知挑战，我们都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又非常努力的日子。在这个情况下，昆曲是最苦的。为什么？因为昆曲你一个人跑出去，谁也不会看你，观众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记得那时候刚毕业的小孩子到上昆来，也没有戏演，我自己也非常灰心，觉得日子就这么过去了。
　　就在那个时候，1993年，我突然接到通知我得了白玉兰奖。我非常惊讶，也不敢相信，因为我自己算了算，这些年没演什么戏。为什么突然得到了白玉兰奖的肯定？
　　走进会场，我很忐忑不安，也非常惭愧，因为在我眼前的都是一些当时闪闪发光的红星，濮存昕、茅威涛、方亚芬等等，而我是一个老演员，好像也没有什么作品，在队伍中我自己一点自信也没有。
　　我的心情很复杂，想了很多。我觉得这是对昆曲这古老的艺术的一种厚爱，也是对我这个已算是年华老去的演员——那年我53岁了，对我们这样青春已经老去的演员的一种鼓励和鞭策。“白玉兰”带来了希望，在一个很寂寞的艺术圈子里，她要我们把传统艺术再坚守下去。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这甚至给了我力量。那时候我想我已经53岁了，孩子们也进来了，我应该是离开舞台的人了。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排一个戏，我还可以再努力一下。
　　1993年我是靠《玉簪记》获的奖。我有点不甘心的，因为我看到这些明星他们都有自己新的创作剧目或者代表作，像马兰的《红楼梦》、茅威涛的《西厢记》，还有之前尚长荣老师的《曹操与杨修》都给了我非常大的激励，而我们昆剧还在传统经典当中摸索。我想，我也要排一个新戏，而“白玉兰”给了我勇气，鼓励我排出了《司马相如》。尽管那时候排戏很困难，但是我还是给自己立了一個军令状，我要以这个戏作为我的“封箱戏”。
　　经历了两年多以后，《司马相如》很艰难地一路走过来。这条路让我成长，让我自己去摸索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昆曲的表演要如何承载新剧目的力量，昆剧小生的表演要如何展现文人气质。我也在找我身上还可能挖掘的潜力，在排演这个戏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好像又成长了。
　　在我57岁那一年，我又拿到了第二次白玉兰奖，让我开心的不得了。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像这样觉得自己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我的老师，对得起我的昆曲！
　　回望白玉兰这30年，似乎也是在回望我自己的艺术之路。前半段是传统的路，后面一点路我便往外走了。“白玉兰”的眼光，不仅仅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她还指出了一种方向。我是个女小生，在昆曲里几乎是很少见的，但是她让我找到了、认准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形象。我真切地感到，白玉兰奖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引领、一种方向、一种希望。 （作者为第4届、第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获得者）
　　（口述/岳美缇，整理/蔡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