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人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成立抗日政权，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新战场，使日军陷入四万万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抗战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其中，中共在位于华北地区的冀鲁豫边区，建成了全国规模较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全国抗战局势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我的父亲杨得志、母亲申戈军亲身经历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到发展、巩固的全过程。这一对老八路，整整六年，在这里与日军、伪军、顽军、土匪、会道门等多种敌对武装顽强斗争，与乡亲们共同熬过沙区最困难的特大旱灾、瘟疫时期，建立了亲如家人的深厚感情。父亲母亲在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常常会讲到冀鲁豫时期的斗争，后来我们一听到“冀鲁豫”这个词，就知道是他们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如今，两位老人先后过世，但他们留下的故事，我们永生难忘，因为我们这个家庭就诞生于冀鲁豫，那里还有我们对姐姐的永远思念……
　　我的母亲原名申淑文，河北魏县人，是邯郸市大名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华北平原地区大乱，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她改名申戈军，与姐姐申晓普一起来到河南省濮阳县，投奔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妇女救国会，直接参加了抗日工作。
　　刚到冀鲁豫边区妇女救国会工作时，母亲她们主要根据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情况，针对不同类型女同胞的特点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她当众演讲，办骨干班，演出抗日剧，努力使女同胞们树立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鼓励她们多为抗日作贡献。国民党负责这个地区的专员名叫丁树本，经过中共做工作，与中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双方的部队配合作战。后来，丁树本又同八路军、共产党和抗日团体闹摩擦，克扣国民政府对救国会的正常供给，使救国会的工作很难开展，母亲她们甚至一天三顿只能吃点红薯蘸盐水。即便如此，母亲的决心仍很坚定，只要有抗日的工作能做，再苦也要坚持下去。
　　父亲杨得志参加平型关战斗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之后调任三四四旅代理旅长，奉命率部进入冀鲁豫，任务是组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领导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冀鲁豫边区最初只有几个县，包括滑县、内黄、清丰、南乐、濮阳、范县等。冀鲁豫支队组建后，主动出击，打击日伪军、清除汉奸，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不到两个月，冀鲁豫支队发展到4000多人，滑縣、安阳、汤阴、内黄等数个县陆续建立了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到一年时间，冀鲁豫支队就发展到近1.7万人，开辟了大片根据地。
　　当时八路军办事处也在濮阳县。办事处主任唐克威（1943年初牺牲），看到我父亲母亲那时都还未结婚，便主动介绍，促成他们组成家庭。他们在唐克威家第一次见面不到两个小时，只是认识一下。母亲对我们回忆说：“由于不好意思，也没看清你爸爸长什么样，只记得很瘦，络腮胡子，满脸一个大嘴……我们互相问了问姓名，哪里人，是不是共产党员，有无文化，家庭出身情况，以前是否结过婚等。当时两人就表示可以继续接触。”
　　在第一次见面两周后，冀鲁豫区党委开成立大会。我母亲是妇女救国会宣传部部长，列席了会议；我父亲任冀鲁豫支队的支队长、区党委委员，也参加了会议。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唐克威说：“一个是出生在湖南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团长，一个是出生在河北的有文化的进步学生，为了抗日的共同目标，现在都来到冀鲁豫，既志同道合，又历史清白。抗战艰难时期见一次面不容易，利用这次开会在一起的机会把婚结了吧！”就这样，从老百姓家买了几个鸡蛋，大家举行了热闹的“婚宴”，就算婚礼大成了。这一天是1940年4月24日，地点在清丰县城西南的西王什村。
　　2013年11月，我和三姐去山东莘县参加中共冀鲁豫（中原）分局成立70周年座谈会时，抱着侥幸心理去找西王什村。意想不到的是，不仅村子找到了，连父母结婚那天的“洞房”（当时是冀鲁豫区党委刚成立时的一间办公室，后由濮阳市定为革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也找到了。可以说，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个村庄和这间屋子诞生的！这是个令我们兄弟姐妹兴奋和激动的事情。
　　二
　　1940年6月，我母亲以地方县团级干部身份参加八路军，在冀鲁豫支队当一名普通战士，经短期训练后担任报务员，收发电报和译电都是她一个人干。我母亲是支队唯一的女同志，身高不足一米六，随部队行军，男同志急行军一晚上，她就得小跑一晚上才能跟上，脚底板不是几个小血泡而是一个完整的大血泡。部队到达宿营地后，战士们休息了，而她还要继续工作，负责通联和译电。我母亲当时是整个部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知识分子”，因此她也承担起了部队的文化教员工作，编写识字课本，有空就给同志们上文化课。她虽然是学生出身，但工作泼辣、不怕吃苦，与同志们的关系十分亲密。
　　作为一名有血性的中国人，此时她肩负着民族赋予的抗击外敌入侵的使命；作为一名八路军女战士，除了同样要面对反“扫荡”的危险，她还要承担怀孕、生孩子的艰辛，有时比男同志吃的苦还多。
　　1941年6月的一天，冀鲁豫军区的卫生部部长失踪了，当时以为他叛变投敌（后来得知是私自跑到太行分区去了），为防万一，部队决定马上转移。就在前一天，我母亲刚生了我的大姐，是卫生处主任蒲荣清接生的。生孩子时连一块尿布都没有，也没有小孩衣服。接生后只能用被套做包被，掏出自己棉衣里的棉花裹着孩子，撕件衬衣做尿布。头一天生孩子，第二天发现有人失踪，当晚就要转移，对一个女同志来说，意味着将面对极大的困难和产后大出血的危险。
　　那天下午开始下雨，牛车在交通壕里不能走，我母亲只能自己抱着孩子在青纱帐里步行转移，在泥水地里一步一滑，直到天亮也只走了十几里。黎明时，我母亲进到一个小村庄，敲老乡家的门想避避雨和烤烤孩子的包被。老乡从门缝里一看，雨地里站着一个全身湿透的女人，双手抱着一个婴儿，头发贴在脸上，雨水浸透的裤脚还在滴着血水。老乡用颤抖的声音轻声问：“你是人还是鬼呀？”我母亲说：“日本鬼子又‘扫荡’了，我是从邻村跑出来的。想给孩子要口水喝。”这样老乡才开门让她进去。孩子满月后，我母亲为了能随部队行动，经组织联系，把孩子交给一家老百姓代养。几个月后，部队反“扫荡”经过那个村，老乡也找到了，但是说孩子已经死了，病死了。 　　1942年6月，母亲生了第二个孩子，也是女孩。几天后敌人又来“扫荡”，为了不连累老百姓，老乡往西跑，母亲就向东走。我母亲是城市学生出身，没有裹过小脚，短发梳成假髻子，尽管穿着老百姓的破衣服，但是很容易被日本鬼子识破。当时，日军为了用恐怖气氛摧垮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对付中国民众的手段极其残忍。除了常见的砍头、射杀、刺死、活埋，还有把人一个个推入井里一直填到井口，再压上石碾全部闷死；抓住婴儿的两条小腿活生生地撕成两半；把妇女扒光衣服当众污辱，再一刀一刀割死；等等。这些惨不忍睹的暴行不是传说，在冀鲁豫都真实发生过。中国老百姓把日军称为“日本鬼子”。我母亲走着走着，远远看到有队伍的影子，便爬到路边老百姓沤肥的粪堆上，目的是把两只脚盘在腿下面藏起来。母亲抱着我二姐，当时就做好死的准备了，紧握剪刀的手藏在孩子的包被下面。日本鬼子带队的跑过去没有理会，看样子是有任务，就这样我母亲躲过一劫。
　　日军“扫荡”后，母亲她们又回到老乡家。听母亲说，二姐比大姐长得漂亮。但部队行军，孩子容易暴露目标，没法带在身边。二姐满月后不久，母亲又不得不忍痛把她托付给老乡，为了不让外人知道，是夜里抱走的。后来也说是病死了。母亲还到村外去看了她的小墳堆，远远看到有明显被野狗扒过的痕迹，就不忍心再往前走了。
　　三
　　1943年秋末，我母亲和区党委书记信锡华的妻子转移到范县仝庄生孩子，后来走漏了风声。
　　有一天，突然来了600多名日本鬼子把村子包围了。她们再想转移已经来不及，只好躲进一个德国人开的天主教堂，是村长花了钱疏通的，在教堂的一间弃婴室里假装成教堂雇用的奶妈。弃婴室又脏又臭，十几个半死不活的婴儿，炕上、地上到处是屎尿。日本鬼子挨家挨户搜查，每个院子门口站一个兵，不准出也不准进。一个日本军官来到弃婴室看了几眼，臭气熏得他急着离开，临走时还假惺惺地说了几句夹生的中国话：“你们是行好的！你们是行好的！”就在日本人转身离开时，德国修女用夹生的中国话想告发：“太太在这里！”幸亏那个日本人没听懂，径直走了。就这样，母亲又躲过了一劫。
　　我父亲得知600多日本鬼子包围了仝庄，心想她们和孩子这回真的在劫难逃了，心里万分焦急。其他同志背后嘀咕：“如果再看到申戈军，那一定是碰到鬼了！”所有人都认为她们不会活着回来，结果她们却活着回来了。原来，日本人撤走后，地方党组织当晚就把她们转移到一个敌占区的村子，反而安全些。敌人对根据地“扫荡”完后，地方党组织又把她们转回到仝庄。
　　1944年1月，我父亲奉命率部去陕北保卫延安，离开了他们坚持了六年最艰苦的抗战时期的冀鲁豫大地，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生死患难的父老乡亲，留下了无限的思念。
　　解放后，我母亲住在范县仝庄时的房东女儿仝瑞华，这也是我母亲唯一的干女儿，还多次来我家看望，带来新鲜的小米和又大又红的干枣，一家人十分亲热。母亲认真地告诉我们：“这就是你们的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