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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影《色·戒》的基本情节来源于“郑苹如刺丁案”，所以被人指责为歪曲英雄，美化汉奸的作品。厘清从“郑苹如剌丁案”到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再到电影《色·戒》的细节，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郑苹如剌丁案”变化的过程，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张爱玲、李安的创作心态。
关键词 郑苹如刺丁案《色·戒》张爱玲 李安 创作心态
《色·戒》这部电影将一对绝望的男女和他们既无法信任对方又彼此迷恋的情绪描绘得入木三分，如果抛开附着在《色·戒》上的“郑苹如刺丁案”这样的宏大叙述，这部电影不能不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这部指向最基本的人性的电影是不可能抛开“郑苹如刺丁案”的，因为张爱玲曾默认小说《色·戒》来源于“郑苹如刺丁案”。而李安的电影则是对张爱玲《色·戒》的诠释。漠视这一条清晰的线索无异于掩耳盗铃。所以，有人批评电影《色·戒》“不仅歪曲了郑苹如。也美化了汉奸，如此暴露鼓吹汉奸的‘人性’和色欲，令人扼腕道德标准的沦丧”可谓言之有据。但是。这一“线索”是如何呈现的，讨论《色·戒》的学者往往语焉不详，所以本文想探讨的是：“郑苹如刺丁案”是如何变成电影《色·戒》的。因为厘清从“郑苹如刺丁案”到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再到电影《色·戒》的细节，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郑苹如刺丁案”变化的过程，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张爱玲、李安的创作心态。
“郑苹如刺丁案”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现在这一段历史已经比较清楚：郑苹如是浙江兰溪人，生长在一个具有爱国情怀的幸福的家庭中，后来被国民党发展为中统特务。重庆的国民党当局命令其特务机关要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丁默村，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果夫的侄子陈宝骅。便决定抓住汪伪汉奸丁默村好色的弱点，施“美人计”除掉他，郑苹如就是暗杀行动的主角。但不幸的是，除奸行动数次为狡猾的丁默村躲过，暴露后郑苹如依然暗藏手枪准备再度刺杀丁默村，又不幸被捕，于1940年被杀害。有人说丁默村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美色，因此他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但丁默村的老婆赵慧敏却悄悄找到林之江，并对他面授机宜，于是在1940年2月在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上。郑苹如被秘密杀害。她牺牲时年仅23岁。
从这个历史事件中我们看不出爱情。郑苹如身上，我们只看到仇恨和大义凛然，而从丁默村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诡诈、阴谋、暴戾，当然也有好色。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郑苹如刺丁案”转化为“桃色新闻”呢?翻看历史我们发现：在审讯过程中，郑苹如否认她与中统的关系。只承认暗杀丁默村是因为她不甘被玩弄。在这里，为了保护战友。郑苹如烈士策略地将一次政治行动简化为情杀，将刺杀汉奸的责任承揽在个人身上，这无疑是高尚而富有牺牲精神之行为。但是，对于汪伪宣传机器来说，操纵舆论，消弭良知，将一次爱国行动遮蔽成一次情杀，不仅可以混淆视听，还可以挽回稍许面子。所以，当时郑苹如的行刺事件成了上海的花边新闻，继而成为桃色新闻。
网络上不乏有批评电影《色·戒》“美化汉奸”的言论，但事实上，企图改写}“郑苹如刺丁案”事件的第一人正是郑苹如，但与后来的报纸、张爱玲和李安不同的是，郑苹如烈士的“改写”是为了保护战友的爱国之举。
“郑苹如刺丁案”发生的时候，张爱玲并不在上海，她通过报纸了解到的“郑苹如刺丁案”事实上已经经过汪伪宣传机器的“加工”，等到她后来嫁给胡兰成，或许从他那里能够得到更多的历史事实，但是，张爱玲即使知道历史的“真相”，她也不太可能沿着历史的本来面目去书写这样一个爱国女英雄。陈子善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张爱玲通过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事件，展现了女性和男性对情感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及悲剧人物的悲剧宿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据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事件完成的小说《色·戒》中，张爱玲虽然展现了“女性和男性对情感的不同价值取向”，但她这里关于女性“价值取向”的想象完全不适合历史上真实的郑苹如，只适合那个多多少少带着张爱玲自己影子的王佳芝。
李安在威尼斯曾发表看法认为张爱玲这部小说是在写自己，以及她心中的很多恨意。张爱玲是明写易先生，暗写胡兰成。李安“还为易先生起了一个名字——默成，也就是从丁默顿和胡兰成两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合成的，”李安对张爱玲的诠释也许是合理的，“郑苹如刺丁案”发生10年之后张爱玲才开始写《色·戒》，又修改了三十年之久。如果根据张爱玲以前的写作经验，通过一万多字的小说来“展现女性和男性对情感的不同价值取向”完全不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显然。张爱玲是在重新思考和认识她和胡兰成关系，正如小说写道的“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
“郑苹如刺丁案”的报道或胡兰成的转述只给张爱玲提供了一个女特务爱上汉奸情人的模板，但实际生活中的郑苹如却是一个铮铮铁骨的巾帼英雄。虽然张爱玲同样也有一个“汉奸情人”，但她始终无法进入一个抛弃个人生死荣辱，担负国家兴亡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因此。推己及人，张爱玲开始凸显王佳芝身上的小市民气息，企图以此作为王佳芝爱上易先生的“情节”推进器，这就是小说中的“色”。同时，为了增加王佳芝这种“转化”的可能性，张爱玲还改换了“郑苹如刺丁案”中郑苹如的角色，将王佳芝描写成一个学生，她参加这一次“除奸”不仅是盲目的。而且是偶然的。
前面提到的“色”在小说中一方面是小市民物质上的虚荣心，正如小说一开篇就写到王佳芝的自卑，“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佳芝想。只有她没有钻戒，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早知不戴了，叫人见笑——正眼都看不得她。”或许，这也为后来在珠宝店王佳芝向易先生示警埋下了伏笔，这种心理在珠宝店时再一次展现出来。“看不出这爿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不然把他带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广东到上海，成了“大乡里”。对“面子”的执着使读者从王佳芝身上看不到一点除奸的英气，只剩下小市民的市侩气。小说中“色”的另一方面，即“情欲”可能才是王佳芝爱上易先生的主要原因。对于王佳芝来说，邝裕民对自己的漠视，杜润生带来的厌恶，和易先生在一起的冲击以及对易先生可能隐藏的另外的情人的敌视都成为王佳芝“爱上”易先生的“理由”。“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这样，易先生既是王佳芝的敌人，但在心灵上，又变成了她的拯救者。
有人认为小说《色·戒》前半部分在写王佳芝和易先生。后半部分在写张爱玲和胡兰成。这种判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小说写出来了。却压在箱底好多年，直到胡兰成的回忆录发表。她才让它公之于世。算是回应吗——胡兰成说，他们之间有爱情；张爱玲说，它只是情 欲。”当小说《色·戒》进入中途，“除奸”的叙事模式突然转变为关于男女恋情的思索，王佳芝在易先生那里看到“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所以觉得“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个人的情感瞬间代替了民族大义，从人性角度虽然可能理解，但是。这一转变却是从关于“权势是一种春药”、“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思索开始，虽然颇令人感到意外，但也刚好印证了张爱玲对胡张爱情的判断。“它只是情欲”。
李安是不是从这里出发，来理解张爱玲的《色·戒》我们不得而知，但李安在电影中加大了情欲的内容却是不争的事实。张爱玲的小说是含蓄的，《色·戒》带给读者的不是诱惑的情欲。而是一幕幕灰色的人生和抑郁的生存。李安依然沿袭了这种压抑和灰色的情调，但与张爱玲不同的是。李安并不是像张爱玲那样适可而止，虽然我们至今仍无法窥见未删节版的电影《色·戒》，但是坊间曾流传，李安认为床戏和虐戏都是必要的，是表现人物性格和内心的必须的电影语言。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没有看过小说的电影观众难以理解电影中王佳芝、易先生二人的原因。令人奇怪的是。删节版的《色·戒》照样让李安能够享受高票房带来的喜悦，观众似乎并不热衷“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或许，在今天，只有裸的“尺度”才是大众乐于关心的电影话题。
和小说相比，李安增加了几幕戏来表示王佳芝性格变化的轨迹：一是王佳芝的父亲带着弟弟赴英另娶，她和家人变得遥远而陌生：二是王佳芝寄住在舅妈家里，出入在领救济粮的人群中。绝望的，充满压抑和挣扎的生活让王佳芝和易先生产生出“爱情”的火花。亲人、朋友以及“上级”都是冷冰冰的，或许只有易先生是唯一爱她的，不管是身体，还是感情。只有和易先生在一起时，王佳芝才感觉到自己被爱护，被重视，才有美好的东西，才有《天涯歌女》里的小儿女的温柔。
张爱玲因循着自己对胡兰成的感受改写了“郑苹如刺丁案”。而李安则将张爱玲的故事说得更让人信服。
以上粗略勾画了从“郑苹如刺丁案”到电影《色·戒》的一个大致过程，我们发现，“色戒”有数个不同的版本：郑萍如烈士用生命和鲜血表现了爱国的情怀和凄艳的牺牲；上海小报用粉红的桃色新闻遮盖了汪伪的政治黑暗和烈士的浩然正气；张爱玲以小说的笔调写下爱情的伤感和判词；李安则用电影镜头表达着压抑的人性、阴暗的心理和绝望的人生。他们各自加入了自己有意的误读，甚至是错读，将一个充满了正义和热血的革命故事，转变为一个关于爱情、人性、欲望的晦涩寓言。从电影里，可以显而易见到李安对政治的躲避，但遗憾的是，“郑苹如刺丁案”毕竟不是一个文学故事。它是不容改变的活生生的历史，汪伪控制的上海小报改变这一历史事实有它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时代语境，张爱玲改写这一历史事实难以避开自己的汉奸丈夫，李安沿袭上海小报或者张爱玲的叙事模式。受人责难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
或许，这样指责李安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李安仅仅是一名导演。是一位服务于电影艺术的人，他的眼中没有或者忽视了政治因素，甚至他仅仅是一名艺术至上的人。李欧梵提醒说，“文学和电影不能完全忠实于史实。而是两种再现历史的艺术。文学用的是文字。电影用的是形象，这一个基本认识，往往被不少历史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所忽略。”事实上，并不是李欧梵谈到的“基本认识”被我们所忽略，而是李欧梵所理解的历史和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相同，因为他“觉得《色·戒》中所‘再现’的政治，与其说是日据时期的汪政权人物，不如说是两种国民党的类型：一种是与日本共谋的国民党特工，如易先生，一种是重庆指使的‘中统’间谍。这两种人物。在外表上也如出一辙，甚至都信奉总理孙中山(可见之于易先生办公室中墙上挂的孙中山像)，但政治主张截然相反。目前因档案尚未公开，有待证实的是：这两个政权在抗战初期是否有秘密管道联系(看来是有的)。而夹在中间的就是像王佳芝和郑裕民式的爱国学生。”历史当然是复杂的，任何轻率的结论都可能成为历史的笑柄，但是，郑苹如和王佳芝的区别还是需要厘清的，电影毕竟是大众艺术，它面对的是千千万万观众。这些观众中的大部分，不是需要思考深沉阴鸷的人性，而是要获得快乐和教益。面对艺术，用道德良知来谴责艺术家可能南辕北辙，但是作为艺术家。尊重历史事实，为正义张目无疑也是需要担当的责任。
还有一点让人疑惑的是。电影《色·戒》中邝裕民鼓舞一帮同学去刺杀汪伪特务易先生时，所引用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居然是汪精卫的诗句。真不知道李安设置这样一句台词在这里是要表现邝裕民的幼稚呢。还是要表达编剧的幼稚。
关键词 郑苹如刺丁案《色·戒》张爱玲 李安 创作心态
《色·戒》这部电影将一对绝望的男女和他们既无法信任对方又彼此迷恋的情绪描绘得入木三分，如果抛开附着在《色·戒》上的“郑苹如刺丁案”这样的宏大叙述，这部电影不能不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这部指向最基本的人性的电影是不可能抛开“郑苹如刺丁案”的，因为张爱玲曾默认小说《色·戒》来源于“郑苹如刺丁案”。而李安的电影则是对张爱玲《色·戒》的诠释。漠视这一条清晰的线索无异于掩耳盗铃。所以，有人批评电影《色·戒》“不仅歪曲了郑苹如。也美化了汉奸，如此暴露鼓吹汉奸的‘人性’和色欲，令人扼腕道德标准的沦丧”可谓言之有据。但是。这一“线索”是如何呈现的，讨论《色·戒》的学者往往语焉不详，所以本文想探讨的是：“郑苹如刺丁案”是如何变成电影《色·戒》的。因为厘清从“郑苹如刺丁案”到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再到电影《色·戒》的细节，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郑苹如刺丁案”变化的过程，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张爱玲、李安的创作心态。
“郑苹如刺丁案”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现在这一段历史已经比较清楚：郑苹如是浙江兰溪人，生长在一个具有爱国情怀的幸福的家庭中，后来被国民党发展为中统特务。重庆的国民党当局命令其特务机关要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丁默村，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果夫的侄子陈宝骅。便决定抓住汪伪汉奸丁默村好色的弱点，施“美人计”除掉他，郑苹如就是暗杀行动的主角。但不幸的是，除奸行动数次为狡猾的丁默村躲过，暴露后郑苹如依然暗藏手枪准备再度刺杀丁默村，又不幸被捕，于1940年被杀害。有人说丁默村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美色，因此他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但丁默村的老婆赵慧敏却悄悄找到林之江，并对他面授机宜，于是在1940年2月在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上。郑苹如被秘密杀害。她牺牲时年仅23岁。
从这个历史事件中我们看不出爱情。郑苹如身上，我们只看到仇恨和大义凛然，而从丁默村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诡诈、阴谋、暴戾，当然也有好色。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郑苹如刺丁案”转化为“桃色新闻”呢?翻看历史我们发现：在审讯过程中，郑苹如否认她与中统的关系。只承认暗杀丁默村是因为她不甘被玩弄。在这里，为了保护战友。郑苹如烈士策略地将一次政治行动简化为情杀，将刺杀汉奸的责任承揽在个人身上，这无疑是高尚而富有牺牲精神之行为。但是，对于汪伪宣传机器来说，操纵舆论，消弭良知，将一次爱国行动遮蔽成一次情杀，不仅可以混淆视听，还可以挽回稍许面子。所以，当时郑苹如的行刺事件成了上海的花边新闻，继而成为桃色新闻。
网络上不乏有批评电影《色·戒》“美化汉奸”的言论，但事实上，企图改写}“郑苹如刺丁案”事件的第一人正是郑苹如，但与后来的报纸、张爱玲和李安不同的是，郑苹如烈士的“改写”是为了保护战友的爱国之举。
“郑苹如刺丁案”发生的时候，张爱玲并不在上海，她通过报纸了解到的“郑苹如刺丁案”事实上已经经过汪伪宣传机器的“加工”，等到她后来嫁给胡兰成，或许从他那里能够得到更多的历史事实，但是，张爱玲即使知道历史的“真相”，她也不太可能沿着历史的本来面目去书写这样一个爱国女英雄。陈子善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张爱玲通过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事件，展现了女性和男性对情感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及悲剧人物的悲剧宿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据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事件完成的小说《色·戒》中，张爱玲虽然展现了“女性和男性对情感的不同价值取向”，但她这里关于女性“价值取向”的想象完全不适合历史上真实的郑苹如，只适合那个多多少少带着张爱玲自己影子的王佳芝。
李安在威尼斯曾发表看法认为张爱玲这部小说是在写自己，以及她心中的很多恨意。张爱玲是明写易先生，暗写胡兰成。李安“还为易先生起了一个名字——默成，也就是从丁默顿和胡兰成两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合成的，”李安对张爱玲的诠释也许是合理的，“郑苹如刺丁案”发生10年之后张爱玲才开始写《色·戒》，又修改了三十年之久。如果根据张爱玲以前的写作经验，通过一万多字的小说来“展现女性和男性对情感的不同价值取向”完全不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显然。张爱玲是在重新思考和认识她和胡兰成关系，正如小说写道的“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
“郑苹如刺丁案”的报道或胡兰成的转述只给张爱玲提供了一个女特务爱上汉奸情人的模板，但实际生活中的郑苹如却是一个铮铮铁骨的巾帼英雄。虽然张爱玲同样也有一个“汉奸情人”，但她始终无法进入一个抛弃个人生死荣辱，担负国家兴亡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因此。推己及人，张爱玲开始凸显王佳芝身上的小市民气息，企图以此作为王佳芝爱上易先生的“情节”推进器，这就是小说中的“色”。同时，为了增加王佳芝这种“转化”的可能性，张爱玲还改换了“郑苹如刺丁案”中郑苹如的角色，将王佳芝描写成一个学生，她参加这一次“除奸”不仅是盲目的。而且是偶然的。
前面提到的“色”在小说中一方面是小市民物质上的虚荣心，正如小说一开篇就写到王佳芝的自卑，“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佳芝想。只有她没有钻戒，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早知不戴了，叫人见笑——正眼都看不得她。”或许，这也为后来在珠宝店王佳芝向易先生示警埋下了伏笔，这种心理在珠宝店时再一次展现出来。“看不出这爿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不然把他带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广东到上海，成了“大乡里”。对“面子”的执着使读者从王佳芝身上看不到一点除奸的英气，只剩下小市民的市侩气。小说中“色”的另一方面，即“情欲”可能才是王佳芝爱上易先生的主要原因。对于王佳芝来说，邝裕民对自己的漠视，杜润生带来的厌恶，和易先生在一起的冲击以及对易先生可能隐藏的另外的情人的敌视都成为王佳芝“爱上”易先生的“理由”。“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这样，易先生既是王佳芝的敌人，但在心灵上，又变成了她的拯救者。
有人认为小说《色·戒》前半部分在写王佳芝和易先生。后半部分在写张爱玲和胡兰成。这种判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小说写出来了。却压在箱底好多年，直到胡兰成的回忆录发表。她才让它公之于世。算是回应吗——胡兰成说，他们之间有爱情；张爱玲说，它只是情 欲。”当小说《色·戒》进入中途，“除奸”的叙事模式突然转变为关于男女恋情的思索，王佳芝在易先生那里看到“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所以觉得“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个人的情感瞬间代替了民族大义，从人性角度虽然可能理解，但是。这一转变却是从关于“权势是一种春药”、“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思索开始，虽然颇令人感到意外，但也刚好印证了张爱玲对胡张爱情的判断。“它只是情欲”。
李安是不是从这里出发，来理解张爱玲的《色·戒》我们不得而知，但李安在电影中加大了情欲的内容却是不争的事实。张爱玲的小说是含蓄的，《色·戒》带给读者的不是诱惑的情欲。而是一幕幕灰色的人生和抑郁的生存。李安依然沿袭了这种压抑和灰色的情调，但与张爱玲不同的是。李安并不是像张爱玲那样适可而止，虽然我们至今仍无法窥见未删节版的电影《色·戒》，但是坊间曾流传，李安认为床戏和虐戏都是必要的，是表现人物性格和内心的必须的电影语言。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没有看过小说的电影观众难以理解电影中王佳芝、易先生二人的原因。令人奇怪的是。删节版的《色·戒》照样让李安能够享受高票房带来的喜悦，观众似乎并不热衷“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或许，在今天，只有裸的“尺度”才是大众乐于关心的电影话题。
和小说相比，李安增加了几幕戏来表示王佳芝性格变化的轨迹：一是王佳芝的父亲带着弟弟赴英另娶，她和家人变得遥远而陌生：二是王佳芝寄住在舅妈家里，出入在领救济粮的人群中。绝望的，充满压抑和挣扎的生活让王佳芝和易先生产生出“爱情”的火花。亲人、朋友以及“上级”都是冷冰冰的，或许只有易先生是唯一爱她的，不管是身体，还是感情。只有和易先生在一起时，王佳芝才感觉到自己被爱护，被重视，才有美好的东西，才有《天涯歌女》里的小儿女的温柔。
张爱玲因循着自己对胡兰成的感受改写了“郑苹如刺丁案”。而李安则将张爱玲的故事说得更让人信服。
以上粗略勾画了从“郑苹如刺丁案”到电影《色·戒》的一个大致过程，我们发现，“色戒”有数个不同的版本：郑萍如烈士用生命和鲜血表现了爱国的情怀和凄艳的牺牲；上海小报用粉红的桃色新闻遮盖了汪伪的政治黑暗和烈士的浩然正气；张爱玲以小说的笔调写下爱情的伤感和判词；李安则用电影镜头表达着压抑的人性、阴暗的心理和绝望的人生。他们各自加入了自己有意的误读，甚至是错读，将一个充满了正义和热血的革命故事，转变为一个关于爱情、人性、欲望的晦涩寓言。从电影里，可以显而易见到李安对政治的躲避，但遗憾的是，“郑苹如刺丁案”毕竟不是一个文学故事。它是不容改变的活生生的历史，汪伪控制的上海小报改变这一历史事实有它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时代语境，张爱玲改写这一历史事实难以避开自己的汉奸丈夫，李安沿袭上海小报或者张爱玲的叙事模式。受人责难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
或许，这样指责李安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李安仅仅是一名导演。是一位服务于电影艺术的人，他的眼中没有或者忽视了政治因素，甚至他仅仅是一名艺术至上的人。李欧梵提醒说，“文学和电影不能完全忠实于史实。而是两种再现历史的艺术。文学用的是文字。电影用的是形象，这一个基本认识，往往被不少历史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所忽略。”事实上，并不是李欧梵谈到的“基本认识”被我们所忽略，而是李欧梵所理解的历史和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相同，因为他“觉得《色·戒》中所‘再现’的政治，与其说是日据时期的汪政权人物，不如说是两种国民党的类型：一种是与日本共谋的国民党特工，如易先生，一种是重庆指使的‘中统’间谍。这两种人物。在外表上也如出一辙，甚至都信奉总理孙中山(可见之于易先生办公室中墙上挂的孙中山像)，但政治主张截然相反。目前因档案尚未公开，有待证实的是：这两个政权在抗战初期是否有秘密管道联系(看来是有的)。而夹在中间的就是像王佳芝和郑裕民式的爱国学生。”历史当然是复杂的，任何轻率的结论都可能成为历史的笑柄，但是，郑苹如和王佳芝的区别还是需要厘清的，电影毕竟是大众艺术，它面对的是千千万万观众。这些观众中的大部分，不是需要思考深沉阴鸷的人性，而是要获得快乐和教益。面对艺术，用道德良知来谴责艺术家可能南辕北辙，但是作为艺术家。尊重历史事实，为正义张目无疑也是需要担当的责任。
还有一点让人疑惑的是。电影《色·戒》中邝裕民鼓舞一帮同学去刺杀汪伪特务易先生时，所引用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居然是汪精卫的诗句。真不知道李安设置这样一句台词在这里是要表现邝裕民的幼稚呢。还是要表达编剧的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