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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对陈家沟、陈氏宗族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与其在世界体育文化中的实际影响力是极不相称的。运用文献资料分析法、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法透过对陈氏宗族的家庙、谱牒、组织等要素以及该宗族有关精英的选择性集体记忆进行社会学解析，结论是：陈氏宗族选择性集体记忆的核心是一种传统体育文化．太极拳；试图探讨的是：一个宗族能够将精神依附于这种传统体育文化，并由此产生出宗族生活中独有的历史粘合力，这是否对传统的宗族范式具有解构力。
关键词：太极拳；陈家沟；宗族；精英；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1—0013－03
投稿日期：2005＋09—20
基金项目：北京体育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通讯作者：易剑东。
作者简介：张雷(1973－)，男，河南临颖人，硕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本文在社会学视域中研究陈家沟、陈氏宗族，尤其是宗族的家庙、谱牒、师承血缘与陈氏太极拳发展以及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内在关联。
1 陈家沟陈氏宗族的家庙
1．1家庙一陈氏宗族集体记忆的象征 陈家沟陈氏宗族的家庙始建于明朝中期，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才再次修建，这座家庙到解放前还保存完好。然而文革时代，家庙被看作是旧时代遗存的权力象征，因此逃过被毁灭的噩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先是没收了陈家的家庙，一切与宗族有关的活动被禁止，包括习练太极拳；接着那些曾经热心管理家家族事务的、有文化的、希望教授太极拳的宗族精英成为被迫害的目标，甚至遭受了身体的虐待和当众的羞辱，有人甚至被逼跳井自杀，1967年陈氏家庙终于被拆掉了。
1．2重修家庙过程中集体记忆对宗族精英的选择性确认1995年春天陈氏家庙终于第三次破土动工了，在此之前家族理事会多次召开合族各支代表会议，征求族人意见，倡导大家捐资，然而却收资了了，又多次开会没有结果，二十世陈来定就建议让当代拳师捐资，没想到立即得到响应。第十一代拳师陈立法第一个捐资3000元，在他的带动下，其他拳师也紧随其后。在建庙的过程中捐资千元以上的可根据本人的意愿，为自己的先辈树碑立传，而最终树立的碑刻都是历代太极拳师中的重要人物。
关于家庙的命名，村委会和上级领导的想法就和家族的初衷存在很大的差异，“名人祠堂”是前者可以接受的底线，因为这样非陈姓的本村人也能有资格将自己的祖先放入祠堂，对于他们这是一个扩大社会资本的捷径，而且抑制陈姓宗族势力的复活是49年以后官方“潜规则”中默认的。不过为了达到尽早重建家庙的理想，陈氏家族也在申请修建时对此采取了暂时的妥协，于是我们看到在家庙建成后的几年里，“名人祠堂”和“陈氏家庙”两块牌匾在不同的场合下交替出现，而在政府的宣传中则称其为“太极拳历代宗师纪念馆”，其实这种博奕中隐含着双方对太极拳文化话语权威的争夺。
据此我们可以地看到这些宗族观念与活动并不是机械地返回到了过去，它们是与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一太极拳相伴随的，在这共同依赖的平台上双方并没有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和怨恨，而是显示出一种默契。通过家庙的重建，大家也似乎找到了一种能够化解矛盾的文化符号或交流平台。因此在重修家庙的过程中集体记忆也完成了一次对宗族精英的选择性确认，确认的方式便是将这些宗族精英的行动的记忆用文本、雕像、和碑刻在家庙中展示出来，而这些被选择精英无一不是宗族中习练的太极拳“高手”，例如：清康熙年间被人称“大天神、二天神”的陈恂如、陈申如孪生兄弟，双英战狂匪；乾隆年间被人称作“神人”的陈公兆，力掀疯牛；道光年间人称“牌位大王”的陈长兴，传拳于外姓人杨露禅；还有咸丰年间的智取“大头王”的陈仲 、陈季孪生兄弟；民国初年的太极拳理论家陈鑫；还有陈照丕、陈照奎、陈照旭……他们的后人在重修家庙的过程中将已经毁弃的碑刻重新恢复，把集体记忆中祖先的故事再次镌刻其上，依次摆放在新建家庙门前的石阶上，很显然这些经过沉淀和筛选的每个记忆都和太极拳有关。
2 陈家沟陈氏宗族的谱牒
2．1陈氏宗族集体记忆的文本随着田野调查的展开，笔者还发现陈家沟陈氏宗族不仅缺乏一般社会人类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基本要素，如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族仪式、完整的宗族组织形式、具有约束力的族规等。仅从宗族谱牒的体例看，就明显缺乏传统的规范。为了进一步把握族谱记载的历史意涵，特别是族谱与太极拳文化的内在关系，笔者必需要谈到两个人：第一个是陈鑫，第二个陈伯先。
陈氏宗族中除开初修家谱的十世陈庚，对集体记忆文本的创立，贡献最大的就是陈氏第十六世陈鑫，他著有《陈氏家乘》五卷、《安愚轩诗文集》若干卷、《陈氏太极拳图说》四卷、《太极拳引蒙入路》一卷及《三三六拳谱》。当代另一位颇有建树的人是陈氏第十八世陈伯先，他先后撰写《太极拳由来》、《陈氏家族世系表》、《太极拳名人传递表》、《已忆三三六拳谱》诸文；为创办陈家沟太极拳学校编写教材，如《陈氏太极拳内部资料》、《陈氏太极拳练习概要》、《沿传史话》等文章。如果从广义上讲，这些文本也可以算作对宗族谱牒的补充，他们努力写作的行动使得陈氏宗族集体记忆的内容和载体在历史变迁中获得不断的丰富。
当代的很多学者认为，族谱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团结人的一个有力工具，而族谱写作也或许可以解释成一种“心理态度的结构”。虽然陈氏宗族的集体记忆是缺乏文本的，不过即使这样简陋的族谱，却依然能够支持这样的结论。因为修谱活动使他们有可能借此建立共有的认同，而在陈家沟这种认同除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以外，他们传承百年的太极拳显然已经成为这个宗族建立联盟和形成历史感的工具。如果从集体记忆的角度考察陈氏族谱与太极拳的关系，完全可以通过下面两个事件显现出来，第一个是续修牒谱过程中集体记忆对宗族精英的选择性确认；第二个是宗族精英为保全族谱而采取的行动。
2．2 续修牒谱过程中集体记忆对宗族精英的选择性确认陈氏宗族续修牒谱的工作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断续中进行着，由家族合议而成的《陈氏宗谱》是陈氏家族的秘藏本，这里面是对宗族历史的较全面的记录，有一些家族不便公开的隐私。而一般公开的是陈鑫写的《陈氏家乘》和陈森写的《陈氏家谱》编列，这两本由个人撰写的陈氏家谱关心的却是宗族历代习练太极拳的高手，在陈森写的《陈氏家谱》编列中，将“谱中凡拳技著名者，始傍注拳手、拳师、拳手可师、拳最好等字样”。而《陈氏家乘》则是用生动的文笔记录了从陈王廷开始的数十代精英在太极拳上的造诣，这些人物的故事或简或繁，均是对历代口传史料的一次文本化。1930年冬，唐豪约陈子明去陈家沟搜集太极拳史料时见到这两本遗稿，遂带回上海。而对于《三三六拳谱》当时陈椿元仅让唐豪看了张目录，而且用手按该谱，可能将“六”盖住，以至于没被唐豪看见，所以唐豪后来一直认为是《三三拳谱》。对此陈伯先曾在《已忆三三六拳 谱》一文中说明此事，从这件事也可以推测当年唐豪并没有带走陈氏宗族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唐豪根据陈淼家藏这本的《陈氏家谱》绘制了一张“陈家沟陈氏拳家世系简表”，简表自一世祖陈卜起至十七世陈发科止，其中拳师的实际传递关系却没有表现出来。《陈氏家乘》中的相关记载也很零散，只有十八世陈伯先撰写的《太极拳名人传递表》才第一次将陈家沟陈氏拳师的实际传递关系做了一次文字的梳理，这个太极拳传递表最终获得了宗族内外的公认，已经被刻成碑文，立在陈家沟的太极拳馆内。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传递表中一些非陈姓的著名拳师也被列入其中。
在续修牒谱和重修家庙两个过程中集体记忆对宗族精英的选择性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些宗族精英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家族中传承和习练太极拳的佼佼者，显示了这种太极拳文化在宗族内的实际影响力。
2．3陈氏宗族精英舍命保全集体记忆文本的行动 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笔者在家族理事陈立法先生的笔记中看到了家谱在文化大革命险遭毁灭的记录：
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以破四旧为名将各支各家的族谱搜走集中到村大队部准备烧掉，当时担任民兵营长的陈亚民(十八世)将族谱偷走交给时任二七联司的造反派头头陈庆华(二十世)，庆华又将族谱交给德高望重的陈伯先(十九世)，因伯先当时正在受批斗，唯恐族谱再有闪失，伯先再次交给族侄陈来定(二十世)，来定用塑料布将族谱包好放在红薯窖内数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族谱重见光明得以保存，为1991年重续族谱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在10年浩劫中为保存族谱做出贡献的陈亚民(十八世)、陈庆华(二十世)、陈伯先(十九世)、陈来定(二十世)等四位先生，以史记载。
陈立法，陈一华整理至九九年冬
后来知道参与当年保护家谱的人多已去世，通过《武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笔者了解到陈伯先为了保存《陈氏宗谱》四次出逃，最后被红卫兵打残右腿，几乎为此送了命。后来在陈伯先三子陈一华家里，笔者终于看到这份乎用生命换来的《陈氏宗谱》的原本，基于对家族隐秘的尊重，笔者只根据需要进行有选择的阅读，这份宗谱不仅是研究太极拳传承轨迹的重要史据，而且《陈氏宗谱》中记载的许多关于家族太极拳师的传奇故事，更是当代研究太极拳文化的珍贵文献。
3 组织元素一家族理事会以及师承关系
笔者借助重建家庙、续修牒谱两个事件的过程，不仅可以分析出一种倾向，即集体记忆对宗族精英的确认存在选择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家族理事会的恢复，尽管他还是一种隐伏或半合法的状态，但由于传统上这里的家族理事会只是扮演公共事务协调者的角色，很明显这是一个“热心人”的舞台。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然有一些宗族事务需要有人出面，因此在陈氏族人内心中，家族理事会似乎并没有被取缔，更不需要一种程序来正式启动。严格说重建家庙、续修牒谱只是让家族理事会浮现出来的两个事件。家族理事会虽然通过掌握修谱的权力，重建了部分族内的话语权威，又通过家庙重建获得了少许资金的盈余，然而他们接下来的活动却极其微弱。
不过和一般的家族理事会组织不同，这些热心家族事务的老人们真正所关心的不是恢复家族势力的权威，而是太极拳能否继续在陈家沟陈氏宗族内传承。他们曾试图通过家族理事会的力量组织年轻人学习太极拳，不仅给教者以补贴，练的优秀者也给于奖励，然而这个美好的设想很快就夭折了。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宗族观念与活动既不是机械地返回到了过去，也不是一种空洞的模仿，而是始终与这种独特的、与太极拳有关的文化“惯习”相伴随。应该承认这种内生的组织和文化元素，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乡村中无疑是极为稀缺资源。
一些人根据“武林”界的所谓传统，就想当然地推测出太极拳在陈家沟陈氏宗族的传承路径。笔者对其中的“师承关系”和“血缘关系”也格外感兴趣，然而考察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单就师承关系而言，表面看上去虽然十分复杂，可仔细探究却发现在宗族内部的传承关系几乎是随机的，那些“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江湖规矩更像是外人的杜撰，时间长了陈氏族人内部也不自觉地附合起来，这在市场的博弈中渲染神秘氛围。真实的境况却是所谓“族人累代习其拳，无分男女”，从这个角度看师承传递的路径早已突破了血缘关系的局限。
在数百年来的传承中，陈家沟陈氏族人一人多师，甚至长辈求教于晚辈也是很常见，后来只是为了对外传播太极拳的需要，陈伯先根据以往老人们的记忆，编写了《太极拳名人传递表》，因此陈家沟对师傅的选择有时是为了扩大社会资源的需要，当然在这个前提下大多数人更愿意把自己归属于血缘更近的人。通过分析陈氏宗族谱牒中的相关资料，我们还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宗族精英们的师承辈分和家族血缘辈分大体平行的关系，以及“大架”和“小架”传人的年代和血缘的分布状况，提示这个宗族内传承太极拳的内源性动力可能主要存聚在宗族的几个分支内，因此更像是一种家族继替的文化惯习，不过成就师生缘份的因素并不单单取决于血缘，这种根据太极拳师承传递所形成的“圈子”显现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架构，这种师承传递的关联性有时候会超过血缘关系，而对家庙和牒谱的深入分析，正可以为此提供有力的佐证。
该宗族的精英在历史的变迁的行动中自然地依附于不同的组织形式，以获取所需的社会资本。因此如果将太极拳文化可以看作是发源于宗族之内的，却超越宗族的一种力量，那么由此凝聚而成的许多围绕宗族却是“超宗族”的许多新的社会组织，将如何定位?这对于社会学者们关心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的日益消解的内在凝聚力，是否又多了一个可供讨论的维度?
4 讨论
首先，我们如果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考察与陈氏宗族家庙、牒谱相关的问题，可以认为以陈家沟陈氏家庙、牒谱为中心被表述和传达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他们继承的独一无二的选择性的集体记忆的素材无一例外地指向同一个中心一陈氏太极拳，而选择性集体记忆中的宗族精英及其行动也必然是围绕这个文化中心来展开的。
其次，在陈家沟，陈氏宗族重建家庙、续修牒谱的行动是在官方的默许甚或支持下进行的，这在当地相对保守的环境中是极其罕见的。虽然这也可以看作官方和民间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种共识，但决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对祖先崇拜的认可，因为在这种因循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所维系的心理结构之上，还有一种传承百年的太极拳文化运化、揉和着结构中内在的种种关联。如果更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其实那里官方和民间真正的共识，恰恰来自于这种文化遗产的历史感召力，或许正如刘峻骧认为的那样“人体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母体、先声和必然归宿”。所以单就太极拳在陈氏宗族传承的历史形态来说，我们将其描述为一种根植于这个宗族内的“文化网络”似乎更为贴切。宗族及官方对这一文化遗产的追捧、浸润及占有，一方面赋于这一文化网络以权威；另一方面也从文化权威的正统性中获得利益，双方还因此创造了发展自身的机遇，从目前来看这种环境对太极拳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有利的，然而一些过度追求眼前利益的行为，已经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破坏力。
最后，通过对重建家庙、续修牒谱过程以及师承和血缘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发现虽然在“大共同体”过去的行动中，宗族集体记忆所依赖的物质元素被基本摧毁，然而在陈家沟以太极拳师承传递为表征的内在关系，则呈现出较深的文化归属的内聚力，甚至改造了旧有的宗族组织的性质，这足以改变以血缘认同为象征的宗族的内部格局，使宗族的发展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内生张力。或许这些证据对解构所谓传统宗族范式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比如有学者提出的著名的家族类型说，即包括宗教的家族、自然的家族、经济的家族、血缘的家族，或者如郑振满描述的合同式宗族，然而在陈家沟的陈氏宗族却更像是一个文化的宗族，更确切地说他展现了一种传统体育文化一太极拳在乡村生活中产生的无可替代的历史粘合力。这虽然是一个及其特殊的个案，并不能推而广之，可是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我们是否能够挖掘出更多传统的本土体育文化资源，尤其是那些能够在“小共同体”内创造出内聚力的文化元素，似乎比单纯地弘扬一种体育文化本身更有价值，因为在新时期如何建构和谐的社会主义新乡村，是中国面临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太极拳；陈家沟；宗族；精英；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1—0013－03
投稿日期：2005＋09—20
基金项目：北京体育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通讯作者：易剑东。
作者简介：张雷(1973－)，男，河南临颖人，硕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本文在社会学视域中研究陈家沟、陈氏宗族，尤其是宗族的家庙、谱牒、师承血缘与陈氏太极拳发展以及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内在关联。
1 陈家沟陈氏宗族的家庙
1．1家庙一陈氏宗族集体记忆的象征 陈家沟陈氏宗族的家庙始建于明朝中期，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才再次修建，这座家庙到解放前还保存完好。然而文革时代，家庙被看作是旧时代遗存的权力象征，因此逃过被毁灭的噩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先是没收了陈家的家庙，一切与宗族有关的活动被禁止，包括习练太极拳；接着那些曾经热心管理家家族事务的、有文化的、希望教授太极拳的宗族精英成为被迫害的目标，甚至遭受了身体的虐待和当众的羞辱，有人甚至被逼跳井自杀，1967年陈氏家庙终于被拆掉了。
1．2重修家庙过程中集体记忆对宗族精英的选择性确认1995年春天陈氏家庙终于第三次破土动工了，在此之前家族理事会多次召开合族各支代表会议，征求族人意见，倡导大家捐资，然而却收资了了，又多次开会没有结果，二十世陈来定就建议让当代拳师捐资，没想到立即得到响应。第十一代拳师陈立法第一个捐资3000元，在他的带动下，其他拳师也紧随其后。在建庙的过程中捐资千元以上的可根据本人的意愿，为自己的先辈树碑立传，而最终树立的碑刻都是历代太极拳师中的重要人物。
关于家庙的命名，村委会和上级领导的想法就和家族的初衷存在很大的差异，“名人祠堂”是前者可以接受的底线，因为这样非陈姓的本村人也能有资格将自己的祖先放入祠堂，对于他们这是一个扩大社会资本的捷径，而且抑制陈姓宗族势力的复活是49年以后官方“潜规则”中默认的。不过为了达到尽早重建家庙的理想，陈氏家族也在申请修建时对此采取了暂时的妥协，于是我们看到在家庙建成后的几年里，“名人祠堂”和“陈氏家庙”两块牌匾在不同的场合下交替出现，而在政府的宣传中则称其为“太极拳历代宗师纪念馆”，其实这种博奕中隐含着双方对太极拳文化话语权威的争夺。
据此我们可以地看到这些宗族观念与活动并不是机械地返回到了过去，它们是与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一太极拳相伴随的，在这共同依赖的平台上双方并没有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和怨恨，而是显示出一种默契。通过家庙的重建，大家也似乎找到了一种能够化解矛盾的文化符号或交流平台。因此在重修家庙的过程中集体记忆也完成了一次对宗族精英的选择性确认，确认的方式便是将这些宗族精英的行动的记忆用文本、雕像、和碑刻在家庙中展示出来，而这些被选择精英无一不是宗族中习练的太极拳“高手”，例如：清康熙年间被人称“大天神、二天神”的陈恂如、陈申如孪生兄弟，双英战狂匪；乾隆年间被人称作“神人”的陈公兆，力掀疯牛；道光年间人称“牌位大王”的陈长兴，传拳于外姓人杨露禅；还有咸丰年间的智取“大头王”的陈仲 、陈季孪生兄弟；民国初年的太极拳理论家陈鑫；还有陈照丕、陈照奎、陈照旭……他们的后人在重修家庙的过程中将已经毁弃的碑刻重新恢复，把集体记忆中祖先的故事再次镌刻其上，依次摆放在新建家庙门前的石阶上，很显然这些经过沉淀和筛选的每个记忆都和太极拳有关。
2 陈家沟陈氏宗族的谱牒
2．1陈氏宗族集体记忆的文本随着田野调查的展开，笔者还发现陈家沟陈氏宗族不仅缺乏一般社会人类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基本要素，如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族仪式、完整的宗族组织形式、具有约束力的族规等。仅从宗族谱牒的体例看，就明显缺乏传统的规范。为了进一步把握族谱记载的历史意涵，特别是族谱与太极拳文化的内在关系，笔者必需要谈到两个人：第一个是陈鑫，第二个陈伯先。
陈氏宗族中除开初修家谱的十世陈庚，对集体记忆文本的创立，贡献最大的就是陈氏第十六世陈鑫，他著有《陈氏家乘》五卷、《安愚轩诗文集》若干卷、《陈氏太极拳图说》四卷、《太极拳引蒙入路》一卷及《三三六拳谱》。当代另一位颇有建树的人是陈氏第十八世陈伯先，他先后撰写《太极拳由来》、《陈氏家族世系表》、《太极拳名人传递表》、《已忆三三六拳谱》诸文；为创办陈家沟太极拳学校编写教材，如《陈氏太极拳内部资料》、《陈氏太极拳练习概要》、《沿传史话》等文章。如果从广义上讲，这些文本也可以算作对宗族谱牒的补充，他们努力写作的行动使得陈氏宗族集体记忆的内容和载体在历史变迁中获得不断的丰富。
当代的很多学者认为，族谱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团结人的一个有力工具，而族谱写作也或许可以解释成一种“心理态度的结构”。虽然陈氏宗族的集体记忆是缺乏文本的，不过即使这样简陋的族谱，却依然能够支持这样的结论。因为修谱活动使他们有可能借此建立共有的认同，而在陈家沟这种认同除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以外，他们传承百年的太极拳显然已经成为这个宗族建立联盟和形成历史感的工具。如果从集体记忆的角度考察陈氏族谱与太极拳的关系，完全可以通过下面两个事件显现出来，第一个是续修牒谱过程中集体记忆对宗族精英的选择性确认；第二个是宗族精英为保全族谱而采取的行动。
2．2 续修牒谱过程中集体记忆对宗族精英的选择性确认陈氏宗族续修牒谱的工作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断续中进行着，由家族合议而成的《陈氏宗谱》是陈氏家族的秘藏本，这里面是对宗族历史的较全面的记录，有一些家族不便公开的隐私。而一般公开的是陈鑫写的《陈氏家乘》和陈森写的《陈氏家谱》编列，这两本由个人撰写的陈氏家谱关心的却是宗族历代习练太极拳的高手，在陈森写的《陈氏家谱》编列中，将“谱中凡拳技著名者，始傍注拳手、拳师、拳手可师、拳最好等字样”。而《陈氏家乘》则是用生动的文笔记录了从陈王廷开始的数十代精英在太极拳上的造诣，这些人物的故事或简或繁，均是对历代口传史料的一次文本化。1930年冬，唐豪约陈子明去陈家沟搜集太极拳史料时见到这两本遗稿，遂带回上海。而对于《三三六拳谱》当时陈椿元仅让唐豪看了张目录，而且用手按该谱，可能将“六”盖住，以至于没被唐豪看见，所以唐豪后来一直认为是《三三拳谱》。对此陈伯先曾在《已忆三三六拳 谱》一文中说明此事，从这件事也可以推测当年唐豪并没有带走陈氏宗族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唐豪根据陈淼家藏这本的《陈氏家谱》绘制了一张“陈家沟陈氏拳家世系简表”，简表自一世祖陈卜起至十七世陈发科止，其中拳师的实际传递关系却没有表现出来。《陈氏家乘》中的相关记载也很零散，只有十八世陈伯先撰写的《太极拳名人传递表》才第一次将陈家沟陈氏拳师的实际传递关系做了一次文字的梳理，这个太极拳传递表最终获得了宗族内外的公认，已经被刻成碑文，立在陈家沟的太极拳馆内。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传递表中一些非陈姓的著名拳师也被列入其中。
在续修牒谱和重修家庙两个过程中集体记忆对宗族精英的选择性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些宗族精英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家族中传承和习练太极拳的佼佼者，显示了这种太极拳文化在宗族内的实际影响力。
2．3陈氏宗族精英舍命保全集体记忆文本的行动 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笔者在家族理事陈立法先生的笔记中看到了家谱在文化大革命险遭毁灭的记录：
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以破四旧为名将各支各家的族谱搜走集中到村大队部准备烧掉，当时担任民兵营长的陈亚民(十八世)将族谱偷走交给时任二七联司的造反派头头陈庆华(二十世)，庆华又将族谱交给德高望重的陈伯先(十九世)，因伯先当时正在受批斗，唯恐族谱再有闪失，伯先再次交给族侄陈来定(二十世)，来定用塑料布将族谱包好放在红薯窖内数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族谱重见光明得以保存，为1991年重续族谱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在10年浩劫中为保存族谱做出贡献的陈亚民(十八世)、陈庆华(二十世)、陈伯先(十九世)、陈来定(二十世)等四位先生，以史记载。
陈立法，陈一华整理至九九年冬
后来知道参与当年保护家谱的人多已去世，通过《武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笔者了解到陈伯先为了保存《陈氏宗谱》四次出逃，最后被红卫兵打残右腿，几乎为此送了命。后来在陈伯先三子陈一华家里，笔者终于看到这份乎用生命换来的《陈氏宗谱》的原本，基于对家族隐秘的尊重，笔者只根据需要进行有选择的阅读，这份宗谱不仅是研究太极拳传承轨迹的重要史据，而且《陈氏宗谱》中记载的许多关于家族太极拳师的传奇故事，更是当代研究太极拳文化的珍贵文献。
3 组织元素一家族理事会以及师承关系
笔者借助重建家庙、续修牒谱两个事件的过程，不仅可以分析出一种倾向，即集体记忆对宗族精英的确认存在选择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家族理事会的恢复，尽管他还是一种隐伏或半合法的状态，但由于传统上这里的家族理事会只是扮演公共事务协调者的角色，很明显这是一个“热心人”的舞台。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然有一些宗族事务需要有人出面，因此在陈氏族人内心中，家族理事会似乎并没有被取缔，更不需要一种程序来正式启动。严格说重建家庙、续修牒谱只是让家族理事会浮现出来的两个事件。家族理事会虽然通过掌握修谱的权力，重建了部分族内的话语权威，又通过家庙重建获得了少许资金的盈余，然而他们接下来的活动却极其微弱。
不过和一般的家族理事会组织不同，这些热心家族事务的老人们真正所关心的不是恢复家族势力的权威，而是太极拳能否继续在陈家沟陈氏宗族内传承。他们曾试图通过家族理事会的力量组织年轻人学习太极拳，不仅给教者以补贴，练的优秀者也给于奖励，然而这个美好的设想很快就夭折了。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宗族观念与活动既不是机械地返回到了过去，也不是一种空洞的模仿，而是始终与这种独特的、与太极拳有关的文化“惯习”相伴随。应该承认这种内生的组织和文化元素，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乡村中无疑是极为稀缺资源。
一些人根据“武林”界的所谓传统，就想当然地推测出太极拳在陈家沟陈氏宗族的传承路径。笔者对其中的“师承关系”和“血缘关系”也格外感兴趣，然而考察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单就师承关系而言，表面看上去虽然十分复杂，可仔细探究却发现在宗族内部的传承关系几乎是随机的，那些“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江湖规矩更像是外人的杜撰，时间长了陈氏族人内部也不自觉地附合起来，这在市场的博弈中渲染神秘氛围。真实的境况却是所谓“族人累代习其拳，无分男女”，从这个角度看师承传递的路径早已突破了血缘关系的局限。
在数百年来的传承中，陈家沟陈氏族人一人多师，甚至长辈求教于晚辈也是很常见，后来只是为了对外传播太极拳的需要，陈伯先根据以往老人们的记忆，编写了《太极拳名人传递表》，因此陈家沟对师傅的选择有时是为了扩大社会资源的需要，当然在这个前提下大多数人更愿意把自己归属于血缘更近的人。通过分析陈氏宗族谱牒中的相关资料，我们还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宗族精英们的师承辈分和家族血缘辈分大体平行的关系，以及“大架”和“小架”传人的年代和血缘的分布状况，提示这个宗族内传承太极拳的内源性动力可能主要存聚在宗族的几个分支内，因此更像是一种家族继替的文化惯习，不过成就师生缘份的因素并不单单取决于血缘，这种根据太极拳师承传递所形成的“圈子”显现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架构，这种师承传递的关联性有时候会超过血缘关系，而对家庙和牒谱的深入分析，正可以为此提供有力的佐证。
该宗族的精英在历史的变迁的行动中自然地依附于不同的组织形式，以获取所需的社会资本。因此如果将太极拳文化可以看作是发源于宗族之内的，却超越宗族的一种力量，那么由此凝聚而成的许多围绕宗族却是“超宗族”的许多新的社会组织，将如何定位?这对于社会学者们关心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的日益消解的内在凝聚力，是否又多了一个可供讨论的维度?
4 讨论
首先，我们如果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考察与陈氏宗族家庙、牒谱相关的问题，可以认为以陈家沟陈氏家庙、牒谱为中心被表述和传达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他们继承的独一无二的选择性的集体记忆的素材无一例外地指向同一个中心一陈氏太极拳，而选择性集体记忆中的宗族精英及其行动也必然是围绕这个文化中心来展开的。
其次，在陈家沟，陈氏宗族重建家庙、续修牒谱的行动是在官方的默许甚或支持下进行的，这在当地相对保守的环境中是极其罕见的。虽然这也可以看作官方和民间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种共识，但决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对祖先崇拜的认可，因为在这种因循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所维系的心理结构之上，还有一种传承百年的太极拳文化运化、揉和着结构中内在的种种关联。如果更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其实那里官方和民间真正的共识，恰恰来自于这种文化遗产的历史感召力，或许正如刘峻骧认为的那样“人体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母体、先声和必然归宿”。所以单就太极拳在陈氏宗族传承的历史形态来说，我们将其描述为一种根植于这个宗族内的“文化网络”似乎更为贴切。宗族及官方对这一文化遗产的追捧、浸润及占有，一方面赋于这一文化网络以权威；另一方面也从文化权威的正统性中获得利益，双方还因此创造了发展自身的机遇，从目前来看这种环境对太极拳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有利的，然而一些过度追求眼前利益的行为，已经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破坏力。
最后，通过对重建家庙、续修牒谱过程以及师承和血缘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发现虽然在“大共同体”过去的行动中，宗族集体记忆所依赖的物质元素被基本摧毁，然而在陈家沟以太极拳师承传递为表征的内在关系，则呈现出较深的文化归属的内聚力，甚至改造了旧有的宗族组织的性质，这足以改变以血缘认同为象征的宗族的内部格局，使宗族的发展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内生张力。或许这些证据对解构所谓传统宗族范式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比如有学者提出的著名的家族类型说，即包括宗教的家族、自然的家族、经济的家族、血缘的家族，或者如郑振满描述的合同式宗族，然而在陈家沟的陈氏宗族却更像是一个文化的宗族，更确切地说他展现了一种传统体育文化一太极拳在乡村生活中产生的无可替代的历史粘合力。这虽然是一个及其特殊的个案，并不能推而广之，可是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我们是否能够挖掘出更多传统的本土体育文化资源，尤其是那些能够在“小共同体”内创造出内聚力的文化元素，似乎比单纯地弘扬一种体育文化本身更有价值，因为在新时期如何建构和谐的社会主义新乡村，是中国面临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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