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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插图，教学实践，新版历史教材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22—05
插图作为一种形象生动的教学素材，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丰富教材内容、使教学更加形象生动、帮助学生理解记忆都有着单纯的文字叙述难以替代的作用。教学实践证明，图画带给大脑的刺激远远比单纯的文字叙述要强烈、直观的多，“插图对课文的理解和记忆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学生来说，很多信息还是第一次接触，“第一印象”对于完成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有时候是起着决定性意义的。由于教科书具有其他信息载体无法替代的权威性，必然在学生的脑海中遗留下很深的初始印迹，因而精选插图合理教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特别是在突出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今天，为教材配备合适的插图、将文字叙述与插图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应该是教材编写者和一线教师共同努力的目标。
现以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必修第三册、人民版必修第一册、岳麓版必修第三册相关章节为例，并与原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选修)《中国古代史》全一册”中的插图使用情况作统计，从不同侧面讨论如何更好地选择插图及教学中的使用问题。
各版教材的插图数量很多，选用情况也不尽相同，为便于讨论，现选取有关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文化内涵等内容，具体统计见下表：
单从数量上来说，原人教版使用了2幅、新人教版用了3幅、人民版2幅，岳麓版最多，有7幅。可见在对插图的重视程度上和使用插图的数量上，新人教版教材较原人教版有所增加；人民版仍为2幅，与原人教版持平；岳麓版教材在插图的使用上最为积极、充分，可谓图文并茂。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插图的选择必须与文字部分相匹配，要讲究一定的严肃性与精确性，对插图的选择和处理也要像文字部分一样做到科学谨慎。
以人教版的原版与新版为例。原人教版“甲骨文和金文”小标题中，叙述“金文”的正文七十余字，简洁明了地介绍了金文的定义、名称、内容等，小字部分用百余字介绍了“毛公鼎”和“留鼎”铭文的内容。文字叙述繁简得当、疏密有致。但其所选用的“西周铜器铭文”拓片，既不是从毛公鼎洋洋洒洒近五百言中辑选出的，又不是记载“匹马束丝”的留鼎铭文。此拓片字体质朴古拙、结体谨严、雄壮凝练、圆润遒劲，为著名的西周早期器“天亡簋”铭文。天亡簋又名“大丰簋”“朕簋”，道光末年与毛公鼎同出于陕西岐山，现藏国家博物馆。原铭文8行77字、合文1，全文可释读为：“固亥，王又(有)大豊。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不(丕)顯考文王。事喜(糦)上帝。文王德才(在)上。丕顯王乍(作)省。丕肆王乍(作)庚。丕克乞衣(殷)王祀。丁丑。王卿(鄉食)大宜。王降亡□爵□橐。隹(唯)朕有庆。每(敏)拐王休于尊簋。”铭文大意是记述武王克商西归宗周，举行大封典礼，天亡辅助武王举行祭祀受到赏赐，因铸此簋，以记荣宠。其中提到“考文王”，即是称周文王为已去世的父亲，故此器被断为武王时器，为较为可靠的西周初年标准器之一。
也许是考虑到篇幅的限制，对比天亡簋铭文和教材所示拓片，可以发现编写者在选取原器铭文时，对原拓片做了截取、改动。可以看出截取后的字体下端被一横线截断，改动过的拓片下缘呈不规整形黑影，极似原器就是如此，完全更改了其截取自原器的面貌。这样一来，插图就没有做到和文字叙述相匹配，插图的介绍中既没有精确指明铭文的来源，又没有给出相应的释文。这种似是而非的插图表面上好像不会给学生的认知过程造成太大的偏差，但它潜在的危害是很大的。任由这种模糊处理延续下去的话，会损害到教科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对重要资料图片加以更改而不加以必要说明，却加以遮挡，这实在不是科学、严谨和明智的做法。实际上此处原本可以选取其他西周初年铭文的，可供选择的器物非常多，如著名的“利簋”，亦是武王克商后所铸，为西周时期最早的青铜器，铭文不长，仅4行32字，同时也包含了两处于支纪目的记载，亦可为后文论及商周历法提供素材。
新人教版小标题“西周的分封制”中，选用的是西周重器“宜侯矢簋”，但文中将“矢”误写为“矢”。宜侯矢簋现藏国家博物馆，西周早期器，1954年江苏丹徒县(今镇江市大港镇)烟墩山出土。口径22.5厘米，高15.7厘米，方折沿，浅腹，有四兽首耳，高圈足，圈足上有四条短扉棱。腹外壁饰涡纹，间以顾首夔龙纹，圈足上也饰夔龙纹。簋内底有铭文约120字，记载了虞侯矢受封于宜地的情况，宜侯矢为感谢王的惠泽铸成此簋。其铭文是中国记载周初分封诸侯史迹的现存唯一历史文献。这个插图的选择是非常成功的，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周初分封这一抽象史实的理解，与文字叙述中的“众星捧月”相得益彰。当然，如果能加上宜侯矢簋的铭文拓片效果就更好了。‘
其次，插图的选择要有典型性，须紧扣主题，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意识，应该挑选那些最能帮助学生完成认知过程的典型图片。
如新人教版“高超的冶金技术”一目，在介绍2003年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青铜器窖藏时，使用了一张“西周三足附耳青铜盘”。然而由于拍摄角度及画面印刷质量的关系，单纯从画面上很难辨认出是一只三足盘。实际上这只出土编号为2003MYJ:10的“速盘”，铭文长达370余字，记载了西周列王世袭，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文字最多的西周铜器。有关“速盘”的图片还是比较好找的，况且这里可以选用同时出土的四十二年“速鼎”甲(2003MYJ:7)，造型是典型的西周晚期鼎式样。而鼎又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最常见、最典型的器形，也是先人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礼器。从“钟鸣鼎食”“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诸如此类的成语中，我们可以知道鼎才是商周青铜器“器物造型庄重雄奇，纹饰细腻优美”的最佳代表。以前我们经常优先把四足的“司母戊方鼎”和精美绝伦的“四羊方尊”介绍给学生，它们一个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一个是商代南方青铜器中很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然而如今新人教版中早已找不到司母戊方鼎的图片，四羊方尊也只是在课后习题的边框中以装饰画的形式出现，同时也未加任何文字说明，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不恰当的。
原人教版在介绍夏商西周经济的“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中没用插图，令人感到非常意外。而在随后介绍三代文化的“雕塑的青铜铸造艺术”中，提到了“商朝青铜器不仅形制雄伟……代表作有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只选用了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人物立像插图。岳麓版选择了铸造技术十分高超的“商代青铜器龙虎纹尊”。人民版则使用了“司母戊大方鼎”的插图，在“攻金之工”中简略介绍了青铜器冶铸技术的发展历程，指出“西周青铜器大多作为礼制的 象征，代表着权力和秩序”，文字旁所附的就是司母戊鼎的插图，同时用了一张“湖北铜绿山铜矿井遗址”的图片来表现东周时期的青铜冶炼技术。铜绿山遗址是目前江南地区发现的较为典型的铜矿采冶遗址，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可见，人民版教材插图的选用还是比较稳妥的，但是人民版附属教材《历史图册》里却没有关于整个夏商周时期的插图。
新人教版中的“王子婴次铜炉”为一烧炭燎炉，器形状似盘，圆角平底，器壁两侧有环钮，两端各有3节提链，器底下部有柱状残足，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同出的有鼎、簋、鬲、尊、钟、鎛等各类器物百余件。其中有大牢九鼎、七鼎各一套，簋八件—组，与礼书所记九鼎配八簋的制度相符，表明墓主是郑国地位很高的贵族。在这批青铜器中，王子婴次炉是唯一有铭文的，其内壁刻有“王子婴次之口(炒)盧(鑪)”七字。对于该炉的考证，成为断定这批青铜器群年代的唯一线索。郑国是周代姬姓宗亲，《史记·郑世家》载：“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时为公元前806年。郑国始封君郑桓公，为厉王之子，宣王之弟。郑国最初的封地在今陕西凤翔南，后迁陕西华阴西北，始名为郑。西周末年至东周初期，郑公三代都是周天子的卿士。东周初年为避西戎锋芒，周平王在郑武公、晋文侯等各诸侯国的帮助下，放弃宗周镐京，东迁洛邑，史称“平王东迁”。郑国迁于新郑，仍为周王室卿士。东周时期，王室衰微，诸侯渐强。郑国处于南北交通往来之要冲，北有强晋、南有劲楚，因此深受列国文化的影响。
王国维认为“王子婴次”即是楚国公子婴齐，即令尹子重。他指出，这件铜炉器形与纹饰具有楚国特征，铭文字体亦为楚风。墓主当葬于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鄢陵战役之后，乃郑成公之后郑国国君的墓，时间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而郭沫若认为这“婴次”当是郑国公子婴齐，墓中随葬器物最迟亦当在公元前675年，而“王子婴次炉”之制作，必当在郑子尚为公子之时。如今，杨树达等大多数学者已经接受楚令尹子重的看法。可见这件铜炉是典型的春秋晚期楚国器物，对研究列国文化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外，插图的说明中，既没有指出铜炉为西周的同姓封国郑国墓地所出，也未说明此炉很可能是楚国器物，而是说“这个婴次可能是春秋时期吴王之子”，这就让人不明就里了。楚是在春秋时期就一直称王的。虽然中原诸国仍以子爵视之为“楚子”，呼其子弟“公子”，但因其自称为王，故其子弟理所当然地成为王子王孙，如《左传》称楚令尹子庚为公子午，其器名则自称为“王子午”；其余如青铜器铭文所见的“王孙诰”“王孙遗者”等皆是楚器。再者，与淅川下寺楚墓出土之楚器铭文对比即知，王子婴次炉之字体与楚系青铜器铭文之字体相同。故而，此炉必为楚器无疑。此炉的纹饰虽有吴器风格，但教科书仅仅说婴次可能是“吴王之子”就嫌偏颇了，而且和标题中的“西周的分封制”关系不大。这样的文字说明对于周王分封诸侯的历史的学习，不但起不到积极的作用，反而容易混淆学生的认识，误以为此图和上面的“宜侯矢簋”一样，也是表现分封制内容的。此处学生潜在的自主学习的途径被阻隔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大打折扣，这是由于插图的错位未能紧扣教学主题。由此看来，在格外尊重学生主体意识、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要按所需，提供明确、典型的、紧扣主题的插图。
再次，插图的选择受限于体例的安排，插图的选择与教学要注意整体上加以把握。
原人教版的体系是传统的编年体统领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块的横向体例，有关青铜器的内容大多放在文化这部分来说的；其余三版均是先划分三块领域，再做通史专题的方式。这一点岳麓版做的最彻底，插图选用上也较为得当，但某些细微处值得商榷。
从前表可以看出，同一主题的插图在三本书中分布还是比较均衡的。政治文明、经济成长和文化发展三大专题，在章节各自选取2～3幅插图。其中岳麓版以“西周编钟”说明礼乐制度尚为妥当。同页所列“禹鼎”，1942年陕西省岐山县任家村出土，现藏国家博物馆。禹鼎内壁有铭文20行，207字，记载的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反周，周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未果，遂命武公派遣禹率百乘之师前往督军助战，最终获胜的历史，记述了西周晚期与鄂国及南淮夷之间的一次重要战争，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此鼎时代明确，是厉王时的一件标准器，在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上也是珍贵的资料。但是，用此图来说明西周宗法制度的特点似乎并不十分妥当。如果学生提出，这个有铭文的西周铜鼎表现了宗法制度怎样的特点?教师该如何作答?用“战国铜壶金银错宴乐图”来说明“从群雄割据到大统一”也是不妥当的。
岳麓版必修三中的插图选择不仅得当，而且有新意，如对“散氏盘”的处理。此盘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器，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凤翔县，盘腹内刻有铭文19行，357字，是一篇完整的契约，记载了核定、赔偿土地和举行盟誓的过程，共列记了双方参加定界、盟誓的人名25个，对研究当时的土地制度有很大价值。且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练，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在书法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编者并未纠缠于契约盟誓这样复杂的内容，而是将其放在小标题“从汉字起源到‘书同文”’中加以展现，即向学生形象地展示了“金文”，又在潜移默化中使人认识到其精美的书法艺术价值，突出了金文在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一幅图，不但辅助解说了文字内容，还能无形中引发读者用心去感受，实在是难能可贵。“大傩之舞”中，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的选用也是较为出彩的一笔。
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在专门讲述手工业发展水平、文化成就等这类可以直观表现出来的内容时，这些物化了的插图就能很鲜活的发挥作用；而在辅助说明器物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等抽象化的概念时，则往往需要与主题格外直接、非常贴切的图片和必要的文字说明，才能达到预期效果。选择前一类插图相对较为容易，难度较小，对学生来说，识记起来也较为容易；后一类则难度较大，学生在理解体会上也稍难一点。这也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历史本身就是复杂而有机联系的，体现在教材的各个小标题之间的内容有时候是相互联通的。而在目前的大专题式框架下，很多原本有联系的内容被分解成一个个小的领域，表现在插图上就容易出现交叉、错位的情况。如人民版把文化史里的东西挪到古代手工业里面去了，只突出大方鼎铸造技术的高超，却忽视了其在文化上的价值。由此看来，插图的设置也要考虑到与上下文相关内容的有机联系，将这些资源合理地整合到一起，方可发挥出最佳效应。此外，插图要美观实用，使学生对之有兴趣，乐于看，这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无效性阅读”的发生几率。
重视插图的选择要与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紧密联系的，把插图的教学和选择放在一起加以强调，也是有着慎重考虑的。教材编者的最终目标是有利于一线的教学，教学链条的最终一环还是要通过教师的现场教学来实现。教科书的性质决定了书中的每一幅插图都是面向学生心灵的一扇窗户。因此，不但插图的选择应慎之又慎，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何高效率地使用好插图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在如今这个互联网络无孔不入的世界里，如何使教材更加吸引学生，如何使学生能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的45分钟内，接触到翔实可靠的信息，这些都对广大中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目前历史教材中插图选用还有值得商榷的情况，但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已有很多学者结合课堂教学实践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除了要思想上重视插图的教学外，我们更要意识到，当“读图时代”扑面而来的时候，插图已不只是文字叙述的微小补充，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了，它早已成为学、教、编等教育生产各环节中都必须认真对待的教学素材了。
[作者简介]支小勇，男，1980年生，安徽祁门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术考古与艺术史。刘美，女，安徽寿县人，历史学硕士，中学二级教师，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教师，研究高中历史教学与教法。
[责任编辑：豆艳荣]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22—05
插图作为一种形象生动的教学素材，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丰富教材内容、使教学更加形象生动、帮助学生理解记忆都有着单纯的文字叙述难以替代的作用。教学实践证明，图画带给大脑的刺激远远比单纯的文字叙述要强烈、直观的多，“插图对课文的理解和记忆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学生来说，很多信息还是第一次接触，“第一印象”对于完成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有时候是起着决定性意义的。由于教科书具有其他信息载体无法替代的权威性，必然在学生的脑海中遗留下很深的初始印迹，因而精选插图合理教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特别是在突出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今天，为教材配备合适的插图、将文字叙述与插图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应该是教材编写者和一线教师共同努力的目标。
现以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必修第三册、人民版必修第一册、岳麓版必修第三册相关章节为例，并与原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选修)《中国古代史》全一册”中的插图使用情况作统计，从不同侧面讨论如何更好地选择插图及教学中的使用问题。
各版教材的插图数量很多，选用情况也不尽相同，为便于讨论，现选取有关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文化内涵等内容，具体统计见下表：
单从数量上来说，原人教版使用了2幅、新人教版用了3幅、人民版2幅，岳麓版最多，有7幅。可见在对插图的重视程度上和使用插图的数量上，新人教版教材较原人教版有所增加；人民版仍为2幅，与原人教版持平；岳麓版教材在插图的使用上最为积极、充分，可谓图文并茂。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插图的选择必须与文字部分相匹配，要讲究一定的严肃性与精确性，对插图的选择和处理也要像文字部分一样做到科学谨慎。
以人教版的原版与新版为例。原人教版“甲骨文和金文”小标题中，叙述“金文”的正文七十余字，简洁明了地介绍了金文的定义、名称、内容等，小字部分用百余字介绍了“毛公鼎”和“留鼎”铭文的内容。文字叙述繁简得当、疏密有致。但其所选用的“西周铜器铭文”拓片，既不是从毛公鼎洋洋洒洒近五百言中辑选出的，又不是记载“匹马束丝”的留鼎铭文。此拓片字体质朴古拙、结体谨严、雄壮凝练、圆润遒劲，为著名的西周早期器“天亡簋”铭文。天亡簋又名“大丰簋”“朕簋”，道光末年与毛公鼎同出于陕西岐山，现藏国家博物馆。原铭文8行77字、合文1，全文可释读为：“固亥，王又(有)大豊。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不(丕)顯考文王。事喜(糦)上帝。文王德才(在)上。丕顯王乍(作)省。丕肆王乍(作)庚。丕克乞衣(殷)王祀。丁丑。王卿(鄉食)大宜。王降亡□爵□橐。隹(唯)朕有庆。每(敏)拐王休于尊簋。”铭文大意是记述武王克商西归宗周，举行大封典礼，天亡辅助武王举行祭祀受到赏赐，因铸此簋，以记荣宠。其中提到“考文王”，即是称周文王为已去世的父亲，故此器被断为武王时器，为较为可靠的西周初年标准器之一。
也许是考虑到篇幅的限制，对比天亡簋铭文和教材所示拓片，可以发现编写者在选取原器铭文时，对原拓片做了截取、改动。可以看出截取后的字体下端被一横线截断，改动过的拓片下缘呈不规整形黑影，极似原器就是如此，完全更改了其截取自原器的面貌。这样一来，插图就没有做到和文字叙述相匹配，插图的介绍中既没有精确指明铭文的来源，又没有给出相应的释文。这种似是而非的插图表面上好像不会给学生的认知过程造成太大的偏差，但它潜在的危害是很大的。任由这种模糊处理延续下去的话，会损害到教科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对重要资料图片加以更改而不加以必要说明，却加以遮挡，这实在不是科学、严谨和明智的做法。实际上此处原本可以选取其他西周初年铭文的，可供选择的器物非常多，如著名的“利簋”，亦是武王克商后所铸，为西周时期最早的青铜器，铭文不长，仅4行32字，同时也包含了两处于支纪目的记载，亦可为后文论及商周历法提供素材。
新人教版小标题“西周的分封制”中，选用的是西周重器“宜侯矢簋”，但文中将“矢”误写为“矢”。宜侯矢簋现藏国家博物馆，西周早期器，1954年江苏丹徒县(今镇江市大港镇)烟墩山出土。口径22.5厘米，高15.7厘米，方折沿，浅腹，有四兽首耳，高圈足，圈足上有四条短扉棱。腹外壁饰涡纹，间以顾首夔龙纹，圈足上也饰夔龙纹。簋内底有铭文约120字，记载了虞侯矢受封于宜地的情况，宜侯矢为感谢王的惠泽铸成此簋。其铭文是中国记载周初分封诸侯史迹的现存唯一历史文献。这个插图的选择是非常成功的，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周初分封这一抽象史实的理解，与文字叙述中的“众星捧月”相得益彰。当然，如果能加上宜侯矢簋的铭文拓片效果就更好了。‘
其次，插图的选择要有典型性，须紧扣主题，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意识，应该挑选那些最能帮助学生完成认知过程的典型图片。
如新人教版“高超的冶金技术”一目，在介绍2003年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青铜器窖藏时，使用了一张“西周三足附耳青铜盘”。然而由于拍摄角度及画面印刷质量的关系，单纯从画面上很难辨认出是一只三足盘。实际上这只出土编号为2003MYJ:10的“速盘”，铭文长达370余字，记载了西周列王世袭，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文字最多的西周铜器。有关“速盘”的图片还是比较好找的，况且这里可以选用同时出土的四十二年“速鼎”甲(2003MYJ:7)，造型是典型的西周晚期鼎式样。而鼎又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最常见、最典型的器形，也是先人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礼器。从“钟鸣鼎食”“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诸如此类的成语中，我们可以知道鼎才是商周青铜器“器物造型庄重雄奇，纹饰细腻优美”的最佳代表。以前我们经常优先把四足的“司母戊方鼎”和精美绝伦的“四羊方尊”介绍给学生，它们一个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一个是商代南方青铜器中很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然而如今新人教版中早已找不到司母戊方鼎的图片，四羊方尊也只是在课后习题的边框中以装饰画的形式出现，同时也未加任何文字说明，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不恰当的。
原人教版在介绍夏商西周经济的“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中没用插图，令人感到非常意外。而在随后介绍三代文化的“雕塑的青铜铸造艺术”中，提到了“商朝青铜器不仅形制雄伟……代表作有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只选用了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人物立像插图。岳麓版选择了铸造技术十分高超的“商代青铜器龙虎纹尊”。人民版则使用了“司母戊大方鼎”的插图，在“攻金之工”中简略介绍了青铜器冶铸技术的发展历程，指出“西周青铜器大多作为礼制的 象征，代表着权力和秩序”，文字旁所附的就是司母戊鼎的插图，同时用了一张“湖北铜绿山铜矿井遗址”的图片来表现东周时期的青铜冶炼技术。铜绿山遗址是目前江南地区发现的较为典型的铜矿采冶遗址，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可见，人民版教材插图的选用还是比较稳妥的，但是人民版附属教材《历史图册》里却没有关于整个夏商周时期的插图。
新人教版中的“王子婴次铜炉”为一烧炭燎炉，器形状似盘，圆角平底，器壁两侧有环钮，两端各有3节提链，器底下部有柱状残足，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同出的有鼎、簋、鬲、尊、钟、鎛等各类器物百余件。其中有大牢九鼎、七鼎各一套，簋八件—组，与礼书所记九鼎配八簋的制度相符，表明墓主是郑国地位很高的贵族。在这批青铜器中，王子婴次炉是唯一有铭文的，其内壁刻有“王子婴次之口(炒)盧(鑪)”七字。对于该炉的考证，成为断定这批青铜器群年代的唯一线索。郑国是周代姬姓宗亲，《史记·郑世家》载：“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时为公元前806年。郑国始封君郑桓公，为厉王之子，宣王之弟。郑国最初的封地在今陕西凤翔南，后迁陕西华阴西北，始名为郑。西周末年至东周初期，郑公三代都是周天子的卿士。东周初年为避西戎锋芒，周平王在郑武公、晋文侯等各诸侯国的帮助下，放弃宗周镐京，东迁洛邑，史称“平王东迁”。郑国迁于新郑，仍为周王室卿士。东周时期，王室衰微，诸侯渐强。郑国处于南北交通往来之要冲，北有强晋、南有劲楚，因此深受列国文化的影响。
王国维认为“王子婴次”即是楚国公子婴齐，即令尹子重。他指出，这件铜炉器形与纹饰具有楚国特征，铭文字体亦为楚风。墓主当葬于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鄢陵战役之后，乃郑成公之后郑国国君的墓，时间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而郭沫若认为这“婴次”当是郑国公子婴齐，墓中随葬器物最迟亦当在公元前675年，而“王子婴次炉”之制作，必当在郑子尚为公子之时。如今，杨树达等大多数学者已经接受楚令尹子重的看法。可见这件铜炉是典型的春秋晚期楚国器物，对研究列国文化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外，插图的说明中，既没有指出铜炉为西周的同姓封国郑国墓地所出，也未说明此炉很可能是楚国器物，而是说“这个婴次可能是春秋时期吴王之子”，这就让人不明就里了。楚是在春秋时期就一直称王的。虽然中原诸国仍以子爵视之为“楚子”，呼其子弟“公子”，但因其自称为王，故其子弟理所当然地成为王子王孙，如《左传》称楚令尹子庚为公子午，其器名则自称为“王子午”；其余如青铜器铭文所见的“王孙诰”“王孙遗者”等皆是楚器。再者，与淅川下寺楚墓出土之楚器铭文对比即知，王子婴次炉之字体与楚系青铜器铭文之字体相同。故而，此炉必为楚器无疑。此炉的纹饰虽有吴器风格，但教科书仅仅说婴次可能是“吴王之子”就嫌偏颇了，而且和标题中的“西周的分封制”关系不大。这样的文字说明对于周王分封诸侯的历史的学习，不但起不到积极的作用，反而容易混淆学生的认识，误以为此图和上面的“宜侯矢簋”一样，也是表现分封制内容的。此处学生潜在的自主学习的途径被阻隔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大打折扣，这是由于插图的错位未能紧扣教学主题。由此看来，在格外尊重学生主体意识、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要按所需，提供明确、典型的、紧扣主题的插图。
再次，插图的选择受限于体例的安排，插图的选择与教学要注意整体上加以把握。
原人教版的体系是传统的编年体统领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块的横向体例，有关青铜器的内容大多放在文化这部分来说的；其余三版均是先划分三块领域，再做通史专题的方式。这一点岳麓版做的最彻底，插图选用上也较为得当，但某些细微处值得商榷。
从前表可以看出，同一主题的插图在三本书中分布还是比较均衡的。政治文明、经济成长和文化发展三大专题，在章节各自选取2～3幅插图。其中岳麓版以“西周编钟”说明礼乐制度尚为妥当。同页所列“禹鼎”，1942年陕西省岐山县任家村出土，现藏国家博物馆。禹鼎内壁有铭文20行，207字，记载的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反周，周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未果，遂命武公派遣禹率百乘之师前往督军助战，最终获胜的历史，记述了西周晚期与鄂国及南淮夷之间的一次重要战争，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此鼎时代明确，是厉王时的一件标准器，在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上也是珍贵的资料。但是，用此图来说明西周宗法制度的特点似乎并不十分妥当。如果学生提出，这个有铭文的西周铜鼎表现了宗法制度怎样的特点?教师该如何作答?用“战国铜壶金银错宴乐图”来说明“从群雄割据到大统一”也是不妥当的。
岳麓版必修三中的插图选择不仅得当，而且有新意，如对“散氏盘”的处理。此盘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器，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凤翔县，盘腹内刻有铭文19行，357字，是一篇完整的契约，记载了核定、赔偿土地和举行盟誓的过程，共列记了双方参加定界、盟誓的人名25个，对研究当时的土地制度有很大价值。且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练，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在书法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编者并未纠缠于契约盟誓这样复杂的内容，而是将其放在小标题“从汉字起源到‘书同文”’中加以展现，即向学生形象地展示了“金文”，又在潜移默化中使人认识到其精美的书法艺术价值，突出了金文在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一幅图，不但辅助解说了文字内容，还能无形中引发读者用心去感受，实在是难能可贵。“大傩之舞”中，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的选用也是较为出彩的一笔。
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在专门讲述手工业发展水平、文化成就等这类可以直观表现出来的内容时，这些物化了的插图就能很鲜活的发挥作用；而在辅助说明器物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等抽象化的概念时，则往往需要与主题格外直接、非常贴切的图片和必要的文字说明，才能达到预期效果。选择前一类插图相对较为容易，难度较小，对学生来说，识记起来也较为容易；后一类则难度较大，学生在理解体会上也稍难一点。这也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历史本身就是复杂而有机联系的，体现在教材的各个小标题之间的内容有时候是相互联通的。而在目前的大专题式框架下，很多原本有联系的内容被分解成一个个小的领域，表现在插图上就容易出现交叉、错位的情况。如人民版把文化史里的东西挪到古代手工业里面去了，只突出大方鼎铸造技术的高超，却忽视了其在文化上的价值。由此看来，插图的设置也要考虑到与上下文相关内容的有机联系，将这些资源合理地整合到一起，方可发挥出最佳效应。此外，插图要美观实用，使学生对之有兴趣，乐于看，这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无效性阅读”的发生几率。
重视插图的选择要与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紧密联系的，把插图的教学和选择放在一起加以强调，也是有着慎重考虑的。教材编者的最终目标是有利于一线的教学，教学链条的最终一环还是要通过教师的现场教学来实现。教科书的性质决定了书中的每一幅插图都是面向学生心灵的一扇窗户。因此，不但插图的选择应慎之又慎，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何高效率地使用好插图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在如今这个互联网络无孔不入的世界里，如何使教材更加吸引学生，如何使学生能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的45分钟内，接触到翔实可靠的信息，这些都对广大中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目前历史教材中插图选用还有值得商榷的情况，但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已有很多学者结合课堂教学实践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除了要思想上重视插图的教学外，我们更要意识到，当“读图时代”扑面而来的时候，插图已不只是文字叙述的微小补充，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了，它早已成为学、教、编等教育生产各环节中都必须认真对待的教学素材了。
[作者简介]支小勇，男，1980年生，安徽祁门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术考古与艺术史。刘美，女，安徽寿县人，历史学硕士，中学二级教师，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教师，研究高中历史教学与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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