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试论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思想》一文刊于本刊2009年7月(下半月)刊，作者王云翠系1982年生，在该文的“作者简介”中因编校不慎误为1942年，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致以歉意。 《历史教学》编辑部 2009年8月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试论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思想》一文刊于本刊2009年7月(下半月)刊，作者王云翠系1982年生，在该文的“作者简介”中因编校不慎误为1942年，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致以歉意。
《历史教学》编辑部
2009年8月
其他文献
历史研究需要有一个宏观解释的框架，需要一套能够把文化观念、思想理论与社会现象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方法。而这一直是刘泽华先生学术研究的志向和目标。他曾这样写道：“尽管智有所不逮，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为我们的研究赋予一种全局性视野，关注的不仅是思想理论的历史过程与内在逻辑、社会历史生活的生动形态，还有思想与社会相互生成的原理和机制：一句话，我们研究的不是思想加社会，而是思想所灌注的社会、社会所生发的思想，
[摘 要]张謇和福泽谕古是近代中日两个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他们都抱持教育救国的理想，并为之努力躬耕。但由于中日两国国情的诸多不同，在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教化学生的思想品行等诸方面都有所不同，因而对两国近代化历程产生影响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 [关键词]张謇，福泽谕吉，教育兴学 [中图分类号]C-4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78-06
摘要：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是影响20世纪国际格局演变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因素。这些事件无不集中反映了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这一历史时段的国际格局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变化的基本形态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发生严重动摇；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世界中心地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冷战，促成了两极格局的形成，但两极格局中孕育着多极化趋势；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趋势以“
在我2020年8月份发表的文章《如何选择云机器学习平台》中，我认为选择平台的首要原则是“靠近数据”。让代码靠近数据是保持低延迟的必要条件。 机器学习，特别是深度学习往往会多次遍历所有数据（遍历一次被称为一个epoch）。对于非常大的数据集来说，理想的情况是在存储数据的地方建立模型，这样就不需要大量的数据传输。目前已经有部分数据库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功能。我们会很自然地问到一个问题，即哪些数据库支
工业与信息化部近日在其官网公布了已编制完成的《网络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下称《建设指南》），将通过顶层设计，制定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相结合的网络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方案，为行业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针对我国目前在网络数据安全标准化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指出，到2021年，初步建立网络数据安全标准体系，有效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要求，基本满足行业网络数据安全保護需
[摘要]实用主义思想出现后，在美国和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威廉·詹姆斯对实用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为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行而上学俱乐部”的成果、欧洲社会思潮的影响、美国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精神、镀金时代的社会背景，以及詹姆斯的个人经历等，是实用主义思想最终形成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镀金时代，实用主义思想，威廉·詹姆斯 [中图分类号]K7 D07 [文献标识码]A
[摘要]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寄予莫大期望，将其视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运动”，希望借此能够巩固其统治地位，并获得国际上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基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诸多因素，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极力邀请在华基督教会参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基督教会基于其发展自身力量、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以及扶持蒋介石当局的需要，参与了新生活运动。从它的筹备、宣传到实施，基督教会都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扶持和援助了
[摘要] 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镇，对其学人群年龄段和教育背景进行考察，了解其颇具特色的学术团队，是全方位研究史语所的关键一环。通过对其群体的量化分析，可把研究人员分为两代，1890到1904年出生的研究人员称为第一代，他们是留洋派和本土派的结合，既熟悉传统文化，又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成为新学术的开拓者。1905至1925年出生的研究人员称为第二代，他们主要选拔于国内高校，通过不断积累丰
下一代架构一直是企业格外关注的核心。在IT架构方面，企业喜欢投资于能带来适应性、应变力、速度，以及运用分析做出完善决策、提升客户体验和运营能力的优势技术。 频繁的市场变化不断推动各行各业的传统企业加速进入数字化转型进程。企业必须寻找更好的方式与客户互动，充分利用激增的数据量，同时也面临着新兴创新公司的挑战。他们都需要做出同一个关键决定：如何构建能够支持未来发展的数字化能力。 最近，贝恩咨询公司
[摘 要]在1875—1878年近东危机中，英国迪斯累里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俄土战争爆发后，迪斯累里被迫调整策略，直接参与对士的瓜分。基于此，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内的任何动乱特别敏感。迪斯累里政府和自由派领袖格拉斯顿对1876年的保加利亚惨案这一重大事件的反应和不同的政策主张，反映了迫斯累里在“东方问题”上的短视和格拉斯顿自由主义的先见之明及其对大英帝国长远利益的把握。 [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