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太平洋西岸有一条绵延起伏的山脉，东临海湾，一年四季，气候怡人。50年前，每到秋天，果园飘香，杏树和胡桃树上果实累累。人们纷至沓来，一边享受丰收的快乐，一边欣赏金秋的田园风光。50年后，人们依然纷至沓来。不同的是，人们来这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这就是硅谷。”这段充满诗意的文字来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副司长王英利参与的课题报告。接受采访时，王英利刚刚回国不久，2007年7月27日至10月26日，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中青年干部赴美培训项目”的一员，王英利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与管理学院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培训。《从硅谷发展看美国高新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及我国的政策思考》是他此次培训的收获之一，他起草了该课题的写作提纲并作为执笔人之一完成此研究报告，写下了本文开头的这段诗意文字。
事实上，王英利此次培训的收获远不仅于此。
学会跨文化交流
王英利在大学时学的是管理工程专业，后在清华大学攻读了MBA，目前在人民大学继续研读经济学博士，“出版产业体现的是出版经济，必须要从经济的角度来处理问题。”王英利这样告诉记者。
199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王英利分配到北京一家音像公司。1995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工作。2004年1月到2006年1月间，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地方党委政府挂职，负责过当地教科文体、经济、工业园区建设等多项工作。此后一直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图书出版管理司从事图书出版行业的政府管理工作。正是因为有着从企业到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多重经历，才让他对这次公共政策的培训感触良多。
“这次培训是一次基础性的培训，并非集中在某一具体领域，而是系统地、全面地了解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是怎样运作的。学习所涉及的很多领域是我过去不熟悉不了解的，比如社会保障、税务、人口、疾病控制等；有些则是正逐步成为全球热点的领域，比如高新技术创新、能源、污染控制、全球变暖等；有些则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比如公共政策制定、博弈论等。这让我对公共政策所涉及领域的最新知识和进展有了一个框架的认识，视野大大地拓宽了。”
王英利对培训最深的感受是：“经过3个月的较为系统深入的学习，我对美国人的生活、美国文化的了解更加深入，跨文化的交流能力加强了。所谓跨文化交流，我理解就是要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和交流方式，不了解对方的文化，就难以达成有效的沟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增加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基础。我们接受培训首先要理解美国的文化，这个文化是个大概念，包括第一层次的意识形态、政府框架、社会管理，第二层次的宗教、伦理及第三层次的文学、艺术等等。我们不能简单地定义美国的公共政策好与不好，好与不好不是绝对的，是要放在文化背景之下去看待，这是美国教授告诉我们的，也是我感触最深的。美国的公共政策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分析其公共政策也要在其文化背景上展开，全盘照搬美国的政策或者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构建和谐的政策生态体系
“和谐”一词堪称我们今天时代的主旋律，王英利在接受采访时，也反复提到了和谐之重要。他说，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良好的公共管理是基础。社会的管理规则是由公共政策、法律、道德等共同构成的。公共政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好的公共政策涵盖了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它一定是和谐的，相互配合的。成功的公共政策建立的基础是，制定政策的目标明晰。不同的公共政策之间一定要和谐，不能冲突，彼此要围绕一个社会管理的共同目标。如果公共政策制定中掺杂了过多的局部利益、集团利益，就容易造成公共政策制定的不和谐，造成社会公众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不满。
和谐还要求各项法律、公共政策之间可以有交叉，但不能有矛盾，下位法要服从于上位法，地方要服从中央。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明晰是整个社会建立秩序的基础，秩序是和谐的基础，没有秩序和谐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制定公共政策要考虑各种因素，不能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产生新的问题，否则同样会造成不和谐。
制定和谐的公共政策，王英利总结出六个意识：一是价值观意识，就是要解决目标设定和为谁服务的问题，公共政策制定要立意高远，要始终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于民生，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二是要有民主的意识，制定公共政策要审慎，政策制定的过程要民主。推出一项政策要充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要考虑到利益相关各方，并考虑到利益补偿机制。三是要有成本意识，制定公共政策必须要考虑成本，不能浪费人民的金钱。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工具，通过评估一项公共政策对社会产生的成本和可能获取的社会收益，来确定是否推出一项公共政策。四是要有系统意识，就是要考虑到政策间的协调和整合，不能互相矛盾和冲突，不能因为解决一个问题而产生新的问题。五是要有精细化意识。公共管理是艺术，也是技术，要注重运用公共管理的技术工具，管理上趋向制度化，精细化，不能随意性太强。六是要有严格的执行意识，不能执行的公共政策即便是立意甚佳的“好政策”，也不能称为“成功政策”。
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要依靠政府制定和谐的公共政策，各项法律、公共政策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政策生态系统。王英利说，中国政府为文化产业制定公共政策的目标明确，就是要为人民提供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图书出版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图书业要取得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为此构建和谐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和谐的整体，包括了图书生产的主体，如作者、出版社、图书发行商、读者等，以及围绕主体的图书出版、发行的行业政策及相关的法律、税收、国家资金的支持等，公共政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在制定政策时，既要考虑全面，也要有发展、改革的眼光。要放在文化生态系统中去考虑，单单制定某一项公共政策来推动发展是不够的，要用生态系统的观点来推动图书出版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在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中要有生产链的观念，对于整个文化生态链上阻碍了产业发展的环节要及时改革或改进，这符合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原理。从政府的角度推进文化的发展，说到底就是要构建和谐的政策生态系统，维系一个有利于发展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2003年，王英利曾经在美国纽约大学参加过为期两周的出版专业技术培训，与此次斯坦福3个月的培训相比，王英利深感收获大不相同。“我本身是图书出版行业的，纽约大学的培训是专业培训，授课的都是出版行业国际知名的专家和出版集团的老总。培训主要从技术角度，比如说，明确了国际上出版时间的定义。国外的出版时间意味着这一天全球首发此书。比如前些天《哈里·波特7》出版的日子，意味着这个日子的前一夜，全世界的哈里·波特迷都会守候在书店的门前，等待与《哈里·波特7》见面。这一天就是出版时间，当然这是指畅销书。我国图书的出版时间与此无关，印在图书上的时间就是出版时间，书哪天上市，读者也不会知道。我们还接触了国外几家大型的发行商，国外图书出版业的精细化管理远远超过了我们。而这次培训是浸入式的，使我能够跳出自己的工作圈子和熟悉天地，感受新知识，转变新观念，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学习。“
中国是图书出版大国，每年出版25万多种图书，新书就有13万种。繁荣、发展图书出版行业，王英利认为，首先要有一大批好的作品，文艺作品要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贴近百姓吸引读者，科技作品要能够体现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创新、科学发现和学术前沿。“如果没有好的作品，其他就无从谈起。要有好的作品，就要从作者抓起。目前社会上浮躁现象在我们作者队伍中多多少少有一些反映，有些作者不愿意安下心来搞创作，花大精力创作出好作品的意愿淡了一些，文学艺术、经济管理、科技科普等创作领域都有这种问题存在。创作是出版的源头，推动出版发展必须要推动创作，鼓励创新。”
中国已经加入WTO，图书出版业要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王英利认为图书出版行业要全面与国外接轨。他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我们在国外这种感觉很强烈，过去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没有概念，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习汉语。中国走出去的图书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为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提供服务。我们这次在美国培训时住的小城市边上就有一个汉语学校，很多美国的中小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过去在美国的华人以讲广东话为荣，现在连香港人也讲普通话。对比一下这个培训项目每年出去的学员的感受，会发现国外对中国的关注程度逐年攀升，从教授到普通美国百姓，对中国都非常感兴趣。”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不能要求外国人一下子流利地读汉语书，中国书籍要有翻译作品进入西方的主流书店，这很重要。所谓美国主流书店，就是西方人经常出入、购书的书店，比如，大型图书连锁书店、大学的书店、超市里的图书专架等，要能够看到中国出版的图书，如果只进入华人才进的书店，大部分美国人就没有机会了解到中国的图书。发行渠道非常重要，它是直接面对读者的。进入西方主流书店，是今后图书走出去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针对美国的电影大片、电视剧、畅销书以及近年来韩剧等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王英利表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弘扬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运用政策进行宣传和加以引导。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外一切先进的文明我们都要学习。但是同时，西方文化借助经济强势流入的同时，反过来也为其经济服务，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冲击。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如果青少年接受他们的文化，就会接受他们的消费方式，接受消费方式就会接受他们的产品。所以美国的经济、文化走出去是同时的，相辅相承的。麦当劳在中国的风行就是美国文化的带动结果。中国目前是制造大国，很多企业都是在为国外企业做贴牌生产，产品是中国生产的，文化却是人家的，大部分利润当然也是人家的。欧洲在保护自己的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韩剧今天的繁荣，与韩国政府的强力推动和巨大投入密不可分。可见其非常看重文化传播的力量。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政策的调节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文化软实力要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喜欢一个国家的文化，就会喜欢一个国家的产品。文化造就忠诚客户。
王英利动情地说：“我们作为出版工作者，如果不能用优秀的出版物把广大读者的精神世界填满，不能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里增加更多的中华优秀文化元素，那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失职，是我们一代人的失职。中华文化的核心在中国，一定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做好，把我们自己的市场做好，为读者服务好。”
事实上，王英利此次培训的收获远不仅于此。
学会跨文化交流
王英利在大学时学的是管理工程专业，后在清华大学攻读了MBA，目前在人民大学继续研读经济学博士，“出版产业体现的是出版经济，必须要从经济的角度来处理问题。”王英利这样告诉记者。
199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王英利分配到北京一家音像公司。1995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工作。2004年1月到2006年1月间，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地方党委政府挂职，负责过当地教科文体、经济、工业园区建设等多项工作。此后一直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图书出版管理司从事图书出版行业的政府管理工作。正是因为有着从企业到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多重经历，才让他对这次公共政策的培训感触良多。
“这次培训是一次基础性的培训，并非集中在某一具体领域，而是系统地、全面地了解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是怎样运作的。学习所涉及的很多领域是我过去不熟悉不了解的，比如社会保障、税务、人口、疾病控制等；有些则是正逐步成为全球热点的领域，比如高新技术创新、能源、污染控制、全球变暖等；有些则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比如公共政策制定、博弈论等。这让我对公共政策所涉及领域的最新知识和进展有了一个框架的认识，视野大大地拓宽了。”
王英利对培训最深的感受是：“经过3个月的较为系统深入的学习，我对美国人的生活、美国文化的了解更加深入，跨文化的交流能力加强了。所谓跨文化交流，我理解就是要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和交流方式，不了解对方的文化，就难以达成有效的沟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增加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基础。我们接受培训首先要理解美国的文化，这个文化是个大概念，包括第一层次的意识形态、政府框架、社会管理，第二层次的宗教、伦理及第三层次的文学、艺术等等。我们不能简单地定义美国的公共政策好与不好，好与不好不是绝对的，是要放在文化背景之下去看待，这是美国教授告诉我们的，也是我感触最深的。美国的公共政策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分析其公共政策也要在其文化背景上展开，全盘照搬美国的政策或者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构建和谐的政策生态体系
“和谐”一词堪称我们今天时代的主旋律，王英利在接受采访时，也反复提到了和谐之重要。他说，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良好的公共管理是基础。社会的管理规则是由公共政策、法律、道德等共同构成的。公共政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好的公共政策涵盖了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它一定是和谐的，相互配合的。成功的公共政策建立的基础是，制定政策的目标明晰。不同的公共政策之间一定要和谐，不能冲突，彼此要围绕一个社会管理的共同目标。如果公共政策制定中掺杂了过多的局部利益、集团利益，就容易造成公共政策制定的不和谐，造成社会公众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不满。
和谐还要求各项法律、公共政策之间可以有交叉，但不能有矛盾，下位法要服从于上位法，地方要服从中央。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明晰是整个社会建立秩序的基础，秩序是和谐的基础，没有秩序和谐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制定公共政策要考虑各种因素，不能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产生新的问题，否则同样会造成不和谐。
制定和谐的公共政策，王英利总结出六个意识：一是价值观意识，就是要解决目标设定和为谁服务的问题，公共政策制定要立意高远，要始终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于民生，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二是要有民主的意识，制定公共政策要审慎，政策制定的过程要民主。推出一项政策要充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要考虑到利益相关各方，并考虑到利益补偿机制。三是要有成本意识，制定公共政策必须要考虑成本，不能浪费人民的金钱。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工具，通过评估一项公共政策对社会产生的成本和可能获取的社会收益，来确定是否推出一项公共政策。四是要有系统意识，就是要考虑到政策间的协调和整合，不能互相矛盾和冲突，不能因为解决一个问题而产生新的问题。五是要有精细化意识。公共管理是艺术，也是技术，要注重运用公共管理的技术工具，管理上趋向制度化，精细化，不能随意性太强。六是要有严格的执行意识，不能执行的公共政策即便是立意甚佳的“好政策”，也不能称为“成功政策”。
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要依靠政府制定和谐的公共政策，各项法律、公共政策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政策生态系统。王英利说，中国政府为文化产业制定公共政策的目标明确，就是要为人民提供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图书出版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图书业要取得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为此构建和谐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和谐的整体，包括了图书生产的主体，如作者、出版社、图书发行商、读者等，以及围绕主体的图书出版、发行的行业政策及相关的法律、税收、国家资金的支持等，公共政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在制定政策时，既要考虑全面，也要有发展、改革的眼光。要放在文化生态系统中去考虑，单单制定某一项公共政策来推动发展是不够的，要用生态系统的观点来推动图书出版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在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中要有生产链的观念，对于整个文化生态链上阻碍了产业发展的环节要及时改革或改进，这符合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原理。从政府的角度推进文化的发展，说到底就是要构建和谐的政策生态系统，维系一个有利于发展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2003年，王英利曾经在美国纽约大学参加过为期两周的出版专业技术培训，与此次斯坦福3个月的培训相比，王英利深感收获大不相同。“我本身是图书出版行业的，纽约大学的培训是专业培训，授课的都是出版行业国际知名的专家和出版集团的老总。培训主要从技术角度，比如说，明确了国际上出版时间的定义。国外的出版时间意味着这一天全球首发此书。比如前些天《哈里·波特7》出版的日子，意味着这个日子的前一夜，全世界的哈里·波特迷都会守候在书店的门前，等待与《哈里·波特7》见面。这一天就是出版时间，当然这是指畅销书。我国图书的出版时间与此无关，印在图书上的时间就是出版时间，书哪天上市，读者也不会知道。我们还接触了国外几家大型的发行商，国外图书出版业的精细化管理远远超过了我们。而这次培训是浸入式的，使我能够跳出自己的工作圈子和熟悉天地，感受新知识，转变新观念，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学习。“
中国是图书出版大国，每年出版25万多种图书，新书就有13万种。繁荣、发展图书出版行业，王英利认为，首先要有一大批好的作品，文艺作品要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贴近百姓吸引读者，科技作品要能够体现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创新、科学发现和学术前沿。“如果没有好的作品，其他就无从谈起。要有好的作品，就要从作者抓起。目前社会上浮躁现象在我们作者队伍中多多少少有一些反映，有些作者不愿意安下心来搞创作，花大精力创作出好作品的意愿淡了一些，文学艺术、经济管理、科技科普等创作领域都有这种问题存在。创作是出版的源头，推动出版发展必须要推动创作，鼓励创新。”
中国已经加入WTO，图书出版业要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王英利认为图书出版行业要全面与国外接轨。他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我们在国外这种感觉很强烈，过去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没有概念，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习汉语。中国走出去的图书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为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提供服务。我们这次在美国培训时住的小城市边上就有一个汉语学校，很多美国的中小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过去在美国的华人以讲广东话为荣，现在连香港人也讲普通话。对比一下这个培训项目每年出去的学员的感受，会发现国外对中国的关注程度逐年攀升，从教授到普通美国百姓，对中国都非常感兴趣。”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不能要求外国人一下子流利地读汉语书，中国书籍要有翻译作品进入西方的主流书店，这很重要。所谓美国主流书店，就是西方人经常出入、购书的书店，比如，大型图书连锁书店、大学的书店、超市里的图书专架等，要能够看到中国出版的图书，如果只进入华人才进的书店，大部分美国人就没有机会了解到中国的图书。发行渠道非常重要，它是直接面对读者的。进入西方主流书店，是今后图书走出去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针对美国的电影大片、电视剧、畅销书以及近年来韩剧等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王英利表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弘扬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运用政策进行宣传和加以引导。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外一切先进的文明我们都要学习。但是同时，西方文化借助经济强势流入的同时，反过来也为其经济服务，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冲击。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如果青少年接受他们的文化，就会接受他们的消费方式，接受消费方式就会接受他们的产品。所以美国的经济、文化走出去是同时的，相辅相承的。麦当劳在中国的风行就是美国文化的带动结果。中国目前是制造大国，很多企业都是在为国外企业做贴牌生产，产品是中国生产的，文化却是人家的，大部分利润当然也是人家的。欧洲在保护自己的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韩剧今天的繁荣，与韩国政府的强力推动和巨大投入密不可分。可见其非常看重文化传播的力量。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政策的调节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文化软实力要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喜欢一个国家的文化，就会喜欢一个国家的产品。文化造就忠诚客户。
王英利动情地说：“我们作为出版工作者，如果不能用优秀的出版物把广大读者的精神世界填满，不能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里增加更多的中华优秀文化元素，那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失职，是我们一代人的失职。中华文化的核心在中国，一定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做好，把我们自己的市场做好，为读者服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