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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3日，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力排众议，强推脱欧公投，力图通过“民意仲裁”的法定形式彻底解决脱欧争议。让“留欧派”首领卡梅伦大跌眼镜的是，表决结果，登记选民投票率72.21%，选择脱欧者51.89%，脱欧反倒成了“法定民意”。一片哗然中，卡梅伦黯然下台，特雷莎·梅取而代之，并和欧盟开始漫长的脱欧谈判。
2018年2月26日， 英国伦敦，示威者在议会大厦外抗议脱欧。
2019年3月14日，英国议会下院将通过决议，寻求欧盟27国对《里斯本条约》第50条（即退盟机制）进行两到三个月的延期，避免灾难性的3月29日无协议“硬脱欧”。从迹象看，欧盟27个成员国普遍接受妥协，似乎危机在临界点再度化险为夷。但正如比利時《晚报》记者兼经济观察家马克·罗什所述，谁都阻挡不了英国脱离欧盟，它将打造新的命运——离开欧盟，拥抱世界，成为“全球化英国”（Global Britain）。
不管当权的保守党还是在野的工党，英国多数政治势力都承认当初脱欧公投“玩砸了”，希望“反悔”，让英国在确定脱欧的红线——2019年3月29日到来前截住结束脱欧法律程序，用技术手段留在欧盟。立志脱欧的阵营里，除开2018年辞职的内阁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和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等“硬脱欧派”，现任首相特雷莎·梅及其班底都是身段柔软但意志坚定的“软脱欧派”，他们接受事实，但试图与欧盟达成对本国有利的脱欧协议，把冲击降到最低。
从2018年7月拿出的“跳棋计划”，到如今“里外不是人”却继续推销的“B计划”，要为从汽车零件贸易到情报分享等一切设定规则，而准备时间却少得可怜。特雷莎·梅团队竭尽全力，但拿出的东西不脱一个悖论：一方面剥离英国承担的欧盟成员义务，一方面却保留英国从欧盟共同市场获利的资格。英国希望与欧盟达成没有摩擦的自由贸易协议，这样货物能自由流动，英国庞大的金融服务业也能继续在全欧洲做生意。
欧盟坚持，英国不能“只挑”欧盟成员的好处（如其无边界市场的准入），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欧盟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说，欧盟愿意签订协议覆盖“安全、国防、外交政策、司法、内政以及航空和渔业等领域”，但不包括金融领域，如果放行英国方案，就会让欧盟剩余27国造反。
据伦敦市长萨迪克授权进行的研究估计，“未达成协议”的英国“硬脱欧”如果成真，将使英国损失50万个工作岗位和670亿美元的投资。但英国阿巴斯诺特银行集团经济顾问露丝·利亚认为，务实主义仍占着上风，“毫无疑问过程中会有各种脾气，”她说，“但我觉得，到最后肯定会有某种形式的妥协，他们会就金融服务达成一定的协议，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不管成功与否，英国看上去哪怕走投无路也不愿回头了。与别人想象的不同，英国经济现阶段受脱欧影响不大，且形势良好。以2018年12月为例，英国失业率仅为4%，实际工资（除去奖金）同比增加3.1%，特别是失业率，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反观同期欧盟失业率平均值为6.7%，欧元区平均值为8.1%，都是英国的两倍。英国通胀率从2018年至今也保持在约2%的水平，轻松超过欧盟的目标值。伦敦富时250指数曾在2016年6月24日（脱欧公投第二天）暴跌，但如今大体回升至投票前的水平。英国政府统计，2016年公投之际，本国失业率为5%，之后基本趋于下降，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依然在1%以上的水平。
英国加的夫大学教授帕特里克·明福德表示：“脱欧后经济形势会更好。”他曾支持“留欧派”，2016年6月公投时，和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一样预测“英国要变差”，可现在他否定过去的观点“是粗浅的政治见解”。
更奇葩的是，陷入困境的特雷莎·梅政府正越来越多探讨“脱欧后”课题。2018年秋在伯明翰召开的保守党大会上，司法大臣兼上院督导长伊丽莎白·特拉斯、负责大学和科学事务的国务大臣萨姆·吉马等40多岁的女性和亚非裔政治家成为话题人物，巴基斯坦裔内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开宗明义宣布脱欧话题“已经结束”，现在该讨论如何从工党、自由党等对手那里争取年轻支持者的构想，“男女平等社会”“推动移民融入”“纠正地区差距”“支持贫困群体”等议题胜过一切。加纳裔女国务大臣吉马则主张，有效利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英国教育研究机构的成果，发展知识集约型经济，克服脱欧带来的暂时困境，“排名进入世界前百名的英国大学数量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还多，害怕脱欧是精神衰弱者的权利，不是正常人的选择”。
3月12日，英国伦敦，距离3月29日正式“脱离欧盟”仅剩17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协议却在下议院遭遇惨败。
从专业人士角度看，自从2004年欧盟一口气接纳东欧十国，英国离开的丧钟就已敲响。尽管有不参加申根协定的有利条件，但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为了刺激经济，没有阻止东欧公民自由流动，结果百万人尤其波兰人涌入英国找工作，让英国下层社会产生不好的感觉，尤其是卑微的中产阶层，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抱怨生活因外人打破了。更不要忘记，英国1973年多少有点儿被迫加入欧共体（欧盟前身），因为石油危机和经济萧条，它当时成了“欧洲病夫”，以至于1978年祈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援助，这对于一直以“日不落帝国”自居的英国来说简直是羞辱。
然而，英国对欧盟机构的妥协酬庸主义和缺乏透明度牢骚满腹。1988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布鲁日欧洲学院高喊：“乌托邦不会实现，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希望得到它。”摆明了英国拒绝凌驾国家之上、权力欲强的欧共体（今欧盟）利益至上者来指挥，不希望欧盟以“建设社会福利欧洲”之名让自己付出过高的经济代价。 比利时记者罗什观察到，脱欧闹剧期间，英国确实经济增速放缓了，但充分就业始终未变，“通货膨胀得到控制，预算赤字靠税收增加得以下降，只剩下工业地区迁移还存在威胁”。就长期而言，“脱离欧盟的英国将成为不受管制的国家，既没有约束，也没有限制”，英国大可按照自身需求放开劳动力市场，“撒手锏”是把2008年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的外国人移民政策自行扩大至欧洲之外，更便利挑选本国发展所需的高价值移民，“脱欧后的英国将更强硬，更不公平，但在经济上更强大”。罗什认为，即便强烈反对脱欧的苏格兰人，终究会在现实面前妥协，把目光投向各个未来领域，如自动化、知识经济，这种振兴的影响将会让大部分反脱欧的居民受益，因为这一产业振兴将吸引诸多外国投资。此外，离开欧盟后，伊丽莎白女王作为英国圣公会、英联邦乃至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领头人，依然能充当国家团结的纽带。“伦敦没什么可失去的。”
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把这种乐观定义为“全球化英国”，“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開放、更外向、与世界交往更密切的国家”。在他所代表的“硬脱欧派”眼里，此举并不代表英国去建立新的“日不落帝国”，而是用软硬实力去一点一滴地重回世界舞台中央，“寻找朋友，打开市场，弘扬英国文化和价值观”。说的具体点，脱欧后的英国，可以抛弃欧盟统一政策，以更为灵活的双边政策，与欧盟之外的国家做更多的生意，与世界各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全球化英国’首先要做的，是重振英联邦内部的昔日友谊，英联邦的52个成员国目前位居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列。”约翰逊强调，这样的英国以加强与美国经济、安全、外交、科技联系，确保它作为英国唯一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同时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东盟和中国开展更多合作，真正做到全球化”。
实际上，像约翰逊这样充满激情的英国官员不在少数。英国《每日电讯报》称，进入英国外交和英联邦事务部所在的伦敦杜巴厅，站在装饰有探险家半身像的大理石中庭里，“就能感受左右欧洲乃至世界命运两百余年的英国，有丰富资源在欧盟之外的新维度里开展工作，它不是一项政策，而是一种不可遏制的憧憬”。
如今，遍布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英国使馆是推动英国贸易、文化和利益的关键滩头阵地，“如果去那里转转，就会看到英国的吸引力——聚会上人头攒动，充斥着对象国的内阁部长以及所有大人物。遍布其间的则是更广泛的‘全球化英国’大家庭的成员。其中有英国跨国企业，狼吞虎咽着它们用自己的税收赞助的开胃点心;有英国文化协会的来宾，有科技初创企业的天才，有银行家、顾问、诗人和海洋学家。正是在外交部的这些驻外机构的帮助下，英国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出口国，以及欧洲最大的海外投资者。与这些使馆存在或多或少关联的是更大范围的侨民群体——全世界约有600万英国侨民，或许是经合组织国家中人均侨民数量最多的国家”。
连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承认，除非建设多种发展速度并存、少些官僚与形式主义的欧盟，像英国这样的“出走”才会绝迹。现任英国脱欧事务大臣巴克莱曾自信地说，在欧盟之外，英国不仅没有失去魅力，还新添不少行动自由。“我们正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开设新的大使馆，总共有9家，此外还在非洲新开设15家使馆。在世界各地，米字旗都在升起，而不是降下”。在中东，在非洲，在远东，大批国家愿意同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合作——英国情报机构被公认为世界最棒的之一。从乌克兰到尼日利亚，英国向一系列国家提供军援、投资和商品，2016-2018年，英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30%左右。更关键的是，英国拥有欧洲屈指可数的能向8000英里外投射兵力的国家，“欧洲迄今最具创新力的经济，北半球科技之都，最伟大的金融中心，英国出口的电视节目数量相当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六倍，是世界上作品销量最高的大多数音乐家的摇篮，这就是超级大国的软实力”。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英国“自寻出路”的资本与信心。
当然，乐观永远与悲观并蒂相生，“全球化英国”尚在理想的襁褓里，而离开欧盟母体的英国却得先琢磨如何在现实中“沐风栉雨”。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说过：“英国脱欧如同把蛋从煎蛋饼中取走一样难。”理由很简单，这个国家自从1973年加入欧洲统一市场后，它们之间关系就完全交错在一起，几乎成了永恒那样，“脱欧这出戏太有点超现实了”。
2019年3月16日，英国桑德兰，支持英国脱欧民众举行名为“脱欧背叛”（Brexit Betrayal）的行进活动， 将从英国桑德兰行进至伦敦。
英国《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安德鲁·罗恩斯利态度鲜明地否定了脱欧的前途，“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欧洲相联，分手会动摇一切，成为纠缠不休的困扰”。该报明星记者罗伯特·佩斯顿肯定：“英国脱欧榨取了学界和政界争论以及政府的一切能量，推迟了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改革。确切说来，这些改革恰恰可以解决当初产生脱欧公投结果的根源——英国人对现状的不满。”
依赖于英国与欧洲分包链的就业领域要看脱欧;与信息交流系统不可分离的英国安全领域还要看脱欧;因来自欧洲的劳动力短缺而受到威胁的英国医院和农业也要看脱欧;因未来与欧盟交易规则悬而未决的伦敦金融城的未来更要看脱欧;房价、英镑行情和通胀率……
一切都随着英国与欧盟的谈判而起伏。没房、低薪、贫富差距拉大……英国社会的病痛铁定在延迟治疗，除非英国从因脱欧而陷入的法律和政治炼狱中脱身。《泰晤士报》统计显示，英国议会下院自2017年提前选举以来，投票的法案比以往同期减少了三分之一，“英国政府因脱欧导致的辩论时间拖累，导致急待解决的问题积压”。反对党工党和保守党“造反派”发动的修正案游击战拖延了议会的工作，而负责英国脱欧问题的特雷莎·梅内阁干脆被戏谑为“脱欧战争司令部”。 目前，大公司已摁响警铃。欧洲空客公司在2018年6月和2019年1月连续发出威胁：如果不明确未来贸易协议，它将撤出英国。空客在英国有1.4万名雇员，空客英国工厂所在社区的议员达伦·琼斯说：“由于政府在脱欧谈判问题上制造巨大混乱，数以千计高薪技术岗位现在面临着风险。”对大多数人而言，最为显著的影响就是英镑贬值。2016年6月全民公决投票之后，英镑下滑15%，跌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21美元，导致消费者和公司面临进口产品和能源价格升高，物价上涨。
英镑贬值对出口商和主要不在英国销售产品的跨国公司有利，但对消费者开支以及依赖消费者购物的企业有害，零售业遭受的冲击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公司——比如玩具反斗城和梅普林电子公司纷纷破产;超市连锁公司玛莎百货大幅裁员。尽管英国失业率处于197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4.2%，可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工资却停滞不涨。
伦敦索尔特威士忌酒吧餐厅经理纳格什·巴卢什说：“脱欧到来后，价格无疑上涨了，2018年初时我们挣扎了一番，2019年我们不得不提价了。游客享受较高的汇率。他们知道可以比往常多花点钱。但是，当地人来得少了。他们开始考虑开支问题。”这家酒吧紧邻海德公园，是外国游客常去的地方。据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估计，2019年英国每户家庭的平均收入比2016年全民公决前预测水平大约减少了900英镑。与此同时，据房地产公司福克斯顿斯集团统计，房地产市场也大大冷却，伦敦2018年销售的房地产数量接近历史最低值。
虽然一些潜在的外国买家受英镑贬值的吸引，但其他人群则因脱欧可能造成的经济不确定影响而被吓跑了。由于预期英格兰银行逐步加息，经历数年增长的伦敦住房价格已停止增长。福克斯顿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尼克·巴登预测房地产市场2019年仍将日子难熬。而万神殿宏观经济学研究公司分析师塞缪尔·图姆斯则预测住房价格未来半年将持平。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企业愈发不愿投资大项目。由于脱欧可能导致欧盟对英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在公司了解新规定之前，它们不愿斥巨资投入英国工厂和办公空间。法国加来港口副总裁伯努瓦·罗歇曾向英国议会某委员会抱怨：“我们知道英国脱欧，但我们不知脱欧究竟意味着什么。”该委员会保守党主席妮基·摩根回答：“不是你一个人不知道。”
没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英国脱欧带给世人的终极命题，在“庸俗”般地评判经济得失之后，它到底蕴含何种思想内涵呢？巧了，就在今年英国和欧盟锱铢必较之际，一本《英国脱欧简史》的书在英吉利海峡两岸都火了。作者是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凯文·奥罗克，他是爱尔兰籍，母亲是丹麦人，自己却在布鲁塞尔长大，法语极佳，在英国成就事业，活脱脱的“英欧关系活字典”，而他有关脱欧的著作品尝起来像一杯很苦的苏格兰威士忌，“苦”是因为这个话题所能展示的只能是藐视历史规律的英国是如何衰落下去。
作为典型的“欧洲人”，体验过欧洲各国关系复杂性的奥罗克能把英国脱欧话题娓娓道来，比如英欧最难突破的爱尔兰-北爱边界关税壁垒问题，其根源正是1919年英国和爱尔兰的血腥战争，而英爱关系后来正是得益于欧盟提供的和平框架才在1993年得以解决，实现了伦敦和都柏林关系正常化，这一点正是奥罗克书中提出的“欧盟红利”中最深刻感人的例证，也生动展现了一体化欧洲的和平力量。
所谓“大道至简”，奥罗克从哲学高度点出英国脱欧议题爆发之初就带着“思想陷阱”，那就是“不列颠旧帝国式自给自足的幻觉”在21世纪成为英国对新“朋友圈”（实际是“英联邦圈”与“英语圈”的叠加）的梦想，这个圈子除了前英联邦国家外，首要是包含美国。1946年，丘吉尔就第一个呼吁成立欧洲合众国，可偏偏同时鼓吹“英国例外”，理由是英国能在跨政府的“一体化欧洲”和英联邦中间轻松腾挪，各取所需，这种势利的“脚踩两条船”手法、双重使命（欧洲和大西洋）的自命不凡，让英国错过搭上1957年从罗马驶出的第一辆欧洲火车（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缔结），到如今，英国继续以“例外论”在欧洲大家庭之外另起炉灶，“而这个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了”。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迈克尔·伯恩鲍姆用铁一般的证据论证了奥罗克的观点——“英国之后，美国已在欧洲另寻新欢”。要知道，英国领导人最爱在欧洲伙伴面前夸耀的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可这个“傲娇资本”恰恰源于英国扎根欧洲。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美国驻欧盟大使的安东尼·加德纳说，“有英国在，我们感到轻松，我们随时通电话。我们几乎在各个方面的想法都是一致的。那是我们征询意见、寻求协助的首选国家”。特朗普时代，尽管美欧关系紧張，但在利益依然一致的领域（如安全），“美国需要一个帮手在欧盟内部去施加影响，而英国莽撞地开小差了”。前保守派首相梅杰于2018年10月在伦敦发表讲话时说：“我认识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认为，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加强了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如果退出，我们作为美国盟友的地位将一文不值。我们的朋友——美国人——对权力很现实，不这样想是浪漫的愚蠢行为。如果英国不再为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服务，那么美国会寻找其他能够发挥作用的人。”
现实情况是，英国离开后，欧盟多国都叫嚣要当美国新宠：爱尔兰在华盛顿购置大楼来扩大使馆，波兰承诺自费在本土建造美军兵营“特朗普堡”，荷兰外交官向美国推销自己在立场和态度上是“下一个英国式盟友”。前意大利高级外交官、现任欧盟安全顾问斯特凡诺·斯特凡尼尼说：“包括意大利、波兰和其他国家在内，它们希望（从英国缺席中）获益。”这一趋势狠狠扇了英国“脱欧派”的脸，他们曾千方百计说服国人，脱欧将使英美特殊关系变得更加特殊——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将是英国脱欧后的首要任务，而这一切越来越像妄想。
2019年3月14日，英国议会下院将通过决议，寻求欧盟27国对《里斯本条约》第50条（即退盟机制）进行两到三个月的延期，避免灾难性的3月29日无协议“硬脱欧”。从迹象看，欧盟27个成员国普遍接受妥协，似乎危机在临界点再度化险为夷。但正如比利時《晚报》记者兼经济观察家马克·罗什所述，谁都阻挡不了英国脱离欧盟，它将打造新的命运——离开欧盟，拥抱世界，成为“全球化英国”（Global Britain）。
难以回头
不管当权的保守党还是在野的工党，英国多数政治势力都承认当初脱欧公投“玩砸了”，希望“反悔”，让英国在确定脱欧的红线——2019年3月29日到来前截住结束脱欧法律程序，用技术手段留在欧盟。立志脱欧的阵营里，除开2018年辞职的内阁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和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等“硬脱欧派”，现任首相特雷莎·梅及其班底都是身段柔软但意志坚定的“软脱欧派”，他们接受事实，但试图与欧盟达成对本国有利的脱欧协议，把冲击降到最低。
从2018年7月拿出的“跳棋计划”，到如今“里外不是人”却继续推销的“B计划”，要为从汽车零件贸易到情报分享等一切设定规则，而准备时间却少得可怜。特雷莎·梅团队竭尽全力，但拿出的东西不脱一个悖论：一方面剥离英国承担的欧盟成员义务，一方面却保留英国从欧盟共同市场获利的资格。英国希望与欧盟达成没有摩擦的自由贸易协议，这样货物能自由流动，英国庞大的金融服务业也能继续在全欧洲做生意。
欧盟坚持，英国不能“只挑”欧盟成员的好处（如其无边界市场的准入），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欧盟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说，欧盟愿意签订协议覆盖“安全、国防、外交政策、司法、内政以及航空和渔业等领域”，但不包括金融领域，如果放行英国方案，就会让欧盟剩余27国造反。
据伦敦市长萨迪克授权进行的研究估计，“未达成协议”的英国“硬脱欧”如果成真，将使英国损失50万个工作岗位和670亿美元的投资。但英国阿巴斯诺特银行集团经济顾问露丝·利亚认为，务实主义仍占着上风，“毫无疑问过程中会有各种脾气，”她说，“但我觉得，到最后肯定会有某种形式的妥协，他们会就金融服务达成一定的协议，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不管成功与否，英国看上去哪怕走投无路也不愿回头了。与别人想象的不同，英国经济现阶段受脱欧影响不大，且形势良好。以2018年12月为例，英国失业率仅为4%，实际工资（除去奖金）同比增加3.1%，特别是失业率，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反观同期欧盟失业率平均值为6.7%，欧元区平均值为8.1%，都是英国的两倍。英国通胀率从2018年至今也保持在约2%的水平，轻松超过欧盟的目标值。伦敦富时250指数曾在2016年6月24日（脱欧公投第二天）暴跌，但如今大体回升至投票前的水平。英国政府统计，2016年公投之际，本国失业率为5%，之后基本趋于下降，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依然在1%以上的水平。
英国加的夫大学教授帕特里克·明福德表示：“脱欧后经济形势会更好。”他曾支持“留欧派”，2016年6月公投时，和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一样预测“英国要变差”，可现在他否定过去的观点“是粗浅的政治见解”。
更奇葩的是，陷入困境的特雷莎·梅政府正越来越多探讨“脱欧后”课题。2018年秋在伯明翰召开的保守党大会上，司法大臣兼上院督导长伊丽莎白·特拉斯、负责大学和科学事务的国务大臣萨姆·吉马等40多岁的女性和亚非裔政治家成为话题人物，巴基斯坦裔内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开宗明义宣布脱欧话题“已经结束”，现在该讨论如何从工党、自由党等对手那里争取年轻支持者的构想，“男女平等社会”“推动移民融入”“纠正地区差距”“支持贫困群体”等议题胜过一切。加纳裔女国务大臣吉马则主张，有效利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英国教育研究机构的成果，发展知识集约型经济，克服脱欧带来的暂时困境，“排名进入世界前百名的英国大学数量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还多，害怕脱欧是精神衰弱者的权利，不是正常人的选择”。
脱欧后更强大？
从专业人士角度看，自从2004年欧盟一口气接纳东欧十国，英国离开的丧钟就已敲响。尽管有不参加申根协定的有利条件，但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为了刺激经济，没有阻止东欧公民自由流动，结果百万人尤其波兰人涌入英国找工作，让英国下层社会产生不好的感觉，尤其是卑微的中产阶层，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抱怨生活因外人打破了。更不要忘记，英国1973年多少有点儿被迫加入欧共体（欧盟前身），因为石油危机和经济萧条，它当时成了“欧洲病夫”，以至于1978年祈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援助，这对于一直以“日不落帝国”自居的英国来说简直是羞辱。
然而，英国对欧盟机构的妥协酬庸主义和缺乏透明度牢骚满腹。1988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布鲁日欧洲学院高喊：“乌托邦不会实现，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希望得到它。”摆明了英国拒绝凌驾国家之上、权力欲强的欧共体（今欧盟）利益至上者来指挥，不希望欧盟以“建设社会福利欧洲”之名让自己付出过高的经济代价。 比利时记者罗什观察到，脱欧闹剧期间，英国确实经济增速放缓了，但充分就业始终未变，“通货膨胀得到控制，预算赤字靠税收增加得以下降，只剩下工业地区迁移还存在威胁”。就长期而言，“脱离欧盟的英国将成为不受管制的国家，既没有约束，也没有限制”，英国大可按照自身需求放开劳动力市场，“撒手锏”是把2008年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的外国人移民政策自行扩大至欧洲之外，更便利挑选本国发展所需的高价值移民，“脱欧后的英国将更强硬，更不公平，但在经济上更强大”。罗什认为，即便强烈反对脱欧的苏格兰人，终究会在现实面前妥协，把目光投向各个未来领域，如自动化、知识经济，这种振兴的影响将会让大部分反脱欧的居民受益，因为这一产业振兴将吸引诸多外国投资。此外，离开欧盟后，伊丽莎白女王作为英国圣公会、英联邦乃至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领头人，依然能充当国家团结的纽带。“伦敦没什么可失去的。”
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把这种乐观定义为“全球化英国”，“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開放、更外向、与世界交往更密切的国家”。在他所代表的“硬脱欧派”眼里，此举并不代表英国去建立新的“日不落帝国”，而是用软硬实力去一点一滴地重回世界舞台中央，“寻找朋友，打开市场，弘扬英国文化和价值观”。说的具体点，脱欧后的英国，可以抛弃欧盟统一政策，以更为灵活的双边政策，与欧盟之外的国家做更多的生意，与世界各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全球化英国’首先要做的，是重振英联邦内部的昔日友谊，英联邦的52个成员国目前位居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列。”约翰逊强调，这样的英国以加强与美国经济、安全、外交、科技联系，确保它作为英国唯一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同时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东盟和中国开展更多合作，真正做到全球化”。
实际上，像约翰逊这样充满激情的英国官员不在少数。英国《每日电讯报》称，进入英国外交和英联邦事务部所在的伦敦杜巴厅，站在装饰有探险家半身像的大理石中庭里，“就能感受左右欧洲乃至世界命运两百余年的英国，有丰富资源在欧盟之外的新维度里开展工作，它不是一项政策，而是一种不可遏制的憧憬”。
如今，遍布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英国使馆是推动英国贸易、文化和利益的关键滩头阵地，“如果去那里转转，就会看到英国的吸引力——聚会上人头攒动，充斥着对象国的内阁部长以及所有大人物。遍布其间的则是更广泛的‘全球化英国’大家庭的成员。其中有英国跨国企业，狼吞虎咽着它们用自己的税收赞助的开胃点心;有英国文化协会的来宾，有科技初创企业的天才，有银行家、顾问、诗人和海洋学家。正是在外交部的这些驻外机构的帮助下，英国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出口国，以及欧洲最大的海外投资者。与这些使馆存在或多或少关联的是更大范围的侨民群体——全世界约有600万英国侨民，或许是经合组织国家中人均侨民数量最多的国家”。
连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承认，除非建设多种发展速度并存、少些官僚与形式主义的欧盟，像英国这样的“出走”才会绝迹。现任英国脱欧事务大臣巴克莱曾自信地说，在欧盟之外，英国不仅没有失去魅力，还新添不少行动自由。“我们正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开设新的大使馆，总共有9家，此外还在非洲新开设15家使馆。在世界各地，米字旗都在升起，而不是降下”。在中东，在非洲，在远东，大批国家愿意同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合作——英国情报机构被公认为世界最棒的之一。从乌克兰到尼日利亚，英国向一系列国家提供军援、投资和商品，2016-2018年，英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30%左右。更关键的是，英国拥有欧洲屈指可数的能向8000英里外投射兵力的国家，“欧洲迄今最具创新力的经济，北半球科技之都，最伟大的金融中心，英国出口的电视节目数量相当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六倍，是世界上作品销量最高的大多数音乐家的摇篮，这就是超级大国的软实力”。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英国“自寻出路”的资本与信心。
把蛋从煎蛋饼中取走
当然，乐观永远与悲观并蒂相生，“全球化英国”尚在理想的襁褓里，而离开欧盟母体的英国却得先琢磨如何在现实中“沐风栉雨”。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说过：“英国脱欧如同把蛋从煎蛋饼中取走一样难。”理由很简单，这个国家自从1973年加入欧洲统一市场后，它们之间关系就完全交错在一起，几乎成了永恒那样，“脱欧这出戏太有点超现实了”。
英国《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安德鲁·罗恩斯利态度鲜明地否定了脱欧的前途，“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欧洲相联，分手会动摇一切，成为纠缠不休的困扰”。该报明星记者罗伯特·佩斯顿肯定：“英国脱欧榨取了学界和政界争论以及政府的一切能量，推迟了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改革。确切说来，这些改革恰恰可以解决当初产生脱欧公投结果的根源——英国人对现状的不满。”
依赖于英国与欧洲分包链的就业领域要看脱欧;与信息交流系统不可分离的英国安全领域还要看脱欧;因来自欧洲的劳动力短缺而受到威胁的英国医院和农业也要看脱欧;因未来与欧盟交易规则悬而未决的伦敦金融城的未来更要看脱欧;房价、英镑行情和通胀率……
一切都随着英国与欧盟的谈判而起伏。没房、低薪、贫富差距拉大……英国社会的病痛铁定在延迟治疗，除非英国从因脱欧而陷入的法律和政治炼狱中脱身。《泰晤士报》统计显示，英国议会下院自2017年提前选举以来，投票的法案比以往同期减少了三分之一，“英国政府因脱欧导致的辩论时间拖累，导致急待解决的问题积压”。反对党工党和保守党“造反派”发动的修正案游击战拖延了议会的工作，而负责英国脱欧问题的特雷莎·梅内阁干脆被戏谑为“脱欧战争司令部”。 目前，大公司已摁响警铃。欧洲空客公司在2018年6月和2019年1月连续发出威胁：如果不明确未来贸易协议，它将撤出英国。空客在英国有1.4万名雇员，空客英国工厂所在社区的议员达伦·琼斯说：“由于政府在脱欧谈判问题上制造巨大混乱，数以千计高薪技术岗位现在面临着风险。”对大多数人而言，最为显著的影响就是英镑贬值。2016年6月全民公决投票之后，英镑下滑15%，跌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21美元，导致消费者和公司面临进口产品和能源价格升高，物价上涨。
英镑贬值对出口商和主要不在英国销售产品的跨国公司有利，但对消费者开支以及依赖消费者购物的企业有害，零售业遭受的冲击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公司——比如玩具反斗城和梅普林电子公司纷纷破产;超市连锁公司玛莎百货大幅裁员。尽管英国失业率处于197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4.2%，可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工资却停滞不涨。
伦敦索尔特威士忌酒吧餐厅经理纳格什·巴卢什说：“脱欧到来后，价格无疑上涨了，2018年初时我们挣扎了一番，2019年我们不得不提价了。游客享受较高的汇率。他们知道可以比往常多花点钱。但是，当地人来得少了。他们开始考虑开支问题。”这家酒吧紧邻海德公园，是外国游客常去的地方。据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估计，2019年英国每户家庭的平均收入比2016年全民公决前预测水平大约减少了900英镑。与此同时，据房地产公司福克斯顿斯集团统计，房地产市场也大大冷却，伦敦2018年销售的房地产数量接近历史最低值。
虽然一些潜在的外国买家受英镑贬值的吸引，但其他人群则因脱欧可能造成的经济不确定影响而被吓跑了。由于预期英格兰银行逐步加息，经历数年增长的伦敦住房价格已停止增长。福克斯顿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尼克·巴登预测房地产市场2019年仍将日子难熬。而万神殿宏观经济学研究公司分析师塞缪尔·图姆斯则预测住房价格未来半年将持平。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企业愈发不愿投资大项目。由于脱欧可能导致欧盟对英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在公司了解新规定之前，它们不愿斥巨资投入英国工厂和办公空间。法国加来港口副总裁伯努瓦·罗歇曾向英国议会某委员会抱怨：“我们知道英国脱欧，但我们不知脱欧究竟意味着什么。”该委员会保守党主席妮基·摩根回答：“不是你一个人不知道。”
“英国例外”是个妄想
没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英国脱欧带给世人的终极命题，在“庸俗”般地评判经济得失之后，它到底蕴含何种思想内涵呢？巧了，就在今年英国和欧盟锱铢必较之际，一本《英国脱欧简史》的书在英吉利海峡两岸都火了。作者是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凯文·奥罗克，他是爱尔兰籍，母亲是丹麦人，自己却在布鲁塞尔长大，法语极佳，在英国成就事业，活脱脱的“英欧关系活字典”，而他有关脱欧的著作品尝起来像一杯很苦的苏格兰威士忌，“苦”是因为这个话题所能展示的只能是藐视历史规律的英国是如何衰落下去。
作为典型的“欧洲人”，体验过欧洲各国关系复杂性的奥罗克能把英国脱欧话题娓娓道来，比如英欧最难突破的爱尔兰-北爱边界关税壁垒问题，其根源正是1919年英国和爱尔兰的血腥战争，而英爱关系后来正是得益于欧盟提供的和平框架才在1993年得以解决，实现了伦敦和都柏林关系正常化，这一点正是奥罗克书中提出的“欧盟红利”中最深刻感人的例证，也生动展现了一体化欧洲的和平力量。
所谓“大道至简”，奥罗克从哲学高度点出英国脱欧议题爆发之初就带着“思想陷阱”，那就是“不列颠旧帝国式自给自足的幻觉”在21世纪成为英国对新“朋友圈”（实际是“英联邦圈”与“英语圈”的叠加）的梦想，这个圈子除了前英联邦国家外，首要是包含美国。1946年，丘吉尔就第一个呼吁成立欧洲合众国，可偏偏同时鼓吹“英国例外”，理由是英国能在跨政府的“一体化欧洲”和英联邦中间轻松腾挪，各取所需，这种势利的“脚踩两条船”手法、双重使命（欧洲和大西洋）的自命不凡，让英国错过搭上1957年从罗马驶出的第一辆欧洲火车（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缔结），到如今，英国继续以“例外论”在欧洲大家庭之外另起炉灶，“而这个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了”。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迈克尔·伯恩鲍姆用铁一般的证据论证了奥罗克的观点——“英国之后，美国已在欧洲另寻新欢”。要知道，英国领导人最爱在欧洲伙伴面前夸耀的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可这个“傲娇资本”恰恰源于英国扎根欧洲。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美国驻欧盟大使的安东尼·加德纳说，“有英国在，我们感到轻松，我们随时通电话。我们几乎在各个方面的想法都是一致的。那是我们征询意见、寻求协助的首选国家”。特朗普时代，尽管美欧关系紧張，但在利益依然一致的领域（如安全），“美国需要一个帮手在欧盟内部去施加影响，而英国莽撞地开小差了”。前保守派首相梅杰于2018年10月在伦敦发表讲话时说：“我认识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认为，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加强了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如果退出，我们作为美国盟友的地位将一文不值。我们的朋友——美国人——对权力很现实，不这样想是浪漫的愚蠢行为。如果英国不再为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服务，那么美国会寻找其他能够发挥作用的人。”
现实情况是，英国离开后，欧盟多国都叫嚣要当美国新宠：爱尔兰在华盛顿购置大楼来扩大使馆，波兰承诺自费在本土建造美军兵营“特朗普堡”，荷兰外交官向美国推销自己在立场和态度上是“下一个英国式盟友”。前意大利高级外交官、现任欧盟安全顾问斯特凡诺·斯特凡尼尼说：“包括意大利、波兰和其他国家在内，它们希望（从英国缺席中）获益。”这一趋势狠狠扇了英国“脱欧派”的脸，他们曾千方百计说服国人，脱欧将使英美特殊关系变得更加特殊——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将是英国脱欧后的首要任务，而这一切越来越像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