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主要矛盾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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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49年10月至1956年底,是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中,先是清醒地认识并牢牢抓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矛盾,正确地实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巧妙地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會主义革命相互衔接起来,为全面开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理论基础。紧接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又及时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创建社会主义制度,胜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中国历史上这场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毛泽东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准确把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很多。那么,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了间接回答。一次是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还存在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另一次是195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一份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从以上的讲话和批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转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它的主要标志是夺取全国政权;另一个是打倒地主阶级,它的主要标志是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第一个条件,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具备了,而第二个条件,是到1952年底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后才具备。
  可见,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没有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主要矛盾”,他认为,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是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问题。直到1952年,在完成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任务以后,毛泽东才认为国内主要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根据上述认识,我们党规定了当时的主要任务和工作路线。毛泽东针对错综复杂的矛盾明确指出,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的人。他明确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他认为,四面出击,容易造成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毛泽东要求全党做好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
  按照“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例如解决失业问题、吃饭问题,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使失业的知识分子、小手工业者和工人都拥护党的领导。毛泽东特别强调,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合理地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当时有人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这种思想不对。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在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凡是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都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实践证明,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这一战略思想是要求我们不要树敌太多,把“凡是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统统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集中力量去同主要的敌人作斗争,胜利地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其不仅适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体国情,而且还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它要求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分清主次,全力抓住和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巧妙地处理和解决次要矛盾。“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杰出运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认定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预言:“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又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任务是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他明确指出,这是“走历史必由之路”“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
  有的人对于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道路不理解。毛泽东针对这种思想认识问题多次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刘少奇于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由当时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对于社会上一些人认为中国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论调,刘少奇批评其是一种“很错误而且很危险的幻想”。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具体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刚刚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任务后,及时制定了以“一化三改”为中心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正确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总路线规定要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客观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经过三年恢复时期,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经济落后的基本状况没有好转。对于这一点,1954年毛泽东明确讲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主义显然是比较困难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社会重要的物质基础。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独立的工业化体系。当时,党中央计划用3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时间来完成这一任务。
  总路线规定要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要条件。土地改革以后,我国的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但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受到当时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经济成分有5种,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为1/4。1952年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引导农民和手工业者走合作化的道路。也就是说,必须稳步地推进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及其历史经验教训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劳动群众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的公有制。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不再是占有和经营私人企业的老板,而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被接收为企业的职员。他们仍然领取定息,但是定息已同他们原有企业的利润没有联系,而是根据核定的私股资产(当时估算全国资本家所有资产共24.2亿元,旧币),按固定利率(年息5%,略高于银行利率)提取定息,领取定息的时期定为7年(后来延长至10年)。这样一来,加上国营经济的巨大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
  经济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这些上层建筑中保障我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强大因素,担负起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任务。这就是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规定的任务,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了,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确定无疑的。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改造的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以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成分上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群众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其成就和影响是伟大而深远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我们党是注意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相当一段时期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办法,最后实现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正如邓小平于1979年6月15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所指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这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两条最根本的经验。对个体农业,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手工业的改造,则是从供销入手,多种形式稳步前进。这些大都是我们自己的创造,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实践、自己的国情。
  過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当长的时间究竟多长?1953年12月制发的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从1953年算起,大约是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1955年夏季以前,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要求逐步推进的。
  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产生过一些历史教训。如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到1953年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这种落后状况并没有大的改变。总路线要求大约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和后来的“一五”计划都规定,到1957年争取1/3左右的农户加入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速度就超出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本应同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大体相适应,而当时我国并没有比较强大的工业支援,所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过快,指标过高,明显不切实际。
  总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不是由某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在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工农业生产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这确实是一个奇迹。“三大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且经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使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
   (责编 申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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