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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改革的深化， 国家、市场和社会治理的三个领域均产生了不少问题。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反映出来的弊端， 源于国家—市场—社会“发展三角”的失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的提出，鼓舞人心，意味着我国现代化事业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下，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应逐步转向“大协商”的现代治理模式。推进国家治理模式转型，走出一条国家、市场和社会共同协调、协同和协作的协商民主道路，关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能否实现，关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 治理模式 协商民主 “大协商”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走过的道路：一种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开国、立国到兴国、治国，国家治理走过了一条从革命到改革的道路。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道路遵循“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进程，首先是政治领导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解放运动助推改革；其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劳动力和资本的力量；而以市场经济和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力量催生制度的规范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最后，业已形成的社会变迁与转型又反过来深刻影响国家治理方向。这一切都以发展为主线，我们可以用“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独特发展之路。
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源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从宏观上，我们可以把西方历史上由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所推动的国家都视之为先后顺序不同的发展型国家。根据二战之后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四小虎”的经济发展奇迹，理论界将发展型国家界定为三种特征：国家强力介入市场并以领航机构（如日本的通产省MITI、韩国的经济计划委员会、台湾的经建会、新加坡的经发会）制定发展策略，引导公私部门协力进行国家建设；采用灵活的工业政策，以各类补助保护扶植重点产业，由进口替代转型为出口导向；施行明确的社会政策，进行土地改革，维持社会经济平等，防止严重的政治冲突。①这也是东亚发展型国家成功的普遍经验。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属于发展型国家的行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新兴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神话被打破。然而，中国强力的政府监管体系却受到广泛好评，其成功经验是依靠直接外来投资（FDI）促进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的同时，控制本国金融资本流动的风险以及本国货币自由兑换的威胁。中国虽经济总量目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名仍比较靠后。因此，在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原则指导下，发展型国家的“追赶”（Catch-up）过程仍然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集中表现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对主要关系上。各级政府通过运用强大的控制和动员资源的能力，得以成功应对各种困难与危机。但是，大政府并没有带来大社会，强政府也没有促使社会繁荣，社会力量发育孱弱，社会自治经验不足，政府与社会协商共治格局远未形成。这些问题源于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政府揽权带来“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现象突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的“诺斯悖论”在当代中国被广泛讨论。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建立健全地区性的分权式威权体制（从改革初期的财政包干到价格双轨再到分税制的成功实施），一方面由上至下形成规范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了官员由下至上相互竞争的锦标赛激励体制，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持续不断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格局中，由于缺乏基于民众受托责任的有效监督，角色的多重化往往容易导致职责的模糊化和职能的去中心化，民众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信任缺失，公共权威受到严重侵蚀。
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在制造传奇的同时，也在不断暴露问题，迫切呼唤我们加快治理现代化的步伐，促进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政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通过治理质量的高低来评判。政府能力既要有权威性，还要有科学性，二者缺一不可。权威性服务于国家发展长远大局，是国家自主性的表现；科学性取决于国家治理模式转型，是治理手段的变化。站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平衡“国家—社会—市场”的发展格局，提出一种全局性的解决思路。要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务必调整国家治理结构，顺应国家、市场与社会基于“发展三角”的理念，构建国家、市场与社会三方协调、协同和协作的协商治理道路。
未来的目标：国家—市场—社会协商治理
学者们普遍将“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看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正是在适宜制度、经济分权和政治保障的三重作用下，才成就了优秀的国家治理。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家、市场和社会治理的三个领域均产生了不少问题。
就政治方面而言，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但是一些具体制度仍有很多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当家作主”的权利意识的地方。如官僚主义与腐败问题、一把手监管乏力、法治化进程迟缓、生态环境恶化，等等。究其根本原因，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我们国家中某些具体制度存在问题，是我们政府的权力和职能、规模和绩效不相匹配。
就经济方面而言，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日益面临现实挑战。目前，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序流动受阻，发展的活力没有充分涌流；资本绑架政策、侵入社会的情况也开始显现；国内市场存在不同程度的人为分割，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等问题仍然突出。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重大政策和涉及到民众根本利益的领域中，政府监管应当更到位、更高效。 就社会方面而言，“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提出以来，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各级政府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目前仍然存在民众日益增长的民生性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实际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差距，进而导致了贫困、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又经常以激烈的方式影响社会基本稳定面，近年来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证明了这一点。同时，社会参与渠道少、协商合作能力低、理性判断能力弱，导致社会治理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缺失了“社会”这重要一环。
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反映出来的弊端，源于国家—市场—社会“发展三角”的失衡。波兰尼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程中发现，政府并不总是必然扮演守夜人角色，当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人们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浸没（Submerged）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②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资产。波兰尼的嵌入理论说明的是，要想使国家、市场和社会保持平衡的互动，必须建立一种分权制约、授权增能、赋权共进的协商民主发展格局，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我们认为需要突破西方语境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后现代狭隘意义，将协商民主理解为一种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角协调、协同、协作的“大协商”治理模式。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途径，也是执政党现代化的选择。
前方的道路：“大协商”的共同治理模式
推进治理模式转变，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在政府间关系上，构建权责平衡的协作型治理模式。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将地方发展主义作为主导方向，长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基于纵向层级的行政分包体制和横向同级地方官员之间的晋升竞争构成理解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争”行为的双重维度，导致地方政府掌握大量地方资源与行政权力，不愿退出其不应该管制的领域。此次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等多项具体改革措施，核心是将地方发展主义转变为权责平衡的协作性治理模式，旨在将地方政府“驯化”成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帮助之手”，而非攫取地方资源的“掠夺之手”。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构建相互支撑的国家—社会协同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积极参与政府公共事务，为政府管理挑担子、卸包袱。但是当前社会活力尚未充分涌流、汇聚，社会自治功能残缺，全社会协商共治的良好局面没有开启。根据2013年颁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的部门分工和时间表，到2017年，要基本形成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会治理创新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目前，各地推行的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有利于破除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这是对国家统和主义的反思和扬弃；下一步将是逐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社会协同性治理模式的发展。可以预见，一个活力充沛、理性平和的社会将成为现代型治理舞台上的主角之一。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协商有力型政府监管治理模式。市场监管作为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责，在各种事关老百姓食品安全、医药安全等基本民生事项，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格局，国有企业进与退等问题上，多年来饱受批评质疑。政府没有管好或管得不太好，说到底是管的方式方法出现了偏差。市场要自由，民众要利益，政府就必须要有好的监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旨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就要求政府监管必须按照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在管与不管之间划清明确界限，管好应该管的，放弃不应该管的，不搞选择性监管、扭曲性监管和庇护性监管的老一套。高效的监管不仅意味着探头、查账和处罚，更重要的是监管的力度和深度，监管内容和方式是否合理可行。这些都需要充分考虑监管对象的立场、利益和观点，需要在监管决策、监管执行、监管评估中大力引入协商机制，着力建立健全规则明确、规范运行、协商有力的监管体系。
处理好市场与社会关系，构建协调互信的社会治理模式。经典政治学推崇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和以社会制约权力。现在看来，以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制约资本也不可忽视。国家的出现、尤其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资本作恶的本性。但在现代社会中，资本经常越过权力的壁垒，或者与权力组建利益联盟，阻碍国家利益合理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因而遭到侵蚀。因此，在市场与社会关系里面，现代市场体系必然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资本最终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民间的创造力，必须通过服务于社会才能找到归宿，完成资本的价值实现。这些都需要市场与社会之间构建畅通的协商渠道，创造有效的协商机制，使资本与社会力量之间互信互助，共同提升公共治理水平。
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就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③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的决定性成果是“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当代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继承与发展。国家—市场—社会“发展三角”的协商民主道路，符合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伟大事业的要求，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范畴。我们应当坚持国家—市场—社会“发展三角”的协调、协同、协作并进的方向，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各项措施的逐步推进，最终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达成权力有规制、资本有节制、社会有创制的常态化现代治理格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注释
Maidment Richard， David Goldblatt， and Jeremy Mitchell （eds）， Governance in the Asia-Pacific， Open University， 1998， p.258.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责 编/郑韶武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 治理模式 协商民主 “大协商”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走过的道路：一种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开国、立国到兴国、治国，国家治理走过了一条从革命到改革的道路。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道路遵循“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进程，首先是政治领导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解放运动助推改革；其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劳动力和资本的力量；而以市场经济和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力量催生制度的规范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最后，业已形成的社会变迁与转型又反过来深刻影响国家治理方向。这一切都以发展为主线，我们可以用“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独特发展之路。
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源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从宏观上，我们可以把西方历史上由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所推动的国家都视之为先后顺序不同的发展型国家。根据二战之后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四小虎”的经济发展奇迹，理论界将发展型国家界定为三种特征：国家强力介入市场并以领航机构（如日本的通产省MITI、韩国的经济计划委员会、台湾的经建会、新加坡的经发会）制定发展策略，引导公私部门协力进行国家建设；采用灵活的工业政策，以各类补助保护扶植重点产业，由进口替代转型为出口导向；施行明确的社会政策，进行土地改革，维持社会经济平等，防止严重的政治冲突。①这也是东亚发展型国家成功的普遍经验。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属于发展型国家的行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新兴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神话被打破。然而，中国强力的政府监管体系却受到广泛好评，其成功经验是依靠直接外来投资（FDI）促进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的同时，控制本国金融资本流动的风险以及本国货币自由兑换的威胁。中国虽经济总量目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名仍比较靠后。因此，在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原则指导下，发展型国家的“追赶”（Catch-up）过程仍然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集中表现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对主要关系上。各级政府通过运用强大的控制和动员资源的能力，得以成功应对各种困难与危机。但是，大政府并没有带来大社会，强政府也没有促使社会繁荣，社会力量发育孱弱，社会自治经验不足，政府与社会协商共治格局远未形成。这些问题源于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政府揽权带来“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现象突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的“诺斯悖论”在当代中国被广泛讨论。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建立健全地区性的分权式威权体制（从改革初期的财政包干到价格双轨再到分税制的成功实施），一方面由上至下形成规范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了官员由下至上相互竞争的锦标赛激励体制，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持续不断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格局中，由于缺乏基于民众受托责任的有效监督，角色的多重化往往容易导致职责的模糊化和职能的去中心化，民众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信任缺失，公共权威受到严重侵蚀。
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在制造传奇的同时，也在不断暴露问题，迫切呼唤我们加快治理现代化的步伐，促进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政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通过治理质量的高低来评判。政府能力既要有权威性，还要有科学性，二者缺一不可。权威性服务于国家发展长远大局，是国家自主性的表现；科学性取决于国家治理模式转型，是治理手段的变化。站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平衡“国家—社会—市场”的发展格局，提出一种全局性的解决思路。要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务必调整国家治理结构，顺应国家、市场与社会基于“发展三角”的理念，构建国家、市场与社会三方协调、协同和协作的协商治理道路。
未来的目标：国家—市场—社会协商治理
学者们普遍将“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看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正是在适宜制度、经济分权和政治保障的三重作用下，才成就了优秀的国家治理。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家、市场和社会治理的三个领域均产生了不少问题。
就政治方面而言，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但是一些具体制度仍有很多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当家作主”的权利意识的地方。如官僚主义与腐败问题、一把手监管乏力、法治化进程迟缓、生态环境恶化，等等。究其根本原因，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我们国家中某些具体制度存在问题，是我们政府的权力和职能、规模和绩效不相匹配。
就经济方面而言，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日益面临现实挑战。目前，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序流动受阻，发展的活力没有充分涌流；资本绑架政策、侵入社会的情况也开始显现；国内市场存在不同程度的人为分割，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等问题仍然突出。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重大政策和涉及到民众根本利益的领域中，政府监管应当更到位、更高效。 就社会方面而言，“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提出以来，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各级政府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目前仍然存在民众日益增长的民生性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实际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差距，进而导致了贫困、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又经常以激烈的方式影响社会基本稳定面，近年来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证明了这一点。同时，社会参与渠道少、协商合作能力低、理性判断能力弱，导致社会治理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缺失了“社会”这重要一环。
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反映出来的弊端，源于国家—市场—社会“发展三角”的失衡。波兰尼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程中发现，政府并不总是必然扮演守夜人角色，当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人们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浸没（Submerged）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②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资产。波兰尼的嵌入理论说明的是，要想使国家、市场和社会保持平衡的互动，必须建立一种分权制约、授权增能、赋权共进的协商民主发展格局，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我们认为需要突破西方语境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后现代狭隘意义，将协商民主理解为一种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角协调、协同、协作的“大协商”治理模式。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途径，也是执政党现代化的选择。
前方的道路：“大协商”的共同治理模式
推进治理模式转变，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在政府间关系上，构建权责平衡的协作型治理模式。国家发展型治理模式将地方发展主义作为主导方向，长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基于纵向层级的行政分包体制和横向同级地方官员之间的晋升竞争构成理解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争”行为的双重维度，导致地方政府掌握大量地方资源与行政权力，不愿退出其不应该管制的领域。此次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等多项具体改革措施，核心是将地方发展主义转变为权责平衡的协作性治理模式，旨在将地方政府“驯化”成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帮助之手”，而非攫取地方资源的“掠夺之手”。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构建相互支撑的国家—社会协同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积极参与政府公共事务，为政府管理挑担子、卸包袱。但是当前社会活力尚未充分涌流、汇聚，社会自治功能残缺，全社会协商共治的良好局面没有开启。根据2013年颁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的部门分工和时间表，到2017年，要基本形成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会治理创新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目前，各地推行的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有利于破除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这是对国家统和主义的反思和扬弃；下一步将是逐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社会协同性治理模式的发展。可以预见，一个活力充沛、理性平和的社会将成为现代型治理舞台上的主角之一。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协商有力型政府监管治理模式。市场监管作为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责，在各种事关老百姓食品安全、医药安全等基本民生事项，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格局，国有企业进与退等问题上，多年来饱受批评质疑。政府没有管好或管得不太好，说到底是管的方式方法出现了偏差。市场要自由，民众要利益，政府就必须要有好的监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旨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就要求政府监管必须按照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在管与不管之间划清明确界限，管好应该管的，放弃不应该管的，不搞选择性监管、扭曲性监管和庇护性监管的老一套。高效的监管不仅意味着探头、查账和处罚，更重要的是监管的力度和深度，监管内容和方式是否合理可行。这些都需要充分考虑监管对象的立场、利益和观点，需要在监管决策、监管执行、监管评估中大力引入协商机制，着力建立健全规则明确、规范运行、协商有力的监管体系。
处理好市场与社会关系，构建协调互信的社会治理模式。经典政治学推崇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和以社会制约权力。现在看来，以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制约资本也不可忽视。国家的出现、尤其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资本作恶的本性。但在现代社会中，资本经常越过权力的壁垒，或者与权力组建利益联盟，阻碍国家利益合理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因而遭到侵蚀。因此，在市场与社会关系里面，现代市场体系必然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资本最终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民间的创造力，必须通过服务于社会才能找到归宿，完成资本的价值实现。这些都需要市场与社会之间构建畅通的协商渠道，创造有效的协商机制，使资本与社会力量之间互信互助，共同提升公共治理水平。
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就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③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的决定性成果是“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当代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继承与发展。国家—市场—社会“发展三角”的协商民主道路，符合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伟大事业的要求，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范畴。我们应当坚持国家—市场—社会“发展三角”的协调、协同、协作并进的方向，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各项措施的逐步推进，最终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达成权力有规制、资本有节制、社会有创制的常态化现代治理格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注释
Maidment Richard， David Goldblatt， and Jeremy Mitchell （eds）， Governance in the Asia-Pacific， Open University， 1998， p.258.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责 编/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