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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分析加缪小说《鼠疫》中里厄、朗贝尔、帕纳鲁、柯塔尔的伦理身份及其伦理选择的内心动因。对鼠疫持不同态度的人物，代表了相应的道德准则，蕴含着加缪的伦理思想：里厄谦虚看待自己的反抗行为，寄托着加缪注重行动而不尚空谈的英雄观；帕纳鲁献身于宗教，暗含对基督教的批判；柯塔尔的毁灭传达了对鼠疫苟同者的否定。鼠疫消退后，只有以里厄、朗贝尔为代表的反抗者存活表明小说的主题——人类面临死亡威胁时，只有集体反抗，才可能赢得胜利。这是人类生存的惟一出路。
关键词：《鼠疫》 伦理身份 伦理选择 伦理思想
《鼠疫》（1947）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杰出作家加缪的经典小说。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这部小说，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此前学界注重从疾病隐喻的角度分析《鼠疫》，挖掘“鼠疫”的各种寓意，尤其关注鼠疫对人类荒诞处境的隐喻及其与加缪“荒诞哲学”的关系。其中，刘雪芹对鼠疫意义的划分，具有代表性：一是鼠疫的原本意义，即传染病；二是鼠疫的象征意义，即“二战”时期纳粹的极权统治；三是鼠疫的绝对意义，即人类处境的荒谬性。a鼠疫原本的意义是后两种意义的基础，从此出发，小说仍不失其独特魅力和丰富内涵。面临生死存亡的疫病，人类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在新冠肺炎蔓延的今天，《鼠疫》的集体反抗观念仍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小说中，鼠疫作为恶性传染病，突然在阿赫兰城暴发，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差异，使人们陷入共同的生存危机。挑战当前，每个人都面临如何采取行动的难题。而每种行动都代表了不同的道德态度和伦理选择。这为笔者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小说提供了契机。段亚鑫《〈鼠疫〉中的伦理选择》是国内首次运用该方法解读《鼠疫》的有益尝试。该文分析了里厄、朗贝尔、普通民众三类人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结构完整，但分析不够深入具体，且未提及其他重要人物。加缪塑造了几类典型人物以反映深受鼠疫威胁的人生百态：积极的世俗抗争者里厄与朗贝尔代表了小说现实反抗的主旋律，与此相对照的是宗教献身者帕纳鲁，鼠疫的同谋者柯塔尔，作为上述人物的对立面，最后堕入非理性的深渊。本文以伦理身份为出发点，从里厄的医生与丈夫的伦理身份、朗贝尔的记者和滞留者以及志愿者的伦理身份、帕纳鲁的神父与抗疫队员的伦理身份、柯塔尔罪犯与自由公民的身份着手，分析他们各自面对的伦理问题及其伦理选择，并进一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伦理思想。
一、积极抗争者里厄的多重伦理身份及其伦理选择
作为积极抗争者的典型代表里厄医生，起初不愿面对鼠疫暴发的事实，但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承担反抗鼠疫的责任。他在个人行医与集体抗疫中身体力行，鼓舞了周围人的反抗行动，构建了自己领导者的身份。他不以英雄自居，谦虚地看待自己的贡献，代表着注重行动而不尚空谈的英雄观。
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席卷阿赫兰，使最先察觉危险的医生里厄猝不及防。这并非出于懦弱，而是人之常情——任何人在突然遭遇天灾祸难时都会措手不及。他被动地与鼠疫周旋，承担起本职工作。随着疫情的加剧，具有多重伦理身份的里厄陷入伦理困境——是为了个人幸福而保全自身，还是为公众福祉挺身而出？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b。就婚恋关系而言，里厄是丈夫，应当陪伴患病的妻子；就职业而言，他是医生，在鼠疫中应当履行救死扶伤的天职。由于封城，里厄无法陪伴身处远方疗养院的妻子，不断增长的病亡率又牵动着他的心弦。因此里厄暂且搁置了作为丈夫的义务，优先考虑医生的伦理身份，做出了全力投入救治工作的伦理选择。至此，里厄的反抗行为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并在集体抗疫过程中建构了领导者的身份。而他之所以积极反抗鼠疫，不仅出于医生的职责，更与他最初的伦理身份——工人的儿子密切相关。
鼠疫暴发初期，里厄全身心投入工作，甚至压抑自己的个人情感。面对不配合救治的病人家属，里厄不得不抛去无益于救治工作的怜悯，将确诊的病人送往医院。病人家属由于不愿与亲人分离，将医护人员拒之门外。里厄饱受情理相争的痛苦，但他坚持将病人送往医院，为此不惜动用军队，因为他明白，如若不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只会使更多人感染。里厄的理性行事似乎是冷漠的，但这种冷漠的背后恰恰涌动着更高层次的对生命的珍惜。里厄不仅履行医生的本职工作，还自觉领导起反抗鼠疫的活动，获得了领导者的伦理身份。不论是督促政府落实预防措施，还是联系同行研制血清，抑或是帮助塔鲁的卫生防疫队获得官方认可，里厄都倾尽全力。在里厄的感召下，原本对反抗鼠疫不以为意的朗贝尔、帕纳鲁都加入了防疫队伍。许多志愿者集结在他周围，形成了一股对抗病魔、守护生命的力量。
与此同时，里厄身为丈夫，在工作结束后流露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尽管小说对此着墨不多，但却贯穿全书，反映了里厄因无法两全丈夫、医生双重伦理身份的内心冲突。里厄与朗贝尔都与自己的爱人天各一方，可谓是同病相怜。当朗贝尔为个人幸福而谋划离开阿赫兰时，里厄无奈地说道：“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c最后，里厄的妻子在鼠疫即将消退时离世。里厄由此从伦理困境中解脱，为公众福祉牺牲了个人幸福。
从鼠疫暴发到消退，里厄坚持不懈地抗击鼠疫，获得了抗疫队友的一致认可。帕纳鲁曾称赞里厄“拯救人类”，但里厄却说：“拯救人类，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大而无当。我没有这么远大的抱负。我关心的是人类的健康，首先是他们的健康。” 里厄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做了应当做的事。这种朴素的英雄观，诞生于里厄对民众疾苦的体察中，其核心在于保护人的生命，具体体现为反抗鼠疫。里厄最初是工人的儿子，后来为了谋生而成为医生。他曾在与塔鲁的谈话中说，是贫困教会他勇敢地面对失败。里厄历經无数苦难，但没有消沉，反而从苦难中锤炼出一颗赤子心，愈加热爱现实生活，珍惜他人生命，这便是里厄做出反抗鼠疫伦理选择的深层原因。出身于底层的他，对他人的苦难怀有超出常人的同情，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因此，他在抗疫中坚持抗争而不轻易言弃，践行了自己的人生信条：“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朴素的英雄观不仅在于个人精神，还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加缪在《鼠疫》中将道德榜样还原为生活中的小人物，不仅凸显其忠于本职工作的品质，更刻画其在危急关头时的内心挣扎。这样处理使道德榜样带给读者的鼓舞力量更亲切，更能触动读者的向善之心。 二、被动抗争者朗贝尔的伦理困境和由利己式到利他式的伦理选择
鼠疫暴发初期，里厄出于医生的天职，义无反顾地反抗鼠疫，而朗贝尔因其外来记者的身份，仅对鼠疫采取旁观态度。由于朗贝尔的反抗行为经历了更曲折的心路历程，因此相对于积极抗争者里厄而言，他是被动抗争者。
前人已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解读过朗贝尔，但侧重于朗贝尔不同于普通民众的外来者身份d，未强调朗贝尔伦理身份的具体变化——由记者转变为滞留者再转变为志愿者。这种身份的转变关系到其伦理选择由被动式、利己式转变为主动式、利他式，蕴含着加缪对个人幸福与公众福祉的深入思考。
朗贝尔最初的身份是记者。当鼠疫刚冒出苗头时，他想就此事写篇报道。此时的朗贝尔以局外人的眼光搜寻城内的奇闻异事，将鼠疫作为新闻素材，而全然没有介入其中的愿望，对阿赫兰也无归属感。
然而，封城的消息传来，朗贝尔成了阿赫兰城内的滞留者。他不仅面临与众人一样的感染风险，还被迫囚禁他乡，与心爱之人分离。这正是这一人物伦理困境的独特性所在。此时的他难以接受滞留者的伦理身份，想方设法离开阿赫兰，强调“说到底我毕竟是外地人呀”。他并未意识到他在危急关头的责任，更未考虑自己如若出城，可能会导致鼠疫大规模蔓延，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朗贝尔坚信“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在他看来，“公众的福祉是建立在个人幸福之上的”，个人幸福的实现对于公众福祉必不可少，这种观念无疑是利己主义式的。但随着与里厄、塔鲁的友情日益加深，朗贝尔被他们的行为所触动，主动加入防疫队伍，成为一名志愿者。与之前截然相反的是，朗贝尔将公众福祉置于个人幸福之上，意识到：在集体性的灾难来临时，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只有团结一致对抗鼠疫，个人幸福才能有所依托。“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这是朗贝尔利他式伦理选择的宣言。自此，他以主动的姿态融入反抗鼠疫的集体中，成为抗疫队伍中的得力一员。
从记者到滞留者，再到志愿者，朗贝尔伦理身份的变化，反映其伦理选择由被动式、利己式转变为主动式、利他式。朗贝尔的转变蕴含着加缪对于个人幸福与公众福祉的辩证思索。起初，朗贝尔认为个人幸福至高无上，加缪对此予以相当程度的肯定，认为其出城愿望“显示了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某种自豪感”，这是加缪作为人文主义者对个人选择的尊重。同时他也看到了优先考虑集体对保障个人幸福的重要性，在与鼠疫相似的生死关头，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才是正确的：“有时抽象概念显得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时，也只是在那时，就必须重视抽象概念。”
《形而上的反抗》评价了加缪的思想转变：“加缪思想发展的标志，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发现了团结这一价值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e这一转变在朗贝尔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朗贝尔正是在鼠疫中逐步发现了团结一致、共同抗争的价值，实现了人性的升华。
三、神父帕纳鲁的伦理两难和献身宗教的伦理选择
如果说里厄、朗贝尔是世俗意义上的抗争者，面临着在个人幸福与公众福祉中抉择的难题，那么神父帕纳鲁作为神圣意义层面的抗争者，面临在天主教堂和抗疫战场中做出抉择的伦理困境。他从最初主张忍受鼠疫，到信仰陷入疑惑，再到献身于宗教，完成了对神父身份的确认。在帕纳鲁身上，加缪表达了对基督教有所保留的质疑。
帕納鲁最初是坚定的基督徒，深谙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教义宣扬基督徒受难甚至替人受难，以洗清罪孽，获得救赎。因而帕纳鲁在第一次布道时，将鼠疫视为上帝给有罪之人的惩罚。他居高临下地宣称人们是罪有应得，并认为人们获得拯救的唯一出路是反躬自省，坚定信仰，以寻求上帝的宽恕。
随着帕纳鲁真切地体会到瘟疫的残酷，他出于悲悯之心加入卫生防疫队，获得了抗疫队员的伦理身份。救助病人即帮助他人反抗鼠疫，这是他的第一次伦理选择。期间，一名无辜孩子的死亡引发了帕纳鲁的信仰危机。他原以为，鼠疫是人们通过忍受痛苦来洗脱罪孽的契机，然而无辜者的受难毫无意义，使得帕纳鲁无法理解上帝的安排。
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后，他在第二次布道中肯定了反抗行为。但这肯定是极其有限的，他认为人们的反抗无法彻底扭转局势，应当仍然听命于上帝。这是帕纳鲁针对他人如何面对鼠疫的回答。他身患鼠疫后，其信仰受到进一步逼问——他须回答神职人员兼抗疫队员应当如何面对鼠疫的难题。帕纳鲁由此陷入伦理两难。
“伦理两难由两个道德命题构成，如果选择者对它们各自单独地做出道德判断，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并且每一种选择都符合普遍道德原则”f。神职人员不比普通人，其求医问药，涉及信仰问题。作为抗疫队员，他应当积极自救。而这与神父的伦理原则相违背。病榻上的帕纳鲁将鼠疫视为上帝对自己信仰的考验，他应当服从上帝的旨意。对鼠疫的逃避或恐惧意味着信仰的可疑，自救意味着忤逆上帝，本质上是对上帝的不信。
生死攸关之际，帕纳鲁优先考虑自己神父的伦理身份，拒绝接受治疗，放弃反抗，而乞灵于对上帝毫无保留的爱，他最终作出了献身于上帝的伦理选择。此前许多论文将帕纳鲁之死归因于宗教信仰动摇后的精神危机，实际上，人物是在一定的伦理处境下采取行动的，帕纳鲁兼具神父与抗疫队员伦理身份，其悲剧根源于鼠疫激化双重身份矛盾所导致的伦理两难。
帕纳鲁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透露出加缪对他的评价。结合小说的反抗主题，所谓的“病情可疑”指：帕纳鲁的反抗行为固然值得肯定，但其宗教献身式的伦理选择能否救人们于水火之中是可疑的。
上帝竟使人遭受无端痛苦，这是同情受难者的加缪无法接受的。1948年《开罗杂志》的加缪访谈录可与帕纳鲁之死做互文性阅读。访谈者问道：能否认为是孩子的痛苦使加缪拒绝相信基督徒对上帝的祈求，并认为创世说是一个大的失败。加缪默认了该问题，但他随即表明自己对基督教的批判留有余地：“不过像您说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种放弃一样，在说话之前会进行一番思考……此外，虽然我对这些事情知之不多，但我觉得信仰更多的不是一种安宁，而是一种悲剧性的愿望。”g加缪对基督教持审慎态度，即使对基督教的一些方面存疑，也从不自以为拥有从道德制高点上批判基督教的资格。他站在中间立场，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出发，以获得独立评判的自由。 四、同谋者柯塔尔的身份认同危机和非理性的伦理选择
如果说加缪认为帕纳鲁的反抗行为有可取之处，那么他对拒绝抗疫的柯塔尔是坚决否定的。
身为罪犯的柯塔尔，在鼠疫大规模蔓延之前，不堪忍受被捕的恐惧，试图通过自杀来逃避法律的审判。鼠疫暴发后，司法程序停滞，他得以暂时规避被捕入狱的风险，成为外人眼中的自由公民。虽然他也受到鼠疫的威胁，但他更为鼠疫的暴发感到庆幸。他频繁出入公共场所，凭借超乎寻常的热情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然而，他对人群的渴望不过是为了寻求庇护，并非出自真正的友善。他与人亲近却从不推心置腹，对“警察”“逮捕”等字眼讳莫如深，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罪犯身份。他越亲近人群，便越加强人们对他“自由公民”的身份确认，从而加剧了外界身份认同与他实际身份的错位。这种自我认同的身份同他人眼中的身份的巨大差异，正是柯塔尔无法真正融入人群的原因。
一旦外界刺激其隐藏身份，都会加剧柯塔尔的身份认同危机。当柯塔尔被邀请加入卫生防疫队，他顿时撕破温情的面具，显得怒不可遏。他曾饱受被捕焦虑的折磨，并以待捕罪犯的伦理身份出发，以为：“轮到别人来尝尝恐怖的滋味，这很正常。”柯塔尔因此犯下自私的错误，缺乏同情心，对他人的痛苦漠然置之。他没有反思自己的恐慌毕竟事出有因，而鼠疫受害者是无辜的。从这个角度看，柯塔尔在精神层面上苟同于鼠疫，站在了鼠疫受害者的对立面。
里厄和柯塔尔都曾备受煎熬，但对待他人苦难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两人的精神境界也高下立判。柯塔尔以自我为中心，误以为别人遭受与自己相当的痛苦理应如此；里厄则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如何尽力减少他人的痛苦。柯塔尔的内心封闭而孤独，没有里厄的大爱和悲悯，无法从更高层面看待鼠疫。
随着疫情好转，社会秩序日益恢复正常，司法程序随之步入正轨，柯塔尔的罪犯与“自由”公民之间的身份认同危机加深。作为罪犯，他惧怕即将到来的牢狱之灾，妄想回到鼠疫的暴发期。他无法再维持外人眼中的自由公民身份，情绪反复无常，更愤怒于阿赫兰市民对战胜鼠疫的欣喜，以致对社会产生仇恨。他丧失理性，走向癫狂，将枪口对准了庆祝的人群。这一伦理选择毁灭自我又毁灭他人，恰恰公开了他曾极力遮蔽的罪犯身份，加深了他的罪孽。
如果说最初自杀未遂的柯塔尔仍有被拯救的可能，他对鼠疫的赞同是出于自保而非恶意；那么此时的他已堕入罪恶的深渊，沦为真正意义上的鼠疫同谋者。
学界普遍认为柯塔尔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黑暗愚钝的心灵h，诚然深刻，但未认识到柯塔尔无法获得救赎的直接原因，即身份认同危机对其行为的限制。他正是碍于自己的罪犯身份而不愿对人敞开心扉，拒绝加入防疫队伍，因而无从获得他人的开导，不能理解正义的内涵。
加缪在他身上展现了人性的脆弱与人性之恶，“他唯一的真正罪行，就是从心底里赞成置儿童和成人于死地的那东西”，且不予原谅。这表明，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任何苟同于鼠疫的人，最终将自食恶果。
五、结语
加缪以敏锐的洞察力，挑选了积极抗争者医生里厄、被动抗争者朗贝尔、神父帕纳鲁、罪犯柯塔尔作为众生相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代表着鼠疫肆虐之下不同的伦理准则。里厄、朗贝尔通过反抗鼠疫的伦理选择摆脱了伦理困境，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以他们为代表的抗疫队伍，彰显了集体反抗的巨大力量。同为志愿者的帕纳鲁，经过信仰的动摇后，于世俗和信仰中选择了后者，自愿献身于上帝。帕纳鲁之死表明，加缪虽然质疑基督教的创世说，但也肯定了神职人员参与现实反抗的积极行动。柯塔尔作为鼠疫的受益者，是以上人物的对立面。他因深陷于身份认同危机，拒绝反抗鼠疫，最终走向癫狂。加缪所批判的正是他非理性的伦理选择。
加缪推崇集体反抗，但并不神化集体中的领导者。在《鼠疫》中，没有高大上的英雄，有的只是恪尽职守、坚忍不拔的小人物。正是他们对生命的坚守，诠释了集体中的人对疾病的抗争，道出了真理：出于保卫生命、追求幸福的纯粹动机，所有人在鼠疫面前应当挺身而出、起而反抗。“这一点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人物的结局重构了伦理秩序，从而传达了小说的主旨：人类面临死亡威胁时，只有坚持集体反抗，才可能赢得胜利。
《鼠疫》书写了人与鼠疫搏斗的动人篇章，不仅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更含有以反抗精神为核心的超越时代的思想结晶。正如加缪的老师兼知音让·格勒尼埃所言：“加缪有一切权利说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所关切的只有人，他所谈论的也只有人，他的视界就是人的生命的视界。”i《鼠疫》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等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ah参见刘雪芹：《反抗的人生——论加缪的〈鼠疫〉》，《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
bf聶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页，第262页。
c 〔法〕 加缪：《鼠疫》，刘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关于本著作引文全部出自本版本，不一一另注）。
d 段亚鑫：《〈鼠疫〉中的伦理选择》，《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6年第2期，第225—230页。
e 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g 〔法〕加缪：《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杨荣甲、王殿忠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i 〔法〕让·格勒尼埃：《回忆阿尔贝·加缪》，伽利玛出版社1968年版，第26页；转引自黄晞耘：《重读加缪》，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1页。
参考文献：
[1]加缪.鼠疫[M].刘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 刘雪芹.反抗的人生——论加缪的《鼠疫》[J].外国文学研究，1992（4）.
[4] 段亚鑫.《鼠疫》中的伦理选择[J].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6（2）.
[5] 黄晞耘.重读加缪[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 加缪.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M].杨荣甲，王殿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7] 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基金项目： 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CCNU202010511179）阶段性成果
作 者： 刘晨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胡欣怡，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鼠疫》 伦理身份 伦理选择 伦理思想
《鼠疫》（1947）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杰出作家加缪的经典小说。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这部小说，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此前学界注重从疾病隐喻的角度分析《鼠疫》，挖掘“鼠疫”的各种寓意，尤其关注鼠疫对人类荒诞处境的隐喻及其与加缪“荒诞哲学”的关系。其中，刘雪芹对鼠疫意义的划分，具有代表性：一是鼠疫的原本意义，即传染病；二是鼠疫的象征意义，即“二战”时期纳粹的极权统治；三是鼠疫的绝对意义，即人类处境的荒谬性。a鼠疫原本的意义是后两种意义的基础，从此出发，小说仍不失其独特魅力和丰富内涵。面临生死存亡的疫病，人类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在新冠肺炎蔓延的今天，《鼠疫》的集体反抗观念仍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小说中，鼠疫作为恶性传染病，突然在阿赫兰城暴发，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差异，使人们陷入共同的生存危机。挑战当前，每个人都面临如何采取行动的难题。而每种行动都代表了不同的道德态度和伦理选择。这为笔者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小说提供了契机。段亚鑫《〈鼠疫〉中的伦理选择》是国内首次运用该方法解读《鼠疫》的有益尝试。该文分析了里厄、朗贝尔、普通民众三类人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结构完整，但分析不够深入具体，且未提及其他重要人物。加缪塑造了几类典型人物以反映深受鼠疫威胁的人生百态：积极的世俗抗争者里厄与朗贝尔代表了小说现实反抗的主旋律，与此相对照的是宗教献身者帕纳鲁，鼠疫的同谋者柯塔尔，作为上述人物的对立面，最后堕入非理性的深渊。本文以伦理身份为出发点，从里厄的医生与丈夫的伦理身份、朗贝尔的记者和滞留者以及志愿者的伦理身份、帕纳鲁的神父与抗疫队员的伦理身份、柯塔尔罪犯与自由公民的身份着手，分析他们各自面对的伦理问题及其伦理选择，并进一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伦理思想。
一、积极抗争者里厄的多重伦理身份及其伦理选择
作为积极抗争者的典型代表里厄医生，起初不愿面对鼠疫暴发的事实，但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承担反抗鼠疫的责任。他在个人行医与集体抗疫中身体力行，鼓舞了周围人的反抗行动，构建了自己领导者的身份。他不以英雄自居，谦虚地看待自己的贡献，代表着注重行动而不尚空谈的英雄观。
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席卷阿赫兰，使最先察觉危险的医生里厄猝不及防。这并非出于懦弱，而是人之常情——任何人在突然遭遇天灾祸难时都会措手不及。他被动地与鼠疫周旋，承担起本职工作。随着疫情的加剧，具有多重伦理身份的里厄陷入伦理困境——是为了个人幸福而保全自身，还是为公众福祉挺身而出？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b。就婚恋关系而言，里厄是丈夫，应当陪伴患病的妻子；就职业而言，他是医生，在鼠疫中应当履行救死扶伤的天职。由于封城，里厄无法陪伴身处远方疗养院的妻子，不断增长的病亡率又牵动着他的心弦。因此里厄暂且搁置了作为丈夫的义务，优先考虑医生的伦理身份，做出了全力投入救治工作的伦理选择。至此，里厄的反抗行为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并在集体抗疫过程中建构了领导者的身份。而他之所以积极反抗鼠疫，不仅出于医生的职责，更与他最初的伦理身份——工人的儿子密切相关。
鼠疫暴发初期，里厄全身心投入工作，甚至压抑自己的个人情感。面对不配合救治的病人家属，里厄不得不抛去无益于救治工作的怜悯，将确诊的病人送往医院。病人家属由于不愿与亲人分离，将医护人员拒之门外。里厄饱受情理相争的痛苦，但他坚持将病人送往医院，为此不惜动用军队，因为他明白，如若不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只会使更多人感染。里厄的理性行事似乎是冷漠的，但这种冷漠的背后恰恰涌动着更高层次的对生命的珍惜。里厄不仅履行医生的本职工作，还自觉领导起反抗鼠疫的活动，获得了领导者的伦理身份。不论是督促政府落实预防措施，还是联系同行研制血清，抑或是帮助塔鲁的卫生防疫队获得官方认可，里厄都倾尽全力。在里厄的感召下，原本对反抗鼠疫不以为意的朗贝尔、帕纳鲁都加入了防疫队伍。许多志愿者集结在他周围，形成了一股对抗病魔、守护生命的力量。
与此同时，里厄身为丈夫，在工作结束后流露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尽管小说对此着墨不多，但却贯穿全书，反映了里厄因无法两全丈夫、医生双重伦理身份的内心冲突。里厄与朗贝尔都与自己的爱人天各一方，可谓是同病相怜。当朗贝尔为个人幸福而谋划离开阿赫兰时，里厄无奈地说道：“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c最后，里厄的妻子在鼠疫即将消退时离世。里厄由此从伦理困境中解脱，为公众福祉牺牲了个人幸福。
从鼠疫暴发到消退，里厄坚持不懈地抗击鼠疫，获得了抗疫队友的一致认可。帕纳鲁曾称赞里厄“拯救人类”，但里厄却说：“拯救人类，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大而无当。我没有这么远大的抱负。我关心的是人类的健康，首先是他们的健康。” 里厄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做了应当做的事。这种朴素的英雄观，诞生于里厄对民众疾苦的体察中，其核心在于保护人的生命，具体体现为反抗鼠疫。里厄最初是工人的儿子，后来为了谋生而成为医生。他曾在与塔鲁的谈话中说，是贫困教会他勇敢地面对失败。里厄历經无数苦难，但没有消沉，反而从苦难中锤炼出一颗赤子心，愈加热爱现实生活，珍惜他人生命，这便是里厄做出反抗鼠疫伦理选择的深层原因。出身于底层的他，对他人的苦难怀有超出常人的同情，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因此，他在抗疫中坚持抗争而不轻易言弃，践行了自己的人生信条：“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朴素的英雄观不仅在于个人精神，还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加缪在《鼠疫》中将道德榜样还原为生活中的小人物，不仅凸显其忠于本职工作的品质，更刻画其在危急关头时的内心挣扎。这样处理使道德榜样带给读者的鼓舞力量更亲切，更能触动读者的向善之心。 二、被动抗争者朗贝尔的伦理困境和由利己式到利他式的伦理选择
鼠疫暴发初期，里厄出于医生的天职，义无反顾地反抗鼠疫，而朗贝尔因其外来记者的身份，仅对鼠疫采取旁观态度。由于朗贝尔的反抗行为经历了更曲折的心路历程，因此相对于积极抗争者里厄而言，他是被动抗争者。
前人已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解读过朗贝尔，但侧重于朗贝尔不同于普通民众的外来者身份d，未强调朗贝尔伦理身份的具体变化——由记者转变为滞留者再转变为志愿者。这种身份的转变关系到其伦理选择由被动式、利己式转变为主动式、利他式，蕴含着加缪对个人幸福与公众福祉的深入思考。
朗贝尔最初的身份是记者。当鼠疫刚冒出苗头时，他想就此事写篇报道。此时的朗贝尔以局外人的眼光搜寻城内的奇闻异事，将鼠疫作为新闻素材，而全然没有介入其中的愿望，对阿赫兰也无归属感。
然而，封城的消息传来，朗贝尔成了阿赫兰城内的滞留者。他不仅面临与众人一样的感染风险，还被迫囚禁他乡，与心爱之人分离。这正是这一人物伦理困境的独特性所在。此时的他难以接受滞留者的伦理身份，想方设法离开阿赫兰，强调“说到底我毕竟是外地人呀”。他并未意识到他在危急关头的责任，更未考虑自己如若出城，可能会导致鼠疫大规模蔓延，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朗贝尔坚信“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在他看来，“公众的福祉是建立在个人幸福之上的”，个人幸福的实现对于公众福祉必不可少，这种观念无疑是利己主义式的。但随着与里厄、塔鲁的友情日益加深，朗贝尔被他们的行为所触动，主动加入防疫队伍，成为一名志愿者。与之前截然相反的是，朗贝尔将公众福祉置于个人幸福之上，意识到：在集体性的灾难来临时，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只有团结一致对抗鼠疫，个人幸福才能有所依托。“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这是朗贝尔利他式伦理选择的宣言。自此，他以主动的姿态融入反抗鼠疫的集体中，成为抗疫队伍中的得力一员。
从记者到滞留者，再到志愿者，朗贝尔伦理身份的变化，反映其伦理选择由被动式、利己式转变为主动式、利他式。朗贝尔的转变蕴含着加缪对于个人幸福与公众福祉的辩证思索。起初，朗贝尔认为个人幸福至高无上，加缪对此予以相当程度的肯定，认为其出城愿望“显示了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某种自豪感”，这是加缪作为人文主义者对个人选择的尊重。同时他也看到了优先考虑集体对保障个人幸福的重要性，在与鼠疫相似的生死关头，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才是正确的：“有时抽象概念显得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时，也只是在那时，就必须重视抽象概念。”
《形而上的反抗》评价了加缪的思想转变：“加缪思想发展的标志，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发现了团结这一价值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e这一转变在朗贝尔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朗贝尔正是在鼠疫中逐步发现了团结一致、共同抗争的价值，实现了人性的升华。
三、神父帕纳鲁的伦理两难和献身宗教的伦理选择
如果说里厄、朗贝尔是世俗意义上的抗争者，面临着在个人幸福与公众福祉中抉择的难题，那么神父帕纳鲁作为神圣意义层面的抗争者，面临在天主教堂和抗疫战场中做出抉择的伦理困境。他从最初主张忍受鼠疫，到信仰陷入疑惑，再到献身于宗教，完成了对神父身份的确认。在帕纳鲁身上，加缪表达了对基督教有所保留的质疑。
帕納鲁最初是坚定的基督徒，深谙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教义宣扬基督徒受难甚至替人受难，以洗清罪孽，获得救赎。因而帕纳鲁在第一次布道时，将鼠疫视为上帝给有罪之人的惩罚。他居高临下地宣称人们是罪有应得，并认为人们获得拯救的唯一出路是反躬自省，坚定信仰，以寻求上帝的宽恕。
随着帕纳鲁真切地体会到瘟疫的残酷，他出于悲悯之心加入卫生防疫队，获得了抗疫队员的伦理身份。救助病人即帮助他人反抗鼠疫，这是他的第一次伦理选择。期间，一名无辜孩子的死亡引发了帕纳鲁的信仰危机。他原以为，鼠疫是人们通过忍受痛苦来洗脱罪孽的契机，然而无辜者的受难毫无意义，使得帕纳鲁无法理解上帝的安排。
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后，他在第二次布道中肯定了反抗行为。但这肯定是极其有限的，他认为人们的反抗无法彻底扭转局势，应当仍然听命于上帝。这是帕纳鲁针对他人如何面对鼠疫的回答。他身患鼠疫后，其信仰受到进一步逼问——他须回答神职人员兼抗疫队员应当如何面对鼠疫的难题。帕纳鲁由此陷入伦理两难。
“伦理两难由两个道德命题构成，如果选择者对它们各自单独地做出道德判断，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并且每一种选择都符合普遍道德原则”f。神职人员不比普通人，其求医问药，涉及信仰问题。作为抗疫队员，他应当积极自救。而这与神父的伦理原则相违背。病榻上的帕纳鲁将鼠疫视为上帝对自己信仰的考验，他应当服从上帝的旨意。对鼠疫的逃避或恐惧意味着信仰的可疑，自救意味着忤逆上帝，本质上是对上帝的不信。
生死攸关之际，帕纳鲁优先考虑自己神父的伦理身份，拒绝接受治疗，放弃反抗，而乞灵于对上帝毫无保留的爱，他最终作出了献身于上帝的伦理选择。此前许多论文将帕纳鲁之死归因于宗教信仰动摇后的精神危机，实际上，人物是在一定的伦理处境下采取行动的，帕纳鲁兼具神父与抗疫队员伦理身份，其悲剧根源于鼠疫激化双重身份矛盾所导致的伦理两难。
帕纳鲁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透露出加缪对他的评价。结合小说的反抗主题，所谓的“病情可疑”指：帕纳鲁的反抗行为固然值得肯定，但其宗教献身式的伦理选择能否救人们于水火之中是可疑的。
上帝竟使人遭受无端痛苦，这是同情受难者的加缪无法接受的。1948年《开罗杂志》的加缪访谈录可与帕纳鲁之死做互文性阅读。访谈者问道：能否认为是孩子的痛苦使加缪拒绝相信基督徒对上帝的祈求，并认为创世说是一个大的失败。加缪默认了该问题，但他随即表明自己对基督教的批判留有余地：“不过像您说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种放弃一样，在说话之前会进行一番思考……此外，虽然我对这些事情知之不多，但我觉得信仰更多的不是一种安宁，而是一种悲剧性的愿望。”g加缪对基督教持审慎态度，即使对基督教的一些方面存疑，也从不自以为拥有从道德制高点上批判基督教的资格。他站在中间立场，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出发，以获得独立评判的自由。 四、同谋者柯塔尔的身份认同危机和非理性的伦理选择
如果说加缪认为帕纳鲁的反抗行为有可取之处，那么他对拒绝抗疫的柯塔尔是坚决否定的。
身为罪犯的柯塔尔，在鼠疫大规模蔓延之前，不堪忍受被捕的恐惧，试图通过自杀来逃避法律的审判。鼠疫暴发后，司法程序停滞，他得以暂时规避被捕入狱的风险，成为外人眼中的自由公民。虽然他也受到鼠疫的威胁，但他更为鼠疫的暴发感到庆幸。他频繁出入公共场所，凭借超乎寻常的热情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然而，他对人群的渴望不过是为了寻求庇护，并非出自真正的友善。他与人亲近却从不推心置腹，对“警察”“逮捕”等字眼讳莫如深，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罪犯身份。他越亲近人群，便越加强人们对他“自由公民”的身份确认，从而加剧了外界身份认同与他实际身份的错位。这种自我认同的身份同他人眼中的身份的巨大差异，正是柯塔尔无法真正融入人群的原因。
一旦外界刺激其隐藏身份，都会加剧柯塔尔的身份认同危机。当柯塔尔被邀请加入卫生防疫队，他顿时撕破温情的面具，显得怒不可遏。他曾饱受被捕焦虑的折磨，并以待捕罪犯的伦理身份出发，以为：“轮到别人来尝尝恐怖的滋味，这很正常。”柯塔尔因此犯下自私的错误，缺乏同情心，对他人的痛苦漠然置之。他没有反思自己的恐慌毕竟事出有因，而鼠疫受害者是无辜的。从这个角度看，柯塔尔在精神层面上苟同于鼠疫，站在了鼠疫受害者的对立面。
里厄和柯塔尔都曾备受煎熬，但对待他人苦难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两人的精神境界也高下立判。柯塔尔以自我为中心，误以为别人遭受与自己相当的痛苦理应如此；里厄则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如何尽力减少他人的痛苦。柯塔尔的内心封闭而孤独，没有里厄的大爱和悲悯，无法从更高层面看待鼠疫。
随着疫情好转，社会秩序日益恢复正常，司法程序随之步入正轨，柯塔尔的罪犯与“自由”公民之间的身份认同危机加深。作为罪犯，他惧怕即将到来的牢狱之灾，妄想回到鼠疫的暴发期。他无法再维持外人眼中的自由公民身份，情绪反复无常，更愤怒于阿赫兰市民对战胜鼠疫的欣喜，以致对社会产生仇恨。他丧失理性，走向癫狂，将枪口对准了庆祝的人群。这一伦理选择毁灭自我又毁灭他人，恰恰公开了他曾极力遮蔽的罪犯身份，加深了他的罪孽。
如果说最初自杀未遂的柯塔尔仍有被拯救的可能，他对鼠疫的赞同是出于自保而非恶意；那么此时的他已堕入罪恶的深渊，沦为真正意义上的鼠疫同谋者。
学界普遍认为柯塔尔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黑暗愚钝的心灵h，诚然深刻，但未认识到柯塔尔无法获得救赎的直接原因，即身份认同危机对其行为的限制。他正是碍于自己的罪犯身份而不愿对人敞开心扉，拒绝加入防疫队伍，因而无从获得他人的开导，不能理解正义的内涵。
加缪在他身上展现了人性的脆弱与人性之恶，“他唯一的真正罪行，就是从心底里赞成置儿童和成人于死地的那东西”，且不予原谅。这表明，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任何苟同于鼠疫的人，最终将自食恶果。
五、结语
加缪以敏锐的洞察力，挑选了积极抗争者医生里厄、被动抗争者朗贝尔、神父帕纳鲁、罪犯柯塔尔作为众生相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代表着鼠疫肆虐之下不同的伦理准则。里厄、朗贝尔通过反抗鼠疫的伦理选择摆脱了伦理困境，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以他们为代表的抗疫队伍，彰显了集体反抗的巨大力量。同为志愿者的帕纳鲁，经过信仰的动摇后，于世俗和信仰中选择了后者，自愿献身于上帝。帕纳鲁之死表明，加缪虽然质疑基督教的创世说，但也肯定了神职人员参与现实反抗的积极行动。柯塔尔作为鼠疫的受益者，是以上人物的对立面。他因深陷于身份认同危机，拒绝反抗鼠疫，最终走向癫狂。加缪所批判的正是他非理性的伦理选择。
加缪推崇集体反抗，但并不神化集体中的领导者。在《鼠疫》中，没有高大上的英雄，有的只是恪尽职守、坚忍不拔的小人物。正是他们对生命的坚守，诠释了集体中的人对疾病的抗争，道出了真理：出于保卫生命、追求幸福的纯粹动机，所有人在鼠疫面前应当挺身而出、起而反抗。“这一点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人物的结局重构了伦理秩序，从而传达了小说的主旨：人类面临死亡威胁时，只有坚持集体反抗，才可能赢得胜利。
《鼠疫》书写了人与鼠疫搏斗的动人篇章，不仅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更含有以反抗精神为核心的超越时代的思想结晶。正如加缪的老师兼知音让·格勒尼埃所言：“加缪有一切权利说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所关切的只有人，他所谈论的也只有人，他的视界就是人的生命的视界。”i《鼠疫》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等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ah参见刘雪芹：《反抗的人生——论加缪的〈鼠疫〉》，《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
bf聶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页，第262页。
c 〔法〕 加缪：《鼠疫》，刘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关于本著作引文全部出自本版本，不一一另注）。
d 段亚鑫：《〈鼠疫〉中的伦理选择》，《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6年第2期，第225—230页。
e 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g 〔法〕加缪：《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杨荣甲、王殿忠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i 〔法〕让·格勒尼埃：《回忆阿尔贝·加缪》，伽利玛出版社1968年版，第26页；转引自黄晞耘：《重读加缪》，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1页。
参考文献：
[1]加缪.鼠疫[M].刘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 刘雪芹.反抗的人生——论加缪的《鼠疫》[J].外国文学研究，1992（4）.
[4] 段亚鑫.《鼠疫》中的伦理选择[J].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6（2）.
[5] 黄晞耘.重读加缪[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 加缪.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M].杨荣甲，王殿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7] 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基金项目： 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CCNU202010511179）阶段性成果
作 者： 刘晨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胡欣怡，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