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者，西晋齐国人，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唯以闲居为事。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历十年，做《三都赋》。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从外地买纸，传抄此文。
　　从现在看，作为有名的文学家，左思应该因此获益匪浅。然而，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的确立和得以认同是近现代的事，对于一般财产权，人们容易理解和接受，然而知识产权即使到今天也常有争议。某些奥地利学派学者更从根本上反对知识产权，认为那是反自由的。他们认为产权是排他性的独断占有，你买了书，就有处置这本书的权利，包括转给别人，甚至自己去复制印刷。
　　这些观点有失偏颇，你在市场上购买的所有商品、服务，其实是一个权利集，商品的说明书、维护条款里头一般会对商品使用有所约束。比如，你购买了一台冰箱，保修单里可能会注明这款冰箱属于家庭使用，禁止商业使用。这是基于保修上的考虑，商业使用损耗会更大，保修成本会更高。
　　另外，那些反对任何强制力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作祟，不从交易费用角度，难以理解为何古今中外政府是一种常态。这些人强调的是先验之权利、至上之自由，世事变迁、市场演进似非他们所要考虑之事。我们不妨从“洛阳纸贵”的例子来看著作版权问题。《晋书》记载，左思耗费心血历时十年写就《三都赋》，得到皇甫谧、张华等人的盛赞和推介，风靡都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因此为之纸贵。事实上，人们需求的是左思的文赋，而不是纸。但因为技术条件所限，文赋要传播，靠的是互相之间的传写，纸张是媒介，因此洛阳纸贵，卖纸的发了笔小财。
　　文赋作者是左思，本来属于他的部分收入却转到卖纸的人那里了。这是因为，他很难在当时收取一笔版权费。比如，左思可以发表一个公告，说凡抄写此赋者，需支付作者版权费若干文钱。但要监督别人抄写，成本何其高也，左思就赚不了这笔钱。
　　旧时的科举制度下，优秀的诗文能够给作者带来巨大声誉，仕途也会得益。这些便是作者的收入了。因此，左思所希望的，是文赋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更多更多文人的肯定。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都约束着他，直接从读者那里取得收入的成本过高。
　　技术的发展，使这部分收入得以有机会转到作者那里去。我们知道，唐朝之前，书籍主要依靠人工抄写，效率极低。而到了唐朝后期，而因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使得书籍出版速度和数量大大提高。雕版印刷是把字印到整块木板上，再雕刻成阳文，再一页一页印刷，人力、物力、时间耗费虽然还很大，但和人工抄写相比是大进步。
　　出版商和作者这时也有了动力去保护版权了。事实上，版权保护活动的出现，从宋朝已经开始有个案。出版商和作者为了校对编辑诗文稿，往往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被其他人翻版，很可能亏损，这也是他们提出版权主张的根本原因。古代社会没有如今那样发达的媒体，作品最初大多是通过友侪间传播。而现代社会，技术条件今非昔比，印刷出书成本大大降低，版权费也是作家主要的收入了。出版商与作者签订合同，支付一定比例的销售收入给作者。如果版权得不到保护，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将书拿去印刷，支付校对编辑等费用的先期出版商，价格上肯定竞争不过盗版者。
　　而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更使得信息的传播边际费用降到近于0，版权保护也有了新的内涵，电子收费文档出现，也就是说，作家可以直接从消费者那里取得收入了。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晋朝有了互联网和电脑，左思可以把小部分文赋放在网上，限制下载，每点击收取若干文钱，结果很可能就是“豪贵之家竞相点击，左思暴得千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