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荒漠腾空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声震天巨响，也是向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着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发出轰鸣，“东方红一号”卫星飞向广袤太空。中国人自此叩开了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
　　这是在新中国最艰苦的时期，我国科技工作者在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从“一穷二白”起步创造的“两弹一星”的人间奇迹。
　　研制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的决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于20世纪50年代陆续作出的。抗美援朝期间，面对美国的核讹诈，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并就发展原子武器、火箭等特种武器问题征询了有关科学家的意见。1955年年初的一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并为此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同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然而，1960年6月，苏联方面突然单方面撕毁援助协定，撤走了在华全部专家，这一举动激发了我们独立自主造原子弹的决心。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来，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我国科研工作者在经济落后、工业和科研基础薄弱，资金、设备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于1964年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由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又一个自行研制原子弹并成功实施核爆炸的国家。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距地面2900米处空爆试验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多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同一时期，我国的导弹研制也取得重要突破，先后成功发射了常规导弹和核导弹。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我国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正式进入太空时代。而且，“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跟踪手段、信号传输形式和星上温控系统等技术方面，均超过了苏美等国首颗卫星的水平。作为纪念，自2016年起，我国将每年的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在自主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发射的过程中，自觉培育践行的一种崇高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突出體现，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中华民族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明确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两弹一星”事业奋斗者的共同追求和崇高境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在新中国尖端技术领域的集中体现。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深入骨子里的血脉传承，深刻印记在以“两弹一星”元勋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据统计，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19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归来的。钱学森、邓稼先、王承书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为了回国，钱学森隐忍负重5年，历尽波折，最终于1955年踏上回国的旅途。他曾满怀深情地说：“科学没有国界，可是，科学家有祖国。”钱学森的归来让中国“两弹一星”研究进程显著提速。
　　“两弹一星”事业的背后，有无数个热爱祖国的科学家在无私付出、默默奉献。他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甘当无名英雄，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不计报酬、不辞辛劳，奉献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当然，除了这些著名科学家以外，还有成千上万与他们共同奋斗、攻坚克难的普通建设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怀着舍家为国的共同心愿，把热血和汗水洒在茫茫戈壁上，洒在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发展道路上。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实质，是“两弹一星”伟大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
　　“两弹一星”事业是新中国在内有困难、外有压力下，独立自主从零起步的。这个困难，是经济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紧缺、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这个压力，是帝国主义核垄断、核威慑、核讹诈和超级大国封锁威吓、毁约撤援、百般刁难造成的压力。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尖端科学技术几乎空白。在研制尖端武器的起步阶段，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清醒地认识到外部援助是有限的，因而自“两弹一星”事业起步就明确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坚持不搞合作、不搞共有、不受制于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世上没有救世主，唯有靠自己才能撑起核保护伞。一大批科学家满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赤诚与激情，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不信邪、不怕压，发扬“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斗争精神，坚定地向科技高峰继续挺进。他们在“春风不度”的戈壁滩上，冒高温、顶沙尘、住土屋、挤帐篷、喝咸苦水，奋战两年多建起了导弹试验基地。由于资料封锁、设备简陋，安装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里的精密零件的形状和体积，是靠简单手摇计算机甚至算盘计算出来的;溶解炸药的实验中所用的工具，大多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盆盆罐罐。为了研制一个新的型号、设计一个复杂精巧的工程结构、制作一个精密的元件或零组件，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奋不顾身、呕心沥血、日夜奋战。为了尽快得到重要核装料——铀，铀矿勘查地质队普遍开展土法炼铀，几个大桶里装上人工用铁锤砸碎的矿石和腐蚀性强的硫酸、硝酸，用布袋过滤沉淀物。靠着这样近乎原始的简陋装备，工人们在短时间内生产出了160多吨重铀酸铵，为我国首次核试验赢得了时间。凭着这股干劲、这股精神、这种热情，“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是核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是广大科研人员和全体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成就“两弹一星”事业的重要保证，充分体现了依靠集体智慧协同攻关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规模空前、高度综合的科技工程，体系庞大、关涉众多。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协同攻关，大大加速了“两弹一星”研制进程。时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反复强调，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组织全国大力协同，从科研一开始就组织协作。要发扬风格，通用的技术不要保密，不要有门户之见，要拧成一股绳。于是，成千上万的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分工负责、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科研攻关协作网、大型试验协作网、物资材料协作网，以最大限度调动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优秀人才，集中力量、形成拳头，重点工程重点突破。据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区市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攻关会战。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等，都是集体攻关、团结协作的结果，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和成功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成功，有赖于一批领军人才，也有赖于我国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就是靠着这样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在1970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时，我们动用了全国近60%的通信线路，从试验场区到各个观察测控站，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多达60万人。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气势磅礴的强大合力，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科技基础薄弱与发展尖端科技需求的矛盾。钱学森曾经深有感触地说道：“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
　　“两弹一星”精神激励鼓舞着我们不断朝着科技强国和航天强国的目标前进。在新时代，我们要传承好、发扬好“两弹一星”精神，继续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奋斗精神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撰稿：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