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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农民工对于加班是不是合理合法的疑问，开始屡屡见诸报端。
比如，“我们是电子厂职工，一天加班8～9个小时。我们对此提出异议，公司却说给了加班费，你们没白干。请问：给了加班费就可以让职工加班吗？”
还有，“我是鞋厂女工，业务多了就得加班做鞋，从晚上6点忙到12点，按件算工资，没有周六、周日休息。请问：这样按件发工资合理嗎？”
这类法律咨询不计其数，成为那个时代农民工对“血汗工厂”的第一手描述。
2004年，广州万利达纸品厂先遭工人投诉，后殴打采访记者，随即被媒体曝光。据工人们控诉，这家企业24小时生产，每月超时加班200小时，没有节假日、没有加班费，甚至连饭都必须在车间吃，几百块的月工资都要拖欠两月再发，终于引发众怒。
这类工厂数量众多，演绎的悲剧则千篇一律。由于劳动时间太长、安全条件太差，致死、致残的生产事故屡有发生;工人没有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和生命保障;只要敢拒绝加班，轻则扣薪解雇，重则惨遭毒打。
奇怪的一点是：只要不威胁生命，不少打工者甚至“愿意”加班。
2007年，深圳志峰五金塑料厂女工熊绍敏，因与同事争执遭到主管“惩罚”：禁止周末加班。这意味着她当月将损失100元加班费。受此刺激，熊绍敏下班后脑血管爆裂，陷入昏迷。这样的结果，着实令人唏嘘。
在不少打工者看来，不加班就挣不到钱，所以加班多、加班费足的厂才是“好厂”。而“好厂”的典型代表，正是富士康。
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率先揭秘富士康，像工人站立工作12小时、生产线上禁止说话、太过疲劳乃至累倒的情形被曝光，引发公众愤慨。
此后，富士康又增加底薪、减少加班，玩了手“明升暗降”的伎俩。结果一到节假日，加班竟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有个生产线线长甚至放出狠话：“只要有一次不配合加班，我就让你从此以后一个班都没得加。”
100多万农民工糊口要紧，对他们来说，不拖欠工资和加班费的富士康，才是心中首选。
蓝领加班需要血汗工厂，白领加班则需要“加班文化”。
当外资大举进入中国，高学历、高收入、高福利的白领职位曾令无数人追捧艳羡。可风光无限的背后，却充斥着高强度、超负荷的劳动，特别在“加班成疯”的日韩企业里。
“我们经常加班加点，每月加班超过200小时，连加班费都没有。”“楼道里、卫生间、办公室，保不准就能看见抹眼泪的女孩子，进公司没哭过的几乎没有。”……很难想象，这竟是北京CBD高档写字楼里的工作氛围。
任正非公司有床垫，马化腾凌晨回邮件，史玉柱半夜都开会，雷军常年7×16小时工作，王健林的日程表更是轰动全网：4点就起床，连干16小时……中国最优秀的老板都是工作狂，普通员工有什么资格不加班？
于是，加班员工升职受奖，下班员工遭淘汰鄙视，企业的竞争压力被层层传递，“加班文化”就这样自然形成。
行业特性，决定了很多人注定是“加班奴”。
做广告、公关、咨询的，要加班：白天跟客户谈意向，晚上回到公司开始挑灯夜战，一天干十二三小时是家常便饭，连熬几个通宵不稀罕。
干媒体的，热点一出就是号角;当医生的，病人一倒就是命令。抢新闻、救性命都不分白天黑夜地争分夺秒，不加班也就不用干这行了。
在所有行业中，IT业是加班最疯狂的行业，没有之一。
17：30下班，18：30有公司班车，于是没人逼你，大家主动加班一小时;
18：30准备坐班车，一项好处涌上心头：8点有东来顺的工作餐，样多、管饱、有水果。想想回家还要做晚饭，干脆再加班一小时，吃完工作餐再回家;
吃饱喝足要回家，又一项福利在脑际盘旋：10点打车报销。干了十几个小时，哪有力气挤公交？那就再主动加班两个小时呗。
这样的加班条件已经算是好的了，还有大批公司实行的是无偿加班。
有数据显示，中国90%的行业周工时超过40小时，50%的行业周加班4小时以上;80%以上的职场人“被迫加班”，70%的“加班族”无偿加班，深圳才是中国的“加班之城”……
当代中国人，宿命般地身处一个“加班时代”。
1992年，当《世界知识》杂志刊出《日本的过劳死》一文时，很多中国人上班，还停留在迟到、早退、看报、喝茶、买菜、织毛衣、接孩子的懒散状态，想象不出上班怎么会“累死人”。
弹指一挥间，2006年，中国跃升为“过劳死第一大国”，每年“过劳死”人数高达60万。
2011年4月10日，普华永道职员潘洁因急性脑膜炎辞世。这位年仅25岁的精英，微博留言全是“又加班了”“我要睡觉”这样的话。
但在中国，过劳死既不是法律概念，又没有确切的医学定义，至今都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境地。
过劳死面前人人平等。加班不仅摧残员工，高管、老板也难逃厄运。
中国人还在加班时，日本却开始引入“一周三休制”。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实行“一周三休”的日本企业已达到8%。而中国不计其数的劳动者，却还活在没有“双休”和加班费的工作里。
摘自“华商韬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