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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鸣,1960年生于北京,198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现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导演。曾先后导演话剧60余部。主要作品有《北京大爷》《北街南院》《全家福》《莲花》《知己》《情痴》《第一次亲密接触》《足球俱乐部》《我爱桃花》《榆树下的欲望》等。荣获北京市首届有突出贡献“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北京十大杰出青年”“全国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繁荣首都文艺界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者”等荣誉称号。
1960年出生的任鸣,今年正式迈入了“知天命”之年。他身上浓郁的儒雅之气,冲淡了他1.90米的身高给人的无形压力,侃侃而谈的时候,他是谦和的、专注的,无时无刻不在传达着他对话剧的激情。
由于父母都从事文艺工作,任鸣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导演,18岁那年他写了一首自题诗:“言志一口气,万难死不休。今声誓出口,一生不回头。”这句誓言果然就被他贯彻到底。排戏20多年,拥有60多部作品之后,50岁的任鸣又做了一首自题诗:“吾辈一生只懂戏,万般与俺没关系。不图虚名不贪钱,把戏排好便可以。”当年的凛然气势已经被岁月涤荡成看破名利的戏痴。
谈到为话剧的这一生,任鸣总是感激而满足的,他说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并能以此养家糊口,是人生最幸运的事。“如果我能长寿一点,我希望我这一辈子能排100部话剧。平均每10部话剧里出1部优秀作品,10部优秀作品里能有1部精品。1比100,这样的话我认为就很圆满了。”这就是任鸣——这位北京人艺历史上最年轻的副院长毕生的奋斗目标。
导演要活在作品里,
作品要活在观众心里
《北京纪事》:我知道您60多部作品中,既有《北京大爷》《北街南院》等传统戏,也有《Hi 可爱》这种儿童剧,还有《等待戈多》等先锋戏剧。如果让您从这60多部作品中选几部精品,您怎么选?
任鸣:其实有几部小剧场的话剧,比如《榆树下的欲望》《我爱桃花》《足球俱乐部》,我都很喜欢。大剧场的戏像《北京大爷》《全家福》《知己》等,我觉得好与不好要由观众去评论。我排每部戏都是很尽力的,即便它没排好,那也是我尽了力而没排好。最后能否做好,有各种原因。我特别喜欢李叔同的那句话,排戏就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其实那些不那么成功的反而比成功的要用更多力气。不可能你排60多部都特别好。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比较能够放得下那些。到今天我也愿意为理想去奋斗,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激情的人。
《北京纪事》: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工作风格,有的比较霸气,比较强势,不知道您在从事导演这项工作时是什么状态?
任鸣:我是属于非常温和的,跟演员在沟通的时候从来不横,这个可能跟人的性格相关。我从来没有在戏上跟演员吵过架。我希望自己做那种比较有学问,比较有修养的导演。我对演员,无论有名无名,我都非常平等地交流。因为我觉得人只有在心情很舒畅的情况下才能创作出东西。
《北京纪事》:请讲一个在排练时发生的,让您特别难忘的经历。
任鸣:我经常被感动。排《北街南院》的时候,朱旭老师在排练场讲那段台词,他讲一遍我落一遍眼泪,非常动人!朱旭老师在表演的时候也非常动情,我听得也非常用心,眼泪就是情不自禁地往下流。这个就是被演员感动。还有一种就是演员被导演启发后冒出一种光彩,这种光彩很让人吃惊,很震撼。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导演,不死板,非常灵活,信马由缰,无拘无束。这样我自己也很放松,排戏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舒服。沉浸在艺术天地中,是我感觉最愉快的时候。
《北京纪事》:我知道您为了排戏也挺拼命的,几次还累倒在排练场。
任鸣:其实人都应该控制,有时候排起来自己就控制不了了。那时候年轻,太玩命了,就像运动员似的,容易受伤,导演也是这样。我现在也会注意保护自己,毕竟年龄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别排着排着就过去了,呵呵。50岁肯定已经知天命了。如果把自己保护好一点,多排一点戏,如果观众喜欢你的话,可以多做些有益的事。如果说我们对社会还有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好好排戏。导演是要通过作品来说话的,导演要活在作品里,作品要活在观众的心里。观众的心里是最好的剧场。所以说要为了观众排戏。
《北京纪事》:《Hi 可爱》是您唯一的儿童剧作品,排儿童剧有什么感受?
任鸣:排《Hi 可爱》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我特想排儿童剧,而且现在只要有人找我排儿童剧,我就特别兴奋。我觉得孩子都应该有戏看,排儿童剧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回到童年,对你的心态、健康都特别好,不像成人剧那么深刻、沉重。当然我不是一个儿童剧导演,我今后要是有机会,我愿意多给孩子排戏。我认为给孩子排戏是有责任感的,当你看到孩子在剧场里这么高兴,还能获得戏剧熏陶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当导演比当院长重要
《北京纪事》:当人艺院长不容易,可是您心态这么好,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能让您皱眉头,觉得过不去啊?
任鸣:不可能不遇到难题,也不可能不去想、不生气。我是慢慢学会如何调节的。当面对难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这可以有办法解决,也可能暂时没有办法,但以后肯定会有办法。那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做院长就是服务,从我心里来说,我认为当导演比当院长重要多了。作为职业来说,我首先是一个导演。导演是我终身从事的职业。职务是要有责任感的。刚开始做的时候没有经验,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能沉住气,能看得开。我不追求“快”,追求“慢”,很多事你要是很急躁的话会适得其反。当领导,找你的好事不多,坏事不少。我就是坦诚相待,尽量与人为善,解决得越好越好。人家说任鸣没有攻击性,也不跟人争什么,比较淡。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不理睬就是我最高的态度了,我不会跟人争吵。
《北京纪事》:现在小剧场话剧特别火,好多人都在做这个。您对他们持什么观点?
任鸣:我个人认为这是好的。戏剧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做戏剧的人多总比少好。有些人是从业余过来的,像京剧的票友似的。有些人不喜欢他们,我可能不喜欢他们的戏,但我尊重他们做戏的权利跟追求。任何人是平等的,只要他喜欢戏剧,就像爱好书法一样,你不能说写不到书法家的份儿上就不让人家写字了。我觉得专业的人更不应该去说人家。在内容健康的前提下,各种人参与戏剧都是好事。艺术是金字塔式的,有顶尖的也有一流的二流的三流的,还有群众基础。不要用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人。
《北京纪事》:这种大面积的话剧投资,您不觉得有点儿投机、泡沫的感觉吗?
任鸣:我们人艺是国家拨款来做,我们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做高等艺术是我们的责任。而人家是没有钱的,他们首先得去筹钱。话剧是不赚钱的,我们有国家养着,基本也就是持平的状态。他们非常困难,没有任何保障,找本子,找人演,完了还得请人来看。肯定有挣钱的,但绝对没有发财的。今天搞影视可以,搞戏剧绝对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有时候我也去小剧场看,里面有好的东西,像“青戏节”里面有些很不错的作品,自己申请一点可怜的资金去做的。
《北京纪事》:所以您对他们的热心持肯定态度?
任鸣:对于更多的人参与戏剧,我认为是好事情。但我死咬住一个原则:一定要内容健康。
《北京纪事》:您有没有想过去导电影电视?
任鸣:有机会,但我从来不去。我是一个专业的戏剧工作者。戏剧博大精深,我这一生也不能说懂了,只能说好像懂了,又往前进了一点。很多人多才多艺,我可能属于比较简单、比较窄的,我在一个领域能做好就很不容易了。我不能说我做好了,只能说我尽力了。好不好不能我自己说,那得是观众说了算。
当朋友很好,当老公不及格
《北京纪事》:您曾说您对家人比较亏欠。
任鸣:像我这种人,当朋友是个很好的朋友,但当老公不好,甚至不及格。我不管家里的事,创作的时候真的很忙,这个其实还是借口,家里的事全是我太太来做。我太太也非常忙,因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国,或者全国到处跑。人家那么忙,依然能够把家料理得很好,包括孩子的学习。我参加的家长会都是有数的,我儿子今年上高一,学习压力特别大。但我回家都很晚,有时候到外地排戏,一个月不回家。他倒也理解我,因为从小就是这样。他也来看过我的戏,也有一些评论,看完《Hi 可爱》,他说:“这是给孩子看的。”他认为他已经成人了。
《北京纪事》:您对您儿子的成长有什么要求和期望?
任鸣:我跟我儿子非常平等,甚至无为而治。我觉得他只要健康,心态好,活得高兴就好。有一次,我太太的同事抱怨孩子学习不好,说:“他爸对他的要求就是及格就行。”我太太就说:“任鸣对儿子的要求就是好好活着就行。”呵呵,我不认为分数那么重要,人的毅力、自信很重要。分数可以给人自信,但不是绝对的。有独立性,有原则,是决定他未来生存的基本因素。
《北京纪事》:除了排戏,您平时有什么爱好?
任鸣:我这一生就好两样东西:排戏、看书。其他就是生活,没什么高要求。有时候写点东西,不是为了发表,就是做笔记,把感想记下来。我将来肯定要出书的。我排了不少戏,实践很多,但总结不够。人要想进步,必须总结。我今后除了创作,还要给自己多留思考、总结的时间。
《北京纪事》:最后请谈一下获得这次德艺双馨奖,您有什么感触?
任鸣:我在颁奖典礼上有个发言,题目叫《我的幸运》。获得这个荣誉,我最深的感受就两个字:幸运。对我来说,能够一生搞话剧——这项我最喜欢的事业是幸运,能够在北京搞话剧更是幸运,能够在北京人艺当导演更是幸运中的幸运。这个奖勉励我今后继续向着我的八字方针去努力,“老实排戏、简单做人”。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1960年出生的任鸣,今年正式迈入了“知天命”之年。他身上浓郁的儒雅之气,冲淡了他1.90米的身高给人的无形压力,侃侃而谈的时候,他是谦和的、专注的,无时无刻不在传达着他对话剧的激情。
由于父母都从事文艺工作,任鸣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导演,18岁那年他写了一首自题诗:“言志一口气,万难死不休。今声誓出口,一生不回头。”这句誓言果然就被他贯彻到底。排戏20多年,拥有60多部作品之后,50岁的任鸣又做了一首自题诗:“吾辈一生只懂戏,万般与俺没关系。不图虚名不贪钱,把戏排好便可以。”当年的凛然气势已经被岁月涤荡成看破名利的戏痴。
谈到为话剧的这一生,任鸣总是感激而满足的,他说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并能以此养家糊口,是人生最幸运的事。“如果我能长寿一点,我希望我这一辈子能排100部话剧。平均每10部话剧里出1部优秀作品,10部优秀作品里能有1部精品。1比100,这样的话我认为就很圆满了。”这就是任鸣——这位北京人艺历史上最年轻的副院长毕生的奋斗目标。
导演要活在作品里,
作品要活在观众心里
《北京纪事》:我知道您60多部作品中,既有《北京大爷》《北街南院》等传统戏,也有《Hi 可爱》这种儿童剧,还有《等待戈多》等先锋戏剧。如果让您从这60多部作品中选几部精品,您怎么选?
任鸣:其实有几部小剧场的话剧,比如《榆树下的欲望》《我爱桃花》《足球俱乐部》,我都很喜欢。大剧场的戏像《北京大爷》《全家福》《知己》等,我觉得好与不好要由观众去评论。我排每部戏都是很尽力的,即便它没排好,那也是我尽了力而没排好。最后能否做好,有各种原因。我特别喜欢李叔同的那句话,排戏就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其实那些不那么成功的反而比成功的要用更多力气。不可能你排60多部都特别好。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比较能够放得下那些。到今天我也愿意为理想去奋斗,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激情的人。
《北京纪事》: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工作风格,有的比较霸气,比较强势,不知道您在从事导演这项工作时是什么状态?
任鸣:我是属于非常温和的,跟演员在沟通的时候从来不横,这个可能跟人的性格相关。我从来没有在戏上跟演员吵过架。我希望自己做那种比较有学问,比较有修养的导演。我对演员,无论有名无名,我都非常平等地交流。因为我觉得人只有在心情很舒畅的情况下才能创作出东西。
《北京纪事》:请讲一个在排练时发生的,让您特别难忘的经历。
任鸣:我经常被感动。排《北街南院》的时候,朱旭老师在排练场讲那段台词,他讲一遍我落一遍眼泪,非常动人!朱旭老师在表演的时候也非常动情,我听得也非常用心,眼泪就是情不自禁地往下流。这个就是被演员感动。还有一种就是演员被导演启发后冒出一种光彩,这种光彩很让人吃惊,很震撼。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导演,不死板,非常灵活,信马由缰,无拘无束。这样我自己也很放松,排戏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舒服。沉浸在艺术天地中,是我感觉最愉快的时候。
《北京纪事》:我知道您为了排戏也挺拼命的,几次还累倒在排练场。
任鸣:其实人都应该控制,有时候排起来自己就控制不了了。那时候年轻,太玩命了,就像运动员似的,容易受伤,导演也是这样。我现在也会注意保护自己,毕竟年龄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别排着排着就过去了,呵呵。50岁肯定已经知天命了。如果把自己保护好一点,多排一点戏,如果观众喜欢你的话,可以多做些有益的事。如果说我们对社会还有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好好排戏。导演是要通过作品来说话的,导演要活在作品里,作品要活在观众的心里。观众的心里是最好的剧场。所以说要为了观众排戏。
《北京纪事》:《Hi 可爱》是您唯一的儿童剧作品,排儿童剧有什么感受?
任鸣:排《Hi 可爱》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我特想排儿童剧,而且现在只要有人找我排儿童剧,我就特别兴奋。我觉得孩子都应该有戏看,排儿童剧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回到童年,对你的心态、健康都特别好,不像成人剧那么深刻、沉重。当然我不是一个儿童剧导演,我今后要是有机会,我愿意多给孩子排戏。我认为给孩子排戏是有责任感的,当你看到孩子在剧场里这么高兴,还能获得戏剧熏陶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当导演比当院长重要
《北京纪事》:当人艺院长不容易,可是您心态这么好,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能让您皱眉头,觉得过不去啊?
任鸣:不可能不遇到难题,也不可能不去想、不生气。我是慢慢学会如何调节的。当面对难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这可以有办法解决,也可能暂时没有办法,但以后肯定会有办法。那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做院长就是服务,从我心里来说,我认为当导演比当院长重要多了。作为职业来说,我首先是一个导演。导演是我终身从事的职业。职务是要有责任感的。刚开始做的时候没有经验,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能沉住气,能看得开。我不追求“快”,追求“慢”,很多事你要是很急躁的话会适得其反。当领导,找你的好事不多,坏事不少。我就是坦诚相待,尽量与人为善,解决得越好越好。人家说任鸣没有攻击性,也不跟人争什么,比较淡。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不理睬就是我最高的态度了,我不会跟人争吵。
《北京纪事》:现在小剧场话剧特别火,好多人都在做这个。您对他们持什么观点?
任鸣:我个人认为这是好的。戏剧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做戏剧的人多总比少好。有些人是从业余过来的,像京剧的票友似的。有些人不喜欢他们,我可能不喜欢他们的戏,但我尊重他们做戏的权利跟追求。任何人是平等的,只要他喜欢戏剧,就像爱好书法一样,你不能说写不到书法家的份儿上就不让人家写字了。我觉得专业的人更不应该去说人家。在内容健康的前提下,各种人参与戏剧都是好事。艺术是金字塔式的,有顶尖的也有一流的二流的三流的,还有群众基础。不要用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人。
《北京纪事》:这种大面积的话剧投资,您不觉得有点儿投机、泡沫的感觉吗?
任鸣:我们人艺是国家拨款来做,我们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做高等艺术是我们的责任。而人家是没有钱的,他们首先得去筹钱。话剧是不赚钱的,我们有国家养着,基本也就是持平的状态。他们非常困难,没有任何保障,找本子,找人演,完了还得请人来看。肯定有挣钱的,但绝对没有发财的。今天搞影视可以,搞戏剧绝对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有时候我也去小剧场看,里面有好的东西,像“青戏节”里面有些很不错的作品,自己申请一点可怜的资金去做的。
《北京纪事》:所以您对他们的热心持肯定态度?
任鸣:对于更多的人参与戏剧,我认为是好事情。但我死咬住一个原则:一定要内容健康。
《北京纪事》:您有没有想过去导电影电视?
任鸣:有机会,但我从来不去。我是一个专业的戏剧工作者。戏剧博大精深,我这一生也不能说懂了,只能说好像懂了,又往前进了一点。很多人多才多艺,我可能属于比较简单、比较窄的,我在一个领域能做好就很不容易了。我不能说我做好了,只能说我尽力了。好不好不能我自己说,那得是观众说了算。
当朋友很好,当老公不及格
《北京纪事》:您曾说您对家人比较亏欠。
任鸣:像我这种人,当朋友是个很好的朋友,但当老公不好,甚至不及格。我不管家里的事,创作的时候真的很忙,这个其实还是借口,家里的事全是我太太来做。我太太也非常忙,因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国,或者全国到处跑。人家那么忙,依然能够把家料理得很好,包括孩子的学习。我参加的家长会都是有数的,我儿子今年上高一,学习压力特别大。但我回家都很晚,有时候到外地排戏,一个月不回家。他倒也理解我,因为从小就是这样。他也来看过我的戏,也有一些评论,看完《Hi 可爱》,他说:“这是给孩子看的。”他认为他已经成人了。
《北京纪事》:您对您儿子的成长有什么要求和期望?
任鸣:我跟我儿子非常平等,甚至无为而治。我觉得他只要健康,心态好,活得高兴就好。有一次,我太太的同事抱怨孩子学习不好,说:“他爸对他的要求就是及格就行。”我太太就说:“任鸣对儿子的要求就是好好活着就行。”呵呵,我不认为分数那么重要,人的毅力、自信很重要。分数可以给人自信,但不是绝对的。有独立性,有原则,是决定他未来生存的基本因素。
《北京纪事》:除了排戏,您平时有什么爱好?
任鸣:我这一生就好两样东西:排戏、看书。其他就是生活,没什么高要求。有时候写点东西,不是为了发表,就是做笔记,把感想记下来。我将来肯定要出书的。我排了不少戏,实践很多,但总结不够。人要想进步,必须总结。我今后除了创作,还要给自己多留思考、总结的时间。
《北京纪事》:最后请谈一下获得这次德艺双馨奖,您有什么感触?
任鸣:我在颁奖典礼上有个发言,题目叫《我的幸运》。获得这个荣誉,我最深的感受就两个字:幸运。对我来说,能够一生搞话剧——这项我最喜欢的事业是幸运,能够在北京搞话剧更是幸运,能够在北京人艺当导演更是幸运中的幸运。这个奖勉励我今后继续向着我的八字方针去努力,“老实排戏、简单做人”。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