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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文宜，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与文化生态研究中心主任，山西省作协评论委员会委员，山西知名批评家。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文学批评。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批评》等刊物发表论文和评论近百万字，出版有专著《当代文学观念与批评论》《中国文气论批评美学》《文学双桅船：理论与批评》，合著《20世纪山西文学史》《山西文坛风景线》等。曾获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赵树理文学（评论）奖等。
通常人们说到“豆蔻年华”，总是寓指青春美好，花季少女到了要绽放的年龄，如著名女作家蒋韵曾获“2013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的《豆蔻年华的微笑》，但陈年的小说取名《豆蔻》，一顿一沉间却有了感叹与哀痛，这里的豆蔻没有“嘉年华”，却成为了两个女性沉重人生的开始。
我对作者陈年至今并不大熟，借用别林斯基的一句话，只能说是“熟识的陌生人”。说“熟识”，是就她的作品而言。那还是在2014年之时，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段崇轩组织编写一部名为《山西文坛风景线》的当代山西文学史纲书，因我是当时评论家中的女性，便将女性文学的撰写分派于我。接手任务后开始搜集资料，像蒋韵、葛水平、张雅茜等知名女作家平常就熟知，但要想完整地写出山西女性文学史貌，似乎这个群体有待发现。这样，我在网上就发现了陈年的作品，一看是大同的作者，又是女性作者，必须一读。没想到深深地被她的《拾炭的女人》《卖命人》《鬼节日》《哭祭》等作品打动了，其语言的质感、写照的真切，那刻骨铭心的生活之殇记忆，一个“背着炭篓子捡煤渣”的母亲形象让人潸然泪下，还有趿拉着拖鞋走在矿区街上一群一队的煤黑子矿工形象，都让人无限生情。但陈年当时尚未进入大家视野，可否写进去？在与段主席商量征得同意后，将她写了进来，记得是这样写的：“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近年‘新锐’作家陈年，其《行走的生活》入选《中国散文年度佳作2013》精选，被视为是将流淌的陈年往事置于新的时代背景下一种历史积淀和智慧考量的写照。她的小说主要写煤矿生活，有着独具特色的对矿区底层世界的写照，是山西鲜有的写工矿题材的女作家。”说“陌生”，是对陈年并不熟悉，只在一次省里召开的创研会上见到过，作者坐在一隅很低调，只是一句“老师好，谢谢”再无别语。从那次，我就感受到作者的沉默寡语，与读作品的感受一样：来自底层和民间的质朴、真淳、内敛，有着对人生的深深思索。
时光转瞬又是六七年过去，陈年现在的创作与之前有无变化？这是我所感兴趣的。
最近读到她在《长城》发表的新作《豆蔻》，小说底色无疑仍然是独特的矿区世界，又一次让人感受到作者一贯会讲故事的魅力，而且愈加巧妙地经营叙事结构，但不同于之前的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小说超越以人物行动、事件进展为主的叙事，主要深入到人物心理世界的探秘;二是由矿区小环境的描写拓展到对整个社会世相生态的触摸与展现。此外，在小说叙事的灵活性和新因素、新手段的运用上，也有不少的创新与探索。
这篇小说同样写的是矿区生活环境下的一群小人物。其中有上访专业户曾经是中学语文老师的“我比窦娥还冤”，有被单位开除的无业者同生，有粗鲁的普通矿工，有依存于矿工的妻子，最高层次的也就是与主人公同居的国企财务口干部苏明远了，一个芸芸众生的底层世界。但其实，上述人物并不是作品中着力描写的中心，只是构成了一个散射的社会环境和现实世相之网，小说主要描写的是两个女性的生存命运，这就是“我”与刘红，两个曾经“豆蔻年华”天真无邪的少女，小说要完成一次生命记忆的礼赞，同时也是生命解放的呼唤！
主人公“我”是小说中的叙事视点、轴心人物，也是作者试图写出女性命运和完成心理分析的本体对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她始终没有一个名字，现已四十多岁的她，是一个事业单位的记者，过着半隐退的生活，从事小说创作，正在写一本名为《豆蔻》的小说。而在其性格和内心中，却始终有着一些怪癖情结，比如对“血”的敏感、眩晕、恐惧，小说一开始通过体检抽血将她这种症候凸现出来，小说中描写道：
红色的血，乳白色的地砖，特别地刺眼。我忽然感觉心慌，呼吸也有些困难，冷汗从后背冒出来，急忙找一张椅子坐下来。我有点晕血，眼前是一条红色的河，我在河水里起伏挣扎着。我的这种后遗症大概来源于第一次来例假，那时我害怕极了，以为自己要死了。
这里联系着对“血”的恐惧就引出另一个重要症候，那就是“14岁”情结。同样在体检过程中“我”几次想起“14岁”时的心有余悸：
这就是我的子宫，产生月经孕育生命的器官。14岁那年当我从《生理卫生》书上知道来例假都是因为子宫卵巢这些家伙在捣乱作怪时，恨不得一刀把它们切下来。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由此我们已经感受到小说的悬念，其中一定有着什么秘密和隐藏的故事。看来这是人生中刻骨铭怀的记忆，也或许是影响其一生的死结。果然在接下来的小说叙事中，作者巧妙地利用其日记展现了这一切：生父在“我”5歲时得病死了，无业的母亲带着哥哥和我改嫁给一个矿工维持生活，但继父脾气不好，喜欢喝酒赌钱，输了钱就回家打女人，在冷漠的家庭里“我”无助困窘。而最让人难堪的是女性生理的来潮，小说中通过1989年—1990年“我”14岁时的日记引出这一痛苦的创伤。不仅在学校里会因为突发事故在班里出丑，最恐惧的就是从睡梦中惊醒时看到床单上刺眼的血污，似乎母亲故意地羞辱我，因父亲就睡在炕上另一头：“我跪在月光下，双手合十请求老天爷原谅我，再也不要用来例假折磨我。我愿意出家当尼姑，也愿意当石女。地上很凉，露水湿了我的裤子，多少年后我还能记得那一地的冰冷和内心的绝望。”
如果说这一童年创伤成为女主人公一生的阴影，那么，其后来的命运多舛、无所归宿则带来整个心灵的空荡荡和终身绝望。这也正是小说的深刻之处，即关于女性生命结构与生存命运的探索。对于女性来说，乳房与子宫显然是女性的象征器官，但在小说中，“我”的母亲因乳腺癌一只乳房被割掉了，而“我”因子宫癌最终子宫全部切除;同时，女性也不配有好的命运，母亲一生都活在父亲的淫威之下，喝醉了酒就打人，母亲生病住院时，父亲却在找戏女寻欢作乐。而“我”与两名男子的情爱关系亦是虚渺云烟，无论是青梅竹马的同生也好，还是买房给钱的苏明远也好，都把“我”当成工具而已，并没有真爱。所以，当苏明远与“我”开始了同居生活，却不公开也不结婚过着非正常的生活时，“我”彻底清醒而绝望了：“我不过是老苏寄放在朋友处的物件。”小说中借奶奶之口发出质问：“奶奶活着时说过一句话，女人这辈子来世上是还债了。只是不知女人的债从何而来？”两代女性，时代不同，承受的苦难却是相通的，而器官的切除象征着身份的阉割，隐含着男权加诸于女子身上的苦难无处不在。此时，唯有回忆可以让其重回14岁生命的美好，故而《豆蔻》的写作成为其精神寄托：“一个女人最好的风景是从天葵临至那天开始的。一朵红花盛开女人的身体里，一路风姿摇曳，花团锦簇走过。最后零落成泥。”小说的结尾“我”收养了孩子、卖掉了房子，多少寓意着与过去的决裂，女性可以拥靠自己的能力独立地走向新生。 小说中的另一重要女性是与“我”形成辉映关系的刘红。刘红是其初中同学，但似乎比“我”要幸运，家境条件比“我”好，而且在“我”已备受例假折磨时她还“没有被倒霉事缠上”。但就是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一当14岁“倒霉”来了时，却比之倒霉得更快更彻底。因不幸的强奸案她的生活轨迹被完全改变，不久便辍学，19岁时就结了婚，却在两年后便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一位水果贩子，虽对她很好，但死于一场车祸中。第三次在超市当收银员时认识了送货的老马，终无结果。最后刘红与“我”72岁的父亲结婚，她终于醒悟还是上了年纪的男人可靠些，有房子有稳定的收入。显然，刘红的悲惨遭遇也说明了女性是被侮辱和损害的，一切从14岁开始，走向生命的扭曲。相较于小说中的“我”，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笔墨要少些，呈现为无为、无奈、无助的被动之中，缺少自强，也缺少自我救赎的意识，或许是作为“我”的陪衬，人物性格总体较为模糊。
不能不说，陈年是一个擅长于结构小说的作家，记得早在《胭脂杏》《小烟妆》等作品中，就显示出她在多重人物关系之中构筑艺术世界的能力，《豆蔻》依然延续这一手法，采用双线交织叙事，奇数章用简短的文字描述网名“我比窦娥还冤”为多年前强奸冤案上访的过程;偶数章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自己现在的生活，同时锲入14岁时的日记穿插着过去的回忆，案件与生活、过去与现在如一张网交织在一起，将反映面拓展到整个社会世相生态全景。其中，有生存的琐屑，有青春的记忆;有陈年的冤案，有感情的纠葛;有现实的混乱，有官场的交易。想起当年程琪曾谈到“陈年的小说或许较少直接触及社会问题，更注重从精神层面摹写底层人的生活狀态，挖掘其中的真、美与善”，其实在这一点上，《豆蔻》显然有新的探索，小说触及了上面所说的诸种社会问题，作者已不只是真、善、美的挖掘，而是直接关注社会生活中女性成长的问题，女性生理和心理的健康，男权给女性造成的种种威胁，以及女性对男人的依附关系。透过这个作品，能看出作者已不同于早期创作主要描写身边人的生存苦难，歌赞互助友爱的人性善等，而是更多对社会问题、女性问题的思考，更多对社会隐含的混乱不公的问题思考，表明了作者视野的宽阔和作品主题的一种深度。
诚如德国学者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所说：“讲故事者有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这不仅包括自己经历的人生，还包含不少他人的经验，讲故事者道听途说都据为己有。”就陈年来说确属讲故事能手，读《豆蔻》便给人这样的体验，小说中通过“我”之口将幼年的经历、过往以及成年后所见所闻——那些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的故事都写下来。这里并非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事，或许只是与个人经历有关，或许是道听途说的，但都体现了作者“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另外，作者在讲故事的节奏上张弛有度。《豆蔻》开篇便造成一种故事的悬念，用跳动的两件事形成空间转换，一是火车站正在发生的一切，一是“我”正发生的一切，两个故事同时展开，形成一种紧张节奏，代入感很强。之后，两条线索顺序而下，讲述了包括“我”、刘红、语文老师等主要人物的一生命运。本雅明还说到，讲故事者最迷人的部分是什么？“他的天资是能叙述他的一生，他的独特之处是能铺陈他的整个生命。”在《豆蔻》中，这一点尤其突出，小说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立场、女性心理，将几个不幸者“我”、刘红乃至语文老师的悲情生命都铺陈了出来。当然，尤其要提到她的讲故事的声音，一面是阅历复杂的现实的“我”，一面是14岁日记中单纯懵懂的少女，幼年的童稚和成年的沧桑裹挟在一起，有感喟，有天真，有苦痛，也有留恋。就像张莉教授在评论萧红创作时所说：“作为女性讲故事者，她的讲述中浸润的是情感，——苍老和童稚、寂寞和热闹都在同一个声音里糅杂出现。”除此而外，还多了一种内视点与外视点声音的混合效果，即《豆蔻》中写道的：“把所有的食材准备好，我回到电脑前开始修改《豆蔻》。”这有似莫言《生死疲劳》中的探索，生成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选自《长城》
通常人们说到“豆蔻年华”，总是寓指青春美好，花季少女到了要绽放的年龄，如著名女作家蒋韵曾获“2013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的《豆蔻年华的微笑》，但陈年的小说取名《豆蔻》，一顿一沉间却有了感叹与哀痛，这里的豆蔻没有“嘉年华”，却成为了两个女性沉重人生的开始。
我对作者陈年至今并不大熟，借用别林斯基的一句话，只能说是“熟识的陌生人”。说“熟识”，是就她的作品而言。那还是在2014年之时，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段崇轩组织编写一部名为《山西文坛风景线》的当代山西文学史纲书，因我是当时评论家中的女性，便将女性文学的撰写分派于我。接手任务后开始搜集资料，像蒋韵、葛水平、张雅茜等知名女作家平常就熟知，但要想完整地写出山西女性文学史貌，似乎这个群体有待发现。这样，我在网上就发现了陈年的作品，一看是大同的作者，又是女性作者，必须一读。没想到深深地被她的《拾炭的女人》《卖命人》《鬼节日》《哭祭》等作品打动了，其语言的质感、写照的真切，那刻骨铭心的生活之殇记忆，一个“背着炭篓子捡煤渣”的母亲形象让人潸然泪下，还有趿拉着拖鞋走在矿区街上一群一队的煤黑子矿工形象，都让人无限生情。但陈年当时尚未进入大家视野，可否写进去？在与段主席商量征得同意后，将她写了进来，记得是这样写的：“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近年‘新锐’作家陈年，其《行走的生活》入选《中国散文年度佳作2013》精选，被视为是将流淌的陈年往事置于新的时代背景下一种历史积淀和智慧考量的写照。她的小说主要写煤矿生活，有着独具特色的对矿区底层世界的写照，是山西鲜有的写工矿题材的女作家。”说“陌生”，是对陈年并不熟悉，只在一次省里召开的创研会上见到过，作者坐在一隅很低调，只是一句“老师好，谢谢”再无别语。从那次，我就感受到作者的沉默寡语，与读作品的感受一样：来自底层和民间的质朴、真淳、内敛，有着对人生的深深思索。
时光转瞬又是六七年过去，陈年现在的创作与之前有无变化？这是我所感兴趣的。
最近读到她在《长城》发表的新作《豆蔻》，小说底色无疑仍然是独特的矿区世界，又一次让人感受到作者一贯会讲故事的魅力，而且愈加巧妙地经营叙事结构，但不同于之前的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小说超越以人物行动、事件进展为主的叙事，主要深入到人物心理世界的探秘;二是由矿区小环境的描写拓展到对整个社会世相生态的触摸与展现。此外，在小说叙事的灵活性和新因素、新手段的运用上，也有不少的创新与探索。
这篇小说同样写的是矿区生活环境下的一群小人物。其中有上访专业户曾经是中学语文老师的“我比窦娥还冤”，有被单位开除的无业者同生，有粗鲁的普通矿工，有依存于矿工的妻子，最高层次的也就是与主人公同居的国企财务口干部苏明远了，一个芸芸众生的底层世界。但其实，上述人物并不是作品中着力描写的中心，只是构成了一个散射的社会环境和现实世相之网，小说主要描写的是两个女性的生存命运，这就是“我”与刘红，两个曾经“豆蔻年华”天真无邪的少女，小说要完成一次生命记忆的礼赞，同时也是生命解放的呼唤！
主人公“我”是小说中的叙事视点、轴心人物，也是作者试图写出女性命运和完成心理分析的本体对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她始终没有一个名字，现已四十多岁的她，是一个事业单位的记者，过着半隐退的生活，从事小说创作，正在写一本名为《豆蔻》的小说。而在其性格和内心中，却始终有着一些怪癖情结，比如对“血”的敏感、眩晕、恐惧，小说一开始通过体检抽血将她这种症候凸现出来，小说中描写道：
红色的血，乳白色的地砖，特别地刺眼。我忽然感觉心慌，呼吸也有些困难，冷汗从后背冒出来，急忙找一张椅子坐下来。我有点晕血，眼前是一条红色的河，我在河水里起伏挣扎着。我的这种后遗症大概来源于第一次来例假，那时我害怕极了，以为自己要死了。
这里联系着对“血”的恐惧就引出另一个重要症候，那就是“14岁”情结。同样在体检过程中“我”几次想起“14岁”时的心有余悸：
这就是我的子宫，产生月经孕育生命的器官。14岁那年当我从《生理卫生》书上知道来例假都是因为子宫卵巢这些家伙在捣乱作怪时，恨不得一刀把它们切下来。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由此我们已经感受到小说的悬念，其中一定有着什么秘密和隐藏的故事。看来这是人生中刻骨铭怀的记忆，也或许是影响其一生的死结。果然在接下来的小说叙事中，作者巧妙地利用其日记展现了这一切：生父在“我”5歲时得病死了，无业的母亲带着哥哥和我改嫁给一个矿工维持生活，但继父脾气不好，喜欢喝酒赌钱，输了钱就回家打女人，在冷漠的家庭里“我”无助困窘。而最让人难堪的是女性生理的来潮，小说中通过1989年—1990年“我”14岁时的日记引出这一痛苦的创伤。不仅在学校里会因为突发事故在班里出丑，最恐惧的就是从睡梦中惊醒时看到床单上刺眼的血污，似乎母亲故意地羞辱我，因父亲就睡在炕上另一头：“我跪在月光下，双手合十请求老天爷原谅我，再也不要用来例假折磨我。我愿意出家当尼姑，也愿意当石女。地上很凉，露水湿了我的裤子，多少年后我还能记得那一地的冰冷和内心的绝望。”
如果说这一童年创伤成为女主人公一生的阴影，那么，其后来的命运多舛、无所归宿则带来整个心灵的空荡荡和终身绝望。这也正是小说的深刻之处，即关于女性生命结构与生存命运的探索。对于女性来说，乳房与子宫显然是女性的象征器官，但在小说中，“我”的母亲因乳腺癌一只乳房被割掉了，而“我”因子宫癌最终子宫全部切除;同时，女性也不配有好的命运，母亲一生都活在父亲的淫威之下，喝醉了酒就打人，母亲生病住院时，父亲却在找戏女寻欢作乐。而“我”与两名男子的情爱关系亦是虚渺云烟，无论是青梅竹马的同生也好，还是买房给钱的苏明远也好，都把“我”当成工具而已，并没有真爱。所以，当苏明远与“我”开始了同居生活，却不公开也不结婚过着非正常的生活时，“我”彻底清醒而绝望了：“我不过是老苏寄放在朋友处的物件。”小说中借奶奶之口发出质问：“奶奶活着时说过一句话，女人这辈子来世上是还债了。只是不知女人的债从何而来？”两代女性，时代不同，承受的苦难却是相通的，而器官的切除象征着身份的阉割，隐含着男权加诸于女子身上的苦难无处不在。此时，唯有回忆可以让其重回14岁生命的美好，故而《豆蔻》的写作成为其精神寄托：“一个女人最好的风景是从天葵临至那天开始的。一朵红花盛开女人的身体里，一路风姿摇曳，花团锦簇走过。最后零落成泥。”小说的结尾“我”收养了孩子、卖掉了房子，多少寓意着与过去的决裂，女性可以拥靠自己的能力独立地走向新生。 小说中的另一重要女性是与“我”形成辉映关系的刘红。刘红是其初中同学，但似乎比“我”要幸运，家境条件比“我”好，而且在“我”已备受例假折磨时她还“没有被倒霉事缠上”。但就是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一当14岁“倒霉”来了时，却比之倒霉得更快更彻底。因不幸的强奸案她的生活轨迹被完全改变，不久便辍学，19岁时就结了婚，却在两年后便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一位水果贩子，虽对她很好，但死于一场车祸中。第三次在超市当收银员时认识了送货的老马，终无结果。最后刘红与“我”72岁的父亲结婚，她终于醒悟还是上了年纪的男人可靠些，有房子有稳定的收入。显然，刘红的悲惨遭遇也说明了女性是被侮辱和损害的，一切从14岁开始，走向生命的扭曲。相较于小说中的“我”，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笔墨要少些，呈现为无为、无奈、无助的被动之中，缺少自强，也缺少自我救赎的意识，或许是作为“我”的陪衬，人物性格总体较为模糊。
不能不说，陈年是一个擅长于结构小说的作家，记得早在《胭脂杏》《小烟妆》等作品中，就显示出她在多重人物关系之中构筑艺术世界的能力，《豆蔻》依然延续这一手法，采用双线交织叙事，奇数章用简短的文字描述网名“我比窦娥还冤”为多年前强奸冤案上访的过程;偶数章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自己现在的生活，同时锲入14岁时的日记穿插着过去的回忆，案件与生活、过去与现在如一张网交织在一起，将反映面拓展到整个社会世相生态全景。其中，有生存的琐屑，有青春的记忆;有陈年的冤案，有感情的纠葛;有现实的混乱，有官场的交易。想起当年程琪曾谈到“陈年的小说或许较少直接触及社会问题，更注重从精神层面摹写底层人的生活狀态，挖掘其中的真、美与善”，其实在这一点上，《豆蔻》显然有新的探索，小说触及了上面所说的诸种社会问题，作者已不只是真、善、美的挖掘，而是直接关注社会生活中女性成长的问题，女性生理和心理的健康，男权给女性造成的种种威胁，以及女性对男人的依附关系。透过这个作品，能看出作者已不同于早期创作主要描写身边人的生存苦难，歌赞互助友爱的人性善等，而是更多对社会问题、女性问题的思考，更多对社会隐含的混乱不公的问题思考，表明了作者视野的宽阔和作品主题的一种深度。
诚如德国学者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所说：“讲故事者有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这不仅包括自己经历的人生，还包含不少他人的经验，讲故事者道听途说都据为己有。”就陈年来说确属讲故事能手，读《豆蔻》便给人这样的体验，小说中通过“我”之口将幼年的经历、过往以及成年后所见所闻——那些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的故事都写下来。这里并非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事，或许只是与个人经历有关，或许是道听途说的，但都体现了作者“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另外，作者在讲故事的节奏上张弛有度。《豆蔻》开篇便造成一种故事的悬念，用跳动的两件事形成空间转换，一是火车站正在发生的一切，一是“我”正发生的一切，两个故事同时展开，形成一种紧张节奏，代入感很强。之后，两条线索顺序而下，讲述了包括“我”、刘红、语文老师等主要人物的一生命运。本雅明还说到，讲故事者最迷人的部分是什么？“他的天资是能叙述他的一生，他的独特之处是能铺陈他的整个生命。”在《豆蔻》中，这一点尤其突出，小说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立场、女性心理，将几个不幸者“我”、刘红乃至语文老师的悲情生命都铺陈了出来。当然，尤其要提到她的讲故事的声音，一面是阅历复杂的现实的“我”，一面是14岁日记中单纯懵懂的少女，幼年的童稚和成年的沧桑裹挟在一起，有感喟，有天真，有苦痛，也有留恋。就像张莉教授在评论萧红创作时所说：“作为女性讲故事者，她的讲述中浸润的是情感，——苍老和童稚、寂寞和热闹都在同一个声音里糅杂出现。”除此而外，还多了一种内视点与外视点声音的混合效果，即《豆蔻》中写道的：“把所有的食材准备好，我回到电脑前开始修改《豆蔻》。”这有似莫言《生死疲劳》中的探索，生成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选自《长城》